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药学专科学校师生参加南京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团＊

杨 雪 周雷鸣

（1.中国药科大学综合档案室，江苏南京，210009；
2.中国药科大学科学技术与药学史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09）

1936年创办于南京的华东药学专科学校（今中国药科大学前身，以下简称“药专”），是我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独立设置的药学高等教育学府，是培养药学人才的重镇。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该校师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以其药学专长，参加南京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团（以下简称“志愿医疗团”），投身后方野战医院医疗救护。本文通过梳理该校档案室原始档案，结合当时报刊等史料，对药专师生参加志愿医疗团这一史实作一考述。

自1950年7月起，在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及共青团等组织领导下，南京社会各界通过召开座谈会、示威游行、集会、报刊宣传和文艺演出等多种方式，开展抗美援朝运动。11月4日，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成立。1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南京市医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作有关朝鲜问题的讲话，呼吁医务人员“组织志愿手术队、医疗队到东北去”，并指出“这是一切抗美援朝最需要行动的表现”。［1］第三野战军卫生部长李振湘在大会讲话中，明确医务工作者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救死扶伤的光荣任务，要求他们坚定克服困难的信心。会后，各单位相继进行动员。上述讲话和动员激发了南京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热情，报名参加志愿医疗团的人数日增，第一批报名的医务人员有1605人，占全市医务人员的一半以上。［2］

药专师生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9月，以抗美援朝为重点，进行时事学习，“将时事当作活的国家政策的补充教材，对同学的得益很大”。［3］同年11月15日至22日，药专停课一周，集中学习文件。遵照上级指示，校委会、学生会、工会紧密配合成立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侵略分会。1951年2月至4月，药专参加全市签订爱国公约活动。此外，药专师生还参加全市学生控诉美帝罪行及反美晚会、集会等活动。［4］通过学习和参加上述活动，药专师生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肃清了亲美、崇美的模糊思想，并以其药学专长投身到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中。

1950年12月30日，志愿医疗团正式成立，华东军区医院外科主任许殿乙、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朱潮分别担任正副团长。考虑到“给南京市每个要求参加的医务工作者一个机会”，同时兼顾工作的延续性，志愿医疗团员实行轮换制，每批人员服务时间6个月左右，1951年1月至1953年10月先后派遣5批761人。该团设团部于长春，团员组成手术、医疗、防疫等分队，前往后方野战医院服务，足迹遍及吉林长春、四平、敦化、榆树、蛟河、扶余，辽宁锦西、兴城、新民、锦州、桥头及朝鲜阳德郡等地。［5］

药专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医疗团。专科四年级有14名同学打消父母顾虑，坚决报名，并要求首批出发。蒋伯诚说：“谁无父母，谁无子女，我虽是个独生子，但志愿军战士为着千千万万母亲和孩子的幸福而作战，我们为他们服务是应该无条件参加的！”戴克敏家里很穷，父母希望其毕业后早点工作、维持家用，但他说：“家里虽苦，暂时总还不致饿死，我是中国人，又是青年团员，我当然应该参加。”高职科的谢玉珍很早就写信告诉妈妈：“我不但是你的爱女，也是祖国人民的爱女。”［6］

1950年12月21日，药专校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初步确定参加志愿医疗团学生名单由不久将赴药厂实习的专科四年级、高职科三年级同学组成第一批、第二批志愿医疗团。学校以学生骨干、校委会委员、学生会**蒋伯诚，中共党员、青年团支部书记韩娟，中苏友协南京分会药专支会宣传股负责人孙时良，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干部辛振声、樊天心、杜伟鸿等组成第一批；
以校委会委员杨成民，中共党员、青年团支部副书记周俊，青年团宣教委员吴松云等骨干组成第二批；
由校务委员、中共党员、调剂学助教徐竝均为带队教师。［7］

据不完全统计，药专教师1人、学生29人，共30人、46人次，参加志愿医疗团五批派遣。其中，专科四年级制药化学、药剂学、生药学三个专业的16名学生参加22人次；
高职科三年级13名学生参加21人次。助教徐竝均参加第一至三批次。高职科杨成民参加批次最多，有4次，即第二至五批次。专科志愿医疗团员大多22至25岁；
高职科志愿医疗团员大多17至22岁，吴松云、王月南年龄最小，仅15岁。

学校教职工积极支持学生参加志愿医疗团。该团出发前，陈思义教授特意增加药剂学课讲解时间，以便志愿医疗团员获得更多的理论知识；
学校工会全体会员捐出每人烤火费，购买青霉素，给志愿医疗团员带往前线；
附设实验药厂工友日夜工作，两天内赶制一百磅精制食盐，玻璃技师苏华昌则赶制50套玻璃过滤器，食盐、玻璃过滤器都交给志愿医疗团。［8］

