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演进视角下数字货币特征及发展路径

尼楚君 金海年

内容提要：货币出现至今，经历了自然货币、金属铸币和纸币三个阶段，现在正处于由纸币向数字货币发展的新阶段。历史上货币的重大变革都具有其内在规律，就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提升对货币数量需求的变化超过了原有货币的供给能力，而供给侧科技能力的进步使得满足这种数量变化的新货币成为可能。变革的发生往往又伴随着铸币权这一财富权力的博弈。未来的数字货币将会带来货币价值与数量理论的突破，采用信息与智能新科技建立发行、运行的新机制，体现世界经济力量格局的新均衡。

货币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其变革趋势对社会经济发展方向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也决定了货币形态的变革。从货币形态演进过程来看，每一次货币形态的变革都反映了该阶段货币供应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矛盾。当前，人类社会正在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而货币形态已在工业化时代从金属货币演变到信用货币，这样的信用货币体系已无法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信息科技、网络科技飞速发展，新一代数字货币体系成为可能。随着各国央行相继加快数字货币研发和尝试，数字货币正在成为新一代货币的发展方向。本文从货币史出发，总结货币变革的原因和规律，分析归纳货币的本质功能，以此探讨数字时代货币的特征，引发对未来数字货币体系的新思考。

货币经历了自然货币—金属铸币—信用货币（纸币与世界货币）三大阶段，当前正处于物理货币电子化到数字化的新变革阶段。回顾这些历史历程，每一次货币材质及形态的重大变革，主要都与材质的价值、标准化、数量、安全性以及铸币权五个因素相关。

从材质的价值角度看，能够用作货币的材质，首先应当比较贵重，而且容易取得交易双方以及社会各方的共识；
同时，该材质用以充当中介物的价值应大于其材质本身的使用价值，否则该材质将更易被作为物品使用，而非货币。从材质的标准化角度看，货币作为计价单位，大小、形状应当一致或容易制作成标准单位，以便于价值计算和交易找零，并且其重量与大小等物理属性应当方便携带与交换转移。从材质的数量角度看，用作货币的材质必须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以保障其价值的稳定性，同时又不能过于稀缺，其数量应当能够满足交易和贮藏的需要。从材质的安全性角度看，用作货币的材质，应当不易破损，而且能够长期保存，以便反复使用，同时还应考虑到防伪等安全方面的因素。从铸币权角度看，材质一旦用于货币，就意味着成为财富的主要形式，铸币权就意味着财富的权力，成为各方权利的焦点。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生产力比较低，交换物品较少，首先采用齿贝这样的自然材质作为货币，是由于其具有装饰价值或权力象征，比较稀缺；
其大小比较一致，便于作为计价单位；
齿贝中间穿孔方便，不易破损和变质，具有便于携带、保存和长期反复使用等特性。

在农业文明阶段，需要交换的商品数量大幅增长，货币的数量需要远超齿贝的供应量，同时，人们已经开始使用金属，经济贸易对货币需求的增长与贵金属铸币的供应增加基本相当，而且金属的铸造和材质稳定性明显优于贝币。在小亚细亚使用黄金，在中国中原地区金银矿藏较少，则使用铜币。采用金属铸币，意味着人类货币的生产方式也同自然采集或捕猎转换到基于土地资源的农业生产一样，从海贝的自然采集方式进入基于金属矿藏的资源生产阶段。

到了工业文明阶段，对货币的需求增速明显超过农业文明的自然增长，本地金属矿藏无法满足，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带来了金银的超常规增长，初步满足了工商业文明的早期需求，到后期全球殖民化的饱和和各国工业化的普遍兴起，矿藏产量增长再次无法满足对货币的需要，金本位的纸币及国家信用货币体系逐步登上历史舞台。

在信息化兴起后，后工业文明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信用货币体系随之建立，银本位和金本位无法继续满足需要，信用货币体系成为主流。

在自然货币阶段，货币的属性价值与其本身的收藏价值、装饰价值或使用价值相当；
在金属铸币阶段，货币的属性价值与其材质的价值相当；
在信用货币阶段，货币的属性价值大于其材质价值，由发行者的信用或金本位背书；
在世界货币阶段，世界货币的属性价值还会通过汇率与各国本币实现互换。在金属铸币到信用货币的演进过程中，铸币权在逐步中心化，即法币化。世界货币阶段，铸币权则从各国政府（央行）进一步中心化，即由储备货币发行国所控制。

