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规制影响了FDI的环境效应吗?

马雪娇, 刘 桐, 孙晓华

(大连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的重要目的地,吸引外资额迅速增长。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中国吸收了1195.62亿美元的FDI,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至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接收国,全年FDI为1630 亿美元[1]。FDI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不仅弥补了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口,还通过溢出效应带来了新的管理经验及技术,推动了地区的出口和就业。然而,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能源消耗逐渐加大,环境污染形势日益严峻。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消费量的23.6% ,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固体污染物排放量也居高不下[2]。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在强调激发经济增长潜能的同时更注重经济的绿色与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关键动力之一的FDI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FDI是否真正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目前,对于FDI到底具有怎样的环境效应这个问题仍然莫衷一是,形成“污染避难所”和“污染光环”两种截然相反的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由Copeland和Taylor在分析环境与南北贸易时提出,该假说认为跨国企业为规避本国严格的环境规制而将产业链中高污染、高能耗的部分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它们污染排放的避难所[3]。Wagner和Timmins采用经合组织和部分非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证实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在许多污染行业成立[4]。陈凌佳利用市级数据研究FDI对中国整体和不同区域的环境的影响,结果证实FDI的增加会对我国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对西部地区的影响高于东部地区[5]。周力和李静则从空气污染角度出发,利用中国省级PM2.5面板数据探究了FDI对中国空气污染的影响,再次检验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并证明该假说在全国范围内成立[6]。与之相反,“污染光环”假说则认为FDI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领先的技术和先进的设备,并通过“溢出效应”“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带动发展中国家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进而改善环境质量[7-9]。黄菁的研究证明了FDI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来改善环境污染现状[10]。林虎和刘冲的研究也表明发达国家的FDI能够带来先进的清洁技术与管理经验,进而对中国环境状况起到正向影响[11]。张贤和周勇利用空间计量的方法研究FDI的节能效果,得出FDI集聚会降低当地的能源消耗强度,同时对周边地区有溢出作用[12]。此外,Lee[13]、盛斌和吕越[14]、张宇和蒋殿春[15]等持有“折衷论”的观点,认为FDI的环境效应不能以偏概全,需要考虑FDI对环境的多重影响,FDI最终影响的正负取决于“污染避难所”和“污染光环”之间的博弈结果。除此之外,也有学者[16]还发现政府的环境政策会对FDI的环境效应产生重大影响,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显著增加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治污成本,进而影响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即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国家会吸引更多污染型FDI[17-19]。

纵观国内外文献,尽管一些学者研究了FDI的环境效应以及其与环境规制的互动关系,由于样本选择、变量选取以及分析方法等不同,并没有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另外,在FDI环境效应的分析框架中,以往研究忽略了环境规制类型及强度差异带来的异质性影响,鲜有研究关注不同种类环境规制对FDI环境效应的调节作用以及过强的环境规制是否会使FDI发生邻地转移的现象。基于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验证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分析东道国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FDI“污染避难所”或“污染光环”效应的调节作用,最后讨论跨国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是否会导致FDI产生邻地转移现象。本文不仅能够回答中国引入的FDI环境效应如何以及是否存在区域和时期异质性,还进一步揭示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FDI环境效应的放大或缩小作用及FDI是否具有从环境规制较强地区向规制较弱地区的转移效应。

本文以Copeland与Taylor的模型为基本分析框架,从两方面进行拓展:一是引入对环境治理起重要作用的清洁技术,同时考虑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二是将环境规制强度纳入到模型中,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对FDI环境效应的调节作用。

1.基本假设

假设在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中,有污染型和清洁型两个部门,分别生产污染型产品X 和清洁型产品Y ,在产品X 的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污染物Z 。两种基本投入要素为资本K 和劳动L ,其边际报酬分别是r 和ω,规模报酬不变。设产品X 价格为PX,产品Y 的价格为PY。

(1)纳入污染的生产函数

由于产品Y 的生产过程中无污染排放,其净产量等于潜在产量,产品Y 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式:

