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语文》教材中的传承研究

刘庆华

(广州大学 a.人文学院 b.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与文化传承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006)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大学语文课程逐步恢复以来，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经历了由最初的注重工具性、人文性到兼具审美性、现代性的变化；
进入21世纪后，大学语文课程又被赋予了传承、发展、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与此相应的是《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状况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况怎样，传承的内容和目的何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创新的原理机制是什么，如何实现“双创”，都值得认真检视。本研究将重点考察《大学语文》教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况，同时兼及“人文性、工具性、审美性、现代性并重”的落实等问题。

“大学语文”始于 1938 年的“大一国文”，但民国时期的国文课主要是强调其工具性，即培养大学生的语文素养。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大学语文课程被取消。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大学语文逐步恢复并由民国时期的工具性定位过渡到素质教育的培养，承载起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功能。在教材编写方面，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及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编写了使用时间达15年之久的《大学语文》教材；
其后，1996年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出版，突破了传统的以文学史知识为线索、以写作知识为重心的局限，“以经反复筛选的古今短小动人的精美文章为实体，力求用选文的典范性来达到提高文化素质的主要目的”〔1〕。2001年由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大学语文(增订本)》首次按人文主题来编写教材，真正开启了大学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之后的十多年间，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与出版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据不完全统计，《大学语文》教材及有关教学用书达2000余种；
1996-2006年出版发行总量在1万册以上的教材有32种；
2006-2008年出版发行总量在1万册以上的有11种〔2〕。其中使用最广泛、发行量最大的是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大学语文》(下文简称“徐本”)，该教材迄今共出版了11个版本，发行量超过三千万册。

从现行《大学语文》教材来看，其编写体例主要有人文主题型，如徐中玉等主编的《大学语文》和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以时间为经的文学史型，如王步高的《大学语文》(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文选型，如陈洪的《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以下简称“陈本”)、杨建波主编的《大学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等。此外，还有文体类、文选与写作类等不一而足。杨建波在《大学语文教学论》中将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大学语文》教材类型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分为文选型、文学史型、文体型、人文主题型、文化与文学专题型、母语教育型、综合应用型、专业针对型等八大类〔3〕。当然这些分类并不绝对，有时也会有所交叉。

从教材所针对的教学对象和层次来看，大学语文又分为普通高校型、职业教育型等。但无论哪种类型和层次，大学语文教材均偏重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作品的经典性和广泛适用性。

据《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及文化功能探析》〔4〕一文的分析，大学语文是一门“人文性、工具性、审美性、现代性”(以下简称“四性”)并重的综合性课程。为考察《大学语文》教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况，并兼及大学语文“四性”的落实等重要问题，重点选取1980年至今的发行总量超过1万册的18种教材〔5〕进行统计、分析(见表1)。

表1 部分发行总量1万册以上的《大学语文》教材简况

序号书名编著者出版社、版次中国古代文学课文(篇)/占比(%)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文(篇)/占比(%)外国文学课文(篇)/占比(%)非文学类课文(篇)/占比(%)附录: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篇)备注3大学语文(第八版)徐中玉齐森华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版92 /74.823/18.78/6.50/044大学语文(第九版)徐中玉齐森华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版49 /57.725/29.411/12.90/055大学语文(第十一版)徐中玉齐森华谭帆华东师范大学2018年版40 /57.124/34.36/8.60/0①6大学语文(第三版)陈洪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33 /4433/444/5.35/6.77高等语文王步高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72②/54.119/14.31/0.841③/30.88大学语文(第三版)朱万曙吴怀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68 /69.427 /27.63/310/9.3④9大学新语文夏中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75 /37.159 /29.268/33.70/010大学国文选本漆永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62 /67.429 /31.51/1.17⑤/7.111中国语文:简编本温儒敏陈庆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36 /6217 /29.45/8.60/012新编大学语文(第五版)丁帆朱晓进徐兴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37 /45.725 /30.919/23.40/02⑥

