王 晓 红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时至明代，《史记》评点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这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合力的结果，既依赖于科举制度的热切需求、文学复古大潮的有力推动以及印刷业的发达，也体现着《史记》经典文本接受的文学化。毕竟，“评点是《史记》文学经典化历程中的特殊形态和重要途径之一”[1]124。
当更多地把文学评点当成一个客观现象追问其意义时，关注评点者的精神世界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因为丰富斑斓的评点著作出自一个个生动具体的 “人”之手。作为评点批评的行为主体，他们的文化素养、人生际遇、评点旨趣、审美能力影响甚至决定着评点形态、评点思想、评点价值等。然而，对于明代《史记》评点史上的评点者身份的确认，比想象中要缠结、困难。长期以来，在各种文本中文人、文士与士人、士大夫、士子等词汇经常互文混用，一方面看出“文人”“士人”实际上是两个意思明了但其实界限模糊的概念；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文人”与“士人”之间关系的复杂。这里不再以学界讨论甚夥的“文人”与“士人”概念进行具体辨析。本文所涉及“士人”指的是拥有一定文化知识及儒家理念的读书人，“做了官和没有入仕的读书人都通称为士人”[2]5。
“文人”主要遵循“是否有文学创作”为基本原则，凡是有诗作或辞赋等文学作品存世者；
有文学批评著作存世者；
虽无作品传世而据传文或史志记其能文者等就视其为“文人”。
实际上，“文人”与“士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同时并存的多元状态，使得两者所谓的“界限”常常只是相对的。如人们有时候愿意把明代茅坤看作编选与评点《唐宋八大家文钞》《史记抄》、“为文章滔滔莽莽”“风神遒逸”的唐宋派著名文人，又看作胸怀壮志、却才不为用的失意官员。这往往取决于观察的角度、立场和兴趣。
从当时《史记》评点主体身份来看，评点者同时具有文人和士子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的身份是文人，评点的也是文学作品,在进行评点的具体进程中，评点者“同时承担文本创作者、文学鉴赏者和理论批评者三种角色”[3]42，从“文”的角度打量批评的对象，对评点对象的审美批评构成了他们评点的第一个精神向度。另一方面，他们的第二重身份是士人，具体而言，一是指已经出仕踏入仕途的读书人，这占绝大多数，如《史记选要》的唐顺之、《王守溪史记评抄》的王鏊、《史记题评》的杨慎、《王遵岩史记评抄》的王慎中、《史记辑评》的钟惺、《史记抄》的茅坤、《归震川评点史记》的归有光等，二是指没有入仕的读书人，如《史记评林》的凌稚隆、《陈太史评阅史记》的陈继儒、《史记综芬评林》的李光缙、《史记考要》的柯维骐等。无论是否进入仕途，这些评点者“士人”的身份无疑。他们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价值观和思想内核都深深植入了他们内心，在进行文学评点时必然受自我身份角色潜在支配，在评点对象的触动下，往往会搅动起他的生活经验，唤起“士人”情怀，形成了文学评点的第二个精神向度。
作为明代重要的《史记》评点本，茅坤的《史记抄》选文用心独到,评论精妙,且多发明，影响很大。当然也就成为探究明代《史记》文学评点精神向度一个典型样本。
文学批评就要从文学的角度上来作批评。评点作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是鲜活、灵动的，看似散漫，却往往一个评语直达文本的关键和要害。正如学者指出，评点是直觉主义哲学的产物。评点者面对的对象是文学作品，他在评点时，主动、自觉地进入作品所建构的文学世界，从“文”的角度，“用文学眼光打量批评的对象，融入其中；
