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于 茀，屈海燕，2

（1.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25；
2.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信息中心 编辑部，哈尔滨 150001）

2015年，安徽大学入藏了一批竹简，经对竹简、竹笥及漆片三种样本进行碳十四测年并经树轮校正，其年代距今（以1950年为基准）大约二千二百八十年左右，也就是说，竹简抄写时间应该在公元前330年左右［1］。竹简刊布后，学界展开了讨论，问题主要集中在安大简《诗经》国风次序、个别国风的命名及抄写者等问题上，讨论中学者们存在明显分歧。安大楚简《诗经》作为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本文拟从写本学角度对相关问题再作出新的探讨，以期促进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安大简《诗经》现存竹简九十三支，完整简长四十八点五厘米，宽零点六厘米，三道编绳，每简容字二十七至三十八字不等。简背有划痕，简首尾留白，简的正面下端写有编号，自“一”始，现存简的最后一个编号是“百十七”。在“一”至“一百十七”编号之中，缺失第十八、十九、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五十六至五十八、六十至七十一、九十五至九十七号一共二十四支简［2］1。

安大简《诗经》存诗六十篇，抄写内容是《国风》部分，分布在六国国风之中，其中《周南》为十一篇，《召南》为十四篇，《秦》为十篇，《矦》为六篇，《鄘》为九篇，《魏》为十篇。“简本国风次序是：周南、召南、秦、某（缺失）、矦、鄘、魏。”［2］1

这个《诗经》写本与今本毛诗相比有很多相同，也有很多不同。从国风的名称来看，《周南》《召南》《秦》《鄘》《魏》这五国与今本相同，《矦》风之名不见于今本。从国风次序来看，《周南》《召南》处在前两位，与今本相同，其余四国次序与今本不同。从每一国风之下所领具体诗篇、篇数及篇次来看，《周南》十一篇，具体包括《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汉广》《汝坟》《麟之趾》，与今本完全相同。《召南》十四篇，具体包括《鹊巢》《采蘩》《草虫》《采苹》《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何彼襛矣》《驺虞》，也与今本完全相同。《秦》十篇，具体包括《车邻》《驷驖》《小戎》《蒹葭》《终南》《黄鸟》《渭阳》《晨风》《无衣》《权舆》，篇数与今本相同，次序稍有不同，今本《渭阳》位于《无衣》之后《权舆》之前。《矦》风之名不见于今本，简本《矦》风下有诗六篇，分别是《汾沮洳》《陟岵》《园有桃》《伐檀》《硕鼠》《十亩之间》。简本《矦》这六篇诗在今本毛诗魏风之中，且次序与今本毛诗《魏风》不同，今本毛诗魏风之下有诗七篇，除了这六篇，还有一篇《葛屦》，不在简本《矦》风之中。《鄘》九篇，分别是《柏舟》《墙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鹑之奔奔》《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次序与今本毛诗相同，但是比今本毛诗少了一篇，今本还有《载驰》。简本《鄘》最后一支简下端写有鄘九，表明《鄘》只有九篇，并不是竹简缺失。《魏》十篇，具体包括《葛屦》《蟋蟀》《扬之水》《山有枢》《椒聊》《绸缪》《有杕之杜》《羔裘》《无衣》《鸨羽》。简本《魏》这十篇诗，其中《葛屦》在今本毛诗魏风之中，另外九篇在今本毛诗唐风之中，简本次序与今本唐风不同。今本毛诗唐风共有诗十二篇，除了被简本收入《魏》这九篇，还有《杕杜》《葛生》《采苓》三篇。在简本《魏》最后一支简下端书有魏九，表明简本魏风只有九篇诗，但实际上是十篇，或是统计有误，或是另有原因。

从安大简《诗经》现存竹简来看，现存部分最后一支简的编号是一百十七，这支简上所书符号与前边各风结尾符号大致相同，并没有明显的分篇符号，所以难以断定这支简是不是这篇写本的最后一支简。按照竹简写本的篇章规模，一百十七支简作为一篇写本，在目前出土的战国竹简写本中也是比较长的写本。

