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文化的时间观与《赤壁赋》美学建构

张 伟

苏轼《赤壁赋》一文景情理兼备，其中主客问答部分尤为精彩，是全赋重心所在。主客问答间的哲理思考，也一直是理解探求文章意蕴的锁钥。仔细梳理主客对话后，不难发现主客问答指向的是一个思想史上的永恒主题：时间。“洞箫客”和“苏子”二人从不同的文化立场出发，畅叙了自己的时间观，使得文章哲理色彩浓厚，形成独特的审美趣味。

《赤壁赋》中“洞箫客”与“苏子”两人的对话富有中国文化意味，理解起来难度较大。这一对话历来受到研究者重视，各种解释可谓精彩纷呈。事实上，从文化本身出发，以思想史为切入视角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将“洞箫客”与“苏子”的对话整理后，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洞箫客”还是“苏子”，他们的话语都指向了一个思想史上的永恒主题：时间。

文学家因其自身的敏感心灵，对时间的感知非常人所能比。中国古代的文人以各种方式思考并呈现时间，他们笔下的时间已经不再是具体的物理时间，是被赋予了生命观和价值观的文学时间。在《赤壁赋》中，苏轼以显性方式表示具体时间之处比比皆是：“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不知东方之既白”。除了这些显性标示外，苏轼还以主客间的对话，从儒释道的不同视角，向我们展示了独具审美意蕴的文学时间。

我们不难发现，《赤壁赋》中的客人身上有着浓厚的儒家色彩，他们对时间的表述同样离不开儒家思想。从客人的表述内容来看，以“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一句为分界线，客人事实上哀叹于两件事：一是英雄可悲，功业无常；
二是你我更可悲，远不如英雄。而这正是典型的儒家文化时间观。

儒家文化时间观一大特色就是复古，孔子希望自己回归周礼的时代，最好能重回尧舜禹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强烈的历史意识和记忆情怀，历史叙事一直是文化的核心形式”，这就是客人为什么一再讲述曹操功业的原因。在客人的话语下，相缭的山川，郁秀的苍林，诉说着时间的流转和自然的永恒。在永恒的自然面前，曹操“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煊赫功绩被无情吞噬。即使英雄如曹孟德，在永恒的自然面前亦不过是一瞬，这其中我们自能读出无尽哀叹和人生忧思。

在永恒的时间面前，儒家转向为对“不朽”人生的价值追求。如何有意义地度过一生，从而实现不朽，这是所有儒家思想浸润下的传统文人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成为道德君子建立旷世功业，发愤著书立说，追求精神意义上的不朽，成为中国传统文人的共同追求。这种对不朽的追求，对彼时泛舟赤壁之下的苏轼似乎是天方夜谭，“乌台诗案”早已毁去了他的一切。至于客人，从他的话语间，我们不难推测，他早已自感仕途无望，满是消极遁世之情。

客人也谈论“水”“月”，但客人的“水”“月”更多是儒家意义上的“水”“月”。自孔子在山川之上留下那句著名的“逝者如斯夫”之后，流水就被赋予了时间的意味。至于月亮，则与时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月亮的升落圆缺本就是时间流转的标示。古人以五行对应季节，秋天的月亮最为明亮，秋属金，古人咏月之作也大多是“秋月”。

因此，客人看似哀叹“水”与“月”，实则哀叹自己在时间面前的无力，呈现的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感伤。这种感伤是儒家思想下所有失意文人的共同感伤，是直击人心的，我们读来自有一种动容之感。

同时，苏轼在这一部分的艺术表现形式上多采用比兴手法。时间虽然是真实的，却是十分抽象的概念，儒家在表现时间时大多会化抽象为具象，以有限传达永恒，从而创造出独特的时间美学。孔子以“流水”来喻时间，而《赤壁赋》中客人提及的“渔樵”“鱼虾”“蜉蝣”“沧海”“一粟”这些内容表达无不在形象生动地传达着时间意识。在时间的巨幕下，客人不厌其烦地向我们描述着苏子与自己具体而琐碎的生活场景，看似诗意的表达背后却是时间的破碎，流露出的是无尽的遗憾和不甘。

在客人流露出伤感情绪之后，儒家思想浸润下的苏子“心非木石”，自然有所感触，于是愀然危坐，郑重发问，认真聆听。在客人阐释完毕后，苏子并没有进行直接的情绪表达，只是同样以反问“客亦知夫水与月乎”作引，开始了自己的论述。

这里有一个经典的争论，那就是苏子的回答到底有没有解决客人的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客人提出了什么问题。客人的阐释是以一个“况”字作转，提出了两个经典问题：时间永恒，个体渺小；
功业无成，虚度时光。苏子的回答则是以“且夫”为界，从佛道思想出发，展开了对这两个问题的论述。

