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科学视域下中国民族教育研究方法探究

陈达云 赵九霞

(西南民族大学 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0)

从研究民族教育的著作、学位论文和相关期刊来看，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具体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已有研究多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和混合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使用，尤其对混合研究深刻认识且准确运用者更显不足；
其次，已有研究大多在人类学、民族学或教育学的范式下解读民族教育，研究视角比较单一；
再次，相当一部分成果对研究方法的表述不够全面、准确和规范，主要表现为对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研究方法三个层次的认识混淆，其中方法论意识最为薄弱。囿于民族学或教育学的研究范式不能够回应民族教育的复杂性境遇，而复杂性科学能够为民族教育研究方法提供全新的视域，因此，民族教育研究方法复杂性范式的转换有利于促进民族教育研究创新性成果的涌现。

(一)复杂性涵义的复杂性

复杂性(Complexity)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于生物、物理、计算机、经济学、管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几乎所有学科的重要概念。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发展，该术语越发成为教育研究的关键词。但是，沿着复杂性科学发展的历史线索进一步理解复杂性时，就会发现关于它的论证在上述学科中其实一直未曾停歇。

塞思·劳埃德在《科学的终结》中提出了45种复杂性定义[1]，其中自组织、混沌边缘、涌现秩序、分层复杂性等定义方式对理解民族教育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隐喻和启发价值。时至今日，复杂性的定义仍在增加。正如多尔认为的，复杂性作为动态系统的科学研究是不可能被定义的，复杂性是一些简单因素互动的结果。既然诸多学者的努力已经表明，确定一个单一的复杂性定义难以成功，如果换一种思维：澄清复杂性的内涵不是要给出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公式，而是要梳理这个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来看待，也就是超越还原论而采用复杂性思维从而正视复杂对象的复杂性。毕竟，当我们试图回答“何为复杂性”问题时，是为了获得关于它的真理性认识，将事物本身的真实情况揭示出来。

要想在民族教育领域把握复杂性这个概念，就必须找到复杂性在多学科的运用方式中的共性：复杂性强调关系观和系统观。首先，复杂性是一个强调关系的概念。不能从个体身上，而要从关系的角度看待事物，一旦人从关系的角度看待问题，就跳出了牛顿式的世界观，进入了一种关系的世界，在这些动态的关系中，个体间的互动创造了一种新层次的组织——来自于互动，但又形成自身的实体。人们希望复杂性科学能够使一个复杂的混乱状态恢复秩序，也就是说把焦点从组成转移到各部分之间的交互关系上。正是这种互动过程为系统注入了能量，复杂性作为一个框架，提供了发展关系思维的机会，人总是内嵌于一个关系网络，我们的学校、学院和班级都总是处于关系之中。其次，复杂性是一种关注系统的概念。个体论强调特殊性，整体论强调整体特性，而复杂论则坚持复杂的关系不能够被简化为简单的行为，一个复杂系统实际上就是一个整体，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人们经常将一个复杂的整体误认为是能够被分解简化的东西而认为简化是有用和有效的。

如果说复杂性是一门科学，依据迪尔凯姆的观点，“一门科学的产生必须有它的特殊对象以及研究这种对象的特殊方法”[2]。那么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特殊方法是什么？首先，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系统，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是指组成系统的各个元素要适应这些元素自己创造的总体模式，在这里，时间通过调整和变化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系统；
随着元素作出的反应，总量发生变化；
而随着总量的变化，各种元素又重新作出反应[3]。也就是说，复杂系统由大量的个体组成，这些个体之间通过不同的方式相互交流、相互作用，呈现出不确定性、涌现性、非线性、自组织性等特征[4]，不存在中央控制，而是通过简单运作规则产生出复杂的集体行为和复杂的信息处理，并通过学习和进化产生适应性。其次，关于复杂系统的研究方法，1962年，西蒙在《复杂性结构》一文中提出，复杂系统是一个层级系统(hierarchy system)，即由多个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在结构上也都是分层的，直到抵达最底层的初级子系统，西蒙认为可以通过分层方法来研究复杂系统[5]。中国复杂性研究的代表人物钱学森提出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来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6]。复杂性科学是一门研究系统中相互作用的要素如何生成整体模式，整体模式反过来又如何导致这些要素发生变化，或导致这些要素调整以适应整体模式的科学。

