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红贤，陈洪海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甘青地区是我国考古工作开展较早的区域之一,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考古材料,石构墓葬是其中极具特色的一类遗存。自1976年景泰张家台半山类型墓地首次发现石椁墓(1)“棺”是在墓圹外制成并盛敛尸体,而“椁”则是在墓圹内搭建而成,其内盛“棺”和随葬品。从建筑方式来看,所谓的“石棺”与“石椁”无疑都是在墓圹内搭建而成,后放入尸体、木棺或随葬品，故本文将“石棺墓”和“石椁墓”统称为“石椁墓”。以来,以童恩正[1]17-43、高东陆[2]751-755、李水城[3]和罗二虎[4]274-319等为代表的学者,对这类墓葬的特征、源流、族属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问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讨论。从考古发现来看，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石构墓葬类型多样,特征鲜明,现有研究少有涉及石构墓葬的类型划分、结构特征和时空分布等问题。本文依据考古材料,对以上几个主要问题进行分析讨论,以期更加全面地了解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的埋葬习俗。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石构墓葬是指主要由石质材料搭建葬具或构筑墓室，以及墓口有较大规模石封堆遗迹的墓葬。甘青地区是指甘肃省全部和青海省东部地区。区域内的史前时期包括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两个阶段，其中包含有石构墓葬遗存的文化发展序列，从早到晚依次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青铜时代诸文化等前后相继的三个时期。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的石构墓葬,目前已发掘的有一百余座,主要分布在青海东部及兰州附近地区(见图1)。这里按照年代早晚顺序,对区域内石构墓葬的发现情况进行梳理。
(一)马家窑期的石构墓葬
这一阶段的石构墓葬,仅见于青海同德宗日遗址,有11座[5]9-17,其他墓地暂未发现。
(二)半山-马厂期的石构墓葬
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发现石构墓葬9座,甘肃兰州红古区土谷台墓地发现石构墓葬52座[6],甘肃景泰张家台墓地清理石构墓葬11座[7]。
此外,在甘肃兰州焦家庄和十里店遗址[8]、皋兰糜地岘和邸家台遗址[9]也见有石构墓葬,结构特征与土谷台所见较为相似,年代相近。甘肃白银麻地沟墓地发现有马厂时期的石构墓葬数座[10]。这几处墓地被破坏严重,墓葬结构等信息不详。
(三)齐家文化的石构墓葬
青海乐都柳湾墓地清理出4座石构墓葬[11]170，184，187，189;甘肃临潭磨沟遗址至少清理出10座石构墓葬,其中4座为火葬墓(2)甘肃临潭磨沟遗址的完整资料尚未发表，本文有关该遗址石构墓葬的信息均出自以下资料：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载《文物》2009年第10期；
钱耀鹏，周静，毛瑞林等：《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的收获与意义——“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赵东月：《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多偏室墓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5-37页；
许彩莲：《磨沟齐家文化墓地二次葬的初步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2-13页；
穆琼洁：《甘肃临潭磨沟遗址2012年度发掘简报》，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2页；
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载《文物》2015年第10期。。
