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航,赵亮
(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北京 100052)
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对外承包工程行业不断发展壮大。但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冠疫情肆掠,大国博弈升温,地缘冲突频现,能源危机爆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加速演进,给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带来深远影响。在业主需求侧,大多国家本地保护意识觉醒,低技术、小规模项目正在加快退出国际舞台,中高技术、中大规模项目渐渐成为国际工程业务的主战场,同时,当地资金匮乏成为常态现象,倒逼国际工程承包商转型国际工程开发商,探索“投资+建设”新兴业务形态;
在产品供给侧,大多中国承包商是由进出口公司或施工企业转型而来,面对国际市场当下主流的EPC工程总承包模式,以及行业高端化的趋势走向,综合实力明显不足;
外加国际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公共安全风险不断攀升,以及低碳清洁化、数字智能化成为时代新底色,给海外工程建设活动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为此,本文通过立足行业变革进程,聚焦中国承包商强化合作、补齐短板的多元路径探索,展开合理性的对策研究,提出相关建议。
2.1 投标合作方面
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于技术简单、规模较小的工程项目,海外业主更倾向本地招标,使用当地币支付,构建自身内循环,而对应的国际公开招标项目渐渐走向前沿化、高端化、规模化,项目数量下降、工程难度上升将是长期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一般国内承包商往往难以满足业主设定的严苛资质及业绩要求,必须寻找相关合作伙伴,组建联合体,才能参与项目投标。
2.2 投融资合作方面
当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下滑,财政收入减少,外债压力和资金瓶颈凸显,基础建设资金普遍匮乏,导致不多的现汇类项目竞争更趋激烈,低价无序竞标现象屡见不鲜。为此,各大中资龙头承包企业率先发力以投融资带动工程建设,积极探索投建营一体化、小股比+EPC、BOT/BOOT等商业模式,持续为行业注入金融源动力。在此过程中,国际承包商需要加强与金融单位合作,从金融视角出发,围绕投资建设活动,才能合理推动商业方案创新落地。
2.3 设计咨询合作方面
设计先行是工程建设的准则,设计的好坏直接决定了项目经济和技术是否合理。但由于历史沿革,目前“走出去”主流承包企业大多是窗口型进出口公司和施工型工程公司转型而来,前者国际商业沟通能力强,后者施工建设管理能力强,但在内部设计资源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必须有配套的专业设计合作伙伴,才能科学经济地完成工程建设。
2.4 公共安全合作方面
受国际安全局势恶化影响,全球公共安全风险明显加剧,政治更迭、社会动荡、武装冲突、恐怖活动、新冠疫情等事件层出不穷,考虑到国际工程广泛分布在纷繁各异的不同国别,仅靠单个中国承包商的有限力量,难以持续高质量抵御公共安全风险,必须加强与当地各类机构合作,进一步升级项目公共安全防线。
2.5 前沿技术合作方面
双碳目标成为大部分国家的共同选择,能源电力转型被广泛视为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的新热点,大部分国家纷纷拉开新能源建设大幕,推动全球能源体系重构,同时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全行业,低碳清洁化、数字智能化融合发展逐步成为时代新底色。面对技术新蓝海,中国承包商需要加强与研发型单位合作,推动技术成果商业化出海,率先抢占国际市场新空白。
3.1 联合投标深度不够
中资承包商在海外市场大部分都是单打独斗,部分项目即使实施联合投标更多也是为了满足业主招标条件,并未有效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组合配置,联合投标深度相对不够。而且从已实施的工程项目来看,要么设计或设计管控能力不足,要么设备采购或储运能力不足,要么施工管理或设备调试能力不足,要么项目整体策划能力不足,在工程进度、质量、安全、设计、造价管理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3.2 投融资转型保障不足
一是信用风险。“一带一路”周边沿线涉及国家繁多,不同国家的国情文化、法律规定、政治体制、经济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政府更迭频率较快,外汇储备不稳,而投融资项目运作经常需要海外政府背书,为工程还款提供信用担保,因此存在相应的信用风险。二是货币风险。国际工程承包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方式,美元是当前通用的硬货币。但随着美元霸权的衰落,美元汇率大幅波动,外加石油、钢铁等大宗商品出现价格震荡,使得国际金融秩序起伏不定,显著加剧了货币市场的不稳定性,以致在国际工程项目的投融资活动中,经常出现汇兑损益本身就能盖过项目收益回报,给投资活动带来了很大风险。三是法律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法律体系不健全,尤其是投建营一体化领域大多没有前例,相关法律合规风险较高。
3.3 设计咨询中外模式不同
当今国际工程公开招标通常采用EPC总承包方式,要求承包商拥有设计、采购、施工、调试等一揽子服务的综合实力和经验,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建设管理机制的原因,设计与施工被人为割裂,设计院普遍不参与建设阶段的工程管理,使我国缺乏类似国外的综合型工程咨询机构,而施工企业普遍习惯“按图索翼”,缺乏专业的工程设计咨询能力,技术投入也明显不足,在国内承揽的更多都是施工总承包,真正意义上含设计咨询的工程总承包很少,制约了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高质量发展。