总之，复杂性是混沌性的局部与整体之间的非线性形式，由于局部与整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使得我们不能通过局部来认识整体。在复杂系统中，整体不能够被简化为不同的部分，整体就是他自己的组织，形成于不同部分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他的结构具有层次性和不可简化性，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对于为了揭示民族教育实际情况的研究者来说，民族教育有什么特征就把它真实地表达出来，这就是复杂性科学的态度。

(二)民族教育的复杂性特征

采用复杂性思维对民族教育进行再审视，会使得新时代的民族教育有更大的超越和新成果的涌现。民族教育是一个复杂系统，按照钱学森对复杂系统的精细分类，民族教育是一个特殊的开放复杂巨系统。为此，要全面深刻地揭示民族教育的本质，就必须摒弃简化论而直面复杂性，在复杂性思维的指导下，坚持整体论的方法论原则，全面认识和解释民族教育这一复杂活动所呈现的多层次性、自适应性、非线性等复杂性特征。

1.民族教育系统的层次性。在《复杂性结构》一文中，西蒙根据层次度(degree of hierarchy)刻画系统的复杂性指出，“复杂系统由子系统组成，子系统下面又有子系统”[5]。层次性是复杂系统的主要特征之一，任何复杂系统都有一定的层次结构，每一个层次都有各自的子层次，都是复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教育就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从宏观层面来看，民族教育系统由众多的组织和关系构成，民族教育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高校、教师、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等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这体现了主体的复杂性。从中观层面来看，民族教育是从入口(招生)到出口(就业)的全过程管理系统，从学前到高等教育的全阶段管理系统，这一过程中，民族教育也同高校、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社会等内外部环境存在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渗透了政策、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复杂性。从微观层面来看，民族教育各个子系统内部是有层次性的，同时子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子系统中个体的属性不断变化，整个子系统的结构随之改变。其间，民族教育客体复杂性则主要体现在民族教育类型多样、体系完备、学科专业分化、生源特点、课程特色、教学过程复杂等方面。

2.民族教育系统的开放性。民族教育系统具有开放性，组成民族教育系统的子系统能够通过与其他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改变自身的结构，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从外部因素来看，民族教育受到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社会等系统的影响和制约，同这些系统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通过他们相互作用的集体行为涌现出民族教育系统的复杂变化，使得民族教育呈现出开放性、非线性、层次性和自组织等特征。从民族教育系统内部来看，民族教育属于多学科交叉，这一性质进一步增强了民族教育的复杂性特征。民族教育系统由参与教育活动的政府、企业、高校及其所衍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要素组成。

3.民族教育系统的非线性。非线性是指在一个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长期巨大的改变，这一现象即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蝴蝶效应”。复杂系统是在临界性条件下呈现混沌和自组织特点的非线性系统。民族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的各主体间的非线性关系和非线性正负反馈，就是一种结构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比如，民族高校某一专业的毕业生不能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现象，即对于在输入端(生源质量)或者教学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疏忽，质量评价和监控中心如果不能够有效监控课堂、第二课堂、实践环节的质量，在教学质量保障系统的自运行过程中，其内部非线性相互作用会相互关联和放大，一旦到了人才输出端(劳动力市场)，其影响是重大的，也正是用人单位与民族高校人才培养的错位和脱节。这不仅事关民族高校的生存和发展，还直接影响到个体和社会的发展，引起社会对民族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不信任，给民族教育的发展形成阻力，进一步对国家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由于复杂系统蝴蝶效应的存在，民族教育系统任何一个节点，特别是初始节点质量出现偏差，都会给整个系统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因此，应保持对教育教学质量输入环节各要素的高度敏感，关注学生家庭、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的差异，提高管理者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与鉴别能力，做到招生和因材施教相结合，即对于初始端的入口和分配要公平合理，对于微小的有效机制要扶持。

