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权力：西方文化政治理论关键词辨析

李艳丰

文化政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上层建筑领地之后，在文化研究的理论思考与话语实践中形成的文化批判范式。关于文化政治的兴起，西方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将文化政治的衍生归结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克里斯·巴克认为“葛兰西使文明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冲突成为文化政治的中心舞台，伴随着对权力的相关平衡的测量模式的霸权分析”①[澳]克里斯·巴克著，孔敏译：《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页。。伊格尔顿认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促成了文化政治的诞生：“‘文化政治学’就此诞生。……这就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所说的‘霸权’。”②[英]伊格尔顿著，商正译：《理论之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6页。二是将“文化政治”的发明权归于英国“新左派”。弗朗西斯·马尔赫恩认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出相反的方向：“文化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中意义的重要时刻，显然不再是自由传统中置于神龛中的实体，而被一般地赋予了一种相似的权威性。文化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了。”③[英]马尔赫恩编，刘象愚等译：《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事实上，文化政治并非单纯地来自于哪一种理论，它是西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实践发展的理论产物，文化研究的蔚然兴起最终促成文化政治的产生。追溯文化研究的历史谱系，不管是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是利维斯主义、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抑或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等，都强调文化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将文化研究视为介入社会和政治的抵制性话语策略。威廉斯指出：“一种以文化形式开始的批评自我延伸成为适当的社会和政治批评。”(1)[英]威廉斯著，祁阿红、吴晓妹译：《希望的源泉》，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页。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文化政治理论，文化知识分子以文化政治的方式对资本主义文化体制和意识形态结构展开分析和批判，力图在霸权的协商式结构中达成文化革命的目的。要想深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理论，必须厘清文化、政治、权力等关键词与核心概念的意义内涵。

文化研究首先应该思考什么是文化，即如何为文化下定义的问题。理解文化政治理论同样应该先弄清楚文化的语义内涵。但是，从整个文化研究的历史谱系来看，文化的定义又显得十分繁杂、含混和多元，不同的文化理论家对文化秉持不同的理解。究竟如何理解“文化”的语义内涵？

威廉斯对文化的定义作过较为详细的理论阐释，他指出：

文化一般有三种定义。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如果这个定义能被接受，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其次是“文献式”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从这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是批评活动，借助于这种批评活动，思想和体验的性质、语言的细节，以及它们活动的形式和惯例，都得以描写和评价。……最后，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2)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约翰· 斯道雷把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追溯到阿诺德等人那里，在《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中，斯道雷首先谈到“文化与文明”传统，这一传统主要指阿诺德、利维斯以及艾略特等所开创的文化研究传统。阿诺德对文化的定义，直接启发了威廉斯关于文化的前两种定义。阿诺德把文化描述为“世界上被思考并表达出的最好之物”，这里的“思考”，“被说成是指对道德完善和社会福祉的意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阿诺德所谓的文化，主要是作为人类“文明”的形式，被用来平衡“未受教化的”群众的混乱状态。当时，受这种文化观念影响的人们认为，社会需要精英阶层为文化艺术制定标准和进行批评，从而引领社会发展。利维斯和艾略特进一步提出了一种精英文化理论，利维斯推崇少数人文明，相信伟大的传统引领社会历史的发展。艾略特主要对高级文化感兴趣，他反对大众文化，认为大众教育与大众文化的传播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个无个性的大众社会。艾略特坚持认为，文化发展依靠超越阶级利益的知识精英的存在，并依靠支持这些精英的世袭统治阶级。与艾略特相似，利维斯认为文化是文明的顶点，而且是对有教养的少数人群的关注。在任何时代，具有洞察力的艺术欣赏与文学欣赏依赖于极少数人。利维斯是英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具有强烈的怀旧情绪。在他看来，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社会拥有一个和谐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里，艺术表现着社会生活，但工业革命、物质主义、现金交易关系等把这个社会彻底破坏了。所以，他对蓬勃发展的大众文化充满敌意，厌恶资本主义精神。而且他认为，当代社会的危机并不是物质层面的，而是主要表现为精神和文化上的危机。利维斯认为，拯救社会要依靠社会制度传统价值观的恢复，而这需要通过社会共同的努力。对利维斯来说，这种努力应首先从文化理论家开始，因为文化理论家对社会有着特殊洞察力。阿诺德和利维斯拥趸精英文化而批判大众文化，利维斯甚至倡导少数人文明主导历史，他们关于文化的话语隐含着明显的阶级意识和权力区隔逻辑，即以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标准来裁判整个文化形态，将大众文化视为群氓文化。利维斯主义的基本立场是：文化始终是少数人的专利。斯道雷据此将阿诺德和利维斯的文化理论视为一种典型的“文化政治”：“阿诺德的文化观对人们思考大众文化和文化政治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利维斯继承了阿诺德的文化政治理念，并应用这些理念来解决他所假定的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危机’。”(3)[美]约翰·斯道雷著，常江译：《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威廉斯的文化定义并没有摒弃阿诺德和利维斯的“文化与文明”传统：