3.4 公共安全事后应对较难
从中短期看,经济危机、气候危机、能源危机叠加新冠疫情,国际公共安全局势将持续承压,风险等级将不断上升,但由于境外公共安全风险涉及面过于广泛,又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习俗、民族特点、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交叉勾稽,内在关系极为复杂,表象的问题往往都是深层矛盾的骤然爆发,突发性较强。而且大部分欠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对突发事件往往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难以及时解决消弭相关安全风险。
3.5 技术转化难度较大
从技术发展看,一般包括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技术转移、产品运用等阶段。在能源电力转型领域,由于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力发展相对滞后,新能源装机普遍处于起步阶段,对新能源并网难题的认识更多停留在纸面,需要依靠中国承包商从源头规划开始,定制创造一揽子产品解决方案。然而,能源电力转型是一个综合性整体概念,内含众多新技术模块,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前沿开创性,单靠个别企业力量很难落地国际技术转移到商业化成品出海的蓝图。
4.1 整合资源提升企业竞争力
长期以来,中国承包商各自为政,未能形成整体的资源共享机制,可以考虑由各工程领域龙头企业牵头,成立各领域的专业外经协会,为国际合作的深入开展提供统一平台,一方面,平台通过协调海外境外工程业务,可以让国内企业更好地挖掘自身优势,找到短板互补对象,提高联合质量,也可以避免无序竞争蔓延;
另一方面,平台能够为国内承包商提供国际市场信息,扩展市场信息渠道,方便找到更多项目机会;
同时,还能定向整理适用各工程领域的“走出去”产品和服务,定期开展联合展览或经贸考察等,降低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共性成本。
4.2 预控风险提升投融资质量
在新形势下,境外工程投融资的难度更大,建议中资承包商侧重强化海外基础建设项目的前期调研,充分携手中信保、国开行、口行等关键金融机构,深入结合项目所在国的具体情况,积极探讨多方案抵押方式,如次主权担保、土地租赁权转让、资产抵质押担保,或者对于财务状况良好的借款人考虑免担保等,从而为项目投融资打开担保渠道。在货币方面,可以加强借助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积极沟通当地业主,推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可能性,从而降低汇兑风险。此外,合规管理要求将越来越严苛,相关企业要提前摸清当地法律边界范围,从源头开始规范管理,对于投建营一体化法律缺失的国别,要进一步确认特许权的适用空间,确保全面合规。
4.3 加快脚步参与全过程设计咨询
提高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能力,是国内设计咨询企业适应国际市场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关于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展的相关政策,给出了明确的指引方向。建议中资承包商主动牵手全过程设计咨询单位,打造战略联盟,形成联动出海,一方面,可以依托自身境外资源优势,助力提升全咨机构国际化水平;
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全咨机构力量,延伸对外承包工程产业链,不断向国际基建产业链高端迈进。
4.4 广泛合作强化公共风险识别
对于公共安全风险防范,建议中国承包商加强事前风险识别,危地不往、乱地不去,多维拓宽信息收集渠道,积极利用国资委境外安全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和相关国别牵头安全单位的密切合作,形成“在外一盘棋”;
同时,充分利用使领馆、当地政府机构、中资商会、当地合作伙伴、上下游合作厂家、安保公司、当地媒体等各类渠道,积极构建多元化的信息收集共享合作网络。此外,中国承包商开展国际合作,还要与沿线国家人民多加交流,尤其是要尊重当地的人文背景,理解当地与国内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积极融入其中,避免相应风险发生。
4.5 供需合力推动新技术出海
技术转移及成果出海是一项长期战略性工作。建议中国承包商从新技术国际供需两侧入手,齐抓共举推动新技术出海,在供给侧以产品化为驱动力,强化科技成果的国际技术转移,构建国际化整体解决方案,开辟国际市场的技术蓝海;
在需求侧主动加强与各国业主深度互动,大力宣传中国新技术,尝试运作开发新技术试点项目,从而以点串线打通相关技术国际化、商业化路径,以线促面打造相关技术出海的国际产业链条,实现做成一个项目、创造一类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受到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我国工程企业“走出去”更取得了众多骄人成绩和丰硕成果。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加速变化,对外承包工程行业正处在动能转换、新旧变革的过渡阶段,国际工程项目开发实施难度将越来越大,对工程承包商的综合要求会越来越高。大浪淘沙、适者生存,要想跟上时代步伐,对外承包工程企业要积极尝试各种发展道路,加强多方合作,加快补齐短板不足,提升整体综合竞争实力。合作路径的探索更不仅仅只是本文提到的联合体合作、投融资合作、设计咨询合作、公共安全合作、前沿技术合作等,还会有更多的路径在行业转型过程中不断地涌现,等待我国工程承包商去发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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