图1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石构墓葬分布图1.宗日墓地；
2.张家台墓地；
3.麻地沟墓地；
4.糜地岘和邸家台墓地；
5.焦家庄和十里店墓地；
6.簸箕掌墓地；
7.瓦窑台、山城台和原土台墓地；
8.下海石墓地；
9.土谷台墓地；
10.小旱地墓地；
11.干骨崖墓地；
12.磨沟墓地；
13.徐家碾墓地；
14.上半主洼墓地；
15.柳湾墓地；
16.刚察砖瓦厂墓地
(四)青铜时代诸文化的石构墓葬
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清理四坝文化墓葬107座[12]34-99,一半以上为积石墓,其中至少有21座石构墓葬。青海刚察县城西郊砖瓦厂发现卡约文化墓葬51座,其中石构墓葬21座[13]756-762;化隆县上半主洼发现卡约文化石构墓葬1座[14];民和县核桃庄村东的小旱地清理辛店文化石构墓葬5座[15]91,127,134,192,196;民和县马厂垣乡磨湾子村南簸箕掌清理辛店文化石构墓葬1座[2]751-755。甘肃兰州市红古区下海石墓地清理出辛店文化石构墓葬1座[16]165-168;临潭县磨沟遗址至少发现2座寺洼文化石构墓葬;庄浪徐家碾发现寺洼文化石构墓葬25座[17]153。
除以上地点外,在青海民和山城台、磨湾子村南瓦窑台、赵木川原土台等地也曾经发现石构墓葬[2]751-755。据调查者文,其结构同簸箕掌墓地所见相似,年代应大致相同,但未见更详细的资料刊布。
根据整体特征和结构特点,大致可将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的石构墓葬分为石椁墓、石围墓、石封门板墓和石封堆墓四种类型。以下依次予以介绍。
(一)石椁墓
用石板在墓圹内搭建椁室,结构比较简单,随葬品基本都放置在石椁内。根据石椁结构差异,可进一步分为三类。
1. 除底板外,其他部分皆完备 边板与头挡长短不一,平面似“工”字形或“亚”字形。如甘肃张家台M1和青海宗日M180,在尸骨四周围挡数块石板作为挡板和边板,再由3—5块石板横向放置作为盖板(见图2-1,图2-2)。石板厚约8—15厘米。
2. 底板和盖板皆无,四周仅有挡板和侧板 如青海宗日M204和簸箕掌墓地清理的石椁墓,尸骨四周由数块石板竖立围挡,底部和上部均不铺设石板(见图2-3,图2-4)。石板厚度大致在6—15厘米,摆放较为规整。
3. 石板未摆放一周,或缺一侧边板,由石板和木板组合成葬具 或两侧边板都缺,仅在头端和足端竖立数块石板。或边板都缺失,仅有石盖板直接叠压在人骨之上。如青海宗日M329和M228等(见图2-5,图2-6)。
图2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石椁墓1.张家台M1; 2.宗日M180; 3.宗日M204; 4.簸箕掌石椁墓; 5.宗日M329; 6.宗日M228
石椁墓均为竖穴土坑墓,石椁平面形态大部分为长方形。从建筑结构来看,第一类相对完整,第二、三类属于其简化形式,有一部分为石木混搭建成。石椁墓的挡板和侧板均以石板竖立围成,石板以长方形居多,也有部分呈不规则形，少见加工痕迹。
(二)石围墓
用卵石或碎石块围绕尸骨或木质葬具摆放,也有摆放在二层台上。这类墓葬要同积石墓区分,后者石块混入填土中,多杂乱无章,而前者墓内的石块则是有意放置。根据石围的结构特征,可分为三类。
1. 砾石摆放在尸骨周围,部分墓葬紧贴尸骨或木质葬具摆放几层 随葬品也放置在石围圈内。如甘肃酒泉干骨崖M2和青海小旱地M174(见图3-1,图3-2)。
2. 石块围绕尸体摆放,未围成一周,应是简化或示意形式 如青海上半主洼M7、宗日M249和小旱地M166(见图3-3,图3-4,图3-5)。
3. 石板或砾石围绕瓮棺放置 该类型墓以陶罐盛敛火葬后的成年人尸骨,较为特殊。如甘肃磨沟M434(见图3-6)。
图3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石围墓1.干骨崖M2; 2.小旱地M174; 3.上半主洼M7; 4.宗日M249; 5.小旱地M166; 6.磨沟M434
石围墓也都是竖穴土坑墓,石围的形状与墓圹形状大体一致,多数围石摆放一层,少数为成堆放置,密集程度不一。青海小旱地M174还见有木棺,木棺与墓壁之间的缝隙中摆放有数层砾石,可能有加固木棺的功用,这种现象比较少见。甘肃磨沟墓地所见的成人瓮棺外用石块、砾石围砌,为甘青地区仅见。
(三)石封门板墓
仅见于偏洞室墓,用石板或石块封堵墓门。根据墓葬平面形态及封门石差别,可分为三类。
1. 墓葬平面呈“日”字形 竖穴土坑墓道,洞室近椭圆形或圆角方形。墓道与洞室连接处,有数块石板封门,上部均向洞室方向倾斜,部分在底部还能辨识出凹槽,应为摆放石板时所制。随葬品绝大多数放置在偏洞室内。如甘肃土谷台M42和M31(见图4-1,图4-2)。