假设产品X 生产过程中用于污染治理的要素占企业所有投入要素的比值为θ,则产品X 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0≤θ ≤1,F(KX,LX)为产品X 的潜在产出。

由于污染物Z 的排放量受产品X 产量与污染治理的影响,污染治理函数为φ(θ),则污染物Z 的生产函数为:

污染治理函数φ(θ)满足φ(0)=1、φ(1)=0、φ′(θ)<0,即污染排放量随着污染治理投入比例的增加而减少。

为简化模型,将污染治理函数φ(θ)具体化并定义为:φ(θ)=(1-θ)1/α,其中0<α<1。将φ(θ)代入式(3)得到:

根据式(2)和式(4),产品X 的生产函数可进一步表示为:

在式(5)中,污染排放量Z 可视为产品X 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投入要素。

(2)污染治理技术的引入

假设引入的污染治理技术为A ,其规模报酬不变,取决于企业污染治理的资源配置XA和潜在污染排放量ZP,污染排放量Z 可以表示为潜在污染排放量与污染治理量之差的形式:

由式(6)可知,污染排放量与污染治理技术水平成反比。基于A 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提,A(XA,ZP)=ZPA(XA/ZP,1),代入式(6),可得:

当企业不治理污染时,根据式(3),XA/ZP等价于污染治理要素的投入比θ。故Z 最终可表示为:

用污染治理技术表示的污染治理函数为:

(3)污染排放强度的引入

接下来,在模型中引入污染排放强度E ,即单位净产出产生的污染量,E=Z/X ,可以分别推出污染排放强度与净产出之间的关系以及污染排放强度与污染治理要素投入比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污染排放强度E 与污染治理要素投入比θ 为负相关,需要投入更多的污染治理要素才能达到更低的污染排放效果。

2.FDI的环境效应

定义经济规模S 为两部门经济总产值,即S=PXX+PYY ,污染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φX为PXX/(PXX+PYY),同时根据E=Z/X ,可得:

为简化计算,将PX标准化为1,则式(12)可简化为如下形式:

由此可见,污染物排放量取决于污染物排放强度E ,污染部门产值在总产值的比重φX以及整个经济体的产出规模S。

由式(8)可知,污染物排放量与污染治理技术成反比,假设污染密集型部门污染治理技术来源于FDI的增加,而FDI不会对生产产品X 过程中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量产生影响,因此,用于污染治理的要素投入比例将保持不变。将式(8)两边取对数再求全微分后,污染排放量的变化为:

其中,ρ 为FDI影响污染排放量的弹性系数。如果FDI带来显著技术进步效应,则企业会积极开展污染治理,ρ>0;相反,如果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足以弥补企业治理污染所付出的代价,则企业不会开展污染治理活动,ρ<0。因此,FDI的环境效应取决于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强度。

3.环境规制对FDI的调节作用

假设企业每生产一单位的污染要付出的成本为τ,即污染排放单位价格是τ。在资本、劳动和污染物排放价格给定时,企业首先通过配比资本和劳动要素,最小化单位潜在产出F 的生产成本:

接下来,企业需要权衡污染物排放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污染物排放量Z 与潜在产出F 的最优组合:

结合式(15)和式(16),求解最小化问题,得到:

当厂商利润最大化时,总收益为TR=PXX ,总成本为TC=CFF+τZ ,则有:

根据式(17)和式(18),可得污染物排放强度E 为:

式(19)表明污染物排放的单位价格τ 与污染排放强度E 呈负相关。当污染物排放的单位价格τ 较高时,企业会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或转向生产清洁产品来减少污染排放强度。

考虑τ代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当τincentive表示以“排污税”形式实施的环境规制时,即本文所提到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则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当τcommand代表以“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限额”等为目标的环境规制时,即本文所提到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污染物排放量在限额以下的企业不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则产品X 的产量和污染物排放量不变;其二,污染物排放量在限额以上的企业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其利润函数为:

其中,Mτcommand表示超过限额企业面临的巨额罚款。由式(21)和(22)可知,不论是市场激励型还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企业的利润都将受到损失,如果企业能够承担相应损失,则企业会继续排放原来等量的污染物;如果排污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过大,则企业会采用新技术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或者转向生产清洁产品,但是当采用新技术或者产品转换成本过高时,FDI企业则会选择退出该市场。

4.环境规制下FDI的转移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当企业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的利润会受损。假设地区A 的规制强度为τA,地区B 的规制强度为τB,且τA>τB,则分别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下,企业在地区A 和地区B 之间的利润差如式(23)和式(24)所示:

由此可知,环境规制强度越大的地区,如果企业不进行污染治理,其获得的利润就越小。因此,企业在选择时,污染密集型企业会倾向于环境规制强度较小的地区以获取更大利润,由于污染型FDI涌入环境规制强度较小的地区,占据了一定资源,使该地区其他因素价格变高,清洁型FDI则更倾向于进入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另外,如果企业所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过大,企业又没有能力承担污染治理成本,则企业会选择退出该市场,转移到邻近环境规制强度较小的地区。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部分将从FDI的环境效应、环境规制对FDI环境效应的调节作用以及环境规制下FDI的转移效应3方面来构建实证检验模型,通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与变量选择,设计实证研究方案。

1.模型构建

首先,对于FDI的环境效应,本文构建的基本方程如式(25)所示:

其中,下标i为省份,t为年份;被解释变量Yit分别代表污染排放强度(pollutionit)和能源消耗强度(energyit);FDIit为外商直接投资强度;Xit代表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industryit)、市场规模(scaleit)、技术进步(technologyit)、劳动力成本(laborit)、对外开放程度(openit)和人口密度(populationit);ηit为个体效应;uit为时间效应;ζit为随机误差项。当β1>0时,FDI具有“污染避难所”效应;当β1<0时,FDI则呈现“污染光环”效应。

接下来,将环境规制引入到式(25)中,考察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FDI环境效应的调节作用,如式(26)~(28)所示:

其中,commandit代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incentiveit代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交互项系数χ3表示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当χ3>0时,环境规制会增强FDI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或减弱FDI的“污染光环”效应;相反,当χ3<0时,环境规制会减弱FDI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或增强FDI的“污染光环”效应。

最后,通过引入虚拟变量构造式(29)~(31)来分析环境规制下FDI的转移效应:

式(29)的含义如下:transferit为虚拟变量,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虚拟变量(transfer 1it)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虚拟变量(transfer 2it),当本省份为所有相邻省份中环境规制强度最低的省份时,该变量取值为0,否则取值为1;Nit分别用N 1it和N 2it表示,N 1it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下,环境规制强度低于本省份的相邻省份数量,N2it为市场激励型规制下,环境规制强度低于本省份的相邻省份数量;引入交叉项transferitNit是为了探究邻近环境规制较低省份的数量是否会影响FDI的转移效应,本文以transfer 1×N 1 表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下的交互项,以transfer 2×N 2表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下的交互项。当φ2<0 时,表明转移效应成立,即有一部分FDI流入相邻的环境规制较低的省份。当φ1<0时,表明不存在转移效应,即较低强度的环境规制吸引了一部分FDI流入本省份。当φ3<0时,表明邻近环境规制较低省份的数量越多,转移效应越强。

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用2005~2015 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由于数据所限,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国研网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

本文的主要变量如下:①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与地区总GDP 之比表示;②环境污染(pollution):参考胡晓珍和杨龙[20]的做法,使用熵值法将“工业三废”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由于工业固废排放量数据只公布到2011年,本文选取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量以及工业固废的产生量作为指标,计算出各年每种废弃物的权重,加权求和得到各地区综合污染排放指数,再用综合污染指数与工业总产值之比来表示环境污染强度;③能源消耗(energy):采用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与工业总产值之比来表征;④环境规制(command 和incentive):借鉴赵晓丽等[21]的做法,本文将正式的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由于自2007年开始《中国环境年鉴》未继续提供关于每年实施行政处罚案件处罚金额的数据,且为了消除各地区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选用当年受理环境行政处罚的案件数与各省规模以上企业数之比来表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根据Ren等[22]的研究,选用排污费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之比来表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

