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语境下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介依赖探析

赵红勋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在传播技术的形态更迭与演进脉络中，社交媒介(social media)以超乎寻常的力量构筑了日常生活的景观范式，从“偷菜狂欢”到“微博互动”，再到“微信点赞”，直至“抖音直播”，其投射的社交互动话语已深嵌于日常生活的表达结构，并经由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和高度卷入形塑了具有“媒介奇观”意味的阐释框架(interpretive frame)[1]。在美国传播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2](Douglas Kellner)看来，“媒介奇观”与“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社会个人适应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戏剧化现象”进行意义关联，尤其表现为藉由媒体的组织语言而产生的盛大赛事、豪华场面等。然而，凯尔纳所讨论的奇观景象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立足电视媒体所主导的社会语境，与我们正在经历的数字化与移动性的新技术环境有着明显差异。如今的媒介奇观意义或许已不能停留在传统的意义书写之中，而是需要在移动互联技术所形构的社会体系中对其进行意义重构。建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的社交媒介情境更加注重微观化的日常渗透，由此当代社会的“奇观话语”实现了从“浩大景象”向“细微生活”的重要转变。在这种极具生活化的场景中，微博、微信、网络游戏以及抖音短视频等各种社交化平台凭借其超强的渗透力引导个人不断地适应数字化生活方式，对青年群体而言，这种影响的威力似乎最为强烈。因为青年自身所具有的敏锐感知力以及适应性，不仅赋予了其操演社交媒介的灵变能力，而且使其日益成为了社交媒介实践的重要主体。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了10.32亿人[3]，在这个庞大的数据体量中，老年群体人数有日渐增长的趋势，但是青年依然是网民的核心力量，尤其在社交媒介使用方面，青年的主体力量更是得到了充分彰显。

置身于社交媒介的叙事框架中，微信、手机游戏、抖音短视频等平台藉由移动互联网络的基础结构，不仅实现了媒介的多维互动，而且也加剧了媒介的主体性互联，“并允许用户彼此交流和交互信息”[4]。对于青年用户而言，社交媒介提供的“媒介易得性”“虚拟体验性”“强烈互动性”以及“视听刺激性”，充满着无限的诱惑，并成为他们不断地“疯狂参与”的驱动性要素。比如，作为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玩家的主体力量，青年群体之所以能够介入游戏实践过程，并非源于游戏提供的休闲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其文本叙事的互动化以及刺激性。因为《王者荣耀》的文本叙事融入了“战队组建”“角色设置”“武器装备”等诸多要素，而这些要素的建构需要多个玩家共同参与和互动才能完成，与此同时，游戏文本设定的“诱人目标”和“升级挑战”，刺激了青年玩家的互动化神经，促使他们体验并享受那种沉浸的游戏“快感”。显然，社交媒介的本体性结构话语为青年群体提供了自我沉浸以及社会互动的基质条件，并成为青年进行“深度媒介化”的重要保证。正是在“媒介凭借自身力量可以更为广泛地影响受众”的“效果范式”[5]指引下，青年群体受到了社交媒介的影响，这种影响已不再局限于满足单纯地使用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种“依赖”的症状，即社交媒介依赖(social media dependence)。

社交媒介依赖是媒介依赖在新时代的一种延伸，其投射着媒介依赖的种种表征。在心理病理学的范畴中，媒介依赖是一种物质依赖(Substance dependence)[6]，主要表征为一种行为和心理的成瘾；
而在传播学的宏观意义解读中，媒介依赖是受众、媒介以及社会相互联系的表现[7]，尤其体现为受众的行为以及思考以媒介的内容作为重要参照。因为受众了解社会无法做到“事必躬亲”，只有借助媒介的方式来感知社会的脉动，以此满足信息的需求。然而，随着受众对媒介卷入度的增加，依赖的问题逐渐超越了“使信息需求得到满足”的基本功效，而在“习以为常的社会工具”[8]意义中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的行为习惯、思考方式等都卷入着媒介的痕迹，甚至将媒介的内容视为生活的“参照”与“标准”，由此忽略了现实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诱发“行为僵化”“思想困顿”“价值迷失”等一系列问题。基于此，本文尝试对青年的社交媒介依赖问题进行现状扫描，以期为理解青年的社交媒介实践提供一种批判性思考。

