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数字经济实现中国芯片进口替代的机理与启示

金泽虎，吴 蕾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国际市场芯片需求旺盛。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数据显示，2000—2022年，全球半导体产业规模由2 044亿美元增长至6 065亿美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进口国和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芯片进口数量超过6 354.8亿块，金额超过4 325.5亿美元。中国芯片市场进口潜力巨大，但芯片技术受封锁情况严峻，客观上需要通过突破国际芯片技术封锁，提高进口替代从而提升芯片自给率。

中国目前已成为国际芯片产业规模最大的国家，具备完整的全流程生产体系，包括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及芯片封测［1］，但由于低端芯片缺少竞争优势，即使产值增长迅速，中国也很难有效提高芯片自给率。2020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强调要将芯片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并确立2025年实现中国芯片自给率70%的目标。中国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科研经费投入达2.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4.2%，巨大科研经费支持推动中国芯片产业迅速发展，但核心技术仍与世界先进技术具有较大差距［2］。因此，中国突破国际芯片技术封锁刻不容缓。

从技术特点来看，数字经济将会是推动中国芯片产业突破技术壁垒的有效路径。数字技术和通信产业是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模式，电子信息制造（包含芯片产业）和软件工程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通过科技创新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中国芯片产业发展提供新动能，进而实现数字经济与芯片产业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将会是中国芯片产业新的突破点。

国内外学者在芯片产业、数字经济与国际贸易方面进行了相当数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有关芯片国际贸易的研究。崔连标等［3］假定芯片供应链中断的情况下进行定量研究，认为芯片进口中断会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王耀南和廖蕾［4］基于芯片产业链特点研究，认为芯片产业上游是周期长且投入高的设计研发环节，下游是周期短且投入低的规模制造环节，而企业往往注重短期利益，这加重了中国芯片产业技术突破的难度。韩振等［5］认为，中国可以采取技术方向外包的形式参与芯片国际贸易，以较低的学习成本提升芯片产业核心技术。谢非和罗安［6］从贸易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角度对中国芯片国际贸易研究，认为非对称性贸易依赖关系制约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芯片贸易发展，贸易摩擦和汇率波动等因素对中国芯片进口贸易具有抑制作用。邵军［7］从中美芯片贸易结构角度研究中国芯片技术受封锁的程度，认为尽管在2019年美国对芯片出口施行贸易管制，限制高端芯片出口到中国，但美国对中国芯片出口的规模仍处于持续增长，当年出口中国芯片占美国芯片总出口额的35%，这也侧面反映中国芯片产业技术受封锁情况严峻。

有关数字经济与国际贸易的研究。马述忠等［8］认为，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结构结合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Goldfarb和Tucker［9］以及刘海洋等［10］认为，数字经济信息数据化的特性能够有效克服国际贸易中的信息壁垒，大幅度降低经济活动的贸易成本，并通过技术创新来促进贸易的增长。Freund和Weinhold［11］以及Abeliansky和Hilbert［12］认为，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姚战琪［13］认为，中国将数字经济与进口贸易相融合，能够通过进口技术溢出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在克服进口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后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创新产出增长。

有关数字经济与芯片产业的研究。随着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推进和“互联网+”战略提出，数字经济与各行业的融合程度加深，芯片作为当代科技发展创新的核心成果，已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棋子。张艳萍等［14］及王玉［15］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数字经济与芯片产业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虽然在行业和地区间存在差异，但数字经济从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及市场竞争力等各方面推动了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其发展路径呈现先抑制后扬的“U”型单门槛现象。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对芯片产业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比较匮乏，但芯片产业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核心产业，也是中国典型的“卡脖子”技术产业，在国内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李腾等［16］认为，通过数字经济能够有效地缓解中国高技术产业，尤其是芯片产业的“卡脖子”现状，通过数字经济与芯片产业等实体经济双向拉动的形式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