文学作品的特质，又必然地唤起评点者内心对‘情’的体验、感受和联想”[4]157，与那里人物一起经受喜怒哀乐消消长长，凭着切身的感受、真实的体味，凭一己的直觉，单刀直入地指出作品给他的感悟。即目所悟，直抒己见，随手作评，点到为止。当然，高明的评点主体会竭力与文本保持着一种亲近、触手可及的距离，用自己的心贴近原作者的心进行分析和阐释。
(一)批评姿态：“同情的理解”
评点的学术价值不仅与评点者个人修养有关，也取决于评点者的评点动机、评点姿态及评点策略。明清文学评点中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姿态，大致有三：一是“仰视”的姿态，对批评对象(文本及其作者)采取“不吝赞词”的文学批评，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二是“俯视”的姿态，对批评对象(文本及其作者)毫不留情批评。三是“同情的理解”，怀着宽容、同情、理解、尊重心态，有效发挥批评话语判断的权利，对批评对象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剖析。既有对其好处高度揄扬，又有对其短处缺陷不回护的批评，虽然有的是“吹毛求疵”的苛责，不免牵强附会，明代茅坤的《史记抄》即属于此类。
茅坤少时即“好读《史记》”，常常“忘食饮，废卧寝”，甚至在梦中“共太史公抽书石室中，面为指画”[5]刻《史记抄》引。他痴迷阅读《史记》，学习《史记》，以《史记》为取法对象，终生未曾改变。不仅其散文理论主张以《史记》为旗帜，力倡“风神论”，而且在写作实践上，平生所作，“摹画古人，濬发巧心，其神气本于龙门令”[6]1503。
茅坤具体开始评点《史记》时间无从可考。在《酬张王屋书》中记载：“仆少尝读其书(《史记》)，辄摹拟为文辞，然不得也。已而忘食饮，废卧寝者久之，稍稍睥睨一二，然又辄罢去。久之，乃私自以或得其解，辄手注之，凡三易帙。”[6]270在《史记抄·刻〈史记抄〉引》记载：“予少好读《史记》，……予独疑而求之，求之不得，数手其书而镌注之三四过。已而移官南省,时予颇喜自得其解,稍稍诠次,辄为好事者所携去,遂失故本。顷罢官归,复以督训儿辈为文辞,其所镌注者如此。”
从这些记载，可以推断茅坤年轻时，对《史记》用心研磨，反复批注，“凡三易帙”。嘉靖二十七、二十八年“移官南省”时，开始系统评点《史记》。嘉靖三十四年茅坤落职还乡，在漫长的乡居生活期间，他以《史记》为范本，督训儿辈读书作文；
同时重新进行《史记》选本的编撰、评点工作，于明万历三年冬《史记抄》刊刻完成。《史记抄》可以说是茅坤终生痴迷、研磨《史记》的总结。凌稚隆编撰的《史记评林》，“不仅将茅坤《史记抄》评点内容大部分收录，而且还邀请茅坤、王世贞等当代著名学者为《史记评林》作序，体现了对茅坤《史记》评点成果的肯定”[7]57。《史记抄》初刻后，又不断地被翻刻，可见《史记抄》的流行。
茅坤以文本之理想读者的姿态出现，与当时传统的评点者一样执着于“正确的解读”和对文本意义的控制。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在字里行间寻找司马迁设置的“密码”，全方位、多角度发现并阐释《史记》的文学魅力和价值。
抉发司马迁的写人艺术。认为司马迁刻画人物不仅得其“貌”，且得其“神”，“摹画绝佳”“言人人殊”“各得其解”，譬如“善写生者春华秋卉，并中神理矣”[5]，对人物突出的个性特征点评大多肯切、精当，如评公孙弘：“摹写平津侯，暗以‘曲学阿世’四字为精神。”[5]478如评叔孙通：“小论中‘希世’两字，一篇精神所注处。”[5]412
挖掘《史记》叙事艺术。频频使用“极工”“如画”“生色”等批语称赞《史记》叙事章法严谨，生动传神；
对《史记》“参差错落、穿插变化为奇”“极其变化的笔力”叙事方式高度肯定；
