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生成逻辑

蔡 炉 明

(广西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宁 530004)

伴随着国家“双创”战略深入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民工返乡创业蔚然成风且硕果累累,但其过程中所蕴藏的各种风险也逐渐浮现[1]。现阶段,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将长期存在,其类型趋向复杂化。鉴于此,本文立足我国农村当前现状,尝试厘清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生成逻辑,以期推进风险社会理论本土化,并服务于防范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实践。

通常而言,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指返乡农民工利用在城镇地区就业所积累的资金、技术、经验等要素,凭借相应的平台与载体在农村地区进行自主创业活动的过程。长期以来,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然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研究议题,形成诸多代表性观点。具体表现在:在环境构成方面,农民工返乡创业环境由服务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保护环境等构成[2];在影响因素方面,农民工个体禀赋、家庭特征、社会资本、政策支持力度等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因素[3];在创业意愿方面,从事加工制造业和个体经营、社会交际能力较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更强[4];在创业模式方面,农民工返乡创业涵盖经验驱动型和资源驱动型两种模式[5];在所遇困境方面,融资难、税负重、市场环境差、配套基础设施滞后等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桎梏[6];在提升路径方面,需从资金扶持、平台搭建、技术支持、行政服务等方面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进程[7];在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识别方面,贺雪峰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是在巨大内驱力和地方政府鼓励外驱力共同作用下而形成[8],曹宗平认为,农民工个体对创业风险的估计能力受到从众效应和风险识别的共同影响[9];在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发生机制方面,贫困风险约束下的经济理性是农民工返乡创业发生机制[10],处于创业不同阶段所面临风险相异[11];在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类型划分与防范对策方面,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类型涵盖行业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行政风险、法律风险等[12],农民工返乡创业应当适度[13]。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及其风险议题进行剖析,但聚焦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生成逻辑研究相对欠缺,而生成逻辑能够厘清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内在演化规律。

当前,与其他人群创业风险相比,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影响区域性。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无论成因如何,其表现形式皆呈现区域性,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的村(庄)、乡(镇)等。从风险主体来看,受影响的绝大多数是特定区域的农民工个体与群体。从风险客体来看,主要是对特定区域内农民工个体和社会稳定发展产生严重威胁。二是诱因复杂化。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诱因更趋复杂,除个体因素所引起的风险之外,还存在与市场条件、创业环境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裹挟所形成的社会层面因素而引起的社会风险。三是后果严重化。缘由是农民工属于绝对弱势群体且基数较大,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事件更易引起国内外媒体和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因此,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生成逻辑,为化解风险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概念界定

近年来,随着城乡社会经济差距的不断缩小和就业形势趋于严峻,农民工返乡创业越来越普遍[14],并具有渐进性和阶段性[15]。固然,农民工返乡创业前景巨大,但其所蕴藏的风险不容忽视。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指出,风险存在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16]8-9。因此,目前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所面临风险是农村社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将现代社会的风险划分为外部风险和人为制造的风险[17]。其中,外部风险主要由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所引起。人为制造的风险是由人类自身发展所引起,其发生概率日益增加。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推进历程中既有外部风险也有人为风险,但主要是人为风险,其对我国农民工个体和农村社会稳定发展所产生影响日益加深。

一直以来,国内外学界关于风险定义争议依旧存在。譬如,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风险是基于客观事实,呈现时间与空间的“不确定性”[18]。狄波拉·勒普顿(Deborah Lupton)认为,风险是发生损害或损失的可能性,主要指代消极的结果[19]。胡象明等认为,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其对社会稳定秩序产生严重威胁[20]。童星认为,风险既是现代性的“副产品”,也是社会转型所引起的不良后果[21]。由此看来,风险定义的共性涵盖内容体现在:风险既会损害相关主体的正常发展,也对社会稳定发展产生威胁,呈现不确定性与威胁性。基于以上学者观点,本文认为风险是指涉及个体等相关主体与社会发展受到损害的可能性。而明晰风险主体是界定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内涵的关键要义,即“风险针对谁”。事实上,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主要针对农民工个体与群体,严重损害农民工创业权益。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爆发最突出的表征是农民工创业权益受损。因而,可以认为农民工创业权益是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爆发的风险主体。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是指在农民工返乡创业历程中,因各种不同内部和外部因素使得农民工创业权益受损,以致农民工个体及农村社会发展受到威胁的可能性。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类型划分

