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建党百年主题电影的共同体美学研究

张建成 田 园

20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7月1日，***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经过集中优势资源和策划、拍摄、发行等工作，“七一”前后，一批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的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影片在大银幕上陆续公映。

其中，有7月1日上映，黄建新、郑大圣执导，讲述首批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雨如磐的日子中担起救亡图存重任，让中国革命前途焕然一新的影片—— 《1921》；
有7月1日上映，管虎监制，青年导演徐展雄执导，从李大钊被执行绞刑的38 小时讲起，展现这位革命先驱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党救国的壮阔革命历程的—— 《革命者》；
有7月9日上映，刘伟强执导，根据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真实事件改编，讲述全国各地的白衣逆行者守护国人生命安全的—— 《中国医生》；
有8月上旬上映，范元执导，高满堂、李唯编剧，根据焦守云同名著作改编创作，讲述焦裕禄同志竭尽一生为国为党为民服务光辉事迹的—— 《我的父亲焦裕禄》；
有6月中旬上映，陈力执导，讲述王继才与妻子王仕花32年守护祖国边陲小岛开山岛的—— 《守岛人》；
有5月下旬上映，田波执导，讲述著名作家柳青放弃城市的生活条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经典长篇小说《创业史》 的创作过程和心路历程的—— 《柳青》 等多部优秀电影作品。

虽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政策影响下，电影院仍未完全恢复疫情前的上座率，但以这些影片为代表的建党百年主题电影，仍然取得了良好的口碑和不俗的票房成绩。例如：电影《中国医生》 首周票房3.4 亿元，截至11月20日累计票房13.28 亿元；
电影《1921》 预售票房总票房(含点映）破亿，累计票房5.03 亿元；
电影《守岛人》 累计票房1.37 亿元；
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 累计票房近3000 万元。电影《柳青》 在几乎没有宣传发行的情况下仍然成为了上映当月传记片票房冠军，并在第24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受传媒关注编剧和提名最受传媒关注影片。

这些影片生动演绎了中国共产党人与国家和民族息息相关的伟大历史征程。在 “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在前。在“共同体美学”的心理学和情感维度之下，这些影片表现出高度一致的思想情感：即从忧国忧民的革命先驱到不辱使命的国家英雄，从为国为民的人民公仆再到众志成城的战疫勇士。这些影片从多角度切题，生动鲜活地展现了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这些新主流影片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不同的叙事中，结合丰富的题材和类型，与时代同频共振，让观众得到情感上的认同，成功实现了在共同体美学下的差异化表达。

新时代我国电影持续繁荣发展，影片产量稳步增长，风格类型更趋多样，涌现出一批电影精品和人才。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0月10日，全国电影总票房超400 亿元，达401.26 亿元，银幕数量达80743 块，总票房和银幕数量均居世界首位。票房过亿元的影片达47 部，其中国产影片33 部，国产影片总票房已超过2019年同期。虽然受疫情影响，预测2021年我国全年电影票房将达500 亿元，继续领跑全球。其中，电影《长津湖》 不仅成为2021年的全球票房冠军，而且距离中国影史票房冠军《战狼2》 仅差722 万元的距离(截至11月23日）。我国电影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道路上坚实迈进，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电影事业更需要我们进行中国阐释和当下中国电影的理论热点——共同体美学分析。

“共同体”概念更多起源和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而共同体的本意“是指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的伦理话语，而以叙事的方式建构一种正义的伦理观念，是有史以来贯穿人类文明始终的命题”。[1]2018年底，“共同体美学”在由《当代电影》 发起的“再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讨论中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等电影学者正式提出，并逐渐形成当下电影界的理论热点。

作为依托******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共同体美学“不仅体现了文化自信，也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电影的产业、理论和美学自信”[2]，根据国家电影局发布的《 “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 中提出到2035年建成电影强国，并对“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美学”的重视，要大幅提升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在“共同体美学”理论下对庆祝建党百年主题电影作品进行探讨，具有新时代中国电影美学的积极价值和现实意义。