社交媒介所内具的丰富话语吸引了青年群体不断地投身其实践过程，并在自我展演以及虚拟互动的交往中日渐产生了“依赖症”。在传播学的知识地图中，关涉“依赖症”的研讨经历了从“电视”到“互联网”再到“手机”的媒介转变，由此促成了“电视人”“网络人”以及“手机人”等特殊受众的形成。而这些特殊受众的学术问题，集中表现为心理问题，并往往与病理学的“成瘾”进行意义的对等，诸如网络成瘾[9]、智能手机成瘾[10]等。网络成瘾虽然和依赖都有沉迷的倾向，但二者的区别在于，“依赖者没有表现出成瘾症状，只是对网络有一定程度的依赖。它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不良网络使用习惯的表征”[11]。在现实生活的媒介使用过程中，“重度网络成瘾所占比例相对较小，网络有轻度沉迷行为的人数比例较大”[12]。所以，对青年社交媒介的“沉迷行为”的探讨，或许用“依赖”比“成瘾”更为恰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社交媒介依赖的内涵？这个问题的回答比较棘手，但可以在青年群体的阐释行为中对其表征意义进行观照。

(一)时间沉浸：青年媒介实践的感知沉浸

作为社会存在的两个基本维度之一，时间不仅是衡量一切事物的重要刻度或标尺，“而且构成了人的内在本性和根本方式”[13]。人的这种内在属性贯穿于日常实践的方方面面，从早晨的起床，到白天的工作/学习，乃至晚上的睡觉，都借由时间要素获得意义。可以说，如果没有时间，人们的生活将会出现无规律性的紊乱。在当代青年的时间结构中，刷抖音、玩游戏、观微博、晒朋友圈等各种媒介化行为占据了重要位置，凸显了对社交媒介的“时间依赖”。青年每天平均使用社交媒介超过4个小时的比比皆是，更有甚者超过6个小时。国内的一项调查显示，青年大学生在后半夜上网超过6个小时的占比达到了23.1%。[14]当然，青年每天投入在社交媒介的时间并非是集中的、连续的，常常是多个缝隙时间的组合，比如早起赖床时间、午休时间、晚饭时间等不同时段都渗透了社交媒介的影子，当然，还有不少人在白天的工作或学习期间，都在使用社交媒介。此外，也有不少青年除了睡觉之外，基本上手机不离手，其社交媒介使用时间近乎于生活时间，导致生活节奏的紊乱。[15]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平均上网时间每天超过5个小时，则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减少，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16]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恒定的，一旦增加社交媒介使用时间，势必会挤压自我与他人进行沟通的时间容量，削弱具有重要价值事件的时间操演意义。比如，不少青年每天将大量时间用于《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游戏实践，沉浸于虚拟中的角色建构以及关系连接，导致对现实生活关系的漠视。青年对网络游戏社交时间的投注，不仅挤压了现实生活的交往时间，而且异化了主体性自我的时间感知。

(二)空间嵌合：社交媒介植入青年的身体结构

在社交媒介的意义叙事中，其不仅是内容生产/传播的平台，而且也是形塑用户关系的网络。这种关系网络的建立依赖于情境转移，即从媒介空间情境转向用户空间情境。当然，社交媒介网络关系的情境转移在青年的世界中，形构了依赖性话语。因为社交媒介已与青年的身体结构形成了“意义的交汇”，加剧了青年身体行动的社交媒介化倾向。一方面，以手机为代表的社交媒介载体融入了青年群体的身体结构。美国学者理查德·塞勒·林(Richard Seyler Ling)认为，手机虽然具有糟糕的一面(如铃声干扰生活)，但是它却毋庸置疑地成为一件必需品。[17]手机在当代青年的生活中已基本实现了普及，而且日渐成为青年的标配。即便在没有使用的情况下，手机这个物质性的装置也放于口袋或拿在手中，一旦离开身体，则会产生不适，甚至引发无端的焦虑和不安。也就是说，手机已完全进入到了青年的日常生活，成为其身体肌理的结构性要件，并参与了身体行动的诸多话语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青年对手机这种社交媒介化载体的物质性依赖已经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另一方面，青年的身心实践存留着社交媒介的踪迹。对于身体而言，其既涉及肉体的、具身性的身体，又包含精神的、思想的身体。社交媒介在形塑青年的肉身结构的同时，也对其精神的身体产生了影响。例如，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点赞评论等表达形态，触动了青年参与虚拟社群的意愿，并在付诸实践的行动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依赖感”，这种依赖感既体现为对现实生活的回避，又表现为按照社交媒介的叙事逻辑进行生活表达。显然，当社交媒介的内容在青年的身体图式中进行渗透时，悄然改变了青年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影响自我对社交关系以及现实生活的清晰认知。

