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宋体育用瓷演变探析*

江梅英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 景德镇 333000)

关键字 汉唐宋 体育用瓷 投壶 贯耳瓶

现代“体育”一词引自西方,它起源于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古代的体育内容与现代的体育内容大相径庭,但却是具有特色的传统民族体育。唐宋时期市井繁荣、城镇兴盛,是中国古代体育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宋代的瓷器中有一种被奉为经典的器型,即贯耳瓶。该瓶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宋哥窑青釉贯耳瓶(见图1),其形制的突出特点是在颈部或口沿两侧对称的贯耳、直口长颈以及扁圆的底腹。器型的重心在扁圆底腹处是符合常规的,但两只对称的贯耳却不寻常,这种置于口沿的立口倘若用于穿绳提拿,一方面不便于穿绳;另一方面其重心在下腹部,不如用绳系捆底部来提拿实用。

图1 宋哥窑青釉贯耳瓶

投壶活动是我国古代的民俗娱乐性体育活动,在活动中所用到的瓷质投壶属于体育用瓷。专家学者们对于投壶活动的研究比较感兴趣,它既能反映中国传统民俗体育的兴衰变化,也能体现出中国古代体育的民族特点。

1.1 体育用瓷概念

体育用瓷顾名思义,即用于体育活动的瓷器。体育是指以练习身体为基本手段,用来增强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1]。

根据这一定义,我国许多有组织、有目的、能够增强体质且促进人们全面发展的身体活动都能够称之为体育,例如象棋、蹴鞠、打马球、投壶、赛龙舟等具有传统民族特色的社会活动也属于体育的范畴。体育用瓷不同于体育题材陶瓷,体育题材陶瓷可以是装饰有体育纹饰的陶瓷器物,也可以是模仿体育动作的陶瓷雕塑,也可以是用于体育活动的陶瓷器物,而体育用瓷应是从属于体育题材陶瓷的内容。体育用瓷是一个比较小的概念,并非每个传统体育项目都有用于体育活动的瓷器,只有少部分体育活动才会用到陶瓷。例如瓷质象棋和瓷质投壶应属于体育用瓷。

投壶活动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体育活动,它来源于礼射。古代生产力不发达,为获取食物以及抵御外敌侵略便有了射。在西周官学中,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内容,因此射是男子所必须掌握的军事技能之一,也是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周公为维护和巩固周朝的统治创制了周礼,射在礼的约束下成为了划分等级和彰显威仪的工具,从而演变出了礼射。礼射融军事、体育、礼法为一体,成为了仪式化的活动,经常在大型宴会活动中举行,具有较强的竞技性。礼射活动对于射者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年老多病者难以进行这项活动,综合多方因素演变为对技术、身体要求较低的投壶活动[2]。在《左传》中最早记有投壶,“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3],这说明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投壶游戏。

自战国以来,投壶游戏愈渐盛行,两汉时期逐步由上层阶级流传至民间,礼节性内容逐渐减少而更具娱乐性;唐朝时期,在各种宴会中都流行投壶游戏,投壶成为了文人、武人宴会中的三雅趣之一;宋朝的士大夫则更加热衷于投壶游戏,但为了维护封建礼教,投壶又再次套上了礼仪的政治术语,有碍于投壶游戏的发展,缺少了娱乐性,也正因如此,投壶本身就出现了另外的一种形态,即具有观赏价值的贯耳壶。