本文对于自然货币、金属铸币、信用货币及世界货币的划分，正是从货币形态和材质的角度出发。观察这些变革的原因，根源在于其数量增长应满足社会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其价值的标识应获得各方乃至各国的共识，其材质的选择应更加方便交易以降低交易成本，其供给机制的变化体现了权力的博弈，新的货币的采用更受益于科技的进步。正在到来的数字货币革命，数量控制机制至关重要，数量过多会发生通货膨胀，数量过少又会制约经济发展，而数量供给机制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更是未来财富权力争夺的核心。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银行率先开始发行银行卡，之后开启了银行电子化的历程。1985年，中国银行发行了中国第一张银行卡，标志着中国开启货币电子化序幕。21世纪以来，更多的国家完成或即将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信息电子化、网络化、全球化、智能化和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热潮兴起，经济贸易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伴随着新科技的涌现，纸币、支票等传统方式逐渐被电子支付替代。2021年全球电子商务交易中94%采用电子方式支付，其中数字钱包方式占49%，而在线下零售交易中现金支付方式下降到18%①数据摘自FIS旗下Worldpay2022年4月发布的Global Payments Report（全球支付报告）。，人类社会正在快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一）数字货币的早期探索

1982年，大卫·乔姆首次提出了加密数字货币的概念，依托创新的随机配序和盲签名两项关键技术，基于传统的“银行—个人—商家”模式构造了一套具有不可追溯、匿名性等特点的电子货币系统（E-cash），激发了市场对数字货币的广泛兴趣（Chaum，1983）。1996年由Douglas Jackson发起了第一个以黄金为支持的E-Gold数字货币，其活跃用户一度达到500万，表现优于国家货币，后来因其不安全性及不合法性问题，被各国政府封杀。1997年Adam Back基于工作量证明（PoW）发明了HashCash，1998年Szabo在此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BitGold。1998年，Dai构造了匿名的、分布式B-money电子现金系统。同年，WebMoney公司推出WebMoney未加密数字货币，它也是少数幸存的数字货币之一，该货币至今仍被广泛应用，并可以转换为法定货币，如卢布、美元、英镑甚至比特币。

2008年，中本聪②中本聪的真实身份目前仍无确凿定论。在《比特币：一种P2P的电子现金系统》一文中首次提出比特币的概念，与此同时提出去中心化的点对点（P2P）和区块链（Block Chain）技术等全新的概念。2009年比特币机制刚启动时，每次区块计算奖励为50个比特币，当总量达到1050万（2100万的50%）时，区块奖励减半为25个，当总量达到1575万（即新产出525万达到之前剩余1050万的50%）时，区块奖励再减半为12.5个，以此类推，每当后续新增比特币数量达到之前剩余50%时，区块奖励再减半。预计到2140年，比特币将无法再继续细分，完成全部发行，不再增加。

比特币币值也曾一路上涨，大起大落，2021年11月最高超过68000美元，2022年6月，比特币跌至20000美元以下。比特币诞生后的十余年时间，市场上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加密货币、稳定币、密码代币、通证、空气币、传销币等数千种数字资产。这些包括比特币在内的数字币，大都不被各国政府承认，至多被列为数字金融资产，也有被一些国家视为非法。

这些早期的数字货币都是非政府行为的探索，大多因金融犯罪或网络风险等原因未发展起来，但为之后数字货币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和实践经验。以比特币为例，虽然其去中心化分布式存储和数字加密等新特性引发广泛关注，但由于其总量有2100万上限，并不符合货币发行数量应与经济增长需要同步的特性，造成其币值极不稳定，如果被应用为货币，必将因通缩而带来经济和金融灾难。而且比特币也无法摆脱与洗钱等犯罪行为的联系，还具有被勒索而无法防范和制止的重大缺陷，所以各国都不愿也不敢将比特币列入法定货币。最终，比特币由最初的具备优化货币职能的交易介质特点（Wallace，2011；
Grinberg，2011）逐渐发展成为偏离货币本质的数字资产，甚至是一种投机产品（Yermack，2013；
Woo et al.，2013；
Alstyne，2014），容易引发金融风险。2019年Facebook推出虚拟加密货币Libra（2020年12月更名为Diem），引起许多国家关注，各国央行由此启动或加速对数字货币的研究甚至试验，数字货币体系已经呈现从私人数字货币探索向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简称CBDC）研究与实践演进的趋势。