(三)青年的交往活动依赖社交媒介

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实践方式，交往不仅投射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连接，而且将个体纳入到了文化以及社会的范畴，形塑了人的社会化特征。在交往的类型建构中，人际交往是其主体内容。相较于传统的“面对面”人际交往而言，信息化时代的媒介化交往日渐卷入青年的世界，并“经由媒介的文化与社会意义形塑新的关系连接”[18]。青年群体的人际交往实践之所以被媒介化，主要源于社交媒介具有高强度的互动性，这种互动的特点深化和延宕了青年的虚拟沟通实践，使主体的沟通和交往更加轻松和通常。比如，备受年青人青睐的网络游戏媒介，其意义已不再是单纯的娱乐性玩耍，而是成为一种交往实践工具，其内在的互动意义让青年游戏玩家兴奋不已。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游戏玩耍，那么游戏对青年的吸引力就很难维持。而如今，不少青年之所以对游戏这种媒介形式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则源于“组队作战”的人际互动效应。再如，深受都市青年群体喜爱的匿名社交平台Soul，其具有的“瞬间广场”“灵魂匹配”“语音匹配”以及“群聊派对”等各种功能[19]，都具有很强的互动色彩。正是由于这种具有匿名特点的人际互动，满足了不少青年用户内心期盼的虚拟交流，从而形成依赖感。当然，青年的日常交往并非局限于游戏、匿名社交等平台，而是囊括了包括微信、微博等在内的所有社交媒介形式。这些社交媒介具有的强互动性，能够让不少青年在喧嚣与孤寂之中，得到一种精神的抚慰，并日渐形成一种习惯性依赖。青年对社交媒介的习惯依赖一旦形成，那么其工作沟通、学习交流、消费互动、友人联络等诸多日常交往实践都被附着了社交媒介的意义，即青年更愿意通过社交媒介与他人建立联系，而对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产生回避态度，共处于一个线下的交流空间，反而会产生交流无奈与沟通障碍，由此异化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最生动的交流。

(四)青年的记忆实践依赖社交媒介

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记忆始终发挥着重要功能。无论是与人交谈，还是工作学习，抑或消费娱乐，其中都饱蘸着记忆的微光。比如，在交谈会话过程中，人们对过去状态的描述是建基于记忆实践之上，而对现状描述以及未来畅想的勾画也总是以过去的状况为起点，其间依然流露着记忆的话语结构。作为一个有关过去的各种形式的上位概念[20]，记忆承载着再现历史的作用，以此更好地将过往的经验给予当下以新的启示。在传统的记忆过程中，人们主要借助于“纸张书写”，而如今则转向了社交媒介，因为社交媒介具有的强大搜索和存储功能，形塑了一种新的媒介化记忆方式。尤其对于青年群体而言，其行为方式、思维模式等都尚未完全定型，对新生事物的高敏感性以及强学习性，促使他们不断地借助社交媒介的方式进行记忆实践，并在久而久之的践行中，形成强烈的依赖。

一方面，社交媒介的海量信息内容，加剧了青年的“记忆懒惰”。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特殊年龄阶段，青年自身的知识储备尚未完备，他们还处于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学习中，他们总会遇到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常常借助社交媒介来强化记忆。社交媒介内涵着超级的信息容量，能够让青年从多种角度来理解历史，进而强化知识的记忆。不少青年就将这种海量的信息视为记忆的原材料，一旦涉及到相关问题，就试图借助社交媒介来完成，即便在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也似乎缺乏担忧意识，总想着至少可以通过媒介的方式来进行记忆的建构，由此不再将身体感知的记忆纳入社会记忆的实践过程，忽视了主体性记忆的最本质意义，导致“记忆惰性”的产生。另一方面，社交媒介的快速查找功能，促进了青年的“记忆上瘾”。面对信息化社会的充沛信息，青年群体难以有更多时间进行精选内容，而社交媒介不仅可以提供快速的信息检索，而且还能够通过大数据对用户习惯进行内容匹配，满足青年的媒介实践习惯。正是由于这种媒介习惯的长期存在，不少青年的记忆实践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介，既能够节省建构记忆的时间，又能够提高记忆的准确度。在这种中长期的“媒介效果”导引下，青年的记忆结构日渐脱离了传统社会的话语模式，日渐被社交媒介所主导，并在悄然之间产生“媒介记忆上瘾”问题。