独具慧眼发现《史记》叙述的“变体”，认为《伯夷传》“以议论叙事，传之变体也”[5]241。揭示《史记》艺术风格。发明“史迁风神”，提出《史记》“惟其以风神胜”，颇有新意。用“遒逸疏宕”概括《史记》的艺术风格。认为《史记》文气飘逸，气势雄放，“令人读之杳然神游于云幢羽衣之间，所可望而不可挹者”，“西京以来，千古绝调也”[5]刻《史记抄》引。茅坤高度称许《史记》“风调之遒逸、摹写之玲珑、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愤，则又千年以来所绝无者”[5]附读《史记》法，同时也客观地指出批评对象的缺点和不足。
如《五帝本纪》记载的是远古传说中相继为帝的五个部落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事迹，而《史记抄》的《五帝本纪》仅节录黄帝的事迹，并且解释缘由：“纪三皇五帝处，去上古既远，无文可考，故所载于篇首，多不可读也。仅录《黄帝纪》一首。”[5]附读《史记》法
如《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炎帝作战时，“教熊罴貔貅貙虎”，茅坤以为，直接驱使这几种猛兽参与战斗是不可能的，这里历史记载真实性、合理性值得质疑，故评语直书“荒唐”。相似的例子见《项羽本纪》篇末太史公曰：“又闻项羽亦重瞳子。”批语“将无作有”；
《高祖本纪》“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批语“四日不发丧则人危矣，此或讹言”[5]50。如《刺客传》认为“荆轲请樊於期头一节”，“窃谓非人情也”，并推测“当时必轲与太子阴取之，而好事者饰奇或战国慕侠节者为之也”[5]351。
茅坤发现《史记》存在前后记载互相矛盾的情况，如记载项王攻打成皋：《项羽本纪》载:“汉之四年，项王进兵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渡河走修武，从张耳、韩信军。诸将稍稍得出成皋，从汉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汉使兵距之巩，令其不得西。”而《高祖本纪》则为：“项羽已破走彭越，闻汉王复军成皋，乃复引兵西，拔荥阳，诛周苛、枞公，而虏韩王信，遂围成皋。”此处茅坤评语为“与羽纪不合”[5]44。
茅坤以“史迁风神”为最高审美理想,在《史记抄》中，认为史公作文常以“神理”贯穿始终，经纬通篇，多有佳构。但茅坤指出司马迁下笔有“神”，却并非篇篇如是，即是一篇中未必做到处处“生色”“传神”。如《吴太伯世家》，先是肯定“《太伯世家》始末甚鬯”，同时批评“而具越构兵处不如《勾践传》有神”[5]123。如评《齐太公世家》“序管仲始末及桓公之子五公子争立处有生色；
序崔杼之乱处亦可观”，而“鲍牧之杀淖公以下，少神理也”[5]129。
对司马迁史料的处理，茅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淮阴侯传》“太史公传淮阴，不详其兵术所授，此失着处”[5]379,认为对誉为“兵仙”韩信，未及兵术所授，不当。《匈奴列传》整体“传记绝调。太史公传匈奴，其次匈奴之俗尚及其强弱以世处，如画”。然而“其所以汉与匈奴战功处，尚草草”[5]458。如《孝文本纪》“擘画诸用事功臣案甚当，独不及郦寄，何也？”[5]59认为在诛灭诸吕中郦寄功不可没，而司马迁在描写汉文帝刘恒封赏“诸用事功臣”不及郦寄，材料处理有疏漏之处。如《李将军列传》中交代“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为人廉，谨于文法”。茅坤认为这些与传主事迹无涉，故评曰：“附。当删。”[5]453
在具体评点议论中茅坤常常比较《史》《汉》优劣，如《张耳陈馀传》评曰：“《汉书》更工。此篇于张耳、陈馀之交为精神眼目，故其始为刎颈交，其后瑕衅相杀处甚工。”[5]368如《货殖列传》评曰：“太史公为货殖甚卑，不足观览，特文有可采处，而其纪五方州郡物产及其习尚如画。此文出入变化，不可捉摸，而中藏轨法固森然也。”[5]550认为太史公《货殖列传》不如《汉书·货殖传》。
茅坤批评是否得当，暂且不论。重要的是他作为批评者所持有的“同情的理解”之批评姿态。
(二)评点符号：“不言之言”