文献研究发现，现有对数字经济与芯片产业发展及国际贸易方面影响等问题的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首先，现有研究多是从宏观产业链角度切入，缺乏对中国各地区芯片进口替代的量化实证分析。其次，现有研究多是从宏观视角分析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但针对芯片产业的深入研究研究数量和研究成果都相对匮乏。最后，现有研究对科技创新能够提高产业竞争力已有较为全面的论述，但忽略了针对芯片产业、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三者间的作用机理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力图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通过选择更匹配芯片产业特点的指标，以2012—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芯片产业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结合中国各地区芯片产业发展现状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的影响，因而本文的研究对中国探索依托数字经济模式突破技术封锁，实现芯片进口替代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芯片是半导体元件产品的统称，又称集成电路。其产业链包括上游芯片设计、中游圆晶制造和芯片应用。上游芯片设计技术要求高且行业技术壁垒高，后进企业易受到大规模的技术封锁，中国芯片设计产业起步晚，且与国际先进技术有较大差距，因而高端芯片以进口为主。中游圆晶制造环节相对周期短且投入低，属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当前占有全球大部分中游芯片产业链市场份额，但较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本文主要研究中国芯片产业进口替代问题，主要分析上游及中游芯片产业。借鉴蔡翠红［2］的分类方法，参照国际上以28nm制程（先进制程）的分级标准，将芯片分为高端芯片（高于28nm制程）和低端芯片（低于28nm制程）两种，分别从高端芯片产业进口现状和低端芯片产业出口现状两个角度对中国芯片产业进行研究。

（一）中国高端芯片产业进口现状

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1年，中国芯片进口总额为4 325.5亿美元，同比增长23.6%，芯片进口为6 354.8亿块，同比增长16.9%，芯片进口占进口总额的16%。但海关数据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如加工进口的数据、圆晶材料进口后在国内封装二次申报进口的数据、保税区生产的芯片材料以及进口通过海关的数据等都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因而本文剔除货源地为中国大陆的数据后，根据2022年8月发布的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商品规范申报目录》调整后的海关货品标准，将芯片分类为，基础芯片、逻辑芯片、储存芯片、显示芯片和其它芯片。

剔除重复数据后，本文对比中国2020年和2021年主要芯片种类和进口额发现，中国进口占比最多的为逻辑芯片、存储芯片和显示芯片，这三类都属于高端芯片，可见中国有着巨大的芯片消费市场，但缺乏足够的技术来生产高端芯片满足本国需求，只能通过进口弥补需求缺口。进口芯片流入省份方面，对比分析2020年和2021年芯片进口情况发现，中国芯片进口中有近六成运往广东（深圳华强北是主要目的地），其次是江苏和上海，优越的区位优势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水平推动了三个地区芯片产业的发展，而中国中部、西部地区芯片产业发展则处于较为落后的态势。

（二）中国低端芯片出口现状

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1年，中国芯片出口额为1 537.9亿美元，同比增长31.9%；
芯片出口为3 107亿块，同比增长19.59%。平均每块芯片进口价格为0.69美元，而平均每块芯片出口价格仅为0.495美元，可见中国出口主要以低端芯片为主，技术价值含量远低于进口芯片。

自2018年起，中国芯片出口增速反超进口增速，表明中国芯片产量增速超过全球市场需求增速，中国芯片自给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但逆差金额逐年增长。可见中国芯片技术进步的速度未能达到芯片需求增长的速度，中国芯片产业受到高端芯片“卡脖子”境况越发严重。

芯片实质是通过特殊工艺将缩小的电路光刻在半导体圆晶上，以使用载体作为分类标准，芯片可区分为存储芯片（优盘、硬盘等）、系统芯片（CPU、GPU等）以及通信芯片（手机、移动设备等）等。在5G时代，数据通信和移动设备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扩展了芯片的需求市场。秦文晋和刘鑫鹏［17］认为，网络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与通信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也是芯片产业发展的基础，而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包含芯片产业）与软件工程产业等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芯片产业发展的核心。通过“网络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芯片产业发展”的路径能够有效地促使数字技术渗透到芯片产业中，芯片产业通过提高数字化水平实现产业升级换代，提高产业竞争力，从而实现进口替代。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成中国芯片进口替代的现实基础。

数字技术能够缓解芯片研发过程中的融资约束。谢非和罗安［6］认为，数字技术能够有效缓解外部金融机构与芯片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帮助企业突破高端芯片研发的融资约束。数字经济有助于提升芯片企业科技创新。董香书等［18］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科技创新的效用，认为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科技创新，同时还能带来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创新动力和强化集聚效应等积极影响。一方面，信息数据化是数字经济的典型特性，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数字化改变了传统经济的运行模式和增长方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催生出如数据服务、网络信息安全等新业态，这些业态的发展对芯片产业带来了深远影响。因此，数字技术的高效性及安全性是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的催化剂，促进了中国芯片产业从低端芯片制造向高端芯片“智”造转变，推动中国芯片实现自给。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数字经济加速实现芯片进口替代，促进中国芯片产业实现自给。