(五)青年的生活实践被社交媒介裹挟

在日常生活的表达范式中，娱乐性活动占据着突出地位。因为娱乐是人的天性，其既能缓解生活压力，又能使人获得心灵愉悦。既然娱乐对于人们如此重要，那么其就成为了社交媒介的功能叙事以及内容生产的重要法则。虽然交流是社交媒介的重要特征，但享乐似乎是伴随功能出现的用户最重要的体验[21]，以此更好地俘获了青年群体的“芳心”。比如：借助微信朋友圈这个公共性的虚拟广场，青年可以分享各种场合的照片和视频，以轻松休闲的话语来展现心之所向的生活方式；
网络社交游戏《王者荣耀》的“耳目一新的角色”“层层进阶的任务”，带给青年不一样的娱乐体验，既满足了交流的快感，又使其感受到了游戏闯关的“刺激”。

国内学者对新媒介影响青年娱乐休闲的调查研究显示，87.6%的人认为如果没有了互联网(或手机) 娱乐方式将变得单调。[22]显然，互联网、手机等各种具有社交化属性的媒介已成为青年娱乐的重要方式，并逐渐向青年日常生活实践的诸多方面进行全方位渗透。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介娱乐活动主要是在闲暇时间，诸如工作或学习之余，他们通过刷短视频、玩游戏来获得放松。而短视频、游戏等社交空间，将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进行了意义的内爆，让青年时常忘记自己是在娱乐或玩耍，休闲的时间概念被淡忘，加上社交媒介本身充满的惊奇、幻想、冒险、刺激等内容，从而吸引青年沉浸其中，并对社交媒介的娱乐感知流连忘返。而如今，社交媒介所建构的娱乐的快感冲锋已不再局限于青年的闲暇时刻，甚至贯穿了青年的日常作息，并成为青年无意识地依赖的目标和对象，影响青春力量的活力建构。社交媒介所建构的娱乐叙事话语之中杂糅了一些“伪娱乐”的成分，并诱导青年对其趋之若鹜，严重破坏了青年日常生活实践的娱乐思想体系的建设。

作为信息化社会的一个显性命题，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介依赖既与时间沉浸密切相关，又与社交实践相互勾连，还与生活实践高度关切，其中最核心的表现是自我的生活体验越来越依靠社交媒介来完成，并对自我的行为、思想以及情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社交媒介依赖尚未构成真正的“成瘾”，但是它已具备了一些成瘾的要件，如不能得到及时纠偏，那么其迈向成瘾的步伐将会更加铿锵有力，最终走向一种病理性的成瘾境地。从目前来看，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介实践活动大多数仍处于一种“依赖状况”，其投射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行为异动、思想钝化以及情感孤独等三个方面。

(一)社交媒介依赖引发青年的行为异动

在关涉社交媒介依赖的知识图式中，每天超过4个小时的时间沉浸、人际沟通方式倾向于媒介化、社交媒介一旦缺席则会无端地焦虑不安等诸多问题的形成，最为直接地将青年对社交媒介的物质性依赖进行了生动展现，即社交媒介高度嵌入青年的日常生活，改变青年的行为方式。一方面，不受理性控制的媒介触摸行为在青年群体中发生。目前，手机作为青年媒介实践的重要载体，其自身的移动互联功能维持并加强移动生活方式和物质的分散关系，将用户从“固定的地点”中解放出来[23]，由此给青年群体带来了诸多的便利。正是由于便利性的存在，青年无论在任何场合都会下意识地去触摸手机。可以说，大部分青年时不时地从口袋掏手机已成为一种“惯性”动作，极其容易分散注意力，导致不安全事件发生。另一方面，长时间的媒介使用会损伤身体机能。不少青年每天使用互联网和手机的时间远远超过4个小时，且他们的行为方式已习惯了媒介化表现，诸如对“输入法”的青睐远超“手写”，对小屏幕短视频的喜爱胜过大屏幕电视，等等。这种习惯是青年社交媒介行为依赖的重要表现，其会带来身体机能的受损，诸如手指关节不灵活、脖子僵硬等问题[24]，影响了青年的身体健康。