孙琴安在《中国评点文学史》中指出：“评点文学是一种由批评和文学作品组合而成又同时并存的特殊现象，具有批评和文学的双重含义。它既是一种批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文学形式。”[8]1其所要表达的，“乃是评点与原文共同组成了‘评点’这一特殊的文本形式，须将评点文字放到了同原作文字等同的地位进行对待与审视”[9]88。这里所言的评点文学应该包括评点方式、评点符号与评语。
评点源于经史笺注，“评点”即有“评”有“点”。“评”，一般有总评、评注、行批、眉批、夹批等几种方式。而评点的符号 ,最初当是古人在阅读时结合读书心得在文本上的勾画批抹圈点所作的标记,“点”“圈”“截”“抹”“钩”形式多样，各类圈点符号又细分多种，圈(比如单圈○、实圈●、双圈◎、三角圈△)、点(比如单点、双点、圆点、三角点)、抹(长抹、短抹)等，不一而足。评点符号有的施以红、黄、蓝、青等不同颜色，以示区分。这些评点符号构成了评点的形式要素，同样传达着批评家们的见解和褒贬态度，与“评语”共同构成了评点者表达自己文学观念的一种批评形态。
茅坤《史记抄》评点元素齐备、评点体例完整。评点方式有眉批、夹批、旁批，部分篇章还有卷前和卷末总评，虽不是每篇都有，然皆是有感而发。相较同时的古文选家、评点家，他对评点符号的使用尤为重视。在《史记抄》设“凡例”中专门阐明评点符号的使用方法及其含义。
凡系一事之大体或提案或结案及文之一切紧关处，则长抹或镌于其旁，或数十字以上则分两行注。
凡书官爵、书国、书攻城邑、书灾异、书年、书一切吃紧字面，则短抹。
凡文之最佳处则圆圈，次则长圈，又次则点。
按近代诸名家批点(如杨升庵)，特句字与情事奇异者耳；
惟荆川镌注处似得其解，故不忍遗，故特加一小圈于其上，以别之。
可知，茅坤评《史记》主要有圈、点、抹几种评点符号，每种符号代表不同的意义，功能区分比较细致。
圈与点是茅坤《史记》评点本中最常见、最基本的评点符号。“凡文之最佳处则圆圈，次则长圈，又次则点。”在评点文本中“文旨隽永”“遒逸疏宕”之最佳处施以圆圈符，次则长圈，又次则点。如被誉为“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的巨鹿之战，在《项羽本纪》这样评点：“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5]27“当是时”“于是已破秦军”用长抹，其余皆用圆圈符。
抹是明代古文评点中一种独特的评点符号,“抹”指“在评点文本中用笔在关键或纲目的文字右侧处划一长线。因古籍文献为竖排体，所以施抹时则由上而下。其又分长抹‘┃’与短抹‘’两种。”[10]104《史记抄》“凡系一事之大体或提案或结案及文之一切紧关处，则长抹”，“提案”“结案”“吃紧字面”等处是茅坤圈点的重点，“长抹”大体施注篇章的关键、纲目处，彰显篇章之主旨; “凡书官爵、书国、书攻城邑、书灾异、书年、书一切吃紧字面，则短抹。”“短抹”或表承接，或示转换。
《史记抄》评点形态丰富，不像“评”那样明确评判，论说高低，但用圈、点、抹符号来作提示或标记，可谓虽无评断之语，却有评鉴之实。姚鼐曾说：“圈点之妙，有胜于人意者。”圈点提示可以给人一个更广阔的思维空间。例如，《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5〗28。运用“抹笔”，评语“提”，写清了实力对比，交代双方鸿门宴基本形势，提醒读者注意。
茅坤《史记抄》运用各种评点符号或标注《史记》章法结构，或发明叙事、意旨，或提醒文本互见，或点明史迁之感慨，表达其对《史记》的理解，起到指示要点，引导阅读的作用。
(三)评点过程：文情激荡
明代众多《史记》评点者的评点动机各异，然而评点者进行评点的前提往往是对《史记》的推崇和对司马迁的尊重。在明代众多评点家中，茅坤可称自觉地学习《史记》、模拟《史记》笔法，且成就突出的一位。