序号书名编著者出版社、版次中国古代文学课文(篇)/占比(%)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文(篇)/占比(%)外国文学课文(篇)/占比(%)非文学类课文(篇)/占比(%)附录: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篇)备注13新编大学语文江少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54/69.221 /26.93/3.90/0314大学语文中华文化版蒋述卓邓乔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131 /92.30/00/011/7.715大学语文邢福义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版13 /30.216 /37.26/148/18.62①16大学语文(第三版)尚永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75 /71.416 /15.30/014②/13.317大学语文新编(第三版)(适合中文及相关专业)魏饴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17 /21.329 /36.22/2.532/40③18大学语文(第四版)杨建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51 /60.721 /250/012/14.313

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教材正文中的“中国古代文学”、附录中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部分无疑是最重要的载体，“中国现当代文学”中90%以上的篇目内容也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理念和价值观，故将此部分也纳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据统计中去；
另外，即使是“非文学类”课文，也都是古今学人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常识的介绍，理当属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畴。比较而言，“外国文学”部分基本上是在作者所在国的文化土壤上产生的作品，更多地体现了本国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然而，国与国之间虽然地域、体制、文化不同或不尽相同，但有些观念却是共同的，比如人道精神、人文情怀、亲情爱情、爱国爱乡、善恶是非等理念，往往具有超越地域、种族和国界的共性，所以这部分篇目内容其实也包含了人文主题，但由于作品不是“中国”的，故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地域性视角出发，将其单列出来，不计算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统计中。由此可见，理论上说，教材中“外国文学”部分占比越少，表明教材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篇目与内容的比例越高。

由表1可知，从比例来看，各版本大学语文均注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徐中玉各版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比例占87.1%-100%不等，而蒋述卓等的《大学语文(中华文化版)》、尚永亮的《大学语文》(1)尚永亮主编的《大学语文(第三版)》的第一编“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第一单元为儒家文化，第二单元为道家文化，第三单元为佛家文化。该编统摄儒道佛家文化，并选录了相应的重要篇章。、杨建波的《大学语文(第四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篇目比例均高达100%；
夏中义等的《大学新语文》“外国文学”部分占比最高，达到了33.7%，但即使如此，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比例仍然占66.3%。此外，还有些未纳入上述统计表格的《大学语文》教材也有不少以文化为专题的，如2003年温儒敏主编的《高等语文》采用分专题讲授语文知识(包括文学史、文化史等方面知识)，并引导阅读、思考和写作的综合模式。该教材设计了25个专题，其中第一讲《诗经》与中国诗歌的起源；
第二讲《离骚》与骚体传统；
第三讲《易》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
第四讲《论语》《孟子》与儒学；
第五讲老、庄与道家文化，可以说都是直接与文化关联。又如2006年周金声、江少川主编的《大学人文语文》，强调“文化视野中的文学和具有文化代表性价值的文学，甚至挖掘文字的文化价值”。该教材共分五章，第一章为中国上古文学与文化，第二章为中国中古文学与文化，第三章为中国近古文学与文化，第四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第五章为外国文学与文化，处处关联文化及其原典。有的教材即使体例上没有专列文化类，但一些相关的文体、文学史的概述实际上也是属于文化的范畴。至于在教学中以文化育人、以人文化人就更为普遍了。彭书雄先生在2004年的调查中发现，大学语文教学“以古代文学文化知识为主”的学校占80.73%，“以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为主”的学校占14.68%〔6〕。如果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算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其比例更是远超80.73%。

从教材所选篇目内容而言，表1各版《大学语文》教材中基本上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优秀的经典之作，“导言”“例话”“延伸材料”“附录”等为中国文学、文化常识及相关语言知识，不失为对中国文学、文化常识的一个行之有效的补充。所以，无论从教材体例的比例还是从教材的内容，抑或从教学实际而言，大学语文教材及课程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都堪称极其优秀，完全、完美甚至可以说是超额地实现了新时代对大学语文提出的“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功能定位和课程使命。