(二)社交媒介依赖加剧了青年的思想钝化

社交媒介依赖不仅是一种技术或物质性依赖，而且还表征为心理依赖，也因此成为不少心理学者对其研讨的重要原因。对于青年群体来说，他们对社交媒介的依赖日渐从行为转向了心理，并常常将社交媒介视为心理动向的指南和参照。然而，社交媒介的内容叙事往往交杂着各种各样的话语，其中不乏质量较低的内容，但是由于心理上依赖性的存在，青年对内容的甄别和选择能力降低，由此则会加剧思想的钝化。一方面，认知偏差导致思想错位。相较于信息传播媒介而言，社交媒介建构的内容偏向于娱乐化体验。为了能够使这种娱乐化的体验更加契合青年受众的心理，社交媒介在文本叙事过程中更加注重生动化描写，与事物的本质面貌存在一定的误差，有些甚至背离了事物的本质特征。而青年对社交媒介的崇尚与信任，则会让他们将这些内容“一股脑”地吸收，形成认知误差，极其可能导致思想和价值的错位。另一方面，缺乏批判降低思想深度。作为从“自然人”走向“社会人”的重要时期，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处于形塑阶段，而这一阶段需要通过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使其具备清晰地、逻辑地思考的能力[25]，尤其在社交媒介的大量内容裹挟之下，更应该以一种批判性的思考方式来认知。然而，部分青年由于对社交媒介存在心理上的依赖，反而崇尚那些碎片化的信息，而且对信息内容缺乏足够的批判性选择，长此以往，青年的思想深度则会被削平，从而丧失主体性精神。

(三)社交媒介依赖诱发青年的情感孤独

在社交媒介的叙事话语中，交往的意义以一种显著性话语得以凸显。无论是微信群通知，还是游戏组队作战，抑或语音电话，其都诠释着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形构。对于青年而言，这种媒介化交往拟造了虚拟性的网络亲密关系，满足了青年的沉浸互动想象。在当代社会的快节奏胁迫下，青年的线下交往成本相对较高，所以他们更愿意通过社交媒介来建构交往话语，以此与社会保持一种虚幻的同一性。然而，不少青年在长期的媒介化交往过程中，日渐习惯那种网络互动的感觉，却对现实生活中的人际沟通以及社会往来变得冷漠，甚至持有一种排斥的态度。而网络空间的情感满足是短暂的、瞬时的、多变的，情感关系是浅层的[26]，如长期沉浸其中，则难免会产生情感孤独。正如美国学者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所言：“人试图从无生命技术物、虚拟的网络空间寻求亲密关系，不断强化对技术与媒介的依赖和网络人际关系的紧密联系，却变得越来越孤独。”[27]此外，青年群体是一个极其容易被感染的人群，一旦有人被媒介化交往所牵制，产生了情感孤独之后，这种情感效应会传染给其他人，加剧整个群体的孤寂感，影响青年的性格塑造和人格培养。

社交媒介依赖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并非局限于重构青年个体的行为及其思想价值，而且对媒介环境的健康营造、社会发展的文明进步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意义消解。无论如何，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介依赖的诸多负面作用已日渐突显。

既然社交媒介依赖已成影响青年健康发展的一个社会性问题，对此我们不能熟视无睹，而是需要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纠偏与引导。一方面，深化青年的行思自觉。作为新时代发展的重要主体，青年对社交媒介始终保持一种“实践自觉性”，培养媒介自律意识，并将这种自觉与自律精神贯穿于思考和行动的操演路径之中，合理规约自我的社交媒介使用时间，全面提升自我的媒介素养，从而摆脱被媒介“控制”与“奴役”的窘境，以此彰显青年的主体价值。另一方面，引导青年投身社会实践。在社交媒介的表征结构中，拟态镜像僭越了现实图景，并在身体缺席的“弱关联”中加剧了青年的沉迷之思。改善此情境，就需要引导青年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借由可感、可触、可知的现实社会互动，深化对丰盈饱满日常生活的立体感知，并日渐改变自我的惯习，真正地从“媒介图景”走向“现实生活”。此外，具有潜移默化示范效果的家庭教育也要同步推进，借由家庭成员的具身互动、亲朋长辈的言传身教，改善社交媒介支配家庭活动空间的现状，营造良性的社交媒介实践氛围，降低社交媒介对青年的腐蚀性风险。使其早日走出“依赖陷阱”，从而在绿色的生态环境中正确合理地使用社交媒介。我们不仅对社交媒介的良性运转寄予期待，而且希望青年能以蓬勃朝气的姿态勇敢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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