“评点是文本和评点者两个世界的情理碰撞，评点者在文本的世界中进出遨游、点抹置论。”[11]《史记》评点者通过一条条“丛残小语”描绘了自己的情理世界。一方面，茅坤《史记抄》的情理世界，源于评点者之情与《史记》文本之情二者“会情”。茅坤师法《史记》经历了“重文之法”到“重文之神”转变，认识到《史记》具有长久感人力量的深层原因“固非区区字句之激射者”，而是“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情是《史记》的命脉和灵魂。作为评点者，他对《史记》文本中的情有所感，情动于衷，产生身临其境的强烈感应和共鸣，情评自然而然产生。茅坤认为《史记》许多篇章“使人读之痛快淋漓，而继之以潸然泪下”，“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好士”[6]196，“欲轻生”“欲流涕”“欲遗世”“欲力斗”“欲好士”等正是评点者个人情感与所批评文本之情“会情”之明证。另一方面，作为评点者，茅坤在评点的过程中不仅表现出一种深切的理解和共鸣，同时得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获得了“平息和宣泄各种复杂情感”的理想途径。通过在评点过程中阅读，反观自身的欢愉与悲愁，将感性化情志通过评语体现出来，成为必然。相对于笺注等批评形式来说，评点主观色彩更浓，可以更自由地体现出批评者的思想和情感，评点文字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个性化特征。
茅坤素怀“挥戈跃马之气”“颇有驰驱四方之志”[6]236，然两次被贬、中年惨遭落职，内心忧愤，一生难以释怀。他将这种“莫我知”“不为时用”的满腹怨愤诉诸笔端，《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十九收录其传记文 10 篇，描写的对象多是一些地位低下、品行高洁却怀才不遇之士，如《卜醉翁传》《莫叔明传》《困吾君传》等，借传抒发郁愤，寄托自己的“忧思”。
同时，在《史记》评点评语中，难掩现实不遇而产生的悲慨激愤。如评《乐毅传》“读《乐毅传》，令人顿生肘翼，为之愤咽而流涕云”[5]319，感慨燕昭王与乐毅明君贤臣知遇之恩，表达了自身难以像乐毅那样建立功业的苦闷，愤激悲咽之情跃然纸上。如李广一生经历三朝，最后却被逼自杀，空留遗恨。茅坤在《李将军列传》中一语点出这位千古名将的不幸，“李将军乃最名将而最无功”[5]453。在《卫将军骠骑列传》李广自杀一节，评语曰“太史公无限悲愤处”[5]476，表达了对李广的深切同情。对《伯夷传》塑造的伯夷、叔齐这种悲情式的人物，茅坤深刻地认识到了命运与道德之间的矛盾与悖论，评曰“令人凄惋断肠”[5]241。如评《赵世家》：“次赵衰所由始及所由中绝与简子所由兴如画，而武灵王胡服以招骑，其所北却林胡、楼烦并中山以西，通云中、九原，于以窥秦。可谓英武矣。惜也，不幸中觉而殂，至于两立公子分王其地，遂亡沙丘宫。悲夫!”[5]167对赵武灵王早年英武，而晚年昏聩，胡服骑射，灭中山，与秦国分庭抗礼，假扮使节，孤身入秦，可谓一世英雄。然因子嗣争位，围困而死，无人收拾，终至身亡国乱寄托深切的哀婉之情。
“文学评点的视域，是指评点家以什么样的眼光和标准来评点作品。这种视域从根本上讲是由评点者的处境决定的，而他的处境则缘于他的文化传统。”[12]59当评点主体实施文学批评行为时，渗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文化传统、文化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文本的批评自然地表达出来，形成了《史记》评点中另一种精神向度——社会文化批评。
(一)关注社会政治
中国古代士人秉承先秦时期即已形成的道义感和责任感,对家国政治怀有深厚的感情，以国家、社稷为重，忧国忧民是优秀士人的主题词。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即是遭逢“天下无道”“世道浇漓”之乱世，他们始终以维护社会基本价值为己任，参政、救世作为立身之本。