(三)复杂性科学对中国民族教育研究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以前，简单性曾是科学追求的最高准则。从古希腊的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奥卡姆，这些伟人都推崇科学方法的简单性，简单性的确符合那个时代发展的规律，是人类认识的一个历史阶段，为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后，人类社会涌现出了许多复杂性问题，原有思维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了对复杂性的关注，摒弃绝对化而倡导多样性、超越简化论而采用复杂性思维。

简化论的致命伤在于“所有问题组成部分之间的回归性关系都被忽略了”[7]。复杂性思维关注系统性和关系性，也就是说要从个体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体的角度看待事物，这种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表现为互动的过程。复杂性研究不但在物理学、人工生命、计算机等自然科学领域蓬勃发展，而且对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产生积极影响。复杂性科学越来越得到各个学科领域的认可，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复杂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使得各学科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更加符合时代发展创新的需要。

相较以往大多数在教育学或民族学研究范式下展开的研究，运用复杂性科学是民族教育研究面临的一种范式转换。将民族教育的现实问题置于复杂性科学视域中，可以发现民族教育的历史，既是当前中国特色民族教育深入实践的发展性问题，又是各民族及地区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内生性问题。以世界文化、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而言，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各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之间的多元一体关系，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如果不能清晰定位各民族文化和国际文化的关系，不利于文化自信；
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中华文化和国际文化的关系，不利于增强国家认同。这些现实存在的文化问题给民族教育教学质量制造困境、形成障碍，影响民族教育质量的提升。依据复杂性科学可以有效地揭示民族教育的复杂性样态，探索民族教育系统主体、客体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交互，促使民族教育从无序走向有序、从混沌走向协同。

社会科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即按照不同层次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分为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的方法技术[8]，这三个层次密切结合在研究的全过程中，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学者形象地把社会学家描述为“挖掘社会事实的人”，方法论指导他们挖掘的方向，研究方式是不同的挖掘方式，而具体的研究方法技术则有助于提升挖掘的进度[9]。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审视民族教育的研究方法体系，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复杂性范式(见图1)。

图1 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复杂性范式

(一)民族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一种指导思想。任何领域的研究都要接受方法论的指导，以确保研究科学性与思想性的统一，方法论的突破对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的发展和创新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方法论上，复杂性科学改变传统主客二分的模式，将科学复归到辩证思维，在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自由切换，把理论与实践、定性与定量、整体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必要的张力，使他们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之中，这也正是复杂性范式的基本特征[10]。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民族教育是中国本土形成的产物，它只有扎根在中国的民族教育实践当中才能够形成中国特色。相比较西方多元文化教育，中国的民族教育更具包容性和共同体意识。社会的发展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互，这种交互更进一步增强了民族教育的复杂性，新时代赋予学科发展新的使命。民族教育是促进各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桥梁，这就要求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在研究对象上更加关注广义的民族教育，不仅要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还要研究中国的汉族以及各民族间的比较研究，这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相一致。中国民族教育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扎根于中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宗教等文化的土壤中进行考察，其研究方法必须立足于中国民族教育的实践经验和传统文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新时代中国民族教育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中彰显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研究人员在田野中的出现将理论分析与数据收集联系起来，民族教育实地研究方式包含田野工作、教育民族志的撰写和理论的提升，这三个环节在整体上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有学者提出田野研究“从实求知”的方法论原则[11]，就是强调田野研究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和对象是分不开的，在韦伯看来，文化科学的目的是认识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质，方法论是由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原则和手段的讨论构成的[12]。民族教育属于文化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这些研究领域：民族教育学元研究、各级各类民族教育管理理论研究、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国家通用语和民族语教学研究、多元文化课程研究、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等。民族教育是一个复杂系统，每一个研究领域又都是一个复杂子系统，每个系统及系统的每个要素既有质的规定性，又有量的规定性。复杂性科学着重处理跨越层次的相互关系，不同层次实物既表现为不同质，又有量的差异，由此决定了复杂性科学理论也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理论[1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能够同时关照教育的育人本质、民族文化的差异和民族文化的普适，加深研究者对民族教育的认识、拓宽研究视野。