在文化作为一个术语而使用的过程中，意义和指涉的变化，不但必须被看做阻碍任何简捷和单一定义的一种不利条件，而且必须被看做一种真正的复杂性，与经验中的真实因素相一致。三种主要定义中的每一种都有一种重要的指涉，如果情况确乎如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任何充分的文化理论必须包括这些定义所指向的三个事实领域，相反，排除彼此指涉的任何一种特殊的文化定义，都是不完备的。(4)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但威廉斯更加突出文化的第三种定义，即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特殊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将文化定义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也并非威廉斯的首创。本尼特指出：

如果正如威廉斯所说的，事实上是随着泰勒，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概念进入了英语世界，那个时刻的突出特征是策略性的标准性被刻写在这个概念的核心，从而将(殖民地人民的、工人阶级的)独特生活建构成改革主义者的政府规划的对象……在最常见的叙述中，都认为威廉斯的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将平等的价值和意义赋予构成所有社会群体和阶级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信仰和实践，结束了阿诺德式的压制或文化淘汰性的定义。(5)[英]本尼特著，王杰等译：《本尼特：文化与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

正是从泰勒等人的理论出发，威廉斯丰富和发展了文化复杂的语义内涵。将文化视为一种整体性的特殊生活方式的观念，既融合了阿诺德、利维斯、泰勒等英国早期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理论思想，同时又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接和融合。因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并不是脱离社会境遇之外的甜美德行、优雅品味等，如阿诺德所谓的“甜美和光明的真正源泉”,而是同社会物质文化结构、阶级意识和整个权力制度密切相关。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既继承了阿诺德与利维斯将文化视为救赎英国社会的力量的思想，为文化研究注入了文化政治的批判性意识，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强调文化的大众属性与介入社会的功能，将文化视为“一场广大而普遍的思想与感觉运动”(6)[英]威廉斯著，吴松江、张文定译：《文化与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如弗朗西斯·马尔赫恩所言：“《文化与社会》似乎为我们对其内容作千差万别，有时甚至是互相冲突的理解提供了某些证据，而且我认为，它这样做完全是其核心目的——展开论战——使然，也就是说，其原初目的并不是为了将文化思想发展为某种立场或观点，而是为了揭示其历史上一贯作为斗争场所这一事实。”(7)[英]马尔赫恩著，温秀颖，孙建成译：《〈文化与社会〉之今与昔》，《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2期，第63页。在1961年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提出社会的有效变革是将工业革命、民主革命和文化革命结合在一起。同工业革命、民主革命相比，威廉斯更加重视文化的“漫长的革命”。他指出，我们全部的生活方式，从社会形成到教育组织形式，从家庭结构到艺术和娱乐状态，这种文化发展构成了大部分人主要的生活经验。威廉斯认为，文化分析就是“阐明隐含着或显在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之内的文化的意义和价值”(8)[英]威廉斯著，倪伟译：《漫长的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当然，威廉斯深知渗透于生活方式之中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和谐的整体，而是充满矛盾斗争的场域，即表现为葛兰西所谓的“霸权”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论著中，威廉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开始逐步将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救赎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融合起来，形成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话语范式。威廉斯深刻认识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对于文化分析的重要意义，将这一标志性理论的引入视为文化研究理论的重要转向。文化概念最初在意指整体性生活方式时未能充分意识到文化领域和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不平等、剥削和权力关系，而霸权则强调了文化中所存在的各种权力斗争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威廉斯区分了意识形态和霸权的概念，认为“意识形态(就其通常意义而言)是指一种相对正规的、被清晰表述出来的关于意义、价值和信仰的体系，这类意义、价值和信仰可以被抽象为某种‘世界观’或‘阶级观点’”(9)[英]威廉斯著，王尔勃、周莉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117页。。而“霸权就不仅仅是指那些清晰表述出来的、较高层次的‘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指意识形态的那些通常被视为‘操纵’或‘灌输’的控制方式，它是指一种由实践和期望构成的整体，这种整体覆盖了生活的全部——我们对于生命力量的种种感觉和分配，我们对于自身以及周围世界的种种构成性的知觉体察。