电影共同体美学主要涉及电影创作的两端，即电影创作者和电影观众，同时将电影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艺术效益放在同一范畴考察，要从竞争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你的创作或作品就需要建构有效的对话渠道、对话方式、对话空间，形成共情、共鸣，形成良性互动，最终建立起共同体美学。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电影“共同体美学”的构建[3]。

这一批庆祝建党百年的主题影片，通过当下的电影工业体系，以微观视角生动展现了百年前风云变幻的时代、艰苦奋斗的创业时代、守国护土的坚强决心、英勇无畏的抗疫精神，让观众感同身受，激发起情感认同，实现了新主流大片与时代的同频共振。

讲述中国革命伟大征程的历史巨片已经有《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 《建军大业》 珠玉在前，电影《1921》 如何寻求新的突破是主创们的重要着力点之一。该片选择以时代“横截面”视角切入，聚焦发生在1921年前后的故事，全景式重现了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仅28 岁的热血青年们，突破国内国际黑暗势力的追踪和阻挠，克服重重困难，聚集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导演郑大圣表示：“我们拍的是一百年前鲜活的生命，有着最先进的思想，最有活力的面貌，所以我们的 《1921》 是2021 的《1921》，就是拍给今天年轻的生命看的，这是我们整个片子的创作主旨。”[4]

“ 《革命者》 试图通过多视角来还原李大钊的一生，传统的传记片通常会采取线性叙事，一个人物从小讲到大，我们这次尝试打破这样一个常规的叙事的逻辑，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李大钊之间的交集，来展现李大钊这个人物不同的侧面。”[5]执导《革命者》 的青年导演徐展雄，为了让影片更加接近李大钊，在118 分钟的电影中尝试以多个普通人物、多种叙述视角的方式还原这位视死如归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

“百姓谁不爱好官？ 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既表达了对焦裕禄由衷的崇敬，也反映了焦裕禄一生为民的崇高。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 中，讲述了一段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调度科长期间的事迹，为了完成试制两米五双筒卷扬机的艰巨任务，请专业技术人才支持，焦裕禄让妻子挨家挨户借白面，而自己家人却以窝窝头充饥。焦裕禄是这样的党员干部，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唯独没有自己。

这样的干部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有很多，包括《我的父亲焦裕禄》 中所刻画的焦裕禄，《守岛人》 讲述的王继才王仕花夫妇，《中国医生》 展现的王院长等医护人员……这些电影的创作者在坚持唯物历史观和宏大主题的同时，从表现手法和叙述视角上主动选择“年轻化”，这正是对共同体美学的自觉应用，以此达到了电影创作者和电影观众情感的良好互动，吸引了更多年轻观众的关注、支持和喜爱。

******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精辟概括了伟大的建党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伟大建党精神推动着新中国披荆斩棘不断取得更大的胜利，也成为全体人民感受着时代跳动的脉搏，无比认同和被深深激励着的伟大精神。建党百年主题电影从不同视角生动讲述了波澜壮阔的党史故事，成功刻画了革命先辈和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深刻诠释了伟大的建党精神，鼓舞奋进新征程。

电影创作的内核还是通过故事传递思想，庆祝建党百年主题电影也是在通过建党百年征程上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传递伟大的建党精神。如何让这些故事和人物在银幕上鲜活生动立体，如何让人信服和认可，进而产生共情、共鸣和共振，需要通过作品与观众形成有益的良性互动，建立起精神共同体。这需要创作者首先在创作过程中就有“共同体美学”意识，需要把未来即将出现的观众提前置入，需要把观众当作影片创作的合作者，客观正确地对待可能出现的观影挑剔和审美要求，与创作者自身的表达和审美诉求内化结合。

电影《柳青》 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情节：1959年第一部《创业史》 出版之后，稿酬有16000 多元，柳青的爱人马葳拿到汇款单之后异常兴奋，她对孩子们说，1 斤鸡蛋8 分钱，这能买多少啊！ 孩子们也欢呼着说有肉吃了。柳青却把这笔钱全部捐给了王曲公社用来修建机械厂和医院。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维玲来拜访柳青，看到孩子们吃的稀粥都捞不上多少米粒时，他怒斥柳青：你太过分了，家里的日子都过成什么样了？ 为什么不留下一点稿费给家里改善生活。柳青回答：捐款是来皇甫村之前就作出的决定，留一分钱就不是全部了，家里的生活过得艰苦，对孩子们的成长有好处。后来，柳青向中青社预支了稿费7000 块钱，给皇甫村拉上了电。王维玲问他：村里拉电的事你非得管吗？ 柳青说：凡是百姓的事我都得管。柳青实现了“要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更成为了心中有人民的人民作家和党员干部。