《汉书·艺文志》：“《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3］1707－1708按照《汉书·艺文志》所讲，鲁、齐、韩三家《诗经》都是二十八卷，毛诗是二十九卷。《汉书·艺文志》对古书的篇章规模有的称篇，有的称卷。一般认为，称篇的是对应竹简写本的，称卷的是对应绢帛写本的。王先谦《汉书补注》云：“此三家全经，并以序各贯其篇首，故皆二十八卷。十五《国风》共十三卷，《邶》《鄘》《卫》共一卷。《小雅》七十四篇为七卷，《大雅》三十一篇为三卷，《周颂》三十一篇为三卷，鲁、商《颂》各为一卷，共二十八卷也。”［4］2914王先谦对鲁、齐、韩三家诗二十八卷之数，做了具体推测，认为三家诗分十五国风为十三卷，邶鄘卫合为一卷；
分小雅为七卷，分大雅为三卷，分周颂为三卷，鲁颂商颂合为一卷，正好足二十八卷之数。对于毛诗二十九卷之数，王先谦认为是在三家诗分法的基础上，别序为一卷，所以为二十九卷［4］2916。

无论把国风分为十五卷还是十三卷，这与安大简《诗经》写本的情况都相去甚远。安大简《诗经》实际上是把国风中的至少七国国风抄写在一篇写本中，如果按照齐鲁毛韩四家诗的分卷，应该是除了邶鄘卫，每一国风分为一卷，也就是竹写本的一篇。但是，我们看到的安大简写本，现存的一百十七支简，虽然中间有缺简，但是编号肯定是连续的。从抄写情况看，每一国风抄写完毕，即使有剩余书写空间，也不连抄下一国风，下一国风重起一简抄写。这样，我们推想如果将每一国风单独编为一篇竹书写本，也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说，每一篇写本应该独立编号。整理报告讲到竹简背面有划痕，划痕位于竹简背面上部或者中部，没有提供是否为连编等信息。清华简《说命》分上中下三篇，三篇竹简分别独立编号，说明是将一部书分为三篇写本；
清华简《系年》一百三十八支简，连续编号，说明是一篇写本；
清华简《五纪》现存一百三十支简，连续编号，也是一篇写本。安大简也是连续编号，应该为一篇写本。

简帛写本分卷分篇，除了内容因素，竹简数量及绢帛长度也是主要因素。每篇竹简数量太多或者绢帛太长，都不便于阅读和收纳。因此，像《诗经》这样大篇幅的诗集，在先秦也应该是分卷分篇的，并不是到了汉代四家诗才分的。由于分卷分篇是由内容及简帛体制两方面因素造成的，因此，分篇分卷开始的时候并不会有统一的标准。特别是在写本时代，分篇分卷还受到抄手因素的影响，就更不会有统一标准了。《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毛诗二十九卷，到了后代也并不是被一直延续与遵守。宋刻巾箱本毛诗共分二十卷，其中国风八卷，小雅七卷，大雅三卷，颂二卷。宋刻巾箱本毛诗显然没有遵循汉代毛诗的分卷模式与标准。

按上揭，安大简《诗经》国风写本，现存九十三支竹简，竹简最后编号为一百十七，在一至一百十七简之间缺失了二十四支简，在这一百十七支简上一共抄写了七国国风，实存六国国风，某国缺失，总计实存六十首诗。今本毛诗一共十五国风，总计一百六十首诗。安大简《诗经》国风写本一百十七支简抄写七国国风，将近十五国风的半数，准此计算，十五国风全部抄写，大致需要二百多支竹简。从出土竹简写本来看，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现存完整竹简一百七十六枚，残断竹简一百零五枚；
经拼缀后，共有完整及接近完整的竹简二百十一枚，残简十枚，另有两枚完整竹简遗失，推测汉简《老子》原书应有完整有字竹简二百二十三枚。”［5］但是，北大西汉竹书《老子》的竹简并没有编号，仅从竹简背后划痕还难以断定《老子》全篇是否被编为一个写本。就安大简《诗经》写本来看，由于早期写本分篇还没有形成统一模式与制度，存在随机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安大简《诗经》抄写者将十五国风全部二百多支竹简编为一个写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讲到国风次序的是《左传》。《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6］

以上季札所观周乐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曹。

今本毛诗的国风次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

安大简《诗经》国风次序是：周南、召南、秦、某（缺失）、矦、鄘、魏［2］1。

以上三个版本国风次序，周南、召南都在第一、二位，是一致的。季札观乐国风次序与今本毛诗次序较为接近，安大简与前两者相比，差别较大。其中，主要体现在秦魏唐的次序变化。无论是季札观乐时的次序，还是今本毛诗的次序，秦魏唐三国都在比较靠后的位置，但是在安大简中，却都排在了前面，秦排在第三位，仅次于周南和召南，魏排在了第七位。而在季札观乐时的次序中，秦排在第十位，且在魏唐之前，在今本毛诗中，秦排在第十一位，且在魏唐之后。