霸权是一种实际体验到的意义、价值体系，当这些意义、价值作为实践被人们体验时常常表现出彼此相互确证的情况。……霸权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就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又不能总被看做是那种实际体验到的、特定阶级的主导和从属”(10)[英]威廉斯著，王尔勃、周莉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立足于这种文化理论，威廉斯发展出文化唯物主义的思想。艾伦·新菲尔德在《政治莎士比亚：文化唯物主义论集》(PoliticalShakespeare:EssaysinCulturalMaterialism)中如此理解文化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并不像许多的老式文学批评那样，试图把它的视角神秘化，让人感觉到它的视角是对所谓特定文本视角作出的自然、显见或正确的阐释。相反，它毫不讳言改造现存社会秩序的政治介入，现存社会秩序以种族、性别和阶级为借口对人们行剥削之事。”(11)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 Sinfield, eds， Political Shakespeare: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2nd.e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viii.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强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考察和审视各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12)[英]威廉斯著，王尔勃、周莉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文化唯物主义认为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或过程，或者说是连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结构。文化不再是抽象的上层建筑领地的观念形态，也不是漂浮于生活的物质条件之外的精神范畴，而是社会过程本身，具有社会特性和物质属性。文化唯物主义认为文化不是抽象空洞的观念存在或意识形态话语，而是以物质化的形态存在于社会的整体结构和历史化过程之中。同时，由于威廉斯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等，致使文化同权力紧密相关，文化研究从英国传统文化理论的文化救赎论转变为以文化介入社会、以话语批判谋求文化权力的文化政治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理论沿袭了威廉斯关于文化的主导性定义。理查德·约翰生认为：“第一，文化研究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尤其是与阶级关系和阶级构形，与性分化，与社会关系的种族建构，以及与作为从属形式的年龄压迫的关系。第二，文化研究涉及权力问题，有助于促进个体和社会团体能力的非对称发展，使之限定和实现各自的需要。第三，鉴于前两个前提，文化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外在地决定的领域，而是社会差异和社会斗争的场所。”(13)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斯图亚特·霍尔批判性反思了威廉斯和汤普森等人的文化理论，强调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结合起来展开文化研究，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推动了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亨利·A·吉鲁指出：“霍尔反对对文化做狭隘的知识论分类，将文化视为对文本的独特研究或对品味的研究，认为文化研究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学科和学术领域，正是因为文化权力的存在。在这里，文化政治学将‘对符号形式与意义的研究同对权力的研究合二为一’，或特指霍尔所谓‘利用文化权力研究将符号过程嵌入各种社会语境及其层叠之中’。在霍尔看来，文化是理解诸如意义、身份和权力斗争的核心概念。霍尔的作品在内容方面广泛地涉及文化在政治角力方面的重要性，他囊括了从商品和作为商品表征的生产与分布及一直为人们所强调的对商品的管理和消费的一系列实践问题，该文化借助不同的权力载体来塑造各色身份及主体性。”(14)张亮、李媛媛：《理解斯图亚特·霍尔》，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180页。盖里·霍尔认为，文化研究“致力于从政治角度探讨文化—权力关系，同时也对自己与政治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质询”(15)Gary Hall,Culture in Bits:The Monstrous Future of Theory,London:Continuum,2002,p.10.。此外，像伊格尔顿的 《文化的观念》、詹姆逊的《文化转向》等论著，都详细探讨过文化的概念，他们保留了威廉斯关于文化定义的主导性话语内涵，比如说文化作为整体性的生活方式、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文化介入社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功能、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结构、文化作为批判和斗争的场域等，但又结合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文化机制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对文化的语义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拓展与扩容。