1.2 投壶研究综述

学术界对于投壶活动的研究比较丰富,主要集中于投壶活动的溯源、兴衰发展、文化价值及其所反映的民族体育特征。投壶这一活动是中国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体育史教材编写组所编写的《体育史》2版、徐永昌编写的《体育史》、谷世权编著的《中国体育史》都将投壶归为娱乐体育,在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士大夫阶层,并明确指出投壶活动是由射礼演变而来,以及早期时期的玩法和规则等。投壶活动从出现一直流行于整个中国古代世界,郝金芳的硕士学位论文《投壶文化历史变迁与继承》将古代中国各个时期投壶活动所需用具、参与人群、玩法以及创新等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投壶活动的兴衰原因以及如何有效地创新与继承;凌媛所发表的论文《从礼射到投壶看中国古代体育的变迁特征》以投壶作为切入点,以小见大,窥见中国古代体育的变迁特点,并且探索了投壶活动的起源与分期;张杰所发表的论文《投壶兴衰述考》分析了投壶活动的兴衰分期、活动特点以及阶段性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学者们集中于投壶活动的特性、兴衰等内容的研究,而缺乏对于投壶活动所需的投壶器具的具体研究,例如所用投壶材质有金属质与瓷质,材质不同对于活动体验是否有区别;投壶壶体的变化与游戏规则的联系等。

由于在分析投壶活动的特征和历史等时并不需要实物说明,陶瓷质投壶很少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张诗亚在论文《投壶的意蕴及演化》中表示,投壶是竞技用器且易于破损,对于瓷器而言,作为礼器的投壶还需要装重典雅的外形,因此传世器物少见。但实际上在唐宋时期,瓷器的制作技术已经非常高超,能够制作出外形优美、胎质坚密的器物,倘若投壶时所用矢为木质而非铁质,瓷器作为投壶用器是非常合适的。陈逸民等发表的论文《宋代官窑瓷器的鉴定——论瓷器的神韵和意蕴的唯一性》就以贯耳瓶为研究主体,探寻了瓷器的神韵和意蕴。因此,在学术界较多以瓷质投壶和贯耳瓶为赏析主体,分析其审美特征,例如以瓷质投壶为主体,探寻投壶器型变化及其变化因素研究较为少见。

陶瓷投壶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形态特征,在两汉时期为长颈、扁圆腹的形态,在唐代则是在之前的长颈基础上加以两个贯耳,在宋代则是出现了多种形态和色泽的变化。

2.1 陶瓷投壶由无耳到有耳

投壶活动在两汉时期得以发展,在《礼记》中记载了投壶与投壶用的矢的一些特征,“筹,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长尺二寸。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容斗五升。壶中实小豆焉,为其矢之跃而出也。壶去席二矢半”[4]。“筹”就是投壶时所用的矢,“扶”是四指并拢的宽度,手指并拢宽度因人而异,两汉时期一寸为2.3 cm,四寸为9.2 cm,这与人的四指并拢宽度差不多;在室中所用的矢是46 cm,投壶者与壶的距离约为115 cm,在堂上所用矢大约为64.4 cm,投壶者与壶的距离约为161 cm,在庭院当中所用矢的长度约为82.8 cm,投壶者与壶的距离约为207 cm;投壶的口径约为5.7 cm,壶颈高约16 cm。汉代时期的陶制投壶(见图2),颈高为13 cm,口径为4 cm,壶高26.6 cm,比文献中的投壶小一圈,但是各部分比例是一致的。

图2 汉绿釉投壶

《西京杂记》载“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郭舍人则激矢令还,一矢百余反”[5]。郭舍人以竹作为矢进行投射,利用竹子反弹性使竹子反弹回手中,可以来回投射百余次,这种做法被称为“骁”。这一做法实则难以完成与进行,竹作为矢投射进入壶后,需要接触到壶底再反弹出来。这一过程会大量消耗竹子的反弹势能,而且投壶的壶底是平的,并且壶体高度大于半只矢的长度,其反弹的方向并非往回反弹,竹子很难按原来的路线反弹。

但根据上述投壶距离分析,倘若在室中进行,投壶者与壶的距离仅为115 cm,竹的长度就已达46 cm,人的臂长一般超过矢的长度,再加上站立时躯干向前弯曲,矢只要能够往回反弹便能够轻易接回后再进行投射,倘若在庭中进行,投壶者与壶的距离为207 cm,这一做法便存疑了。在《投壶仪书》上曾记载:“二人对坐,每人手执三箭,离座三尺,将箭掷于地,再跳入壶,箭头朝上,凡三次为上”[6]。这种玩法相对于“骁”的玩法而言更为真实,但却有更高的难度系数,箭头需先投射在地面上,再反弹进入壶内,最后箭头朝上,很考验投壶者对于投射角度的判断,并且对于场地的要求更高。这些是两汉时期投壶有趣的玩法,可见当时人们对于投壶活动的热爱,从而演变出一些难以实现的玩法,因此,这时投壶的形态设计并无双耳,最大的特点就是长颈以及重心在下的壶腹,这种设计有效提高了投壶活动的难度以及投射时的稳定性。

