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丽明，林雨晶，张昌鸿 ，蔡勇志
(1. 厦门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4；
2.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 福州 350108)
自由贸易区战略是当前我国探索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政策实验，持续推进自贸区建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是我国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作为我国首批自贸区正式设立；
2015年4月，我国设立包括福建、天津、广东在内的第二批自贸区。截至2020年9月，我国已成立共计6批21个自贸区，范围覆盖我国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1)该数据由2013年9月—2020年9月期间我国政府部门设立自贸区的相关批文整理所得。。福建自贸区成立以来以扩大外商直接投资为准向的投资便利化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能否有效持续吸引FDI是其自贸区建设的重中之重。自2015年4月至2021年4月期间,福建自贸区累计推出实施创新举措17批480项，包括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简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推进外汇管制突破、银行业金融服务创新及网络金融的融合，打造符合国际标准的投资服务体系，促进投资效率与便利性及对FDI的吸引力。其中全国首创192项、对台先行先试102项，共有34项试点经验被国务院及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在全国复制推广，占全国同期的31%，在全国自贸试验区中走在前列，6项入选全国自贸区“最佳实践案例”，数量全国最多。同期福建省自贸区累计新增企业10.78万户、注册资本2.35万亿元，新增外资企业数、合同外资额均占全省四成以上。[1]从福建商务厅网站公布的FDI季度数据和合同项目数据来看，2013—2020年自贸区成立前后福建省利用外资大概经历了4个阶段；
2013—2015年稳定阶段、2015—2017年自贸区成立后的小幅上升阶段、2017—2018年快速上升阶段和2018—2020年的稳定上升阶段。2020年，在全球跨国投资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福建省FDI流入仍然达到10 a来的季度峰值112.6亿美元，全年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达347.9亿元人民币[2]。因此，福建自贸区的成立可能对FDI的增长发挥积极促进作用，但难以明确FDI受自贸区政策的影响程度及其变化情况，需要进一步运用政策评估方法开展研究。
目前，有关自由贸易区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且更多集中在规范研究，包括自贸试验区的战略[3]及经济社会影响[4-5]、贸易投资便利化及其评价指标体系[6-7]、负面清单[8]等。其中，自贸区建设对FDI的影响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9-11]，但大部分研究围绕上海自贸区[12-14]、四大自贸区[15]、河南自贸区[16]评估政策效应，对福建自贸区的关注较少，尤其缺乏福建自贸区对FDI的影响分析。这与福建自贸区作为我国第一批自贸区省份和FDI流入大省地位不符。研究方法上，Abadie等[17-18]提出的合成控制法，克服了双重差分法等传统政策评估法中有关大样本严格假定、选择性偏误和政策内生性等问题，有助于得到更客观准确的结论，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政策评估。因此，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福建自贸区对吸引FDI流入的影响，结合一线调研资料分析成因及对策，为福建及全国自贸区深化改革提供参考借鉴。
(一)模型设定
选择Abadie等[17-18]提出的合成控制法，作为自贸试验区政策评估的理论模型。假设样本为J+1个省份在t∈T期内的平衡面板，其中T=T0+T1,T0表示福建自贸区设立之前的时期，T1表示福建自贸区设立之后的时期。省份1为文章的处理组(福建省)，其他的J个省份为潜在控制组。模型设定如下：
(1)
(2)
式(2)中：第一项δt为时间固定效应；
第二项θtΖi为可观测的向量；
第三项λtμi为不可观测的 “互动固定效应”；
第四项εit为随机扰动项。
(3)
(4)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为使实证结果更加可靠，将2015年4月21日之前设立自贸区的省市自治区从31个省(市、自治区)中剔除，包括上海、广东和天津。受样本数据可得性限制，选取 2010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其中，福建省作为处理组，控制组包括北京、河北、内蒙古、吉林、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贵州、云南、陕西和宁夏。2010—2020 年为整个样本期，2010q1—2015q2 为政策干预组单元与政策控制组单元的预测变量拟合的时间，2015q2—2020q4为政策干预阶段。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地区统计局、统计年鉴。
本文被解释变量Y为各省市的FDI总额(存量)，取FDI金额对数来衡量，用lnFDI表示。解释变量为是否设立福建自贸区(FTZi)，其中福建省赋值为1，合成对象为0。时间变量为是否在自贸区设立之后(timet)，其中2015年第二季度之前赋值为0，之后赋值为1。