此外，需要特别强调托尼·本尼特对文化的定义。本尼特虽然承续了威廉斯和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传统，也强调了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以及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批判所具有的文化政治内涵，但同英国新左派文化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相比，本尼特保持了更为宽容的态度。新左派的文化研究较为重视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上层建筑的批判性剖析，对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权力压迫和各种文化不平等展开批判和解构。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研究必须始终“坚持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解构主义方案，总是不停地对自身进行反思性的解构”(16)Stuart Hall,“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6,p.150.。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更是把理论矛头对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和意识形态压抑性结构，以否定和批判的话语作为武器。正是带着这种否定、批判和介入的意识，英国新左派、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阿尔都塞、美国的詹姆逊等文化理论家都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推动文化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化场成为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或寄寓文化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情结或乌托邦幻象的“美丽新世界”。本尼特的文化理论中同样保留了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向度，即强调文化中的“霸权”效应。但本尼特同时又充分借鉴和吸收了法国思想家福柯的治理理论，并将福柯的治理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融合起来，提出文化作为改革者的科学和文化治理的思想。

本尼特强调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以及文化研究的文化政治功能，但他又试图超越传统文化研究那种狭隘的“葛兰西”转向而向福柯倾斜。通过运用福柯的治理理论，本尼特赋予文化和审美以政策性治理和自我治理的文化内涵。本尼特指出：“将‘政策’理论地、实践地、制度地引入‘文化研究’之中，不管怎样，这已经成为一项完全合作性的工程。”(17)[英]本尼特著，王杰等译：《本尼特：文化与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在本尼特那里，文化被构想为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文化研究在给文化下定义时指出了与狭义的审美意义相对的威廉斯的广义文化定义的丰富的人类学意义”。“我想提出，如果把文化看作一系列历史特定的制度地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转变广大人口的思想行为，这部分地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的，文化就会更加让人信服地构想。”(18)[英]本尼特著，王杰等译：《本尼特：文化与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这意味着，文化研究并非只具有文化批判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时还包括文化政策制定、文化治理和文化改革等方面的内容。文化变成了一种审美地塑造主体的技术，文化既同葛兰西所谓的霸权相关，同时又承担塑造整个社会审美意识、文化价值观的功能。换句话说，文化研究并非仅仅是批判的，还需要贡献出文化建设的力量。立足于这样的文化观念，本尼特认为知识分子也并非仅仅只是抵抗的知识分子，抑或萨义德等人所谓的那种完全站在意识形态对立面的批判型知识分子。在文化研究中，大量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来自于浪漫主义时期而非当代知识分子的知识模式。传统文化理论习惯于将知识分子视为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这种对立模式无法解决当代西方社会中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以及他们与政府和社会的复杂关系。引入治理模式意味着整个权力的生产和运作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辩证运动，而非单向度的霸权行为。政府的文化治理、知识分子的文化管理与文化改革策略、市民社会文化主体的自我治理必然互相交织融合成为整体性的文化行为。文化知识分子不能走向抽象化的道德与审美批判，而是要深入到经济基础、物质生产实践和市民社会具体的文化管理之中，让文化批判的介入性力量真正发挥出文化治理和文化改革的作用。