季札观乐时国风的次序与今本毛诗比较接近，这说明今本毛诗的次序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确立了。季札观乐是在公元前544年，安大简《诗经》的抄写时间在公元前330年左右，距季札观乐时间大约晚了二百一十四年左右。为什么二百年以后，国风次序已经有了比较固定模式的《诗经》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

第一，安大简《诗经》国风次序的变化是战国时局的反映。在安大简《诗经》写本抄写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330年左右，时局的基本情况是：周王室已经在公元前367年分裂为东周、西周两个小国，周王室已经名存实亡。而此时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大增，一跃而成为西方强国。在此前，公元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晋国灭亡。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会盟，互相尊称为王。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

我们先来说秦。郑玄《诗·秦谱》云：“秦者，陇西谷名，于《禹贡》近雍州鸟鼠之山。尧时有伯翳者，实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鸟兽，赐姓曰嬴。历夏、商兴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孙非子养马于汧、渭之间。孝王为伯翳能知禽兽之言，子孙不绝，故封非子为附庸，邑之于秦谷。至曾孙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国人美之，秦之变风始作。秦仲之孙襄公，平王之初，兴兵讨西戎以救周。平王东迁王城，乃以岐、丰之地赐之，始列为诸侯，遂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其封域东至迤山，在荆岐终南惇物之野。至玄孙德公又徙于雍云。”［7］782－783朱熹集传亦云：“秦，国名。其地在《禹贡》雍州之域，近鸟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赐姓嬴氏。其后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孙大骆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繁息。孝王封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时，犬戎灭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孙秦仲为大夫，诛西戎，不克，见杀。及幽王为西戎、犬戎所杀，平王东迁，秦仲孙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为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丰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内八百里之地。至玄孙德公，又徙于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兴平县是也。”［8］94秦本为周王室信赖之国，又曾救王室于危难，与周王室也很有感情。但是，当周王室式微，秦也就不再念旧情，开始励精图治，意欲称霸天下。

从安大简《诗经》写本将秦风排在第三位来看，秦国当时已经是第一强国了，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安大简测年为公元前330年左右，从秦风被排在第三位来看，也许安大简的抄写时间还要再晚一些，考虑到碳十四误差校正因素，比如在公元前280年左右，秦就更强大，把秦排在第三位就更合时宜了。

第二，安大简《诗经》国风次序的变化也与写本学属性密切相关。安大简《诗经》国风是战国抄本，其可能是对某一底本的抄写，也可能是抄写者对底本进行再加工的结果。无论安大简《诗经》国风是来源于某一底本，还是抄写者自己的再加工，其关键在于写本为抄写者提供了再加工文本的机会与可能，这是造成写本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的主要原因之一。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

安大简《诗经》里边魏风的情况最复杂。安大简《诗经》里边有“矦风”，这个矦风的名称不见于传世文献。但是，矦风之下所收六首诗却是今本毛诗魏风的诗篇。非但如此，安大简《诗经》还把今本毛诗唐风里边的诗也放在魏风里边。

有学者认为，安大简《诗经》把魏风称为矦，说明这个《诗经》写本的底本是魏国人的抄本，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是魏文侯命子夏所做的《诗经》改革的结果。我们知道，今本毛诗是传自子夏，今本毛诗国风次序与安大简不同，因此，安大简《诗经》不会是子夏的传本，认为是子夏的传本是不能成立的，无须多辩。

把自己所在国之风称谓“矦”，是可以理解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安大简《诗经》所据底本来自魏国，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们发现，安大简设有魏风，只不过其中收录的是今本唐风的诗篇，一边尊称自己国家的魏风为侯风，一边又把今本唐风中的诗篇称谓魏风，这看上去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但是，实际上，《诗经》魏国，并不是战国时的魏国。郑玄《诗·魏谱》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贡》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此一帝一王，俭约之化，于时犹存。及今魏君，啬且褊急，不务广修德于民，教以义方。其与秦、晋邻国，日见侵削，国人忧之。当周平、桓之世，魏之变风始作。至春秋鲁闵公元年，晋献公竟灭之，以其地赐大夫毕万。自尔而后，晋有魏氏。”［7］756《诗经》魏国是西周开国时所封，所封为周同姓，但是不知为何人。到了春秋时期，《诗经》魏国被晋献公所灭，并将其地封给了大夫毕万。