乌尔里希·贝克指出,风险社会的存在具有个体化和整体性特征[16]119-121。就风险的个体化特征而言,个人依据所面临社会风险问题组成各种社会联盟。就风险的整体性特征而言,现代社会的风险发生不仅针对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群体,而且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威胁,体现“飞去来器”效应。因此,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爆发既对农民工个体发展产生损害,也对整个社会正常运行形成威胁,即不仅存在个体风险也涵盖社会风险。一方面,个体风险是指个体发展受到威胁的可能性[22];另一方面,社会风险是指社会发展受损的不确定[23]。通常而言,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主要体现在农民工返乡创业失败案例,反映农民工创业实际投入难以取得预期收益[24],显示出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影响程度与危及效果。

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诱因能够较为精准地划分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类型。譬如,熊智伟将农民工返乡创业失败因素划分为个人因素、社会资本、创业技能、市场因素、心理因素和政府因素等[25];张秀娥等将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区分为个体特征因素(心理素质、文化素质和创业能力素质等)和外部环境特征因素(金融支持、政府政策和商务环境等)[26]。基于此,结合农民工返乡创业失败典型案例(见表1),本文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诱因既有个体层面因素(如个人禀赋、心理素质和创业能力素质等),也有社会层面因素(如政府政策、市场条件和环境因素等)。其中,个体层面因素影响农民工个体发展,较易形成个体风险。社会层面因素危及农村社会整体稳定发展,容易生成社会风险。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类型可划分为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和社会风险,其生成逻辑也呈现相异态势。

表1 农民工返乡创业失败典型案例

综上所述,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是指个体层面因素驱动使得返乡农民工创业权益受损,以致个体发展受到威胁的可能性;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是指社会层面因素推动致使返乡农民工创业权益受损,以致农村社会发展受到威胁的可能性。通常而言,风险演变过程具有阶段性。依据斯蒂文·芬克(Steven Fink)的危机生命周期理论[27],将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生成逻辑阶段划分为风险酝酿期、风险发展期、风险爆发期三个不同阶段,继而从风险酝酿期至风险爆发期风险威胁程度呈现持续加深趋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属于一项启发性研究,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与社会风险两个层面,结合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失败案例,聚焦风险酝酿期、风险发展期、风险爆发期,剖析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相异阶段生成逻辑脉络,并且对其生成逻辑脉络进行学理解剖和案例阐释。

如前所述,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诱因主要由个体层面因素驱动而形成,最终对农民工个体发展产生严重威胁。其生成逻辑大致遵循“个体层面因素驱动-风险感知直接偏差-风险传递扩散-个体发展损害”脉络(见图1)。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升和城市就业形势严峻背景下,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意愿日益提升,致使因个体层面因素驱动所引起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案例也日渐增加。

图1 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生成逻辑

(一)风险感知直接偏差,风险酝酿期形成

1.个体层面因素驱动。农民工在城镇地区就业能够增加个人收入,提高个人职业技能水平,积累行业经验等优势要素,为返乡创业创造个人禀赋条件和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在这些相对优势的个体层面因素驱动下,加之城镇就业日渐竞争激烈和家庭羁绊等条件共同刺激,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意愿逐渐萌发且日渐强化。由此可见,个体层面因素驱动既是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酝酿的直接诱因,也为风险感知直接偏差创造条件。