隋唐之后,投壶的玩法就更多样了。在《颜氏家训》曾记载投壶的新玩法:“投壶之礼,近世愈精。古者,实以小豆,为其矢之跃也。今则唯欲其骁,益多益喜,乃有依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7]。其中“带剑”就是新的玩法,即矢投入耳中,矢身倚靠在耳口,如同腰间佩剑。这种新的玩法出现,反映在投壶器具上就是使得投壶出现了双耳。因此唐代投壶形态出现了变化,在长颈的基础上,加上了两个贯耳(见图3、图4)。这正是人们对于投壶活动更多有趣玩法的需要而设计出来的,其娱乐性更为明显。

瓷器在唐代的烧制已经较为成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生产格局,白瓷的产生并非是发明了白色的胎釉,而是在胎釉中大量降低了铁的含量。而黄釉则也并非是调制出了黄色的釉料,它仍然是青釉的配方,在还原气氛中烧成青瓷,在氧化气氛中烧成黄釉瓷,在弱还原气氛中则是烧成青灰色。瓷器烧成后胎质坚硬且不易破碎。

从图3、图4 可以看出,两只投壶的制作较为粗率,应该是具有实际使用价值的投壶,这也体现了瓷质投壶造价低廉、外形美观的优势。

图3 唐黄釉投壶

图4 黄釉投壶

2.2 陶瓷投壶由实用到陈设

愈渐娱乐化的投壶活动被认为失去了投壶原有的礼仪,在理学盛行的宋代,为维护儒家思想以及封建统治,投壶的玩法也出现了一些变革。司马光的《投壶新格》对投壶规则加以修改,否认了一些偶然投中的花样玩法,也对就有的算和筹的计算方法加以修改。“公以旧格不合礼意,更定新格。以为倾邪险诐,不足为善……大抵以精审者为上,偶中者为下,使夫用精缴幸者无所措手”[8]。同时还将投壶活动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与“治心”、“修身”、“为国”等政治内容相连接,因此受到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热捧。

这些变化在瓷质投壶上就反映了士大夫们的精神世界的追捧,瓷质投壶已不受传统投壶造型形态的影响,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变换,不追求其实际的使用,更反映出士大夫的审美喜好,这也是贯耳瓶的由来。南宋龙泉窑的青釉贯耳瓶(见图5),其壶体形态与唐代的投壶形态相似,但是两耳明显变小,耳的口径与壶口径之比约为1∶3,壶体浑圆。但该壶的高度仅为16.7 cm,与唐代时期的黄釉投壶高度相差较大。

图5 青釉贯耳瓶

南宋时期龙泉窑弦纹贯耳瓶(见图6),其形态轮廓更为优美而具有动感,瓶高为31.5 cm,口径为10 cm,足径为11.7 cm,其口径明显过大,两耳明显缩小,形成大小对比。其釉色为哑光青釉,形态优美,是为南宋龙泉窑上乘之作。

图6 青釉贯耳弦纹瓶

图7为南宋官窑贯耳瓶,高为23 cm,口径为6.6 cm,其形态已完全不受原有投壶形态的影响,壶体、壶口增大,两耳缩小,整体造型浑圆饱满,其釉色为哑光青釉,并有蟹爪纹开篇,纹片简洁。

图7 官窑贯耳瓶

宋代瓷窑大幅增加,能够烧制出各色各样的瓷器,是我国制瓷史的鼎盛时期。龙泉窑烧制的粉青、梅子青达到我国青釉的巅峰。官窑则以黑胎青瓷为主,多烧制仿古器,其纹饰自然开片,简洁优雅。