文化成为政治的结构、载体与象征性符码，政治嵌入文化隐蔽的皱褶，弥散成权力的根须，形构出文化多元错杂的意义版图。一种别样的政治——文化“政治”就此形成。鲍曼在《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中说：“文化研究关注的是政治——事实上，它本身就是某种形式的政治：文化政治；
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不是议会政治或国家政治。相反，它密切关注的是文化中基本的偶然性、文化的可变性、强制性以及可塑性，后者证明了通常所说的文化在构成上的政治性。”(19)[英]保罗·鲍曼著,黄晓武译：《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很显然，文化“政治”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阶级政治之“政治”。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主要指围绕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国家机器、阶级革命等形成的宏大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所提出的“人是政治的动物”之政治命题，主要指的是政治文化，如国家政体的构建和变革、平民政体、城邦政治等。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学主要指国家政治、阶级政治与革命政治，马克思批判“政治冷淡主义”，认为工人应通过罢工以及革命专政这种实用政治来获得无产阶级政权，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理想。阿尔蒙德如此定义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20)[美]阿尔蒙德、鲍威尔著，曹沛林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政治文化所谓的政治，虽然也关涉民众的态度、信仰和情感等文化意识结构，但主要指向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宏大政治以及围绕这种宏大政治所建构的意识形态机制。文化“政治”祛除了总体性政治的宏大叙事逻辑，消弭阶级政治的现实革命与乌托邦激情，力图在微观生活世界重构主体与权力的文化关系。约翰生说：“文化研究和写作都是政治活动，但不是直接实用的政治。”(21)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如何理解作为一种文化介入、文化批判、文化抵制和文化治理的政治？

同宏大的政党政治、阶级政治与革命政治相比，文化政治因权力的弥漫性而转变成为一种微观政治。葛兰西将霸权斗争放在微观的市民社会领地，提出文化霸权概念。威廉斯在阐释葛兰西霸权概念时指出：“霸权或多或少总是由各种彼此分离的甚至完全不同的意义、价值和实践适当组织结合而成；
依赖这些，霸权具体地组构为有意义的文化和有效的社会秩序。这些意义、价值和实践本身体现了经济现实的那些活生生的意志(从广义上讲，即政治意志)。”(22)[英]威廉斯著，王尔勃、周莉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非常明确地强调了文化政治的微观性特征，即统治阶级要想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不能单凭国家机器的霸权效应，而是应从市民社会的微观领地出发，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建设和文化策略来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福柯说：“(必须)把政治行动从一切统一的、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脱出来。通过繁衍、并置和分离，而非通过部分的构建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的办法，来发展行为、思想和欲望。”(23)[法]福柯：《〈反俄狄浦斯〉序言》，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文化政治对微观、局部、边缘的重视，体现出新的政治思想。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政治。文学创作、文化生产、生活消费、视像传媒、区域地缘、人际代沟、快感享受等都弥散出政治的气息。贝斯特、科尔纳提到：“早先对转换公共领域和统治制度的强调让位于新的、对文化、个人的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强调，宏观政治被局部转换和主观性的微观政治所替代。”(24)[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著，陈刚等译：《后现代转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页。作为一种微观政治，文化政治强调市民社会的文化批判和文化抵制。文化研究运用文化批判与抵制的话语力量，介入社会文化肌理的纵深处，去破译文化现象、文化结构、身体表象、情感结构之中的权力踪迹或政治无意识，揭露社会异化和文化压迫，推动文化改革和文化治理的进程，进而引领文化朝着更加民主、自由、公平和正义的方向发展。