人物立得住了，他所做、所思、所想都可信了，而让观众认可人物，就需要通过影像故事细节塑造人物，这就是创作者和观众的对话语言，而对话的内核就是在和观众的对话、拉锯、博弈当中构建精神共同体。在一般的类型故事片当中，精神共同体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双方交流对话中不断得到修正、加强、深化，这就需要创作者不断调整叙述节奏、设置桥段、反转剧情走向，或者调整影像语言、强化影像风格、改进观影方式等，让观众在新鲜感中受到精神共同体潜移默化的影响。

“诸多优秀的影片证明，要以平等、包容和对话的思维进行创作，要回归到生活本身、电影特性，通过表达恒定的母题、流露人类共通的情感并进行现代性反思，来打动更多观众。这些作品都佐证了‘共同体美学’ 聚焦于人物、人性、人心、人情，实现共情、共鸣和共振的价值所在。”[6]导演陈力给电影《守岛人》 定的创作基调就是“真实和质感”“以质感为中心”。因此，影片美术部门对福建平潭的拍摄地进行了置景改造，“从最开始搭景，导演就要求美术部门一定要真实，看上去就是经过几十年风吹雨打的灯塔、码头，还有王继才住的房子，从地面到墙面以及所有的陈设，都要让人看不出来是搭的景。[7]”而且，该片的外景拍摄历时4 个月，片中95%的镜头都是实拍，特效只有一点风雨海浪，主要用于加强天气效果。真实是最有力量的，正是《守岛人》 对真实质感的营造，使得影片成功地展现了王继才、王仕花夫妇32年的守岛经历，成功地使观众走进故事、走进人物，进而被触动。

电影故事片从本质上来说是光影梦，一定意义上说是虚假的，如何让观众信服动情正是所有电影创作者面临的最大难题。正如饶曙光所说：“观众每次买票走进电影院其实都自觉不自觉带有一种挑剔的眼光，所以必须首先要给观众走进电影院一个充足的理由，并且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带入观众，让观众心甘情愿地跟着你走，心甘情愿地成为你的‘俘虏’。”[8]共同体美学为电影创作指出了建设性的方法——构建精神共同体。只有整合了主流价值观念、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吸收商业文化的影片，才能得到广大电影观众和电影市场的接受。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我国文艺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新时代下，我国电影创作无论是在题材内容、类型样式，还是在电影技术、影像风格的发展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新的电影技术的应用促进了电影工业的进步，一批青年电影人才崭露头角，为我国电影事业增添了新的活力，也促进了电影创作的蓬勃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无数才华横溢的创作者们从不故步自封，持续尝试在共同体美学诉求下进行差异化表达，无疑是电影工业发展的青春活力，推动类型化表达持久发展的生命力。“共同体美学作用下电影的差异化表现方式，决定它们在大众接受方面如何表现，以及社会派电影、人文电影和商业电影之间的互动。”[2]也正因如此，电影创作生态多样性得以保持，从而满足人民群众丰富的精神生活需要，满足丰富精彩的中国故事的充分表达。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往往需要主创人员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具备大历史观的视野，艺术真实地还原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实现“以小虚写大实”的效果。在这些庆祝建党百年电影作品当中，均有基于共同体美学而做的差异化艺术探索。电影《革命者》 特殊的叙事方式，使得影片以情绪为重，形成诗意的气质。影片导演徐展雄表示，“希望影片的结构是跟着情绪进行的”，“它不是《史记》，而是《楚辞》，是一种像叙事诗一样的电影，而非纯叙事的影片。[9]”