选取地区层面的经济特征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一是地区生产总值，用于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吸引FDI，选取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为指标，用lngdp表示。二是产业结构比重，由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服务业作为FDI的主导行业能够促进FDI流入，用ingdp表示。三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该地区消费市场及社会商品购买力情况，一个地区消费市场及购买能力越大则投资盈利空间也越大，选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数作为指标，用lnsales表示。四是对外开放度，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用eigdp表示。五是地方财政水平，取地方政府财政税收收入的对数来衡量，用lntax表示。六是劳动力成本，运用职工平均薪酬取对数的形式反映劳动力成本，用lnwage表示。七是专利授予数量，代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取该地区专利授予数量对数来衡量，用lnpat表示。
本文选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统计描述值Table 1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main variables
(一)合成控制组权重
为评估自贸区的政策效应，运用软件 Stata16.0和Abadie等[17]开发的 synth 命令，以上文控制变量作为特征变量，通过加权计算每个样本的控制变量，拟合出与处理组具有相似特征的反事实合成组，以获得合成福建省的各权重，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共有4个省有权重，包括内蒙古、浙江、湖北及海南，这4个省的加权平均值为福建省的反事实合成组。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真实福建省与合成福建省的各控制变量均值对比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两者各变量的差距较小，拟合程度良好，由此评估福建省自贸区建设对FDI的影响具有合理性。
表3 控制变量均值对比Table 3 Comparison of mean values of control variables
真实福建与合成福建外商直接投资额对比如图1所示。图1更直观地呈现出福建省FDI在样本期间的真实值与计算出的反事实控制组合成值的拟合对比情况。根据拟合结果可以大致看出，自贸区设立之前，真实福建和合成福建的FDI变动数额比较接近、变动趋势也一致，这表明合成福建较好地拟合了福建自贸区设立之前真实福建的FDI增长路径；
从2015年第二季度起，福建自贸区设立之后的一段时间， FDI的真实值都高于其控制组的合成值并维持到2017年第三季度，这与同期福建省自贸区大量推出吸引外资的创新举措有关。2017年第三季度之后，福建省FDI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差距开始减少，逐渐出现反转并于2018年第一季度达到谷底，此时福建自贸区对FDI流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随后二者的差距快速缩小直至2019年第三季度真实值又再次高于其合成值，福建省自贸区对吸引FDI流入的正向影响得到恢复。
图2为真实福建与合成福建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差值，其更直观地呈现出福建自贸区对FDI流入的影响。由图2可见，自贸区设立之前处理效应在0值附近上下波动，真实福建与合成福建拟合良好。自贸区设立之后处理效应持续增强后走低，至2017年第三季度后接近0值，因此，福建省自贸区的设立对FDI流入的促进效应可能在2017年前三季度较为显著。从2017年第三季度开始，处理效应跌为负值并在2018第一季度达到谷底，此后逐渐恢复至2019年第三季度后的正值，自贸区政策对FDI增长的促进效应重新恢复。
图1 真实福建与合成福建外商直接投资额对比Fig.1 Comparis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between Fujian and synthetic Fujian
图2 真实福建与合成福建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差值Fig.2 Difference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 Fujian and synthetic Fujian
(三)稳健性检验
上述实证结果刻画出福建省自贸区对吸引FDI影响的动态影像，为进一步确认该结论仅归因于自贸区试点政策，还是存在其他未被观测到的影响因素，将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迭代使用合成控制法，可得17个省(市、自治区)的实际FDI与合成FDI流入的差距。再将根均方预测误差值(RMSPE)大于福建省两倍的省市从样本里剔除，得到能够较好被加权合成的15个省市。接着分别将这15个省市作为政策处理单元，逐次采用合成控制法得到其实际FDI与合成FDI的差距图(见图3)。由图3可知，自贸区政策试点对福建省FDI真实值与合成值的走势与实证结果吻合，表明自贸区设立对福建省FDI流入有一定的影响。福建省占样本总量的比例(即1/15)与传统统计推断的显著水平类似，即可认为文章得出关于福建省自贸区建设对FDI流入的影响结论在约10%水平上显著。