文化政治关注日常生活的意义实践，强调在世俗化的日常生活世界达成个体的救赎与解放，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政治。吉登斯认为：“生活政治并不主要关涉为了使我们作出选择而使我们获得自由的那些条件：这只是一种选择的政治。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25)[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1页。作为一种生活政治的文化政治要求重新认识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谱系，甄别主体、身份、身体、性别、性等话语中的政治意义，从而在日常生活界域展开文化介入、文化批判和文化抵制。西方文化研究非常注重日常生活研究，像列斐伏尔、德·塞托、赫勒等人都对日常生活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列斐伏尔那里，日常生活变成了一个“深思熟虑的目标和一个组织化的领地”，在日常生活中，恐怖和暴力并不是直接以统治性国家机器的方式输出，“恐怖是弥散的，暴力通常是潜在的，压抑从四面八方施加于其成员之上，要想逃避和转移其压抑必须有超人之力”(26)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1,p.147.。列斐伏尔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权力结构的变化，“日常生活已经取代了经济模式，作为普遍的阶级战略结果的日常生活已经取得优势，必须通过政策宣传以及带有经济和政治意义的文化革命来对待”(27)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1,p.197.。列斐伏尔写了三卷本的《日常生活批判》，试图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来重审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因为日常生活已经包含了和构成了政治生活批判，因为日常生活批判就是政治生活批判，所以，日常生活批判包含了政治生活批判。”(28)[法]列斐伏尔著，叶齐茂、倪晓晖译：《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6页。由于文化政治理论强调文化权力的弥散性以及文化对社会关系、文化身份甚至阶级意识的再生产逻辑，而这些文化问题必然地同日常生活世界紧密相关，这也就意味着，文化政治研究不可能脱离日常生活这个最根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土壤。

文化政治祛除了革命政治、阶级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历史总体性意识，认同多元、差异和歧见的政治理念。科尔内·韦斯特指出：“新的差异文化政治的显著特点是以多样性、多元性和异质性之名抛弃单一和同质；
依据具体、特别和特殊拒斥抽象、一般和普遍；
通过突出偶然性、临时性、可变性、试验性、转换性和变化性实行历史化、语境化和多元化。”(29)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强调差异性与多元性，意味着反总体性与同一性。对多元化、差异性的追求，使文化“政治”带有了明显的反宏大叙事、反本质主义与后现代症候。差异政治以差异的意识形态征召、传唤主体，培育民主、平等、互涉、交往、对话的文化政治意识。这种差异性政治，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伊格尔顿、詹姆逊等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强调从微观和差异的政治立场出发，批判性思考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的大众消费主义文化现象。克拉克在《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中说：“后现代主义者往往采纳微观理论或微观政治研究，偏重多样性、复数性、碎片以及不确定性，借以取代整体性和普适性理论。”(30)[美]詹姆逊著，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朗西埃直接将政治理解为“歧见”、异质性的话语冲突与日常生活中感性分享的权力意识，“政治主体的生命就在于语音和肉体之间的距离、在不同身份之间的间隙。叙事和文化的概念把主体化归结为一种同一化，而平等的运作则是差异的运作”(31)[法]朗西埃著,姜宇辉译：《政治的边缘》，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歧见和差异的产生，各种纷争以及围绕这种纷争所产生的对话语的争夺，对感性的分享构成了朗西埃所谓的政治。只不过这种“歧见”的政治是感性政治、生活政治和差异政治。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通过向同一性开战、解构总体性的批判策略，形构出多元差异的文化政治版图，如女权主义政治、身份政治、族裔政治、地缘政治等。