芯片制造工艺落后及科研创新能力低下是中国高端芯片实现进口替代的最大阻碍。姚战琪［13］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数字经济促进高端芯片进口替代具有正向影响，通过模仿学习，能够提高中国芯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促进高端芯片进口替代，但长期来看会使中国芯片产业落入“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郭晗和全勤慧［19］认为，数字经济引领的科技创新会带来高附加值，将数字经济与传统芯片产业融合发展，有助于降低长期依赖进口策略产生的“卡脖子”风险，通过科技创新研发高端芯片技术，实现全面进口替代。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数字经济通过科技创新促进中国高端芯片实现进口替代。

本文以2012—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利用混合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测度数字经济对中国芯片进口替代的影响效用，为提高中国芯片自给率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一）模型构建

本文为验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芯片进口替代的影响效应，借鉴马拯等［20］研究中的混合效应模型，考虑到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芯片产业发展存在的明显地域差异，而混合效应模型相较于普通OLS回归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域差异的影响。构建模型如式（1）所示：

其中，SIit为i省份t年的高端芯片进口替代水平；
Dietit为i省份t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数值；
Controlit为控制变量，本文对相对值的控制变量取对数进行实证检验，uit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⒈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高端芯片进口替代水平（SI），其中高端芯片产品指海关编码为HS8542中逻辑芯片、储存芯片和显示芯片三大类芯片产品；
国内产出用GDP测度。

传统保护政策下的进口替代是指政府为促进本国工业化发展，采取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如关税、进口配额等。但在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且高端芯片的重要战略性背景下，中国不能采用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提高芯片自给率。因此，本文的进口替代是指通过技术引进和科技创新等方法提升中国中低端芯片产业技术水平，通过发展中高端芯片本土化实现自然的进口替代。本文借鉴海关总署课题组［21］提出的进口替代率的计算方法，结合凯纳瑞工业成长模型，构建本文产品的进口替代SI（Substitution of Import）模型，如式（2）所示：

其中，SI表示进口占总供给的比率的变动所引起国内产出的变动，含义为国内企业在保持产量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每增加国内一个单位商品的采购，所放弃的进口商品的数量，SI越大，则国内产出的增加对于进口替代的贡献越大；
m表示进口值占总供给的比率；
Y1、S1分别表示本期自给率和本期总供给；
Y0表示上期自给率和上期总供给。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ec）。目前对数字经济测度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对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进行测度；
二是以构建多维指标体系来测算数字经济水平。目前学界认可度较高的为五大国外代表性体系①国际上五大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包括：国际电信联盟（1995）“ICT发展指数（IDI）”、世界经济论坛（2002）网络准备度（NRI）、OECD（2014）“衡量数字经济”、欧盟（2014）“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和美国商务部（2016）“有关数字经济的评测建议”。和八大国内代表性数字经济指标体系②中国八大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包括：中国社科院（2017）“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数”、苏州大学（2017）“中国（苏州）数字经济指数”、北京大学（2021）“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本文借鉴刘军等［22］以及陈昭等［23］对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的研究，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数字产业发展水平和数字创新科技水平作为一级指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是指数字经济发展所必备的基础设施［17］，主要为互联网基础设施（光缆线路长度、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互联网域名数）和数字化生活应用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智能移动设备普及率）两部分，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常住人口数。

数字产业发展水平是数字经济在芯片产业的实质性体现［24］，数字经济白皮书中将数字产业发展划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来测度整个行业发展情况。本文主要分析数字经济对芯片进口替代的影响，借鉴陈昭等［23］以及赵涛等［24］研究中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芯片产值量化行业经济产出，以规模以上企业个数和芯片产业总收入量化产业发展水平。

本文借鉴李治国和王杰［25］的研究，通过数字创新科技水平量化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将其分为技术研发（主要包括科学技术支出占一般财政支出的比重、教育支出占一般财政支出的比重和规模以上企业专利申请数），以及人才支持（主要包括芯片企业劳动力水平、高技术从业人员工资水平）两部分。其中，企业劳动力水平=高技术产业职工人数∕总行业职工人数，高技术从业人员工资水平=高技术产业职工平均工资∕总行业职工平均工资。

为提高实证准确性，本文借鉴蔡跃洲和牛新星［26］的方法确定各代理变量的权重，以极差法对样本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通过计算得到处理后的数据标准值Xstandard，如式（3）所示：

其中，Xij为原始数据，Xi，min和Xi，max分别表示第i项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计算指标权重Wi，j，当Wi，j计算结果为零时，取Wi，j为0.00001作为指标权重，如式（4）所示：