2.风险感知直接偏差。在个体层面因素驱动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意识萌发,进而开始对自身返乡创业风险进行个体感知。风险感知是社会主体对风险的主观感受和直觉判断[28],较大程度上制约有关主体风险决策方略。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认为,影响风险认知的两个基本因素是忧虑风险和未知风险[29]。相应地,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感知过程也存在忧虑风险和未知风险。同时,在个体风险感知过程中,大致遵循风险认知、风险沟通、风险评价决策、风险应对行为等环节[30]。在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感知过程中,受到个体特征、风险沟通能力强弱和知识结构差异等因素的共同侵扰,导致风险感知直接偏差,即高估自身创业能力、低估市场不确定性及创业失败后果等。风险感知直接偏差是指由农民工个体层面因素致使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感知出现直接偏差,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决策行为。

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感知直接偏差主要取决于对风险信息感知状况,大体经历风险感知信息的搜集环节、处理环节、决策环节。其一,在风险感知信息的搜集环节,因为风险信息的冗杂性、农民工个体风险感知的有限理性等因素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感知大多选择性搜集风险信息,难以覆盖全面。其二,在风险感知信息的处理环节,受到农民工个人心理和情感等主观因素制约,农民工个体在风险信息搜集基础上,仅凭借社会实践的某个参考点(如他人创业经验教训、自身行业积累等)对创业风险出现的可能性进行预判。而选取某个参考点直接关乎风险感知信息的处理效果,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决策方向。其三,在风险感知信息的决策环节,基于风险感知信息的搜集、处理环节,农民工个体对返乡创业个体风险进行评估决策。最终,潜在创业意愿嬗变为实际创业决策。综上,风险感知直接偏差是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酝酿期的催化剂,直接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决策方略。

(二)两方风险博弈失衡,风险发展期形成

1.农民工与市场两方风险博弈失衡。在风险感知直接偏差、信息不对称、创业能力相对较低和风险低估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部分农民工个体作出返乡创业有限理性决策。作为相对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工,其返乡创业主要目标是为了获取相对较高的经济收益,而这些收益主要来源于农村市场有关信息掌握程度及创业经营运作的最终结果。因此,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与农村市场进行风险博弈。在两方风险博弈过程中,由于市场失灵、决策行为有限理性等因素综合影响,致使返乡创业农民工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最终引发农民工与市场两方风险博弈失衡,即农民工返乡创业实际投入成本和预期获得收益大相径庭。在两方博弈过程中,在群体认同催化下,权益受损且相契合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容易结成权益耦合体,继而为风险传递扩散提供机会。

2.风险传递扩散。在两方风险博弈失衡的催化下,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日渐传递扩散,这种扩散具有特定的演变规律[31]。具体来说,其风险传递扩散过程需要借助传导载体与传导节点。传导载体包括信息流、人才流和资金流等风险流,不同类型的风险流相互交织浸染形成传导节点。由于从众心理和风险规避心理[32]等因素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业容易扎堆,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较易形成权益耦合体。权益耦合体由于内在权益一致性,容易成为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的传导节点。风险在权益耦合体中持续传递扩散,并由权益耦合体传递扩散外溢至更大范围的家人、亲戚及朋友等,呈现聚集性与外溢性特征。同时,由于风险规避心理、社会网络催化、家庭组织式经营等因素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业主要聚集在自身相对熟悉的种养业、初级加工制造业、零售业、餐饮服务业等。这些行业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多变性和脆弱性等,加之农村市场易饱和、居民消费潜力有限且需求弹性较小等原因,更易加速创业风险传递扩散。综上,农民工与市场两方风险博弈失衡为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传递扩散创造了条件,使得风险发展期最终形成。

(三)农民工个体行为失序,风险爆发期形成

1.农民工个体行为失序。随着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日益传递扩散,加之创业规模较小及风险承受能力弱,返乡创业农民工个体行为容易陷入失序状态,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宣告失败。返乡创业农民工个体行为失序主要涉及农民工在应对返乡创业个体风险爆发时所采取的个体过激反应,例如厌世情绪、悲观心理、烙印效应等生成,制约个体继续创业[33]。同时,个体过激反应是农民工应对返乡创业个体风险爆发的内在体现,直接关乎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所产生的最终后果。返乡创业农民工个人失序行为在风险爆发的催化下,其个体行为日渐趋向极端化,进而加深农民工个体全面发展受损程度。