2. 整体结构特征与前一种墓葬类似,但墓葬平面近“凸”字形 封门物由木质立柱与石块或仅由石块构成。另外,在洞室内常见有木棺。随葬品也放置在洞室内,棺外。如青海柳湾M972和M1006(见图4-5,图4-6)。
3.双偏洞室或多偏洞室墓 在竖穴土坑墓道的一侧或两侧挖出洞室,偏洞室的轴线与墓道的轴线平行(3)早期洞室墓的形态特征及其分类相关研究，参见马金磊：《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土洞墓的起源》，载《文博》2019年第4期。,这类墓葬目前仅在陇南地区的磨沟墓地有发现。如M206为双偏洞室墓,墓道内埋葬一具尸骨,俯身直肢,头足两端有两块竖立的石块。右上偏洞室门口,有一块体量较大的长条形石块,应为封门石(见图4-3,图4-4)。M833偏室也是由数块石板封堵(见图4-7)。从墓内人骨推挤、扰乱的情况来看,这些墓葬经过了多次使用,是一定时期内埋葬过程历时性特征的体现。
图4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石封门板墓1.土谷台M42; 2.土谷台M31; 3.磨沟M206全景；
4.磨沟M206右上偏室；
5.柳湾M972；
6.柳湾M1006；
7.磨沟M833
(四)石封堆墓
墓葬开口位置有大量集中分布的石块,略高于墓葬开口层位。这些石块大小不一,堆成类似“坟丘”的样子,部分石堆中还夹杂有兽骨、红烧土和陶器碎片。石封堆墓发现数量很少，甘肃省干骨崖M27、磨沟M1029等属于此类(见图5-1,图5-2)。
图5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石封堆墓1.干骨崖M27; 2.磨沟M1029
酒泉干骨崖M27主体为一座竖穴土坑墓,在地表石封堆内还有两座墓葬,呈现出三座墓葬上下依次分布,形制很特殊。墓口的石封堆整体呈“∧”形,由下层的土堆和上层的石堆组成,残高约0.6米。石封堆并未完全覆盖土丘,南部有一道石墙,紧邻石墙偏北部也铺有砾石[12]109-111。这道石墙与石封堆关系紧密,只是后期被破坏严重,整体形态并不完整。另一处磨沟M1029及右邻的M1030和M1031三座墓葬都被石封堆覆盖，封堆平面呈不规则形,长径2.5米,短径0.9米,也是由下层的土堆和上层的石堆构成,高度约0.5米[18]15-16。封堆结构与干骨崖M27较为相似。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区域内墓葬中石椁作为敛尸用具,形态功能与木棺或木椁没有本质区别。石围墓中的石块围绕尸体摆放,很可能具有象征或祭祀意义,也应为简化形式的葬具。石封门板墓和石封堆墓的石质材料是作为墓葬结构的组成部分,不属于葬具。
从石材的选择和加工来看,石椁墓和石封门板墓所使用的石板,以页岩和石灰岩为主,应该是从墓地附近就近取材,不涉及长距离运输。笔者曾参与青海羊曲遗址的调查,该遗址墓葬的盗洞中散落有石板等遗物,可能是石椁墓遗存,而与遗址隔黄河相邻的山上即有大量页岩,获取便捷。马家窑文化时期的石板多根据自然层理制成,加工痕迹一般不明显,厚薄不一,形状也不甚规整。青铜时代,以甘肃下海石墓地和青海刚察砖瓦厂墓地为代表,石板制作较为规整,以长方形多见,厚度多在10—15厘米。石围墓的石块基本不做加工,但部分砾石或卵石体量大小相仿，是有意挑选后使用。石封堆墓的石块则与周边的自然砾石几无差别。
石构墓葬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埋葬过程上。石椁墓墓底多经过特殊处理,甘肃张家台墓地石椁墓底部或经过夯打,或铺一层碎石子,或撒涂朱砂。有一些墓葬的填土也经过加工,夹杂有砾石或石块,形成积石墓。甘肃磨沟M1029石封堆下层的堆土较为纯净,有明显的层理结构,不是收拢余土形成的花土,与墓道内填土区别较为明显。而被覆盖的多座墓葬也并非一次性埋葬完成,说明石封堆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可看作墓葬完成埋葬的最后步骤。另外,石椁多为成年人的葬具,但在张家台墓地中儿童使用石椁的比例很高,这与甘青地区早期阶段以瓮棺盛敛未成年人尸骸的习俗区别明显,是少数群体特殊丧葬观念的表达。
在注意到石构墓葬结构和材质上的特殊性之外,还要看到其文化面貌与非石构墓葬的一致性。以青海宗日墓地为例,该墓地发现的葬具种类有木棺、木椁和石椁。从数量上来看,石构墓葬在整个墓地中所占比重不足3%,尚不能说明其普遍性。从区域整体情况来看,石构墓葬有单人葬、双人葬以及多人合葬,葬式包括仰身直肢葬、俯身葬、侧身屈肢葬和二次扰乱葬等多种形式,葬式与人群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并没有哪种葬式占绝对多数,反而符合石构墓葬所在墓地的整体特征。所以,石构墓葬与非石构墓葬,更可能体现着部分人群在丧葬观念或习惯上的差异,而非人群或文化上的区别。