文化政治强调话语的权力属性和话语批判的政治效度，使文化政治带有明显的话语政治内涵。话语政治将理论、话语斗争局限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地，力图通过理论批判和话语交锋实现其文化功能或意识形态目的。简单而言，话语是指蕴藉着权力所指的语言表征系统和言语实践。在福柯那里，话语是赋予现实世界以秩序和规则的意义系统，“对于福柯来说，一个‘话语’就是我们可称之为‘一个为知识确定可能性的系统’或‘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的规则而存在，这些规则决定了陈述的类型，决定了真理的标准，决定了谈论的范围和话题”(32)[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文化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阿图塞赋予话语明显的政治意味：“阶级斗争的现实是通过思想展现的，思想则是通过词语(话语)展现的。在科学和哲学的推理中，词语(概念、范畴)是知识的工具。而在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哲学的斗争中，词语(话语)也是武器、炸药或者镇静剂和毒药。”(33)[法]阿图塞著，杜章智译：《列宁和哲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8页费雷特指出：“意识形态就是我们用它的语言来理解我们经验的一套话语——它构成了我们的经验世界，我们的‘世界’本身。”(34)[澳]卢克·费雷特著，田延译：《导读阿尔都塞》，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6页。此外，像威廉斯、霍尔、本尼特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等，都强调文化研究的“话语转向”，都试图将一切社会文化、制度性存在都接合在话语和文本中。如拉克劳、墨菲“把所有实践都理论化为仅仅是话语，把所有的历史主体都理论化为被话语建构起来的主体性，谈论位置性而不是确定的地位，只考察个体被询唤至不同的主体位置的具体方式”(35)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页。。本尼特的阅读构型理论，强调文本、读者和语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本尼特将语境视为一组基于物质、制度性存在并产生作用的话语规范系统，“阅读构型意指一系列话语的、文本间的限定作用，它们组织和激发阅读实践，把文本和读者用一种特殊方式联系起来，读者是特定类型的阅读主体，而文本是即将以特定方式被阅读的客体存在”(36)Tony Bennett,“Texts in History: The Determinations of Reading and Their Texts”, Journal of the Midwes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Vol.18,Spring 1985,p.7.。当文化批判被局限于话语领地时，文化研究的政治就转换为彻头彻尾的话语政治。话语政治更多立足于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话语论争，看重话语世界的权力对抗与文化意义世界的抽象平等，最终陷入话语唯心主义的理论困境。

文化政治的生成，同权力在日常生活与文化实践中的介入、繁殖、流转与抵抗等活动密切相关。权力始终没有放弃对日常生活与文化世界的觊觎，特别是在后现代消费社会，权力的根须早已遍布文化的肌理。“权力处于文化政治学的中心。权力是文化的核心。所有的指意实践——也就是说，所有带有意义的实践——都涉及到权力关系”。“权力已经变成了文化研究中重要的术语，并且被用来解读全部的文化实践和产品。所以，如果我们一般地把政治看做权力关系的领域，那么，政治的含义就扩展到了包括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关系，而不仅仅是阶级关系”(37)[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文化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克里斯·巴克认为：“文化领域中的意义和真理是在权力模式中形成的。”(38)[澳]克里斯·巴克著，孔敏译：《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0页。如何理解文化政治理论所说的权力，它同传统的权力观有何差异？

很显然，在文化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中，权力不再指称那个源自总体与中心的制度性律令、宏大政治的规训、法律的禁锢等，而是成为弥散在知识、话语之中的意义、关系与规则。这种权力观明显受福柯思想的影响。福柯认为，传统的权力观过于强调“本源”，即认为权力是统治阶级掌控的高高在上的东西，其本质是统治、规训和压迫。福柯也批判了现代社会流行的“权力理论中的经济主义”：“我指的是，在古典的、法制的理论中，权力被视为权利，我们可以像商品一样拥有它，我们也可以把它的部分或整体进行移交和转让，通过确认权力的合法的程序，例如签订合同。权力是具体的权力，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它，权力的部分或总体的转让使政治权力或主权得以确立。这一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上，即政治权力的构成遵循合法交易的模式，这种合法交易的模式包含了合同形式的交换。”(39)[法]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当权力的角色主要用于维持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特定形式带来的阶级统治时，权力的经济功能就会出现，这其实是关于权力的一种宏大叙事。福柯同样反对将权力看作是政治、法律、国家机器等上层建筑衍生的强制性律令，“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渗透性”(40)[法]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考察西方文化政治理论特别是权力理论时，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是绕不过去的理论界碑，是西方文化政治权力分析的主导范式。不管是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还是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都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相关。霸权理论揭示出一种新的权力观：首先，权力是一种动态的关系结构，伴随着社会内不同集团和阶级之间的互相作用而动态生成。沃尔夫莱认为，“葛兰西强调霸权的能动性，强调在他人统治的一些集团内部政治社会统治的过程和发展，而非强调比较静止的社会和经济关系”(41)[美]沃尔夫莱著，陈永国译：《批评关键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其次，权力不再指称强权自上而下进行统治，而是以非强制的方式涵盖、弥散到经济、政治、文化之中。最后，葛兰西将权力的来源与作用范围延伸到意识形态。“因此，霸权并不仅仅是一种成功的意识形态，但也可以区分成意识形态、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霸权也寓于文化、政治和经济形式之中——在非话语实践和修辞表达之中”(42)[美]沃尔夫莱著，陈永国译：《批评关键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某一阶级或集团可以通过意识形态手段使得民众自觉认可，同时通过经济、政治等多种方式获得支持与认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关注权力是如何在意识形态中运作的，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即文化霸权并非从某一固定的中心出发，而是不同阶级、集团之间的对峙、妥协与联合，以“阵地战”的形式争夺教育、传媒、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领导权。葛兰西深刻认识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统治性国家机器为象征的政治权力，通过非强制的文化方式辐射、弥散到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也意味着，文化研究不得不面对文化意义世界的权力问题。