茅坤幼有宏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虽经官场沉浮，但意志不改。即使罢职乡居，身居丘壑，一直对国事保持着强烈关注。在《与黄内翰书》“嗟乎，文章之习与人心气运相盛衰。一二年来，仆窃见庙堂间纷纷多故矣! 其所由，汉之田窦，唐之牛李，相为出入，固其势然。”[6]334他感慨朝廷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绵绵不绝，如同“汉之田窦，唐之牛李”，虽年老“无所事于世”，然“独于此，不能不为扼腕而悲，拊膺而叹”。耄耋之年茅坤，壮心不已，“独于海内贤豪长者窃慕古人，愿为执鞭晏平仲之门”[6]536。万历二十七年，茅坤已88岁高龄，仍然关注东征日本之举，作《闻平秀吉已殁赋诗纪事》一诗记之，坚信明师必胜，“行看直捣波涛窟，鼋鼉蛟龙尽歼灭”，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对社会现实、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式，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同时也体现在“作为又一作者的评点者”之手的“副文本”，即各类评点形态。
明代酷吏政治达巅峰状态时滥杀滥刑的现象极为严重，“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军民官吏，非法死者，不可胜数，天怒人怨。有识之士莫不痛于朝廷之腐败、胥吏之害。茅坤慧眼独具地洞察司马迁隐藏在《酷吏列传》的“密码”，“酷吏传凡十余人。太史公特以次武帝一时任用及其盗贼滋多之弊……而海内横波、行戮之惨如指掌矣”[5]521。有感于当时酷吏苛政虐民，使得冤狱横生，黎庶不宁，激愤地评点：“予读《酷吏传》，诸所刻轹吏民盖不灭洪水之灾，与秦特闻耳。而诸酷吏十余人，惟赵禹、杜周以善终，余皆诛死甚且族，而仇家为煅其尸，今之吏可不戒哉？”[5]530分析了酷吏之祸惨烈如洪水之灾，如暴秦，进而指出“酷吏得报之惨”，难得善终，警戒“今之吏”不可不戒。
茅坤为人“强项”，刚正不阿。明嘉靖年间，世宗昏愦，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忠奸斗争丰富而激烈。茅坤好友被誉为“越中四谏”之一的沈炼，忠正刚直，疾恶如仇，以“十罪疏”弹劾贪鄙奸恶严嵩，被诬陷杀害。茅坤深深敬佩沈炼的为人，毅然为其文集作序《青霞先生文集序》，控诉严嵩死党残害忠良的罪行，盛称沈炼直言敢谏的铮铮铁骨和令人尊敬的高贵品质。在《史记抄》文学评点中，借臧否历史人物指斥奸佞、感慨忠良的文字随处可见。如《秦始皇本纪》评赵高作乱：“自古权臣必杜天下之口而后可以固宠。”[5]17如《汲黯郑当时传》汲黯伉直严峻，赴淮阳任之前,特地向大行李息辞行,并告诫他要及早揭发揭露“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酷吏张汤“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之罪行，否则“与之俱受其僇矣”。茅坤评曰：“奸邪误国每每若是。”[5]514
如评《魏世家》：“佐晋文公之伯者魏武，佐晋悼公之伯者，魏绛也；
及文侯则浸浸乎贤君矣，然师事卜子夏及段干木、孔伋与吴起辈，向以故事业无闻已？而末造得一公子无忌，然卒为谗言所间，不得任国政，而魏随以亡，悲夫！”[5]185“战国四公子”之一魏无忌礼贤下士、急公好义，曾在军事上两度击败秦军，挽救了赵国和魏国危局。但才高见妒，忠而被谤，“卒为谗言所间”，未能一展雄才，表达了对信陵君悲剧遭遇的由衷同情和惋惜。