有人认为春秋以后的魏国与西周时的魏国即《诗经》魏国都是毕公高之后，实际上是错误的。这可能是由于对《史记·魏世家》的误读造成的。

《史记·魏世家》：“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献公之十六年，赵夙为御，毕万为右，以伐霍、耿、魏，灭之。以耿封赵夙，以魏封毕万，为大夫。”［9］2219

《史记·魏世家》说，魏国的祖先是毕公高之后。司马迁这里说的魏是春秋以后的魏国，不是《诗经》魏国。毕公高是姬姓，周初被封到毕，于是得姓毕。之后断了分封，沦为庶人。毕公高的后人有个名字叫毕万的，侍奉晋献公，在晋献公十一年时参与伐魏，并灭掉魏国，晋献公把魏地封给了毕万，毕万因此为魏氏。

《诗经》魏风中的诗是晋献公灭魏之前的诗，还是之后的诗，自古以来有不同看法。按照郑玄《魏风谱》所云，“当周平、桓之世，魏之变风始作”［7］786。也就是说，是在晋献公灭魏之前所作。不过，朱熹似乎有不同看法。朱熹集传云：“魏，国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贡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周初以封同姓，后为晋献公所灭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苏氏曰：‘魏地入晋久矣，其诗疑皆为晋而作，故列于唐风之前，犹邶、鄘之于卫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晋官，疑实晋诗。又恐魏亦尝有此官，盖不可考矣。”［8］81按照朱熹引苏辙的讲法，《诗经》魏风的诗应该是晋诗，也就是晋献公灭魏以后的诗。这两种说法一直争论到清代，也没有一个结果。

不过，安大简《诗经》的被发现，似乎为解决这一争端提供了契机。

安大简《诗经》有两个信息可供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时进行讨论。第一个是魏风称矦，唐风称为魏风；
第二个是矦风后面所附后记。

关于安大简《诗经》魏风称矦，上文已经有所论述，魏风称矦，说明这个写本的底本的编者是魏国人，《诗经》魏风之诗，一说是毕万以前周初所封姬姓魏国时的诗，一说为春秋以后晋灭魏以后毕万魏国时的诗，《诗经》魏国在早于安大简这个楚人写本的抄写时间330年前即公元前661年就不存在了，这个写本的底本的魏国作者也不会是330年前姬姓魏国的后人，应该是毕万魏国之后，而且他认为《诗经》魏风的诗是毕万魏国的作品，所以才把魏国称为矦。既然这样，他为什么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呢？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原故。

郑玄《诗经·唐谱》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也。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孙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阳焉。昔尧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万国不粒。于时杀礼以救艰厄，其流乃被于今。当周公、召公共和之时，成侯曾孙僖侯甚啬爱物，俭不中礼，国人闵之，唐之变风始作。其孙穆侯又徙于绛云。”［7］756按照郑玄诗谱，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为唐侯，到了唐侯之子燮的时候改为晋，也就是此后的晋国。陆德明音义曰：“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帝尧、夏禹所都之墟，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其南有晋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为晋侯。至六世孙僖侯名司徒，习尧俭约遗化，而不能以礼节之，今诗本其风俗，故云唐也。”［7］756朱熹集传亦云：“唐，国名。本帝尧旧都，在禹贡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为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爕乃改国号曰晋。后徙曲沃，又徙居绛。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焉。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绛皆在今绛州。”［8］87唐风之诗本为晋诗，之所以不称晋诗，朱熹的解释是“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8］87。

到了公元前330年左右，安大简《诗经》抄写之时，三家早已分晋，晋国已不复存在。三家分晋是在公元前403年。公元前403年赵魏韩被封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战国开始。七十年后，当初一起参与分晋的赵魏韩三国当中，魏国最为强大。晋国被三家所分，而晋诗却被魏一家所分。这不仅是由于当时魏国在三国之中最强大，而且还因为魏国从魏文侯开始就非常重视“经艺”。《史记·魏世家》云：“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9］2223－2224

魏国既然已经分得晋国，而又如此重视六经，将唐风之诗，也就是晋诗归为己有，而称之为“魏”，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安大简《诗经》作为写本，其抄写者或该写本底本的编写者为魏国人，这为其表达自己思想意图提供了机会与可能，并最终致使安大简《诗经》国风次序及命名呈现出与今本毛诗较大差异。

综上所论，安大简《诗经》作为写本，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写本的一些写本学特征。