之所以说“超额”，是因为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大学语文的功能定位是“人文性、工具性、审美性、现代性并重的综合性课程”，如果过于强调大学语文课程的文化属性，把大学语文教材和教育变成思政课或文化课，选用既缺少文学性又没有史学价值、哲学意味的文章，以及把天文、地理、易经、道藏、佛经、民俗节庆、服饰饮食、礼仪职官、农工医药等一古脑儿地加入《大学语文》教材，不仅会损害大学语文课程和教育的人文性、审美性，也会造成与思政或文化课程等的高度重复，从而影响到课程设置，影响到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进而影响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接受。至于个别特殊学校由于教育对象和目的不同，将《大学语文》教材编写成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读本，则另当别论。如蒋述卓、邓乔彬主编《大学语文(中华文化版)》教材时，考虑到暨南大学是以“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为办学宗旨的中国最高华侨学府，海外华侨华人、外国留学生以及港澳台学生超过万人，故其教材大不同于其他高校使用的教材。该版教材第一至第六讲从文体形式出发，对中国文学知识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但自第七讲始至第十八讲结束，则是从艺术、天文历法、山川风物、中国哲学、礼仪职官制度、宗教、教育、军事、中外关系、农工医药、民俗节庆与服饰饮食等诸多侧面较为全面地介绍中华传统文化，相应地选文也并非都是文学经典。因此，该教材与其说是《大学语文》教材，不如说是《中华传统文化》教材更为合适。除了这种特殊学校和特殊教育对象的教材外，对于普通高校而言，我们的主张是，不管时代赋予了大学语文多少别的功能，但不要忘记了大学语文的根本是“语文”，所选用的作品应该而且必须是优秀的经典的文学作品。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大学语文》教材选文以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为主，视域狭隘，教材的时代感不强，与学生的真实生活有距离。对这个问题应辩证地看，作为母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语文》教材理应尊重本国语言文字。从古至今，汉语言文字都是我们割不断的文化血脉，尤其是那些古代文学经典，更是汉语言文字最经典、最精华、最优美的组成部分，因此，《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以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为中心无可厚非。而且，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中国古代文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有趣、最具美感、最具活力的部分，那些传世的文学经典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既凝聚了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又具有令人赏心悦目的审美价值，非常值得今人认真学习和继承，绝不能因为学生感觉困难就避重就轻。由于中学阶段的语文学习主要是以工具性为主，人文性不足，因此，大学语文就要迎难而上补齐之。正如王步高先生所说，大学语文一定要体现“大”，这个“大”就是“高校教材内容要适当超过课堂教学所需，其难度也应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王步高先生为其命名为“双超”理论)，这样才能与中学教材拉开距离，防止与中学教材重复，更避免上大学后“读了高中再读初中”的尴尬〔7〕。

此外，《大学语文》教材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严格说来也是母语教育的一部分，而外国文学作品虽然句子、语法及作品所体现的某些观念等与汉语有些不同，但也没有根本的差别，因为《大学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均为汉译，有些译文作者甚至有意将其中国化。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都应成为《大学语文》教材的重要部分。从发行量最大的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的版次也可看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比重在逐渐减少，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比重在逐渐增多。这是个好现象，说明编者已经意识到人类的文明不可忽视，大学语文的时代性和现代性不可忽视。弘扬民族文化并不是要排斥外来文化尤其是外来的优秀文化，任何国家的文化发展都需要借鉴和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同样地，大学语文教材也应在重视民族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重视外来优秀文化，要学习借鉴现当代和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使《大学语文》教材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呈现“现代性”的功能，要在传承的前提下发展、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是我们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一再强调的。

2013年12月30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8〕。这就是后来广为宣传、广为应用的“双创”理论，是指导我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针，蕴含了《大学语文》教材实现“双创”的原理机制。