从时间上来看, 甘青地区的石构墓葬最早仅见于青海宗日墓地第一期, 总体数量很少。
绝对年代大致在距今5 200—4 900年之间, 相当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期(4)宗日墓地的年代，参见陈洪海：《宗日遗存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105-106页。。
类型多是石椁墓, 所用石板制作均较为粗糙,厚度不均匀, 形状各异, 未经过仔细加工。
这一阶段还发现少量石围墓, 以青海宗日M249为代表。
半山-马厂期,石构墓葬的类型增多、数量增加。尤其是半山期,甘肃兰州土谷台墓地出现平面呈“日”字形的石封门板墓,石椁墓在青海宗日墓地和甘肃张家台墓地有发现,所用石板亦未经过仔细打磨,摆放也不甚规整。典型的石围墓在这一时期暂未发现。
齐家文化时期,石构墓葬数量和种类明显减少。青海柳湾墓地新出现平面呈“凸”字形的石封门板墓,封门石多为大型砾石。晚期阶段,甘肃磨沟墓地见有多偏洞室的石封门板墓和石封堆墓，其他类型石构墓葬暂未发现。
青铜时代诸文化时期,各类型石构墓葬均有发现。其中,石椁墓数量最多,主要见于青海的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这一时期的石板制作较为细致,厚度均匀,边缘经过修整,摆放整齐,椁室呈较规整的长方形。石围墓在四坝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等墓地都有发现。石封堆墓仅在四坝文化和寺洼文化有少量发现(见表1)。
表1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石构墓葬的年代、类型与数量
空间分布方面,黄河上游沿岸是集中分布区。共和盆地的石构墓葬出现最早,类型以石椁墓为主。半山-马厂时期,分布范围向东扩展,河湟地区-兰州一线是石构墓葬的核心分布区,类型有石椁墓和石封门板墓,少见石围墓。齐家文化时期,石构墓葬分布范围收缩,共和盆地、河湟地区不见或少见石构墓葬,陇南地区有少量发现。青铜时代诸文化时期,石构墓葬的分布范围又有所扩大,除共和盆地和河湟地区以外,青海刚察县、陇南临潭磨沟和河西走廊的酒泉干骨崖等墓地也见有各类石构墓葬分布。
目前,我国最早的石构墓葬为石椁墓,发现于内蒙古白音长汗遗址第二期,属于兴隆洼文化晚期阶段,年代在距今7 000年前后[19]28-30。稍晚,在北辛文化大伊山墓地[20-21]和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华县元君庙墓地[22]16-19、南阳老坟岗墓地[23]也见有石椁墓。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大量出现石构墓葬,种类较多,包括石椁墓、石围墓和积石冢等[24]471-473。这些区域的石构墓葬较甘青地区早近千年,空间距离较远,且墓葬结构和文化特征差异明显,缺少继承或传播的客观证明，因此,并无资料证明甘青地区石构墓葬的出现与中原和东北地区有直接联系。
陇东地区早期的文化遗存,如大地湾第一至三期和师赵村第四期的墓葬,虽然都是竖穴土坑墓,但均未发现石构墓葬。随后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期,仅在共和盆地的宗日遗址见有石构墓葬,且表现出比较原始的特征。有学者据此认为宗日遗址的石椁墓是青海地区石椁墓的源头[25]。格桑本对宗日遗址石构墓葬的随葬品数量和类型进行过统计,在能够复原的陶器中,兼有宗日式陶器和马家窑文化陶器,器形以罐、盆和瓮为主。特征与非石构墓葬保持一致,并无太大差别,其中宗日式陶器所占比重在70%以上[5]16。因此,说石构墓葬是宗日先民丧葬习俗的创新形式当不为过。结合石构墓葬尤其是石椁墓的结构特征和出现时间,可以将宗日墓地的石构墓葬作为整个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石构墓葬的早期类型。
石封门板墓始见于半山期,流行于半山-马厂类型时期,青铜时代也有零星发现,主要分布范围在河湟地区,是甘青地区较为特殊的埋葬现象。这类墓葬只发现于洞室墓中,所以墓葬形制是追溯其来源的重要线索。新石器时代的洞室墓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杨官寨遗址[26]。甘青地区大量出现,则始于马家窑文化半山期,典型墓地有甘肃兰州土谷台墓地[6]、青海循化苏呼撒墓地[27]和青海柳湾墓地[11]等,分布的核心范围就是河湟地区和兰州以西的黄河两岸,这里正是石封门板墓的主要分布区。可以看出,马家窑文化半山期,东部地区洞室墓的传入,直接导致甘青地区石封门板墓产生。