3.整体论。在推进复杂性研究的功臣榜上，居首位的当属理论生物学家冯·贝塔朗菲。20世纪20年代，面对生物学日益向微观层次进军的趋势，贝塔朗菲主张把生物体当成有机整体来研究，迈出超越还原论的第一步，曾被排除在机械论的科学之外的整体性问题，成为一般系统论的主要概念[14]。正因如此，学界把他视为复杂性研究的肇始者。复杂性科学强调从整体看待问题，从整体出发来认识部分的作用，并规约出整体与局部的相互关系。在复杂性科学看来，整体的变化就是其内部关系在发生改变，一个由多层级构成的整体内部，存在着多个可能造成关系变化的临界点[15]。因此，系统构成要素之间关系的变化很可能会导致整体关系发生变化，致使整体性质发生改变。

从诞生之日起，复杂性科学所要攻破的难题，就不是单一学科能够解决的，属于多学科甚至所有传统学科之间的问题。分散的、条块分割的、各自为营的模式已明显不能够适应社会复杂性给科学研究带来的新要求。民族教育是一个复杂系统，时刻都在与外部的政治、生态、经济、文化等社会子系统进行信息、能量、资源的交换，同这些系统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通过他们相互作用的集体行为涌现出民族教育系统的复杂变化，使其呈现出开放性、不确定性、层次性、混沌和自组织性等特征。从内部来看，这一系统极具开放性、混沌、非线性等复杂性表征，尤其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和日益复杂，要全面揭示民族教育的本质，就要摒弃简化论而直面复杂性。单一的民族学的理论或者教育学的理论都不能够很好地解决民族教育问题，唯有摒弃绝对化，采用复杂性思维来审视民族教育问题，才能够找到中国民族教育发展的突破口。

总之，在复杂性思维的指导下，只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判断相结合、整体论的方法论原则，才能全面认识和深入解释民族教育所呈现的有序与无序、协同与混沌、他组织与自组织、统一与多样等特征。

(二)田野、实证、跨文化比较、实验、超学科等综合集成的研究方式

如果说方法论是指导思想，那么选择研究方式就是确定研究路径，属于方法体系的中间层次。如果从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来审视民族教育的研究方法，那么就要从以下两点来谈。

第一，作为一门学科的民族教育学是由民族学与教育学交叉形成[16]的。学科交叉形成的交叉学科有利于复杂问题的**和知识的创新。研究方式上，民族教育的民族性和教育性都不能缺位。民族学和教育学在方法层面上都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基础。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之一是互补共融法，它在概念、理论、方法上以学科间话语的迁移为起点，再进一步系统推演，使两门学科在体系上渗透互补、共融为一[17]。首先，民族教育的逻辑起点是各民族文化的异质性，民族性不可或缺。民族学最有特色的研究方式是田野研究，田野研究的具体方法之一是参与观察，“参与”蕴含的情感卷入与“观察”追求的客观性之间存在张力[18]。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除了对作为研究工具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之外，也常常结合深度访谈进行方法内的三角互证。此外，田野研究不是唯一的研究方式，民族学的研究方式还包括历史文献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以及跨学科综合研究。质性研究方法能够让研究者扎根于具体的民族教育情境，帮助研究者了解不同时空事件发生的变化，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层面描述事情发生的情境，描述研究对象的所说、所做、所惑和所感，以及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取得的效果。质性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证明什么，而在于从实际发现什么，并给予一定的解释，质性研究的魅力在于它将概念的生成和理论的建构“扎根于”资料，在分析民族教育的动态性、情境性和复杂性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其次，研究民族教育不能只关注其民族性而忽略其教育性。教育学常常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式，社会研究主要包括实地研究、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等四种主要方式[19]。其中，调查研究属于实证研究方式中的具体方法技术，“文献法”有“所谓文献法”和“研究整合法”之分。前者是对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描述性分析，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方法；
后者属于一种基于文献资料的实证研究方法[20]。因此，历史文献研究和文献研究不能被定位为一种研究方式，而是部分地属于实证研究方式中的一种具体方法技术。有学者系统分析了实证研究的历史，证明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21]。实证研究与实地研究主要存在两点区别：实证研究强调普适性，实地研究注重特殊性；
实证研究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范例建构科学，实地研究基于理解和体验[22]。此外，实地研究有时也称田野研究，与田野研究不同，实证研究要求结论是可检验的。那么，民族教育使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学术话语融合为一个整体，借鉴钱学森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来反思其研究方式，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教育学与民族学的多种研究方式促进民族教育问题的解决。例如田野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成田野实证研究方式，这是一种用田野研究为实证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的方式，田野研究的价值在于增强实证研究的科学性，二者的有机结合能够使研究结论从个别走向一般，田野研究为实证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在探讨民族教育复杂问题的过程中，田野研究除了与实证研究方式的结合，还可以结合跨文化比较研究、实验研究方式。