《史记》中的《封禅书》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司马迁微旨的一篇。茅坤考察封禅历史，指出：“封禅之文不经见，特昉于齐桓，再见于秦始，又再侈于汉武。齐公、秦始皇特侈心生欲，因之以告神明，颂功德，大非以求仙人不死之术也。及秦始皇东游海上，接燕齐迂怪之士，然亦未尝设祠祀。秦虽遍祠名山川，亦非尽为封禅也。汉武初立辄好祷祀，李少君辈倡之，而少翁、栾大、公孙卿、勇之属互为其说，而汉武帝至死且不悟矣。”[5]94认为秦皇、汉武封禅之真实动力，乃在于“以求仙人不死之术”，以天下奉一己私欲，故凡举措莫不先从私意。讥讽汉武帝对于长生不老追求的狂热与荒诞，“至死且不悟”的傲慢与愚昧。茅坤透过昨日之历史，反观明代中叶嘉靖皇帝沉迷修仙学道、不理朝纲之现实,进而一针见血指出：“文凡三千言，而前后血脉贯穿如一句，总属一‘幻’字。”[5]110“幻”为全篇“主骨”，全文总共用26处“幻”评语，明确指出“幻”“即今之巫言”[5]102，表现了对政治的深忱关切。
(二)匡救社会危机
“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主要表现在文化传承、社会批判、道德教化、匡救社会危机诸方面。”[13]36当社会出现危机时，他们挺身而出，从容赴国难。如嘉靖年间倭寇之祸,是明朝尾大不掉的边患之一。“滨海千里，同时告警”，情势危急。据历史学家陈懋恒研究统计，明朝前期倭患较轻，在嘉靖三十一年之后骤然加剧，15年间，倭患次数猛增到609次，占到明朝整个倭寇侵扰记录的80%。倭寇的猖獗,严重威胁到明王朝在东南地区的稳定。落职还乡的茅坤自言性固朴野游荡，好慢易人，当倭寇一而再、再而三地逼近江浙沿海，为害甚烈，并直接威胁着家乡归安和附近灼桐乡时，报国壮志未尽灭的茅坤，应浙江巡抚胡宗宪之请出任幕僚，共商兵机。“时倭事方急，胡宗宪延之幕中，与筹兵事，奏请为福建副使。”在抗倭军事行动中，茅坤显示出色的军事才能，“大中丞胡公宗宪知公(茅坤)善兵，多所咨访。荡平之绩，公有力焉”[6]1452，时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朱赓赞道：“嗟乎，治为吏最,战为兵雄,公独文士乎哉。”[6]1451
“怀经世之才”的茅坤在《史记抄》评点中，同样表现出对战事的强烈关切。他强调用兵之道重在谋略。如点评《项羽本纪》楚汉之争中，多处批评项羽用兵失误：项羽在新安坑杀二十万秦军降卒行为愚不可及，“羽之兵谋若此，岂汉王敌？”[5]28“览羽之北定三田处如逐孤儿，无用兵之略”[5]32；
认为行军作战，将领选择很重要,法度严明好带兵。《司马穰苴传》评语：“斩贾大事，然以后不可行矣。”[5]249一方面称赞司马穰苴秉持“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斩国君宠臣庄贾以徇三军,严明军纪,维护军法行为；
另一方面感叹正军纪、立军威做法“然以后不可行矣”。茅坤强调作战上下一心，共同生死。《孙吴列传》评孙武斩杀不守军纪阖闾王妃曰：“将所以一三军之气与心。”[5]251《高祖本纪》中分析彭城之战，认为汉军所以失利原因在于“是时楚兵愤，而汉兵新合，气不一，故败”[5]43。
茅坤非常重视在战争中运用谋略，认为善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史记抄》评语多处用“奇计”进行点评。如《孙吴列传》比较分析孙膑与韩信用兵精妙：“孙膑灭庞，与韩信背水阵同。韩信以孤军深入赵危地也，非为背水阵则不可诱之空壁而出逐，空壁而出逐，则夜半所遣两千人间道而伏赵壁之旁者，可以拔赵帜而立汉帜矣。孙膑疾走大梁，且故知庞涓之轻之而以齐兵为怯也。日为减灶，则可以诱其轻且怯我之心，而倍日并行以逐。倍日并行以逐，则旁多险隘，彼且不及蒐而吾可以为伏，以袭之矣。此等处，并是将略中所称。藏于九天之上，动于九地之下，盖不必矢石之斗而胜者。”[5]252如《高祖本纪》评：“沛公因张良之说烧绝栈道，以示项羽无东意。而项羽遂北击齐，且与彭越、陈馀辈方争衡。沛公因得用韩信之计以定三秦，及其锋以东向，天下之势遂定矣。譬之两人对弈，沛公已得胜局。”[5]42-43认为韩信精于兵法，“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定三秦，不负“兵仙”之称号。
(三)抒愤：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是一种传统，这在文学评点时表现得很明显。评点实际上是一种再创作，评点者参与了原作者的创造世界，在批评过程中，常常由作品之中说到作品之外，借古说今，借题发挥，借着评点抒发自己内心的怨愤，以“我注六经”而达到“六经注我”的目的。