根据上述宋代的瓷质贯耳瓶的分析,壶体形态发生多种变化,壶的大小出现变化以及壶口壶耳都形成了明显的大小对比,而不顾投矢的实际情况,显然是根据原有投壶形态加以变化设计,而不拘谨于投壶的实际形态。此时的贯耳瓶显然已经成为了单纯的陈设用瓷,反映出士大夫对于投壶活动以及温润如玉的瓷器的喜爱。

唐宋时期社会的繁荣促进了投壶活动的发展,但却也受到政治和文化影响,恰逢制瓷业的兴盛,投壶用瓷转变为了陈设用瓷贯耳瓶。其中也包含设计的审美转化,一切社会存在美的事物,都有其最初的实际使用功能。

3.1 人文因素的影响

唐宋时期是投壶活动的繁盛时期,特别是在强大且开放的唐代,人们具有参与娱乐活动的良好氛围,因此在这个时期,投壶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新玩法以及增加了壶的双耳,提高了投壶难度而更具娱乐趣味。唐代诗人唐彦谦《游南明山》中的“阄令促传殇,投壶更联句。”所记录的便是文人雅士进行投壶活动的场景。“薛昚惑者,善投壶,龙跃隼飞,矫无遗箭。置壶于背后,却反矢以投之,百发百中”[9]。薛昚惑能够背对着投壶投射且百发百中,从中可以反映出唐人对于投壶活动的痴热。

宋代市井文化的繁荣为民俗体育活动提供了养分,人们开始追求休闲生活,在物质得以满足的基础上开始追求精神生活。据宋人笔记、话本记载,当时宋代的酒楼茶坊都悬挂名人字画,以器皿精洁为号召[10],这说明人们需要精神生活的满足。同时由于投壶活动过于世俗化,脱离了投壶最初“礼”的本质,司马光的《投壶新格》修改一些投壶规则,并与一些政治统治相符。投壶活动的盛行与封建社会的统治相冲突,而恰遇烧制瓷器的鼎盛时期,瓷质陈设贯耳瓶温润典雅的釉色以及富于设计变化的造型形态正好满足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

3.2 设计的审美转化

无论古今对于造物而言,实际的使用功能是最为基本的功能,是各种精神功能产生的根源。鲁迅先生曾说过:“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的角度,到后来才转移到审美的观点去。功用由理性而被认识,但美则凭直感的能力而被认识,然而美底愉快的根抵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11]。从人类生产发展的历史过程看,产品首先是取得了实用功能,之后才逐渐产生出认知的和审美的功能[12]。瓷质投壶在唐代时期,是为了满足人们娱乐的实际使用功能,对于人们来说有功利价值。同时人们不断地更新探索出投壶的新玩法和奇特技巧,当投壶在宋代市民阶层流行后,因其过于世俗化与政治礼教相背离,便被套上了政治化术语。但人们仍然对于投壶的兴趣不减,因此基于瓷器的可塑性以及丰富的釉色变化,与投壶的需求相结合,依据投壶最为基础的形态产生了各种形态和效果的贯耳瓶,从而满足人们对于投壶的精神世界的最求。因此在当时贯耳瓶是美的,因为它承载着人们所热爱的体育游戏活动。

体育用瓷“贯耳瓶”两个贯耳不是根据人们的臆想随意捏造出来的,它具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根据娱乐体育“投壶”规则的变化,由无耳到有耳,再到陈设用瓷贯耳瓶。其整个形态过程都是伏着玩耍的,之后在瓷器方向转变为具有审美价值的陈设用瓷。这一过程与唐宋时期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也与制瓷业的发展关系密切,最终形成了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贯耳瓶。

贯耳瓶的形成是体育活动与瓷器相结合的典范,其特殊的形态特征,为我们呈现了投壶这一民俗体育活动的发展演变以及见证了其繁盛景象。当代人们有许多亚健康的生活习惯,需要加强体育锻炼来增强体质,一些传统有趣的体育活动可以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复兴,增加人们对于身体活动的兴趣,同时与陶瓷相结合,展现出新时代体育题材陶瓷的新面貌。

推荐访问:探析 汉唐 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