（二）CBDC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中国央行早在2014年就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开始对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及相关国际经验等进行专项研究。2016年，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完成法定数字货币第一代原型系统搭建。2017年末，人民银行开始组织商业机构共同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简称“e-CNY”）的研发试验。①202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组发布《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但直到2017年前，国内外仍缺乏关于CBDC或者数字货币的系统性理论研究。2018年，国际清算银行发布官方定义，将CBDC定义为具备特定属性的、央行发行的、可以用于移动支付的数字货币。中国央行启动CBDC研发试验后，国内的讨论仍多以技术路线和设计细节为主，关于其宏观影响尚无严谨的学术论文予以讨论。

挪威、瑞典、冰岛、美国、英国、芬兰、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自2017年起先后启动了零售市场CBDC的研发，加拿大、新加坡、泰国、日本、法国、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自2016年起先后启动了批发市场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许多国家对CBDC抱有积极态度，有些国家甚至已经制定了发行计划。

根据《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定义，数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与实物人民币等价，以国家信用为支撑，具有法偿性，具备货币的价值尺度、交易媒介、价值贮藏等基本功能，是货币形态随着科技进步、经济活动发展不断演变的产物。数字人民币采取以央行中心化管理向指定商业银行等运营机构发行的双层运营机制，数字人民币主要定位于现金类支付凭证（即M0），是一种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将与实物人民币长期并存。央行数字货币除零售型的数字人民币外还包括批发型的央行数字货币，主要面向商业银行等机构类主体发行，多用于大额结算。数字人民币可在没有银行账户的情况下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不计付利息），与电子支付互为补充，支持离线交易，支持可控匿名，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及用户信息安全。未来，数字人民币将进一步探索跨境使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此外，数字人民币还将综合使用数字证书体系、数字签名、安全加密存储等技术，实现不可重复花费、不可非法复制伪造、交易不可篡改及抗抵赖等特性，并通过加载不影响货币功能的智能合约实现可编程性，使数字人民币在确保安全与合规（反洗钱、反恐融资等）的前提下，可根据交易双方商定的条件、规则进行自动支付交易，促进业务模式创新。

（一）新时代的货币新需求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交通运输等科技的飞速进步，各国经贸往来已从商品贸易为主发展到资本、信息、资源、研发、制造、物流到市场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全面分工的全球化新阶段，二战后形成的全球经济力量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现有的纸币和世界货币体系也在瓦解，货币电子化、数字化新体系即将形成。

根据前面的分析归纳，我们从货币的价值、计价单位、数量、安全便捷和铸币权这五个方面分析一下新时代对未来的数字货币的需求：

从价值需求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本位的货币体系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美元仍然是世界储备货币，但与黄金脱钩后，从之前的1盎司黄金35美元到现在（2022年7月22日）的1714美元，贬值了约49倍。而黄金本身也并非价值稳定，全球都在寻找一个更加稳定的价值的锚。未来的数字货币首先要确定的，就是价值的锚，由于数字本身的虚拟性与已有的各种物理货币有着本质区别，其价值锚应当建立起新的共识机制。

从计价单位来看，当前，各主要经济体都建立了现代本币体系，但各国本币之间在交易时需要进行汇率换算，为了简化这些复杂的换算关系，一般都以美元汇率为主，并用美元建立各国的外汇储备体系。除了美元这个世界储备货币外，还有IMF在1969年建立起来的特别提款权（SDR）机制，目前SDR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构成。

从数量来看，货币的数量是其价值的决定因素，要想避免当前各种信用纸币滥发造成的通胀，就必须建立起控制发行数量的机制，对于虚拟的数字货币更加重要；
同时，又不能像比特币一样固定住总量，参考曾经发生的货币变革历史，新的货币出现都是因为旧的货币无法为新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货币数量供给，而货币紧缩会直接导致经济崩溃，危害超过温和的通胀。而且，如果货币的价值在未来有确定的增加，人们就更倾向贮藏货币而不是使用货币，会加剧市场上货币的流动性不足，导致更加严峻的通货紧缩，甚至可能造成经济活动的停滞或倒退。

从安全便捷来看，在金属铸币时代，货币使用的金属的价值一般都等于其标称的货币价值，所以不易伪造，当然，对于贵金属，有可能出现以更便宜的金属替换贵金属部分的情况，即“劣币驱逐良币”。在纸币时代，采用各种复杂的防伪技术进行纸币印制，成了各国印钞机构最重要的工作。对于数字货币，不但要防止伪造或复制，还要在反洗钱、防盗、防骗、防抢等犯罪行为防范或打击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而数字货币的丢失和持有管理方面，也都与物理存在的货币有着明显的不同。例如，如果数字货币的持有或交易采用区块链的分布式存储技术，那么如果部分存储区域与其他存储区域发生一段时间的网络中断，在它们恢复相互之间的网络联接后，中断期间各自的交易等变化记录就会发生冲突，分布式存储与校验机制就会产生错误，这也是数字货币面临的新挑战。