计算信息熵值ej。信息熵越大，指标越小，为便于观察，用1减去信息熵得到信息效用值dj，如式（5）和式（6）所示：

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用各指标权重cj与标准值xstandard相乘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数值Diec，如式（8）所示：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及其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及其指标权重

3.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它因素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会产生影响，在回归模型中加入相关控制变量。本文设定以下五个控制变量：金融发展水平（Fin），用金融业产值占GDP比重表示；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
政府财政支持水平（Gov），用政府科研支出占GDP比重表示；
产业结构（IP），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表示；
经济发展水平（GDP），用工业人均GDP表示。其中，工业人均GDP=工业GDP∕常住人口［26-27］。

（三）数据处理

本文根据2012年中国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部的《集成电路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考虑数据可得性和芯片产业地域性特点，采用2012—2021年中国芯片进口额排行前24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相关原始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国家统计年鉴和省级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进行补充。由于个别统计年鉴数据库统计口径不同导致部分数据缺少，通过线性插值法进行弥补。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一）被解释变量的测算结果

本文测算出中国24个省份高端芯片进口替代水平。从整体分析，2012—2021年，中国24个省份高端芯片进口替代水平整体保持上升态势，具体以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地区上升幅度最为明显。2012年，有19个省份高端芯片进口替代水平为负，表明中国高端芯片进口替代具有“门槛效应”，因而在经济水平尚未满足高端技术发展条件时，超前发展不但不能实现进口替代，反而具有反向效用。广东高端芯片进口替代水平变化最为显著。以甘肃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发展相对缓慢。中国24个省份高端芯片进口替代水平，如表3所示。

表3 中国24个省份高端芯片进口替代水平

（二）回归结果分析

⒈ 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Stata17软件，本文得到数字经济对中国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数字经济对中国高端芯片进口替代回归结果

由表4模型（1）可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进口替代上升1.982个单位，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在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表4模型（2）—模型（6）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的影响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加速实现芯片进口替代，促进中国芯片自给，因而本文H2得以验证。同时，每提高一个单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口替代上升呈现波动性变动（系数由1.982上升至5.302，在连续两次下降至2.995后又两次上升至3.635），可见芯片产业的发展情况是复杂多变的。在加入金融发展水平这一控制变量后，正向变动最为明显。因此，芯片企业通过与数字经济融合能有效地解决金融机构“惜贷”问题。从各个控制变量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及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与预期结果保持一致，印证了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企业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13］，但是模型（2）和模型（3）显示，每提高一个单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口替代系数却出现下降（由5.302变动为3.136，下降了2.166），可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获得的技术进步是短暂且具有局限性的，因而中国高端芯片实现进口替代并不能过于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虽然显著但比较小且为负，可能是因为芯片产业在第二产业的实际比重偏低，因而表4的结果并不能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促进高端芯片进口替代。金融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支持水平在1%水平下显著但系数均为负，可能的原因是中国金融机构以国有股份制性质为主，因而金融发展导向和政府财政支持导向的变动保持一致是符合现实逻辑的。科研经费的投入虽然释放了科研创新活力，但由于“放管服”的错位提高了科研经费“滥用”的风险［27］。这导致政府对芯片产业的资助不仅没有提高芯片技术的产出，甚至让企业养成过度依赖财政的习惯，客观上导致对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的隐形掣肘。

为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相关性，本文进行了拟合检验①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列出拟合检验结果图，留存备索。，忽略个别偏差值和特殊值的存在，结果显示，高端芯片进口替代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结合各地区高端芯片进口替代水平变化进行分析，发现高端芯片进口替代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而提高，因而本文H1得以验证，数字经济基础是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的现实基础。

同时，由于表4的分析结果并不能反映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促进高端芯片进口替代，虽然本文拟合检验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正相关，但在经济水平达不到芯片技术发展的“门槛”时超前发展弊大于利，这同样是中国东部地区芯片产业发展速度远比西部地区快很多的主要原因。想要发展高端芯片产业，归根结底需要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迎接跨过“门槛”后的产业发展增速打下坚实基础。

⒉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芯片产业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且所收集的数据来自不同数据库，数据来源的不同导致统计方法不同，可能导致模型存在内生性。其次，本文采用的是省级数据，因而容易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同样可能导致模型存在内生性。基于此，本文依次采取两种方法检验内生性问题对实证模型的影响。借鉴吴明阳［28］的方法，采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再次进行回归，结果显示①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列示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取滞后一期值，其对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的影响效应仍通过1%的显著检验，这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借鉴李丹和董琴［29］替代变量的方法，不用比值而使用绝对值进入模型。政府财政支持水平使用政府财政科研支出（亿美元），金融发展水平使用金融业GDP（亿美元）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替代一系列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的影响效应仍通过1%的显著检验，这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⒊ 影响机制检验