控制变量如下:①市场规模(scale):代表规模效应,选取各地区人均GDP来表示;②产业结构(industry):代表结构效应,采用工业总产值与各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③技术进步(technology):代表技术效应,选用科研经费内部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④劳动力成本(labor):反映生产成本,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工资高低程度的影响,本文用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⑤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外贸依存度来衡量,即进出口总额占各地区生产总值之比;⑥人口密度(population):选取各省份人口总数与该省份面积之比来表示。

3.内生性问题处理与工具变量选择

FDI与被解释变量Y 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FDI会对东道国的环境质量产生一定影响;反之,如果一个地区的污染程度较高、能源消耗较大,那么该地区更容易吸引污染密集型的跨国企业到当地投资,因此,在分析FDI的环境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时,存在内生性问题,能否有效解决它是影响研究结论客观性的关键所在。工具变量法是解决内生性的有效方法,它能够成功避免联立方程模型存在的识别不足或识别过度问题。然而,工具变量的选取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了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与稳健性。判断工具变量是否合适标准有3个: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直接相关、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不直接相关、工具变量只能通过影响内生变量来影响被解释变量。

根据上述3 个标准,本文选取地区进口额与总GDP之比和FDI的滞后一期作为FDI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大量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伴随着管理技术等创新要素的输入,我国可以通过“干中学”效应来学习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进而影响对FDI的引入,即工具变量(进口额占GDP 比重)与内生变量(FDI)直接相关;但是由于进口的物品不在中国境内生产,不足以对国内的能源或环境产生影响,即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不直接相关;同时我们注意到工具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只能通过FDI这一渠道,即内生变量的渠道。另一方面,FDI的滞后一期项也满足上述3 个条件。我们在接下来的实证检验分析中提供了支持性的检验结果。

本部分从检验新形势下中国的FDI呈现出“污染避难所”抑或“污染光环”效应入手,逐一揭开FDI的环境效应、环境规制对FDI环境效应的调节作用以及环境规制下FDI的转移效应。

1.FDI的环境效应检验

本文从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两个方面考察FDI的环境效应。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1中模型(1)和模型(3)所示。正如上文的讨论,FDI的内生性会干扰模型的估计结果,因此,我们使用FDI的滞后一期以及进口额与总GDP之比两个变量作为FDI的工具变量,弱工具变量检验中的F 值均大于10,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在过度识别检验中,P 值大于0.1,没有拒绝原假设,即说明所有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上述两个检验证明了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另外,Hausman检验结果也证明了内生性的存在。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如模型(2)和(4)所示,结果表明FDI对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影响,而对能源消耗的影响不显著,该结果证实了“污染光环”假说,即污染排放随着FDI的增加而逐渐减少,其原因在于:首先,随着稳增长与调结构政策的实施,我国FDI从数量型逐步转为质量型,越来越多的外资涌入高新技术等现代服务业,因此,FDI通过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来缓解工业污染排放,发挥“污染光环”效应,净化城市生态环境;其次,FDI通过技术溢出和示范效应促进我国清洁技术进步,进而带动生产率的提升,减少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废水、废气和固定废弃物等废弃物的产出;最后,能源作为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之一,经济增长方式对能源要素的依赖程度较高,能源消耗量居高不下,尽管FDI的质量在提高,其节能效应较为微弱。