要把“双创”理论落实到《大学语文》教材中，首要的问题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比例如何选择。就目前来看，古今兼及可以说是《大学语文》教材的共同特点，95%的教材都兼顾了这一选文理念。这种选文理念不仅有利于学生知识贯通古今，而且能使学生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不固守传统，从而树立起创新发展的观念。如果我们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部分当成现代性和对人类文明遗产的继承性的内容的话，拿发行量最多的徐中玉等主编的《大学语文》来看，1996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占比是27.9%，外国文学占比为零；
2001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占比是19.6%，外国文学5篇占比3.9%；
2005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占比18.7%，外国文学占比是6.5%；
2007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占比29.4%，外国文学占比是12.9%；
2018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占比34.3%，外国文学占比是8.6%。由此可见，其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占比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且增幅较大，由最初的27.9%增加到42.9%。这个增加的过程也是教材编写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在培养学生的人文性、审美性、现代性的重要作用逐步认识的过程。2005年徐中玉先生在第八版前言中提到，大学语文课程要重视“人类优秀文化传统和生活经验”〔9〕；
2007年在第九版的前言中更是清晰地主张大学语文在“不废工具性、知识性的同时，着重体现人文性、审美性，兼具研究性、创新性乃至深刻的哲理性”，“我们一方面要继承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学习前人，另一方面也要吸收外国先进的技术、知识与文化”〔10〕。张介明在其主编的《比较大学语文》中甚至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大学语文教育理念”，认为“全球化时代已经为‘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东西文化的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大学语文教材还一味地以‘资治’为本，以儒学为体的‘国粹’教育，以大量的文言文课文，让学生神游故国，陶醉于‘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之中，其陈旧的价值体系，已成为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一种精神障碍，与现代人文精神面貌拉开了距离，而且与全球化语境的当下现实岂非形同枘凿？所以，我们应该把大学语文纳入全球文化的大视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只有在全球文化大视野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基于这一大胆创新的理念，该教材的“第一编旨在比较中凸现作为‘文化自觉’重要内容的中国文学的特点，重点是‘异’；
第二编是中外文学的共通现象，重点是‘同’；
第三编是中外文学的交互影响，重点是‘异’；
第四编是中外文学的交互影响，重点是‘通’”〔11〕。应该说，在当今《大学语文》教材普遍大同小异的情况下，这本《比较大学语文》将中西文学、中西文化作“并行研究”和“影响研究”，在比较中认同民族文化身份，这种大气量、大视野、大格局的改革和创新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极其难能可贵。

因此，大学语文不仅承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也承载着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以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就目前来说，大多数大学语文教材都是“以人文性、工具性、审美性、实用性为主要特征，以创新性、趣味性、时代性、针对性为次要特征”〔12〕。其中创新性、时代性虽然在目前的《大学语文》教材中不是主流，但也是其重要功能与目标要求。正如张福贵先生所说：“大学语文教育是一种培养‘现代人’的完整教育过程，要加强对人类人文精神的阐释。”〔13〕就表1及目前市面上所能看到的《大学语文》教材而言，最能体现现代性和世界性的是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以下简称“夏本”)、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以下简称“陈本”)和丁帆、朱晓进、徐兴无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以下简称“丁本”)，下面将较为具体地分析这三种教材的“现代性”问题。

夏本遵循“现代人文，经典诗文”的选文思路，按主题词对作品进行分类，分为大学、青春、仁爱、情恋、自由、良知、敬畏、乡愁、记忆、英雄、坚韧、希望、自我审视、反讽、诗意栖居、回归自然等共十六章，“每个主题词都从—个特殊的角度指向有利于大学生‘精神成人’的维度”，流淌着现代人文精神和大学情愫，意在为青春的心灵开启一片诗性兼理性的现代人文空间。其中有六章包含传统文化，其他均为当代的中外经典诗文，其选文“抓住人类普世价值与大学生‘精神成人’之间的关系，来设定其内容架构”，不是“一般文学史—思想史意义上的经典文字便能入选；
只有那些最契合当代学子的青春境况，或曰最能为其‘精神成人’提供类似‘文化人格激素’那样的篇章，才有望进入教材”〔14〕。单元后面“编者的话”，也不是常见的对选文的剖析，而是对单元主题发散式的阐发。整部教材既有对中华传统精神资源的采掘，也主张“将民族传统置于人类普世价值谱系来审视与重估”，肯定这些资源“至今对现代人类文明演进仍不乏启迪，是值得人类信奉的普世价值”〔15〕。这种选文体现出“大学新语文”的经典性、时代性和世界性，对于学生拓展知识结构、培养健全人格、深化人文素养和审美意识都能起到重要作用。可以说，夏本致力于发展、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现代人格。