表1 华东药专师生参加南京抗美援朝志愿医疗团名单

药专志愿医疗团员始终秉持着“为祖国最可爱的人尽心服务”“一切为了伤病员”的观念，克服战争环境及东北严寒天气带来的诸多困难，投身后方野战医院的药工及人才培养等工作。

1.药工工作

1951年1月华东药专师生欢送参加南京市第一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团的本校同学们

第一批志愿医疗团由6个手术队、5个医疗队、1个防疫队、1个血库队组成，每队约20人，包括医、护、药、X光及检验技术人员等，共计263人。平均每队配备药工两人，共25人，其中药专师生19人，另有孙湘锜、陈美德、胡麟祥3人为该校往届毕业生。他们于1951年1月底随志愿医疗团北上，到达团部长春后，被分配到各地后方野战医院，主要任务是制造蒸馏水，配制注射液，管理及配发药品等。［9］

在出发前，药专志愿医疗团员就预料到工作中可能遇到蒸馏水水源不纯和药品器材缺乏等困难。果不其然，第一批分发到兴城的第五手术队需要大量蒸馏水，但因当地靠近煤矿，水中含有大量挥发性有机物质，无论井水、溪水还是泉水都不易净化。［10］如果水源不纯，难以净化，制出的蒸馏水配制注射液会产生发热、过敏等输液反应，增加伤病员的痛苦。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在药房工作的樊天心经常跑到很远的地方，一连忙了十多天，每次生理盐水制成后，他和程志立先给自己手臂打一针，观察有无反应，病倒了，睡半天，起来再干，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水源。第四医疗队的季顺昌不仅想方设法将硬水变成软水，还修好了原来仅有的一只破旧得不能再用的蒸馏器。［11］经过不懈努力和钻研，药专志愿医疗团员不仅解决了蒸馏水供应的困难，而且改进了注射液配制、过滤、消毒及贮藏等方法，使不良反应发生率大为降低。

为了克服药品、器材缺乏等困难，药专志愿医疗团员开动脑筋，千方百计节约药品、提高药品疗效。第二手术队的辛振声、张康将红血球糊剂处方中的青霉素改用石炭酸及氨苯磺胺来替代，降低了成本，节省了贵重药品。第三手术队的戴克敏发现牙科应用2%的普鲁卡因液有麻醉时间短、有效区域小等缺点。他克服参考文献缺乏、找到处方又缺乏药品配制等困难，钻研各种药物的药理性能，每次试配后先给自己打一针，多次试验后终于获得成功。沈玉则用明矾自制氢氧化铝，供胃病患者服用。［12］血库队的朱克之研究、改良配制血保养液及清洗输血用具的技术，使输血反应迅速降低。［13］

2.培养人才

为了培养部队药工人员，提高其药学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药专师生积极开展教学活动。徐竝均被分配到部队卫生学校，负责药训班教学。这所学校是一所支前的速成性质学校，学员年纪小，文化程度低，大部分为高小程度或相当于高小程度，虽然工作热情高，但缺少专业知识和实际经验。针对这种情况，徐竝均以培养在药师指导下在药房负责调配一般处方、配制注射溶液、管理器材的药工人员为目标，将6个月培训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课程为数学、普通化学、药理，后期课程为卫材管理与统计、药物化学、调制剂学，每门课程的教学以讲授药房工作的必备知识为主。教材是印发的讲义，力求精简，要求学员达到全面了解，重点吸收。［14］在教学上，徐竝均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挂图说明、药品传观、真假药药房操作等形式，努力做到“教学做合一”。针对学员年龄大多只有十几岁，徐竝均将业务学习和文娱活动相配合，通过编药物小调、药名碰球游戏和举办问答晚会等形式，提高学员学习兴趣，颇有成效。此外，学校还严格执行一系列会议汇报制度。每天晚上每班举行学习讨论会，会前教员与班长先讨论一个小时，教员向班长反复讲解当天课程的主要内容，并告之如何向学员讲解；
学员在学习讨论会上如遇有困难问题，教员则参加讨论，帮助解决。每星期班长向教员汇报一次学员的学习、生活及思想情况。每半月开一次教学研究会，检查上半月学习情况，计划布置下半月学习。每个月由教务处召开一次全体教员及班干部的联席会议，各班向教务主任汇报，交换意见和心得，总结一个月的教学情况。［15］实行这些制度对于教学工作的开展和培养目标的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后方野战医院领导“帮助教学，生根建设”、边干边教边学的建议下，药专志愿医疗团员还自备教材，认真备课，挤出时间，为部队医院药工辅导专业知识。樊天心、程志立为见习医生讲解药理学，分抗生素、破伤风血清、氯化钠、葡萄糖、血浆5个单元，每周5次，每次两小时。其他各队药专志愿医疗团员，结合部队药工人员实际需要，在化学、药物学、调剂学、药理学等科目中，选择一两种，进行有系统的讲解，平均每天两小时，一直坚持到派遣结束。对于药专志愿医疗团员热心施教，部队同志颇为感激地说：“你们虽然换班了，但是你们的旗帜却永远插在这里的!”［16］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药专志愿医疗团员努力为伤病员做更多的事。谢玉珍在做好血库工作后，一有空就到病房为病员们读报、写信；
血库队的朱克之有一次在工作中发现有位正在进行手术的伤员急需与他相同血型的血液，立刻卷起衣袖，伸出手臂。［17］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3.总结、推广经验