表1 FDI的环境效应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明晰FDI“污染光环”效应的作用机制,本文将污染排放综合指数分解为工业废水排放、工业废气排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回归结果如模型(5)~(7)所示:FDI对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没有显著影响,对工业固废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该结果表明FDI的“污染光环”效应是通过抑制固体废弃物排放来实现的。一方面,工业固体废弃物是工业生产过程中排入环境的各种废渣、粉尘以及其他废物,相较于废气和废水,工业固废具有更易控制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对固体废弃物强调“再循环、再利用”,进而实现所有物资和能源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达到最小化程度。因此,鉴于固体废弃物易控制以及拥有更为先进的处理技术,外商投资规模的增加会显著减少工业固废的排放量。

首先,对于控制变量,技术进步能够显著减少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并没有出现回弹效应,即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提高能源效率等正向影响大于其通过促进经济规模扩大而增加能源消耗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其次,经济增长加剧了环境污染而有助于减少能源消耗,产生该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逐步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对能源要素需求有所减少,尽管能源消耗是工业三废重要来源之一,废水和废气的排放还来源于矿山、冶炼、电解、电镀、农药等企业,该类型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盈利能力的增强会直接导致污染排放的增加;产业结构变量对污染和能源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说明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再次,尽管劳动力成本对环境影响不显著,人口规模能够减少污染排放与能源消耗规模,这可能是因为在人口聚集的地方往往是中心大城市,在人口不断集中的过程中,中心大城市地区服务业迅速发展、技术不断进步,二者皆有助于改善城市环境;最后,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等原因,对外开放会降低污染排放。

2.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根据两种类型环境规制对FDI环境效应的作用效果(见表2),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均可显著减少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强度,且具有促进FDI“污染光环”效应的调节作用。相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不仅不能够有效解决环境问题,还抑制了FDI的“污染光环”效应。当同时考虑两种环境规制时,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FDI环境效应的影响不变,影响幅度有所下降。

表2 两种类型环境规制对FDI环境效应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

因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针对中国整体情况制定的一种“总量控制”政策,未能达到节能减排要求的企业需要付出巨大成本来弥补其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而对于排放量在命令控制指标之上的企业来说,他们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可见,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更易吸引环境友好型FDI,且规制强度越高的地区所吸引的FDI清洁程度越高,而高污染型FDI则会选择环境规制强度相对较低的地区以减少排污成本。因此,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即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越强的地区,FDI“污染光环”效应越强,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越弱的地区,FDI“污染光环”效应越弱。相比之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不具有强制性,且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污染情况在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之间进行抉择。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相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也是针对中国整体情况制定的,同样是污染型企业,外资企业拥有比内资企业更为先进的减排技术,即外资企业减排成本更低,具有竞争优势。另外,东道国环境规制强度通常弱于母国环境规制强度,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下,污染型FDI的减排成本要低于其在母国的减排成本,因此,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不会增加外资企业成本,没有出现节能减排的有效激励。由于污染型FDI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下也具备成本优势,FDI不仅不能充分发挥“污染光环”效应,反而会趋向于“污染避难所”效应。

对环境污染排放物进一步分类,表2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废水排放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固体废弃物排放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对废气排放的影响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废水和废气的影响皆不显著,但是能够显著促进固废的排放。这可能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自身特征有关,在“总量控制”的政策中,东部地区的排污指标较少,而中西部地区的排污指标较多,在环境规制作用下,东部地区的部分重污染型企业会迁移至中西部地区,考虑到我国水流方向为自西向东的客观因素,污染型企业处在上游位置,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程度相对落后,迁移来的污染型企业产生的污染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理,使得我国整体水质遭到严重破坏,且工业废水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于固废和废气的影响以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三废的影响原因与上文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上文已证实FDI的“污染光环”效应以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那么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是否存在异质性呢? 本部分通过将样本划分为不同阶段与区域来进一步回答上述问题。