2.农民工个体全面发展受损。在农民工个体行为失序的刺激下,农民工个体全面发展受到损害[34]。通常而言,农民工返乡创业失败主要表现在钱财损失、时间消耗、家人埋怨、情绪沮丧等后果[35]。最终,农民工返乡创业失败对农民工个体乃至家庭的正常生产生活等产生严重威胁。概言之,在风险传递扩散的持续催化下,农民工个体行为失序对个体全面发展所造成损害程度日益加深,致使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最终爆发。

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诱因主要由社会层面因素推动而形成,最终对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威胁。其生成逻辑大致遵循“社会层面因素推动-风险感知间接偏差-风险的社会放大-社会发展损害”脉络(见图2)。近年来,国家层面及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方案。在社会层面因素推动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意识不断加强,导致由社会层面因素推动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案例日益增加。

图2 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生成逻辑

(一)风险感知间接偏差,风险酝酿期形成

1.社会层面因素推动。当前,社会层面因素(如地方政府政策出台、市场环境优化、场地经营成本较低等)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助推剂。在地方政府政策支持、市场环境改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存在等社会层面因素推动下,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意愿间接兴起且日益提升。因此,社会层面因素推动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酝酿的直接诱因,也为风险感知间接偏差创造时机。

2.风险感知间接偏差。在社会层面因素推动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意识间接兴起,继而着眼于自身返乡创业社会风险进行感知。风险感知作为个体所作出的主观意识判断,受到个人经验基础、社会阅历等共同制约。在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感知过程中,受到当地政府政策导向、市场环境吸引、社会资本积累等各种社会因素的交织影响,容易使风险感知出现间接偏差,即对当地政府相关政策理解不到位、低估市场潜在风险等。风险感知间接偏差是指因社会层面因素致使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感知出现间接差别和偏离,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决策方案。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感知间接偏差大体依赖风险信息感知情况,主要通过风险感知信息的搜集环节、处理环节、决策环节施加影响,制约着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决策的最终结果。

(二)三方风险博弈失衡,风险发展期形成

1.三方风险博弈失衡。在风险感知间接偏差催化下,加之地方政府政策推动、市场环境吸引等因素的共同影响,部分农民工个体所作出返乡创业决策呈现有限理性。在此过程中,为了获取相对较高的经济收益与利用地方政策红利,农民工主要与地方政府部门及农村市场等主体进行风险博弈。由于返乡创业农民工话语权较弱、权益表达渠道不畅、教育水平较低等因素综合影响,在与地方政府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36],加之农村市场的不可预测、容量有限、竞争加剧等特性,与农民工的行业经验相对缺乏等交织催化下,致使三方风险博弈陷入失衡状态。返乡创业农民工承担风险博弈过程的主要成本,难以形成变和博弈结果,以致农民工返乡创业权益受到较大程度损害,为风险的社会放大提供了条件。

2.风险的社会放大。在三方风险博弈失衡的作用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得到日益社会放大。风险的社会放大主要是指风险及风险信息通过社会站及个体站被强化的过程,需要通过信息机制和反应机制施加影响[37]。(1)就风险社会放大的信息机制而言,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信息及信息流凭借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传播扩散,借助社会站及个体站使得社会风险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能力更强。直接影响农民工个体及群体、权益相关者与无权益相关的社会公众借助信息机制进行风险次级体验,生成较高的社会关注度,进而影响社会舆论态势。其中,大众传播媒介在返乡创业风险社会放大的信息机制中扮演着重要传播扩散角色。(2)就风险社会放大的反应机制而言,主要是指在返乡创业风险信息及信息流传播扩散基础上,农民工个体与群体对风险信息及信息流所做出理解反应。在风险社会放大的反应机制作用下,农民工个体与群体对返乡创业风险及风险事件的理解反应程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较易生成污名化现象[38]。在此情景催化下,返乡创业农民工个体与群体及公众的信任较易出现风险且易演变成危机,导致风险沟通难以取得各自预期效果,容易生成激愤等不良情绪,呈现风险社会放大的群体性与叠加性。在返乡创业风险社会放大的信息机制和反应机制的共同催化下,加之部分农村基层政府部门执行创业政策存在偏差,引起创业权益受损的农民工个体及群体对地方公共部门产生更多焦虑、愤慨等激愤情绪,致使公众信任风险逐渐生成且日益强化。激愤情绪在风险所涉及的主体之间不断传播蔓延且逐渐趋同,从而易形成激愤情绪耦合体。在风险社会放大催化下,激愤情绪耦合体容易导致农村社会稳定发展受到更大损害。