药专志愿医疗团员在校期间接受了较为系统的药学理论和知识学习，文化水平较高，参加志愿医疗团工作后，在实践中摸索，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们及时总结，撰写成文，加以推广，为志愿医疗团、部队药工人员及其他药学从业人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南京药学会创办的《南京药讯》为药专志愿医疗团员总结、推广经验提供了园地。1951年8月，樊天心、辛振声和李启龄在该刊创刊号发表《配制静脉注射液的一些经验》一文，着重从如何选择水源、制备和贮藏无热原蒸馏水、过滤注射溶液及保证无热原反应的操作方法四个方面介绍其经验。［18］朱克之《漫谈采血器》一文则介绍了如何清洗、装配和使用采血器。［19］

组织疗法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用于医疗伤员和战后慢性病，颇有成效。1951年，中央政府卫生部颁布命令，在全国广泛实行组织疗法，志愿军卫生部积极推行。此法在国内实行不久，尚无丰富的经验可资借鉴，药专志愿医疗团员在试验应用这一方法的过程中，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改进操作，反复试验，最终确定了比较适用的方法。《南京药讯》设有“处理组织材料的一些经验”专栏，刊登了戴克敏《动物组织材料的处理》［20］，姜德和、季顺昌《关于组织浸出液的配制》［21］两文。前者介绍了在实际工作中使用过的动物组织材料的种类、临床使用和处理操作的不同方法；
后者介绍了制备动物组织浸出液的冷藏、配制、贮存、包装和效力测定等问题，以及改进配装胎盘浸出液的方法。徐竝均先后发表了《怎样用革命的办法来搞好教学》［22］《谈谈短期药训班的课程问题》［23］两文，介绍其教学经验。前者着重强调加强学员政治思想教育，实行民主检讨制度，开展立功创模、个人与集体的革命英雄主义竞赛，以及采用“教学做合一”、业务学习与文娱活动结合的教学方法对于药训班教学及完成培养目标的重要性；
后者则介绍了药训班主要课程的内容、要求及课时分配。

杜伟鸿在配制注射液

杨成民的参军报告

药专志愿医疗团员在工作中，积极探索，克服困难，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一些团员因贡献突出，获得了志愿军相关部门表彰。据不完全统计，第一至三批的杜伟鸿被评选为野战医院劳动模范，作为代表参加志愿军后勤部于1951年10月在长春举行的功模大会［24］，第二批的周俊荣立二等功［25］，第二至五批的杨成民荣立三等功、获“模范团员”称号，［26］第三批的贝菊佩荣立三等功。［27］

“志愿军是一个学校”。后方野战医院团结互助的氛围，部队医务人员刻苦耐劳、忘我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以及志愿军伤病员的英雄事迹，使药专志愿医疗团员深受教育、感动和鼓舞。他们深深地热爱上了这个革命的战斗集体。在结束4个月医疗团工作后，第一批10名应届毕业的药专志愿医疗团员坚决表示“无条件服从中央统一分配工作”［28］；
谢玉珍、杨成民、贝菊佩、华惠琴、丁士林、陈淑敏、汤灿城等则积极要求参军，继续为部队建设贡献力量。［29］

参加志愿医疗团，提高了师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磨炼了意志，对其人生和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杨成民经志愿军后勤卫生部批准，正式入伍，协助血库队队长箫星甫建立志愿军战地血库，挽救了众多志愿军指战员的宝贵生命。［30］此后，他参与创建战地蒸馏装置，成功研制野战静脉注射用水、我国第一套全封闭输血器材，成为我国塑料血/液袋及其用具的开拓者、血红蛋白类血液代用品研究的首创者和享誉国内外的血液学专家。［31］周俊后来进入华东化工学院深造，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在植物资源和化学研究领域颇多建树，于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32］蒋伯诚任常州制药厂高级工程师，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33］樊天心、孙时良、杭秉倩、贝菊佩等人任工程师或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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