客人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对时间永恒，个体渺小的哀叹，其实和道家思想是相通的。道家同样认为天道自然亘古长存，个体只是“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不同于儒家追求个体的“立德、立功、立言”以实现不朽来挣脱时间之缚，道家的思想则更为玄妙。既然时间是无极限的永恒存在，那么任何时间在它的面前其实是没有本质差异的，上万年也好，一瞬间也罢，在永恒的时间面前其实是一样的。庄子在《逍遥游》里就明确说，大年和小年其实是相对的，时间其实无所谓长与短。所以道家时间观中的时间是混沌模糊的，对时间长短其实是漠视不问的，追求的是顺应时间变化，从而达到逍遥齐物的状态。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再去看苏子口中的“水月”：江水日夜东流而去，月亮时刻变化圆缺，一如时间永是流逝，但时间是永恒的，我们如果能够淡然视之，与时间一同变化，或进或退，也就能够收获逍遥之美。正如陶渊明的《形影神赠答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苏子回答的精妙之处即在于此，他明确赞同了客人对时间永恒变化的论述，“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但他很快话锋一转，从道家逍遥齐物的思想出发，提出“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很多人在理解这句的时候，困惑于“我”怎么就实现“无尽”了呢？这是不懂道家时间观，不理解道家混沌之美的缘故。其实这样的表述在道家思想的著述中是很常见的，《庄子·在宥》篇说：“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李白《赠丹阳横山周处士惟长》则说：“当其得意时，心与天壤俱。”

既然在永恒的时间面前，个体时间的长短是无意义的，那么只要我们个体能够顺时而动，就能够与天地同生，客人所谓的个体渺小的哀叹也就没有必要了。正如文化学者方东美所称赞的那样：“中国人向来具有一种天才，凡是遇着有形迹、有障碍的东西并不沾滞，总是将其点化成极空灵、极冲虚的现象。”

苏子以水月之喻解决了客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更为棘手。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时间的宏大论述，那么第二个问题指向的则是苏轼在元丰五年时空下的具体困境。即使我们能够对时间漠然视之，但回到现实，苏轼被贬谪黄州，仕途断送，人生孤独，郁闷无助的生命状态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无论是儒家的“不朽”，还是道家的“逍遥”，苏轼当前都是没有实现的。

这个问题，儒道思想给不了解答，这也是魏晋士人虽沉迷老庄却无法真正走出人生困境的思想原因所在。佛教的传入，尤其是禅宗的创立，给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不同于儒道文化的时间观，释家文化的时间观更多地关注个体心灵。佛教的时间是“前世、今世、来世”三种形态，僧肇注《金刚经》时说：“过去已灭，未来未起，现在虚妄，三世推求，了不可得。”时间就此变得虚幻起来，既然三世“了不可得”，那么我们完全不必执念于今世。禅宗则认为，我们需要破除心中的执念，澄澈心境，从而实现妙悟——平常心。

不同于儒家的“不朽”和道家的“逍遥”，禅宗的时间观追求的是心灵的空灵，在日常之中感受时间，妙悟人生。在禅宗的时间观里，刹那即是永恒，日常生活自然就有了诗意。每一刹那都是美好的，花鸟虫鱼、日月星辰、山川村落、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之间达到永恒之境。

禅宗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第二种境界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第三种境界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当苏轼处在人生困境之际，当他曾经拥有的仕途名望全部消散之时，他在江上清风的吹拂下，在山间明月朗照下，刹那间完成了人生顿悟和自我心灵的充盈，进入了澄澈而空明的第三种境界。苏子不再被世俗所禁锢，彻底走向超脱，他笔下的景象是那样的辽远空阔，那样的和谐空灵，那样的令人神往。苏子关于“取与不取”的论述，让我们不得不掩卷沉思，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快乐？

《古文观止》编者吴楚材、吴调侯二人在点评《赤壁赋》时说：“欲写受用现前无边风月，却借吹洞箫者发出一段悲感，然后痛陈胸前一片空阔。了悟风月不死，先生不亡也。”这种“胸前的一片空阔”就是苏轼对禅理的顿悟。当苏轼完成这种顿悟，元丰五年朗照赤壁的明月，奔流的江水，浩渺的秋风等虽只是瞬间的呈现，却如“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一般，展现出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人行走于时间之中，自然也就拥有了生命意识。苏轼在被贬黄州的困厄之际，反思了自己过去的儒家人生观，引佛道思想以自济，从而找寻新的心灵支撑。他出乎儒释道之间，将儒家对“不朽”的追求，道家“逍遥混沌”的思想和佛教“空性顿悟”的思想融为一体，最终形成了自己超然物外、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赤壁赋》真实地再现了苏轼这一人生探寻的过程，也在不经意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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