有关科技创新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学者们从产业角度验证科技创新凭借从企业规模、行业集聚、产业乘数三种效应共同促进经济的发展。但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投入与产出的不均衡导致抑制效应的产生［30］。鲁钊阳和马辉［31］借助内生增长模型进行研究，认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推进效应，而杨力等［32］空间计量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研究，认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存在同样存在反向抑制的效用。由于高端芯片制造是典型的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是其发展的必要因素，因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科技创新成为数字经济影响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的重要渠道。为了验证科技创新在数字经济促进高端芯片进口替代中的作用，本文借鉴杨力等［32］的研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式（9）、式（10）和式（11）所示：

其中，变量意义与上文一致。借鉴刘光彦和赵颖［33］构建科技创新水平（Tl）的研究，将科技创新水平（Tl）区分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部分，创新投入用国际上比较科技人力投入而制定的可比指标，用人员全时当量（全时人员数加非全时人员按工作量折算为全时人员数的总和）量化，创新产出用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量化。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熵值法测算出综合数值Tl后进行逐步回归。中介效应模型的逐步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中介效应模型的逐步回归结果

由表5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表明存在中介效应。数字经济通过科技创新促进中国高端芯片实现进口替代，本文H3得以验证。进一步分析发现，科技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时虽然均显著但其与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的影响系数为-2.516，这一现象验证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双向性的结论。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理解科技创新水平影响经济增长存在的双向性，正如刘光彦和赵颖［33］认为，科技创新的产出存在转换效率偏低或无效产出的情况。因此，数字经济以科技创新为发展渠道时，也不可避免会遇到上述问题。

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24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的影响。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中国高端芯片进口替代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但存在各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以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发展现状较好，而以甘肃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其次，数字经济能够加速实现芯片进口替代，促进中国芯片产业自给，但需要跨过经济发展的“门槛”，否则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的成效微弱，此外金融发展水平和财政科研支出需要配套的监管制度共同作用，否则会使企业形成过度依赖财政的习惯，客观上导致对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的隐形掣肘。最后，科技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的重要渠道，而需要注意的是科技创新对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的影响存在双向性。

根据上文分析，为进一步实践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中国高端芯片进口替代，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中国政府应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并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扶植企业组建高素质人才团队。通过构建完整且稳定的高端芯片人才团队，提高研发效率，缩短研发周期，缩小中国芯片技术与国外的差距。配套制定合理严谨的监管制度，政府正确使用“放管服”，避免企业因投机取巧而事倍功半。其次，夯实数字经济基础建设，为芯片产业发展奠定基础。中国无论是低端芯片全自动制造设备还是高端芯片研发设备都严重依赖进口，在美国科技战的背景下，依赖进口设备、单方面引进技术随时会造成被“卡脖子”的困境。因此，应优先考虑优化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为芯片产业基建打下坚实基础，早日摆脱依赖国外技术的局面。再次，以“技术互换”模式替代单边技术引进。长期依靠单边技术引进会使中国芯片产业落入动态比较优势陷阱中。芯片作为生命周期较短的高技术产品，学习模仿的时间差会使中国芯片技术永远达不到先进水平，更别说赶超。但美国商工业安全局（BIS）于2020年12月正式宣布将中芯国际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芯国际所需要高技术制程（10nm）及以上的芯片技术和生产材料均被拒绝提供。这无疑是卡住了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脖颈”。短期内，中国可以通过“技术互换”模式获得先进芯片技术进口的主动权，并由此缓解国内对先进芯片的迫切需求，避免进一步陷入“卡脖子”困境。最后，在合作模式上，中国可以通过以“协议替代竞争”的模式化解高端芯片进口瓶颈。中国应积极推动芯片国际贸易的良性互动，避免以贸易竞争的方式在芯片领域获益，可以通过建立双边或多边磋商机制，加强与贸易国间的沟通与交流，以协议的形式达成互惠互利的芯片产业贸易模式，进而通过“干中学”踏实研发，实现厚积薄发最终弯道超车。在芯片产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中国芯片产业综合竞争力，才能真正实现高端芯片产业的完全进口替代和独立自主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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