石封堆墓在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的墓葬中有零星发现,封堆规模不一。这类墓葬除在开口位置有石封堆外,其他特征与非石构墓葬无异。墓口的积石封堆与甘青地区常见的墓口放置石块、陶器和猪下颌骨等常见的祭祀现象区别较明显，后者的石堆由数块石头无规律堆放而成,夹杂有陶片、红烧土等,也有可能是区分墓内人骨是否经过二次扰乱的标志[28]。单从形制来看,很难将其认为是甘肃干骨崖M27和磨沟M1029等墓上大规模石封堆的来源。在公元前两千纪早中叶的时间框架中,墓葬有覆石封堆且建筑石墙的结构,与**阿勒泰地区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坟院”[29]相近。虽然“坟院”面积达200—600平方米,远超干骨崖M27，但两处墓地使用石块圈定墓葬范围,以及在封堆内埋葬多人的现象却非常类似(5)**阿勒泰地区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年代争议颇大，林梅村、林沄、韩建业和邵会秋等都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这里从邵会秋的观点，认为其年代主体在公元前两千纪初至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墓葬也使用石质葬具,同一个墓穴内有多个石椁的现象并不鲜见,两者的相似性值得关注。还需要注意的是,齐家文化时期甘青地区社会已经进入复杂化进程,其墓葬也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层,诸如武威皇娘娘台M48在随葬品和葬仪葬式等方面已经表现出人群的不平等现象[30]340-342。干骨崖M27位于墓地的显著位置,墓葬规模较大,发掘者也认为墓主人的身份不同于墓地的其他墓葬。因此，石封堆墓可能是甘青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中，部分人群为表达身份或地位，在葬俗方面吸收、融合北方草原地带的文化因素而形成，当然这一点还有待更多考古发现来说明。
石构墓葬的类型虽然多样,但是所表达的“以石为葬”的观念在本质上是类似的，石椁墓是其中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类。石围墓与石椁墓的出现时间和分布区域大体一致,但是墓葬围石多数情况下较为简单或随意,因此,可以看作石椁墓的简化形式。石封门板墓所见的洞室墓本身并非甘青地区固有的文化因素,从考古发现来看,封门物种类多样,还有木板、木条甚至蒿草等。而新石器时代的洞室墓虽然在北方地区广泛分布,但是用石质材料封门最早还是出现于甘青地区,所以石封门板墓体现的是外来文化因素与本地文化因素的结合。石封堆在墓葬开口位置且略高于地面,加之有标识和祭祀的功能,或许可以推测封堆是“坟丘”的早期形态[31],是区域内特殊的墓葬形制。还需要说明的是,大致从东周时期开始，共和盆地至兰州附近的黄河两岸绝少再见到石构墓葬，其原因可能与东部地区周秦文化势力的西渐有关。这也说明石构墓葬是甘青地区的传统葬俗，是甘青地区与中原地区人群丧葬观念的区别之一。
(一)与西南地区石构墓葬的联系
西南地区与甘青地区都处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1]17-43,人群互动与文化交流频繁。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西南地区的石构墓葬以石椁墓为主,数量众多,年代多集中于商周至战汉时期[32]。墓葬结构和特征与甘青地区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的石椁墓基本一致。关于其来源,需要从跨区域文化与人群互动的角度来解读。