第二，民族教育中有许多复杂问题还涉及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这一性质决定了研究民族教育的方法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意味着仅仅使用教育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方式来解决民族教育的一切问题是不够的，以问题为导向的超学科方法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复杂问题的解决。复杂性科学拓展了民族教育研究的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思维，超学科研究是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y)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跨学科研究的动力源自科学知识体系的内部，追求调查方法的创新，而超学科的动力来自对学术研究实际应用的需求和对新知识的追求[23]。相比较以往的跨学科研究，超学科的态度更加契合民族教育系统的复杂性。超学科研究方式能够拓宽民族教育的研究视野，这一创新反思的过程即为库恩所谈到的研究者在常规科学遭遇大量反常和危机时所进行的范式转换[24]。“只耽在一个学科内部来认识与之相关的一切问题是不够的”[25]，根据钱学森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民族教育需要综合集成上述各种研究方式，充分把握复杂问题的质和量。综合集成研究方式能够同时关照教育的育人本质、民族文化的差异和民族文化的普适，这种综合集成研究方式能够加深研究者对民族教育问题领域的认识、拓宽研究视野。

(三)以问题为导向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各种具体方法技术

从现有研究成果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来看，除了存在方法论意识薄弱的问题外，研究者对具体方法的关注也有待进一步增强。民族教育研究方式决定了它所采用的具体方法、技术和工具，比如实地研究方式包括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谱系调查、自传调查、定点跟踪调查和文物文献搜索等具体方法技术[26]。而实证研究方式包括考古研究、文献研究、调查研究、访谈研究、观察研究、视频分析研究、词频研究、知识图谱分析、统计研究等具体的方法，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创新的方法链条[21]9。综合集成研究是指在研究民族教育问题和现象时，根据研究主题与问题的性质和目的，考察、选择、组合民族教育研究方式的实地研究、实证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实验研究所包含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及超学科的态度进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工作。这一过程必须既有长期扎根田野对研究对象做深入考察的定性研究，也有基于实证主义方法的定量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两种类型的资料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基于复杂性思维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究范式有助于避免研究设计脱离现实并增强资料分析的全面性。通过收集封闭的定量数据和开放的定性数据，可以同时增强解释力和普适性[27]。综合集成能够在整合两种数据优势的基础上进行阐释和论证，为研究对象提供更好的解释和问题解决方案，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是直面民族教育复杂性的一种理想范式。

“一切知识的有用性和真理性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28]中国民族教育如果在研究方法上无法形成体系，那么在实践上也就很难有所突破和创新。新时代是中国民族教育界加强理论研究，创新研究方法的一个好时机。用复杂性科学来审视民族教育研究方法是对教育现代化的回应。在科学整体化发展的新时代，复杂性科学为创新民族教育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框架，能够很好地解释民族教育这一复杂系统是如何实现发展的。复杂性是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一种理想范式。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方法技术三个层次之间存在复杂交互，每一个层次又是一个复杂子系统，未来有必要以复杂性思维不断审视民族教育及其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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