注：橙色粗线代表福建省FDI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差距，其余线条表示其他地区FDI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差距。图3 FDI真实值与FDI合成值差距比较Fig.3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asured value and the synthetic value of FDI
(一)结论及其成因
实证研究表明，福建自贸区从2015年第三季度开始发挥对FDI流入的促进效应，这种正向影响在2017年前三季度达到峰值。随后，福建自贸区对吸引FDI流入的促进效应持续走低，直至2019年第三季度后期才得以恢复。因此，福建省自贸区的设立促进了FDI流入但该正向效应在设立前期更显著，中后期效应走弱。造成福建自贸区对FDI的正向效应可持续性不强的主要因素如下：
1.福建自贸区制度创新机制尚不健全。首先，制度创新碎片化，多数是“微创新”。福建自贸区已推出的创新举措中不少是零敲碎打的“微创新”，如把将纸质材料的提交环节改为网上提交，近年来集成创新的案例越来越少。同时，改革领域呈现“碎片化”，出现为完成创新任务而创新的部门化趋势，缺乏全省层面有力的顶层设计和统一协调。其次，金融创新方面缺乏大突破,外汇和外贸方面没有放松监管。目前福建自贸区开展的离岸金融业务在市场准入、跨境资本流动、税收政策层面受到限制，导致离岸银行业务、保险及证券业务发展滞缓,企业诉求无法完全解决。再次，福建三个自贸片区功能与产业同构严重，主体产业均为服务业且均发展跨境电商、融资租赁、总部经济等，缺乏区域和产业特色，难以开展协同招商。同时制造业基础均比较薄弱，对服务业的市场需求规模不大且专业人才稀缺，限制了高端服务业外资企业的进驻。缺乏吸引台资服务业的有效措施，台湾医疗业、养老服务、文化创意等优势产业在福建投资数量仍然不多。最后，自贸区的空间碎片化，福州、厦门、平潭三大片区再各自分为几个子片区，包括2021年起计划增加的泉州、漳州及福州片区扩区，面积都不大且位置较分散，加上分属不同行政区划，缺乏区政协同，不利于产业协同。
2.自贸区之间存在竞争效应与替代效应。从国内环境来看，一方面，福建自贸区建设初期，为构建整体性的制度结构出台大量创新举措，吸引了许多外资企业涌入，根据福建省商务厅网站资料显示，仅2016年3月份福建自贸区新增企业7 365户，为自贸区成立以来新增企业数最多的一月，而后随创新举措逐渐减少FDI流入递减；
另一方面，2017年起全国自贸区政策全面铺开，2年内先后新设立辽宁、海南等13个自贸区，自贸区之间的竞争效应与替代效应逐渐显现，外商可选择的投资范围也逐渐增大，可能更偏好金融行业更发达、制度建设更加善的其他自贸区，福建自贸区的政策洼地优势不再凸显，对FDI的吸引力下降。
3.国际投资环境不确定性增强。从国际环境来看，2018年美国发动“对华关税战”并推行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受国际投资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影响，同期福建地区的FDI流入受冲击不可避免。
(二)政策启示
1.持续深化投资便利化。全面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外商投资法，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加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制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动税制、金融、投资等制度改革创新，探索新型财政扶持模式、数字跨境贸易关税征管及优惠办法，完善支持数字贸易发展服务体系。争取国际航运保险税收优惠政策、启运港退税政策及“无税无票不申报”等税收征管创新举措，探索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居民自由贸易账户(FTE)、中资银行境外分行不动产抵押项下跨境融资业务、人民币保理资产跨境转让业务等。以一流的营商环境促进高水平利用外资，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先进生产力转移。
2.抓好系统集成创新及体制机制建设，推动改革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福建自贸区应对标系统集成要求，强化制度创新核心地位。推动“三步走”，即从物理集成、业务集成再到系统集成的转变，发挥整体效应(比如，“一业一证”改革)，实现企业办事一扇门、一扇窗、一套表、一系统、一部门。提升顶层设计与现实需求的匹配度，增强改革创新措施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3.借鉴外地先进经验。以制度集成创新为根本着力点，对标港澳和上海、海南等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全面推行“极简审批”制度，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完善包括知识产权等产权保护制度、科技创新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等基本经济制度，如上海的大部制改革。针对当前自贸区空间碎片化问题，借鉴浦东经验推动区政合一，即原有较分散自贸片区相对集中在一个行政区划，新扩区主要集中在原有3个片区空间的延伸拓展、连片开发。
4．借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及中欧投资协定率先在自贸区开放试点。深入研究协定政策条款，建立针对协定成员国招商项目库，聚焦我省产业链供应链缺失环节、升级方案及招商引资重点对象，瞄准世界500强等优质企业，借助跨国并购等战略合作，持续吸引外资企业深度融入我省产业链，储备一批互补性、稀缺性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外资项目；
发挥福建在联接中欧和东盟的优势深化对台合作，加强对机械、石化、纺织、钢铁等台湾受冲击较大的行业引资。在自贸片区建设台商亚太营运总部集聚区(产业园)，打造成为台企进军东南亚的战略联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