较早经考古调查与发掘的石椁墓集中在川西北的岷江上游地区,随葬品中的双耳罐与甘青地区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发现的双耳罐极为相似,且后者的石构墓葬出现年代明显早于西南地区,因此有学者认为“石棺葬的建造者……可能原系青海、甘肃东南部的一种部族,大约在战国或秦汉之际,因种种原因而南下留居于此”[33]。甘青地区与西南地区共存的文化因素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物质文化方面,除双耳罐外,还包括青铜器、装饰品、骨器和动物图案等。精神文化层面的相似性同样引人注目,典型的有火葬和白石崇拜等,这两类葬俗一般认为是氐羌系统人群的传统[3]。这些跨区域传播的文化因素,随着时间推移,种类和数量也逐渐增加。这一过程指示的不仅是文化的线性传播,更像是复杂的文化交流网络的形成[34]。两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开始时间很早,马家窑文化时期就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35],石构墓葬加入传播网络,可能是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者青铜时代早期。罗二虎进一步认为甘青地区和西南地区同属“黄河上游文化区”,前者是该文化区的中心区,后者为边缘区,石椁墓就是区域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证明。他还引入“区域共同传统”的概念,认为青藏高原东南缘相似的自然与生态环境,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和族群文化认同,是早期彩陶和石构墓葬等文化因素传播的重要基础[4]313-315。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川西北地区的石构墓葬尤其是石椁墓的产生,主要受到甘青地区的影响基本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区域间更深层次文化交流的体现。但是这种影响背后是“移民”还是“文化传播”则观点不一,这涉及两地区人群与文化的关系。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流未曾中断,使川西地区的文化面貌更加复杂多样。有学者从彩陶的生产入手,认为川西地区马家窑类型彩陶是伴随着人群迁移从北方输送进来(6)川西地区史前彩陶，早期阶段是由甘青地区传入。但是晚期阶段，已经表现出在马家窑文化彩陶基础上的本土化特点。参见向金辉：《川西马家窑文化彩陶来源再检视——以陶器化学成分分析为中心》，载《四川文物》2018年第4期。,并指出甘青与西南地区可能存在一定组织和规模的彩陶贸易[36]。至青铜时代,陶双耳罐和具有北方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在西南地区大量出现,进一步体现出川滇青藏民族走廊作为文化“熔炉”,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生命力,为石构墓葬在西南地区的流行提供了文化基础。考虑到石构墓葬在甘青地区并不属于主要的埋葬习俗,那么即便是氐羌系统人群南下也未必会直接造成石构墓葬在西南地区的大范围、长时段盛行。而以彩陶和双耳罐等为代表的明显具有甘青地区特征的文化因素,在西南地区自北向南渐次流行的传播方式则启示我们,石构墓葬在西南地区的出现与流行,可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早期部分氐羌系统人群南下,初步带入了“以石为葬”的丧葬观念。“区域共同传统”很可能是石构墓葬被接受的主要文化因素。石神崇拜则可能是石构墓葬被广泛认同的主要精神因素[37]。西南山地多产页岩的自然条件,更方便了石板的制作,客观上促进了石构墓葬的流行。在一段时间之后,石构墓葬在人群、文化、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多重作用下,最终在西南地区盛行开来。
不过西南地区石构墓葬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并非各类型石构墓葬的产生都受到了甘青地区的影响。例如滇西北、川西南地区流行一种大石墓,以石板或砾石砌建,顶覆巨石,结构特征鲜明。其来源有本地说[38]和自南而北传播说[39]两种,单从墓葬形制来看,与甘青地区关系不大,不排除是本地文化因素或是由其他地区传入的可能性。此外,近些年在川西南地区发掘了距今约4 000—5 000年的石椁墓[40-41],形制特征与川西北地区和甘青地区所见较为相似,但是出土的部分陶器具有明显的本地特征。赵德云据此认为西南地区石构墓葬可能存在南北不同的系统,多种文化交汇共同促使石构墓葬在西南地区流行(7)参见赵德云：《传播还是独立起源：西南地区石棺墓新发现带来的若干思考》，载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QLpvBhoEaE36A48gtIPsZQ。。从随葬陶器特征及相关测年结果来看,此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川西南地区早期石椁墓的年代上限，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相关问题的探究有待考资料的全面公布。