第一，安大简《诗经》写本所体现的写本流动性特征极为突出。大家知道，从刻本文献来看，刻板一旦完成，文献的文本就被固化了，无论印刷多少次，同一刻板印出的文本都是一样的。然而写本却完全不一样了，写本由不同的抄手来完成，由于抄写目的以及抄手自身因素等原因，即使源于同一底本的抄本，也不会完全相同，这就造成了写本的流动性特征。从安大简《诗经》写本来看，其国风次序、各国风的篇目以及分篇等方面情况与传世本《诗经》及相关文献所记载均有较大不同。这种不同，一方面说明《诗经》在先秦就有不同的传本，另一方面更说明安大简《诗经》作为写本的流动性特征。

第二，安大简《诗经》写本所体现的写本个性化特征也尤为明显。如何认识安大简《诗经》写本与传世本《诗经》、特别是毛诗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总体上说二者有明显的不同，也有明显的相同。就不同而言，主要体现在国风次序编排层面的改造，某风的命名及所收篇目等方面。而在具体诗篇本文及文字上，二者总体上又是惊人的一致，只有个别诗篇存在少量异文。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这一现象可以从写本学角度来做出解释。从写本学来看，这一现象正是安大简《诗经》所体现的写本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并非是一个与传世毛诗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传本体系，就具体诗篇而言，我们并没有发现今本毛诗之外的诗篇，而只是在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命名等方面作出新的调整，这种调整正是写本个性化特征的体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个性化调整呢？笔者认为，这种个性化调整是出于某种个人理念的表达动因。其具体动因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动因，借助诗学与政治的同构，来表达某种政治理念与倾向。这种理念和倾向也许是自愿的，也许是被动的。实际上，毛诗的国风次序，在诗学框架结构中也同样体现的是政治次序与结构；
安大简《诗经》写本国风命名及次序，构建了一个新的诗学框架结构，在这背后体现的正是政治秩序与结构。

为什么安大简《诗经》的这种国风次序编排体系没有流传下来呢？这是因为，在政治上，后世并不视秦为正统。在学术上，秦就更上不了台面了。学术上，汉以后以孔子为正统。因此，汉代以后孔子所整理的《诗经》得以流传。

第三，安大简《诗经》写本也体现了写本信息丰富性与多维化特征。写本信息的丰富性与多维化是写本较为突出的特征。我们知道，敦煌写本中较为常见抄本文本之外的其他文字信息，这些文字信息有的抄写在正面，有的抄写在背面。这些文字信息对于研究相关抄本具有重要价值，因为这些文字信息常常提供了抄本文本本身无法提供的东西。在战国竹简写本中，虽然并不常见这种抄本文本之外的文字信息，但是安大简《诗经》矦风后面附记的发现，说明在写本文本之外抄写其他文字信息的现象，早在先秦写本中就已经存在了。这种文字信息丰富了抄本的内容，使得写本具有了信息丰富性与多维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矦风后面的附记，其内容透露出抄写者信息，对于研究安大简《诗经》矦风的命名、写本的来源与传播，以及抄写者国别与身世等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关于安大简《诗经》的文本结构从何而来，《汉书·艺文志》著录《诗》总计六家，其中齐鲁韩三家为今文经，毛诗为古文经。《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六家《诗》除了《毛诗》及《韩诗外传》尚存，其余各家均已亡佚。从传承来看，“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3］1708。也就是说，毛诗传自子夏。子夏所传《诗经》，当本于孔子。从毛诗来看，风雅颂的次序是国风在前，大小雅居中，三颂居于最后。从上博简《孔子诗论》来看，风雅颂的次序是三颂在前，大小雅居中，国风居于最后。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的重新被发现，使我们看到了毛诗以外的《诗经》传本。在孔子之前，诗书礼乐之学在王官。因此，在孔子整理《诗经》之前，《诗经》就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文本形态。从传世文献来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观乐最早详细记载了这个定本的情况。从吴季札观周乐来看，风雅颂的次序是国风在前，大小雅居中，三颂居于最后，这一次序与毛诗相同。国风的次序大多数与毛诗也是一致的。这说明，毛诗的结构编排来自孔子之前的王官之学。孔子整理《诗经》以后，孔子所编排的《诗经》结构应该是此后一直到战国最为通行的《诗经》文本体系。安大简《诗经》的文本结构，应该是在孔子所编排的《诗经》文本结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安大简《诗经》的文本结构应该不是战国时期通行的《诗经》文本，而仅是一个个性化的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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