陈本分现代文、古代文、诗歌、西文汉译四个分序，整套教材以学生现代人格和自由心灵、怀疑批判精神的培植为暗线。该教材，一是选篇新颖别致，或境界开阔，或风趣幽默，或沉思批判，着眼的是广义的美文，对那些通常划归于“应用性”文体的演讲、序跋、歌词等，只要是经典，也不拘文体一并收录。对传统名篇，尤其着眼于在阐释他们作为承载民族精神文化载体所内蕴的民族特色和深远意涵，并使这些传统名篇、经典在新的文化传承中、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在现代性的视角发扬光大。二是编写体例上，篇前设置引领式导语和阅读聚焦，提示阅读的兴奋点。选文导读文笔优美，不求面面俱到，重在文学文化阐释，指出作品的独特之处；
篇后的“思考与讨论”多为启发式，以养成学生独立、探索、平等、开放的现代人格。三是书中配有与选篇内容相关的、由范曾先生绘画的近200 幅全彩插图，拉近了教材与成长于读图时代的当代学子的心理距离，契合了当代学生的审美习惯〔16〕。四是现代选文较多，文章多姿多彩，导读文字优雅新奇、言简意赅，更容易引起学子的阅读兴趣。相比于王步高版的“双超”，陈本应是这些优秀大学语文教材里最易教、最好学的。然而，稍稍遗憾的是，相比夏本，陈本的“西文汉译”只有屈指可数的4篇。

丁本着眼于“从人的生命与发展、需要与追求、自由与创造、人格与尊严等方面审视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张扬现代人文精神”〔17〕，全书分为通古今之变、乡土中国、文明：冲突与对话、人间世、盗火者、道法自然、我的信仰、天工开物、美的历程、文心诗品、为学之道等十二个主题。教材篇目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占比30.1%，外国文学占比占22.9%，两者合起来为53%，其“现代性”特点十分鲜明。该教材在体例、主题和内容上都有较大创新，如“文明：冲突与对话”所彰显的文明发展观、“天工开物”彰显的科学人文观、“盗火者”“我的信仰”所表现的对自由、民主、正义、平等等人类理想的追求等，都改变了传统教材选文的单一性，增强了多样性、人文性、现代性与趣味性，既体现了中国文化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又体现了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价值；
既吸收了西方优秀文化精神尤其是文艺复兴后的人文理念，也继承了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伟大的“五四”文化精神。

相对来说，大学语文“四性”中对“现代性”的认识较为滞后，教材内容上也较为欠缺。然而，我们的教育归根到底是要培养有现代人文意识的现代人，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也终究是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跨时代的超越和新生，为培养现代人才服务，为建构现代社会服务。而上述教材均以令人耳目一新的体例、内容和主题从实践上大大拓展了现代人文精神，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

总体来看，大学语文教材很好地担当起了传承、发展、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学语文经历了2005年前后十年的辉煌，到2015年之后，无论是教材的出版发行还是课程的开设，都逐步出现放缓或减少乃至取消的倾向。高校课程和课程群的建设是个系统、复杂的工程，我们希望在高校课程建设中能认识到大学语文的价值从而给它留下一席之地，我们也希望今后的《大学语文》教材能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好地考虑到作品所产生的时代性、文化的多元性和现代性，真正兼顾大学语文“四性”的功能，以优秀的教材培养出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具有较高审美品味和人生追求、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怀疑、批判精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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