(二)与**地区石构墓葬的联系
**地区也是石构墓葬的集中分布区。从空间位置来看,**东部与甘青地区紧密相连,区域内的石构墓葬年代在公元前一千纪及以后,东天山地区是主要的分布区域之一[42]23-37。这里作为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东西方人群与文化交流的核心区和前沿阵地,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彩陶和金属器是关注的重点。实际上相较于器物的对比,丧葬习俗在指示人群变迁与交融方面更具代表性。
屈肢葬是值得关注的一类葬俗,从公元前两千纪开始,东天山地区就是屈肢葬的主要分布区。其股骨与胫骨夹角较小的特点很突出,这与甘肃张家台和土谷台石构墓葬中所见的屈肢葬特点一致,在稍晚的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墓葬中也比较常见[43]37-38。韩建业将我国古代的屈肢葬分为南方、北方和西方三大系统,甘青地区和**地区分属于后两者。结合区域内墓葬的埋葬习俗和随葬陶器,他认为西方与北方传统应该存在联系,有可能同属于一个更大的文化传统[44]。自马厂晚期到四坝文化,河西走廊地区均有人群自东向西迁徙到**东部[45],那么人群的流动除了表现在葬式上之外,石构墓葬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比的视角。
有学者认为以甘肃临潭磨沟墓地M1503为代表的石椁墓的来源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46]。现在来看,这类墓葬可以确定是甘青地区固有的埋葬习俗之一,不必从数千公里外的**地区溯源。反之以马厂类型、四坝文化为代表的甘青地区文化因素向**地区的传播需要注意。公元前两千纪后半叶至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东西文化交流的前沿已经向西扩展至奇台—焉耆—尼雅一线[47]。这一时期**境内的彩陶逐渐繁荣,其来源一般认为是甘青地区的卡约文化或辛店文化[48]419-431。大约同时,区域内的石封堆墓和石围墓(部分报告中称之为砾椁墓)数量激增。东天山地区的巴里坤南湾墓地、上庙尔沟I号墓地和伊吾拜其尔墓地的早期墓葬[42]23-37,天山中部的阜康白杨河上游墓群(8)白杨河流域青铜时代石构墓葬的资料，参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馆：《**阜康白杨河上游墓群发掘简报》，载《文物》2020年第12期; 阿里木·阿卜杜：《**阜康白杨河流域四号墓地B区墓葬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11-16页。就是典型的代表。不过考古材料反映出**地区东西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是同时进行的,水涛称之为“多线演进模式”[49]38。自公元前两千纪初开始,**西部就开始出现各类型的石构墓葬,一直沿用到历史时期,其文化来源可能与中亚地区联系较为紧密。如阿勒泰地区切木尔切克文化的石椁墓及“坟院”的葬俗就可能受到了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影响，而平底陶器及陶器上的珍珠纹饰等则可能来自奥库涅夫文化[50]。**东部地区的石构墓葬出现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一千纪前后,明显晚于**西部。如果再考虑到**地区青铜时代“多种文化并存、多种文化发展模式、多元性文化结构”的特点[49]42,则**地区与甘青地区石构墓葬虽有很多相似之处,却并不能轻易认定两者有源流关系。此外,火葬墓和洞室墓也是两地区共有的埋葬习俗,这些葬俗在各区域都有比较独立的发展体系,亦不存在明显的源流关系。不过石构墓葬、火葬墓、屈肢葬和洞室墓等埋葬习俗作为跨文化区的共同文化因素,在较广时空范围内共存，或许说明这些葬俗并非由单一中心起源线性传播，更可能是多中心起源并行发展。那么它们可看作是早期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共性文化基因，客观上有助于加速、促进不同地区文化与人群的交融。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能排除甘青地区和**地区石构墓葬的构筑理念在广域时空内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只是这种联系应该是在不同时期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的,是一种间接的、远距离的和非连续性的过程。