从铸币权来看，在数字货币体系，铸币权和发行机制更加重要，中心化、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化，事关国家主权和机构与个人的财富分配，这方面的博弈将更加激烈和复杂。

（二）数字货币的新特征

货币电子化不等于数字货币，货币电子化只是改变了货币的材质形式，可以充分发挥电子交易的可编程性、网络化、移动化、智能化、实时性和全球性等优势，但并未改变铸币权和发行机制，也没改变原有物理货币的价值基础、计价单位和数量供给机制，所以仍然存在原有信用纸币的通胀缺点，也没有分布式存储防抵赖和汇率结算等方面的优势。新的数字货币，将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将建立一套新的全球价值锚定共识机制，将货币价值与包括消费价格、生产价格、资产价格以及国际货币价格等方面综合起来，而数字计价则无需再区分主辅币。

第二，无论在本国还是国际，应该设计一种与本国经济货币使用、国际对本币的使用、本国与国际对财富的贮藏需求等方面数量需求相互智能匹配的数量供给机制，可以智能调节通胀幅度，促进经济发展。

第三，应当将数字货币与个人、机构以及金融与政府机构的信息系统智能化链接起来，做到信用与监管的无缝结合。

第四，在铸币权方面，充分发挥主权央行、商业金融机构、企业组织与个人的责权利的匹配，建立主权背书与超主权共识的统一平衡机制，进一步大幅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与生活的协调发展与进步。

（三）数字货币未来发展路径展望

展望未来，数字货币将在货币相关理论、发行与铸币权机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发生重大变革：

1.数字货币价值与数量理论的创新

从费雪方程式代表的货币数量论，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到现代货币理论，都在探讨货币数量供给如何与经济发展快速增加的需求相匹配，一个适当的货币数量供给，应当具有适当的流动性，体现在价格指数、利率和汇率等方面。

人民币加入SDR进程的相关研究（金海年，2018）揭示，一个大国的货币应当具有足够的独立性，其独立性既与国内经济和财政的规模及发展阶段有关，也与国际贸易、国际产业地位、国际金融地位等全球影响力有关。因此，大国货币的价值决定，就不能完全建立在一篮子他国货币的参考上，而应当建立在一篮子商品（包括食品、农产品、能源及重要资源等基础商品，国际贸易商品，金融资产，这三大类广义商品）的价值基础上，以此建立基于商品价格（CPI和PPI）、资产价格（利率、流动性和贮藏储备）和世界货币价格（汇率和国际储备）等的智能反馈机制，防止通胀和通缩，保持货币价值与价格相对稳定。

建立全球主权与市场主体财富分配的博弈均衡理论，重新探讨国内法币铸币税和国际储备货币铸币税理论，建立国际公共服务的超主权央行与超主权财政金融理论模型，预防金德尔伯格陷阱。

2.世界经济新格局将影响数字货币的发行机制

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兴起，在科技、经济实力、贸易分布、产业分工、金融资本流动和影响力等方面逐渐形成世界力量分布的新格局，这将决定数字货币的价值共识基础，重塑全球信用格局，改革国际共识规则体系。

在数字货币发行与财富分配的理论方面，需要以新的经济、科技、影响力格局再平衡国内发行权、国际发行权，更新升级SDR到e-SDR以及IMF到世界央行与WTO的多层次多中心规则体系，调整各国央行到财政部门、商业银行、黄金收兑、外汇占款等四类发行渠道，建立发行与三类价格信号反馈的智能调整机制。国际储备货币将升级为国际数字货币储备，主权货币与各类通证和稳定币也将进入多元化试错时代。

3.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货币运行机制已成大势

区块链与NFT，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和金融数字化变革，正在颠覆传统货币的运行机制。e-SDR和e-SWIFT全球实时汇兑与结算体系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世界金融体系的形态和思维方式，包括对汇率汇兑与国际结算的颠覆式变革，以网络化、数字化和实时化的支付宝模式颠覆原有的信用证与SWIFT模式，建立反洗钱、防盗抢、防敲诈、防丢失、防伪造等智能电子监管体系。保留纸币、金属铸币和电子支付多种通道，建立应对失电、失网以及老人等特殊人群的备份运行保障机制。

总之，未来的数字货币体系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而是一国主权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作为信用基础支撑的互联网技术价值共识。同时，货币形态发展到信用货币的高级阶段，货币不再是一个中心体系，未来的数字货币体系将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各主要大国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以及全球货币竞争与协调的综合均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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