(三)农民工群体行为失序,风险爆发期形成

1.农民工群体行为失序。在风险社会放大效应的催化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爆发对农村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愈加严重。如前所述,激愤情绪耦合体形成使得风险波及的个体和群体大幅增加。激愤情绪在情绪耦合体中持续蔓延扩散,在沉默螺旋效应刺激下[39],激愤情绪耦合体中的个体与群体的心理最终实现高度趋同,群体行为也趋向高度一致性,容易生成“群体极化”现象[40]。在风险沟通不畅、完全理性相对欠缺、风险信息大肆传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为了表达集体性激愤情绪所采取群体行为更趋向极端化,社会发展受损程度持续加深。

2.社会发展受损。在农民工群体行为失序的作用下,容易生成极端群体行为,易诱发群体性事件。事实上,极端群体行为既严重扰乱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又进一步影响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41]。在此阶段,农民工群体行为失序不断滋生且逐渐蔓延,对农村社会稳定发展所产生的威胁程度日益加剧[42],使得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进入最终爆发状态。由此看来,在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爆发期,农民工群体行为失序效力日益增强,严重威胁农村社会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是一种可能性和客观存在,对农民工个体发展及农村社会稳定发展产生严重威胁。二是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类型可划分为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和社会风险,其生成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其个体风险大体遵循“个体层面因素驱动-风险感知直接偏差-风险传递扩散-个体发展损害”逻辑,其社会风险大体遵循“社会层面因素推动-风险感知间接偏差-风险的社会放大-社会发展损害”逻辑。三是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和社会风险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诱发成因和生成逻辑存在区别,但都会损害农民工返乡创业权益,严重威胁农村社会结构与秩序稳定。

现阶段,为了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高质量发展及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主要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治理返乡农民工创业风险。

1.农民工返乡创业高质量发展与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休戚相关。农民工返乡创业涉及资金、管理、技术、市场等多个维度,直接关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因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应遵循结果导向、强化绩效意识,将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状况纳入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依据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和社会风险的生成逻辑,精准治理不同类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具体而言:(1)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精准治理,重中之重是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感知与预防能力,全面评估返乡创业优劣势。缓解和避免风险感知进入偏差状态,作出返乡创业完全理性决策。充分发挥农民工在返乡创业中的主体作用,提升其对风险信息及市场环境等因素的驾驭能力。吸收先进的创业管理经验与模式,增强返乡创业风险意识,提前做好创业风险防范方案。此外,纵使返乡创业个体风险爆发,农民工也要高效及时进行创业失败修复工作。(2)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精准治理,关键要义是地方政府部门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需合理适度且慎之又慎,并非返乡农民工都适合创业。地方政府部门应积极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搭建农村市场信息共享平台。深度优化农民工返乡内外环境,建立健全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评估体系与预警机制,提升服务型政府建设水平。树立政府部门良好形象,以防陷入“塔西佗陷阱”,避免进入风险的社会放大境地。另外,即便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爆发,地方政府部门也应采取有效补救措施,将损害程度降至最低。

3.面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应系统研判和整体性治理。系统研判和整体性治理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作为一项综合工程。不仅要利用相异举措系统研判和整体性治理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而且应防范化解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和社会风险相互交织裹挟下生成的复合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事件发生概率不断攀升,因而,地方政府部门应统筹规划农民工返乡创业事宜,扎根农村社会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实际,强化风险治理共同体建设。以风险治理共同体建设为“翘板”,提升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治理协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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