(三)与其他地区石构墓葬的联系
除西南地区和**地区之外， 泾河上游的碾子坡墓地也发现有石椁墓[51]221-226，261-262。
该墓地共清理出先周文化墓葬232座， 其中石椁墓14座(9)《南邠州·碾子坡》第206页和第234页提到先周文化早期和晚期的石椁墓分别有16座和1座，但是检索报告附表二和附表三，仅见早期13座，晚期1座。本文从附表中的数据。， 占墓葬总数的6%。
其中M632的石椁结构较完整， 四周有挡板竖立围砌， 上有盖板， 人骨下肢下面还平铺5块石板， 所用石材大都经过了打磨加工。
M681、 M683、 M688和M1187等石板的搭建方式与M632类似， 只是结构不完整， 有些是木石混搭， 属于简易形式。
石椁墓在泾河流域找不到源头，在随后的西周墓葬中也不见。而碾子坡墓地的石椁在结构特征上与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及寺洼文化的石椁很相似。考古材料反映出先周文化中有较多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姜戎文化”因素，包括偏洞室墓、带耳鼓腹罐、双耳罐及铜泡形饰、铜管等青铜器，这与人群的变迁关系紧密[52]。《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先祖“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53]100。公刘亦“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53]100。因此，泾河上游碾子坡墓地的石椁墓，有可能是在长期互动过程中，少数先周人群对甘青地区文化因素的吸收或模仿。碾子坡墓地先周文化晚期，即约古公亶父时期，周人与戎狄征战频仍，“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53]101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紧张的族群关系，石椁墓在先周文化中很快消失。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认为甘青地区的石构墓葬至迟在青铜时代已经开始向周边扩散,影响范围主要是川西北地区,可能与**地区也有一定程度交流,还波及泾水流域。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的石构墓葬，有自身的产生和发展脉络，类型包括石椁墓、石围墓、石封门板墓和石封堆墓。其中，石椁墓和石围墓在距今5 000年前后的共和盆地出现，随后沿黄河向东传播。而石封门板墓则是半山期洞室墓进入后结合本地文化因素产生；
石封堆墓的出现可能受到了区域内社会复杂化及北方草原地区埋葬习俗传入等因素的影响。从数量和比例来看，石构墓葬并非甘青地区的主要葬俗，并且在随葬品及葬仪葬式等方面，与非石构墓葬没有明显的差异。所以，这类墓葬更多体现了少数人丧葬观念的个性特点，并不标识同一墓地中的文化或人群之别。石构墓葬的核心分布区在共和盆地以东至兰州附近，这一区域还是二次扰乱葬和火葬墓等几种特殊埋葬现象的集中分布区，学界多认为这是古代氐羌系统人群的代表性葬俗。那么，以石构墓葬等为代表的特殊葬俗在河湟地区长时段的延续和发展，正是区域内早期文化韧性的体现，也表明甘青地区尤其是河湟地区人群主体构成的相对稳定性。比较视野下，甘青地区与西南地区等邻近区域的石构墓葬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并与东北地区兴隆洼-红山文化的石椁墓和积石冢等，共同形成了“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中具有特色的石构墓葬传统。以石椁墓为代表的石构墓葬表现出的“以石为葬”的丧葬观念，明显区别于中原地区的木质葬具传统，是甘青地区早期葬俗特殊性和多样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