除了作品情绪风格的探索尝试，更多的还有次要人物和细节上的艺术表现，主创们的这些良苦用心，往往也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在《革命者》 中饰演李大钊的张颂文多次表示“一定会把李大钊演成一个人”，徐展雄非常认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和颂文老师一直是同步的。我们希望银幕上呈现的李大钊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某种超越人的存在。”同时，“阿成和庆子是两个我们提炼出来的典型角色，就是想塑造一个在李大钊的感染下，从一个无知的小孩成长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草根人物，想通过他们的视角去看李大钊。[10]”

同样注重塑造人物“人性”一面的还有影片《1921》，作为该片监制兼导演的黄建新，曾在《建国大业》 中担任总制片人兼导演，在《建党伟业》 中担任导演兼编剧，在《建军大业》 中担任监制兼编剧，因此对于这部讲述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救亡图存的影片，黄建新希望尝试新的突破：“十年前拍过《建党伟业》，这次再拍建党题材的作品，很想有不一样的表达。我们筹备五年，做了无数的史料挖掘工作，捕捉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些先辈身上的个性、理想、信念，让他们不再是符号，而是具体的人。我比喻我们这次创作就像在迷雾中寻找一盏灯，这盏灯就是百年前那些鲜活的年轻人，我们跟大家一起，朝着光走过去。”[11]

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 作为湖北省委宣传部为建党100 周年重点打造的电影精品项目，根据焦裕禄小女儿焦守云回忆录改编而成。跟以往的焦裕禄题材影视作品不同的是，该影片以子女的视角看待父亲、用普通人的眼光看待党员干部，从“一名党员”“一位干部”“一个亲人”三个不同的角度，再现了一位言传身教的好父亲、温柔体贴的好丈夫、至孝至诚的好儿子，从焦裕禄“洛矿建初功”“兰考战三害”“博山生死别”三个时期回顾了焦裕禄同志竭尽一生，为国为党为民服务的短暂而耀眼的光辉事迹。导演范元曾谈到创作焦裕禄和母亲看戏的内容时，表示希望通过这种艺术真实传递焦裕禄身上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良好品质的传承。尤其是郭晓冬饰演的焦裕禄在山东老家向母亲辞别时的下跪，让焦裕禄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影响的至孝至诚好儿子形象跃然眼前，深深打动观众。

在电影《中国医生》 中，易烊千玺饰演了一个虚构人物——金银潭医院一名普通的住院医生杨小羊，他顽皮可爱，看到张院长走路一瘸一拐，自己便也学张院长走路，其实他并没什么恶意。这种人物设计为影片增加了一丝轻松感，为人物增加了生动的人性，也侧面反映院长患上的渐冻症的可怕和痛苦，更为此后疫情暴发时，他能很快从顽皮到拼命练习技能为救死扶伤拼命的转变做铺垫。

很多观众看完电影《柳青》，除了夸赞剧作、表演和导演水平之外，还对影片的美术水准赞不绝口。这除了有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霍廷霄担纲监制的原因，还因为导演田波多年担任美术师的深厚积淀，这一优势也被导演充分地运用在影片个性化的表达中，造就了这部电影独特的影像美学。比如影片出镜颇高的村口老槐树，多次出镜的托尔斯泰的照片，暗示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裤腿上的泥污…… “柳青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很有典型性的党员干部。他和焦裕禄、孔繁森一样，底色是红彤彤的。14 岁加入共青团，他从小受到心灵的洗礼，就是新文化革命，有着崇高的理想追求。柳青既是一个干部，又是一个写作者。写作，就是为了广大人民，因此无论是作为干部的身份，还是作为作家的身份，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相融的，信仰和写作是融为一炉的。”[12]柳青是一位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一位独特的知识分子，是一位关注人民、关注生活的作家。因此，田波筹备六年，力图创作用自己的风格塑造一个全新的银幕形象。

这些影片中共同流淌着的是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同的是各自的电影风格和文化载体，“中国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成为支撑不同叙事形态的共同根基，并且在此基础上升华出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观念。”[13]“七一”前后集中上映的这些庆祝建党百年的电影作品，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价值，遵循电影艺术规律，尊重客观史实，传递中华民族精神思想。创作者能够用客观的历史叙述，与观众充分进行情感互动，构建起了精神共同体，同时，也能积极发挥主观动能性尝试差异化表达，在情节上遵循人物性格做合理想象，从而成功塑造了一批电影人物，最终得到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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