除葛兰西与福柯之外，阿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他对权力的看法也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研究。阿图塞批判地继承了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对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理论遗产，并结合西方精神分析学理论，从结构主义理论视域出发，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阿图塞认为，劳动力再生产除了劳动力技能再生产以外，还包括人们对统治意识形态的认同心理的再生产，以及剥削和压迫的代理人操纵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能力的再生产。这种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和整个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必须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体执行。统治性的国家机器所采用的权力模式更多呈现为强制性和单向度性，其效能就是听命和服从。但正如福柯所言，现代国家治理的权力模式已逐步从统治的权力向治理的权力模式转变，即统治者不可能完全采用暴力和强权的方式进行统治，而必须改造权力的结构和形态。福柯认为，蜂王统治蜂巢并不需要刺，好的统治需要的不是剑和血，而是知识和实践，是一系列治理性技艺。阿图塞也指出：“为了维护它的权力，统治阶级必须改造权力，使之从暴力的基础转到同意的基础上来。依靠其臣民的自由的、习惯性的同意，这个统治阶级需要启发一种不能只用物理来维持的顺从。永远矛盾着的意识形态体系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43)[法]阿图塞著，杜章智译：《列宁和哲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39页。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柔性的权力，通过对主体精神、情感、想象世界甚至是无意识的唤询，形成意识形态的认同性机制和统治阶级权力的合法性。此外，阿图塞认为，意识形态的生产主要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承担，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更多地是以文化教育、理论知识和话语生产的方式来再生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意识形态权力必然会以文化形式嵌入到日常生活乃至整个表象体系之中。当然，哪里有权力的生产，哪里就会有权力的抵抗。矛盾、博弈、对抗和接合是权力关系的永恒本质，也正是权力在文化场域的幽灵化使文化研究带有了浓厚的文化政治色彩。

福柯、葛兰西与阿图塞等人的文化理论为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化政治批评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话语资源，他们对于权力的看法也直接影响了文化研究的权力观及其文化批评的话语范式。文化研究之所以会演变为文化政治，主要是因为文化和权力的结盟，或者说文化理论家从权力的视角重新思考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从而为文化意义世界注入了政治内涵。文化同政治的联姻催生出文化政治，现代权力的弥散性、差异性、多元性和生产性等属性又推动文化政治朝着微观政治、差异政治、日常生活政治和话语政治的方向发展。而且，作为一种权力的话语表征形态，文化政治强调文化批判、文化抗争和文化抵制。如福柯所言，没有反抗就没有权力关系，没有权力的生产、流通和斗争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凯尔纳和贝斯特指出：“尽管权力无所不在，但它又与冲突和斗争密不可分。”(44)[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文化政治充分吸纳了权力的反抗性元素，力图以文化批判、文化抵制、文化革命和文化治理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进行诊断和剖析，以共同文化的理想诉求推动文化变革。赵国新在评论威廉斯文化政治理论时指出：“尽管文化政治无法彻底改造当代资本主义，但是，它的顽强存在还是给执政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舆论压力，这有助于整个社会朝着更加民主和公正的方向发展。”(45)赵国新：《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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