一方面，茅坤认为“抒愤”是《史记》写作目的之一，《史记》中寄予司马迁的郁愤之情。不仅在评论整部书，如《附读〈史记〉法》按照五体顺序，评判《史记抄》选文及特征，列传部分，一一罗列点出《史记》人物塑造的主要特征，强调指出：“伯夷、屈原，则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慨者尤多，……诸将中所最怜者，李广之死与卫、霍以内宠益封，故文多感欷。……他如张耳、陈馀，则感其两人以刎颈之交相贼杀。窦婴、田蚡、灌夫，则感其三人以宾客之结相倾危。郦食其、陆贾、朱建之客游，刘敬、叔孙通之献纳，季布、栾布之节侠，袁盎、晁错之刑名，张释之、冯唐、韩长孺之正议，石奋、卫绾、直不疑之谨厚，淮南、衡山之悖乱，汲黯、郑当时之伉声：此皆太史公所溉于心者。”“意有所郁结”而“所溉于心”故“悲歌”。
而且在涉及具体篇章皆作如是观：如评《汲黯郑当时传》：“太史公感慨之言，从朋友不救腐刑中来。”[5]515评《游侠列传》：“太史公下腐时更无一人出死力救之，所以传游侠独蕴义结胎在此。”[5]539认为司马迁为游侠这一不被统治阶层认可的群体立传，与作者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密切关系，李陵事件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又贫不能赎，卒下蚕室，被迫接受了腐刑，所以“传游侠独蕴义”。对言必信，行必果，信守承诺，扶危救困的游侠大力赞扬。评《魏其武安侯列传》：“摹写两人相结而相死处，悲愤呜咽。”[5]445评《田单传》：“太史公作列传七十，传节义者仅伯夷耳。若豫让，则以入《刺客》；
若王蠋，则以附见齐《田单传》后，岂数千百年之间义士忠臣凋丧至此耶！太史公所向慕者在彼而不在此，故遂零落也。悲夫！”[5]330
另一方面，假以评点，借题发挥。茅坤曾任丹徒令，因为救灾荒有功，破格擢升礼部仪制司主事。不久又徙为吏部司勋司主事。未几谪广平通判。因府江“雕剿”有功，迁大名兵备副使，后遭构陷弹劾被解职。茅坤认为自己宦海沉沦，中年惨遭落职与当时权臣徐阶有关。《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相成侯邹忌与齐国的大将田忌感情不睦，互相猜忌。公孙阅建议成侯驺忌支持出兵救赵，并且建议田忌为将，以达到借此“黑田忌”阴谋。茅坤于此处“吃紧字面”进行重点圈点，“公孙阅”三字用短抹，“战胜有功，则公之谋中也；
战不胜，非前死则后北，而命在公矣。”用实心点标出。评语曰：“巧险之言。近代宰相往往以私怨士大夫荐授督抚而杀之，即此。”[5]198寄予了茅坤遭馋被谪的郁愤。
一切文学史，都是人的心灵史和审美史。文学批评史同样也是心灵史和审美史。如果说文学作品表达了作者的精神世界，那么文学批评史同样也表达了批评家的精神世界。对评点者来说，当他以“特殊读者”的身份，进入《史记》文本的世界，用审美的态度评点文本时，时而是冷静的、理性的批评者，为普通读者揭示作者的行文用心，指点“读一切书”之门径；
时而又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读者，随着人物的命运起伏真实地展现着自己的情感反应。在与文本的交互作用中，评点者的才学志趣、生命经验、人生遭际、审美理想、审美情感等荡漾其间，形成了一个与《史记》文本相辅相成的又一重精神世界。既体现了评点家以文人身份追求“文”的审美特征的精神向度，又体现了他们作为士人“社会关怀”的精神向度。两种精神向度是密切联系着的，评点者在探求文之美、文之趣、文之情、文之味、为文之法的同时，将文本世界与生活世界对接起来，将古人的精神引向对现实世态百相的关注。这样的精神向度不仅和评点者所处的时代环境相关联，又表现出不同时期、不同个体的差异性，注定《史记》评点家这一重精神世界的绚烂多彩、令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