1.来自不同时期的异质性检验

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环境问题得到了党和政府的空前重视,环境规制政策体系从战略转型迈向全面提升阶段,因此,本文以2013年为分界点对总样本进行划分(尽管2012年开始,环境规制政策体系进入全面提升阶段,考虑到政策时滞性,将样本时间段分为2005~2013年以及2014~2015年两个子样本),探究不同时期FDI的环境效应及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根据表3的结果可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首先,模型(1)和(7)分别表示不同时期FDI的减排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FDI的减排效应由显著变为不显著,但对污染都具有抑制作用,这是因为环境规制政策处于战略转型阶段时,我国陆续颁布了《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可再生能源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环境规制政策理念由过去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向两者并重转变进而转向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这表明环境规制的加强有效促进了内资企业的节能减排,缩小了内资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弱化了清洁型FDI的溢出效应,该结果充分证明了我国环境规制在污染控制、倒逼企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和显著效果;其次,两种类型环境规制对FDI“污染光环”的促进作用均在第二阶段显现,可见,环境规制强度的全面提升进一步提高了我国FDI准入门槛,增加了对高质量、清洁型FDI的吸引力度,进而促进FDI的“污染光环”效应;第三,当被解释变量为能源消耗强度时,FDI的环境效应以及对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无明显差异。这是因为不论是市场激励型还是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它们更多约束的是企业的污染排放,而涉及改善能源消耗的环境规制较少,不能起到促进企业节能的作用。

2.来自不同地区的异质性检验

由于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等均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来探究不同地区FDI环境效应及环境规制调节作用的异质性(见表4)。对于FDI的环境效应,东部地区引入的FDI既没有“污染光环”效应,也不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中部地区的FDI在节能方面具有“污染光环”效应,而西部地区的FDI在减排方面存在较弱的“污染光环”效应。对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与总体回归结果一致,东部和中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均能够促进FDI的减排效应,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作用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促进FDI的节能效应,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则起到相反的抑制作用。对于西部地区,两种类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

2)2)2)8 0)9)(1 6)-0.01.13.19.64(-0.83 0.00(0 0.00(0 0.01(0.26 0.00(0)8.04 5)0.67 1)1)ln energy(1-0.37.81(-0.02(0 0.01(0 4)0)3)3)(1 0.01(0.61 0.00(0.06 0.00(0.27 6)5年3)(1 0.00(1.12~2 01))*)*)04*)9**5**5**9**20 2)(1 8**0.23(4.62-0.18(-2.14-0.06(-2.08.32(-3.94.08(-4.69果-0)-0)结**)1***7***归1)9*.18 3.71 3.24回(1(3.49.10用0.53-0(--0(-作*)*)*)节0)5*4*0*调ln pollution(1.11 2.38.29 2.33.07 2.31的-0(--0(--0(-制)规)2境(9.01 0.75环-0(-型类1)4)3)))种).00.00.00 4.21 2.13两(8 0.02 0.26 0.55 0.00(0 0.00(0及-0(--0(--0(-应5)))效).00 5 3境(7 0.03.04.07 I环-0(-0.00(0 0.00(0 FD )ln energy))3)8 2的(6.18.00 0.33.00 0.34期0.00(0-0-0时(-(-同)3 不)6.48 01 3年(5 0.00(0表~2 5)4)9)3)5)20 05(4)-0.26.02.01.15.62(-0.67-0(-0.78-0(-0.54 0.01(0 0.06(0 3)).48))0.88 n(3 8.04 0.78 ln pollutio -0(-0.01(0 0.08(0)1.83 6*9)))3(2.03.01-0.11(--0(-0.45-0(-0.67))*(1 2**-0.11(-2.63 d ln量d期量变I an an I×时变ln I×因释mm解ln FD ln co FD mm co ln incentive ln FD ln incentive)5***)3)**2)4)8).81.06 3*.87.03.03.26-0(-5.67-0(-1.08-0.94 0.19 15-0(--0(-0.61-4(-1.25是是1***)8**8(-*))9)1)4).83.07.51.04.17.10-0(-4.09-0(-1.22-0.95 0.28 15-0(--0(-0.57-4(-1.47是是3***)2**6(-*)))5)3).80.05.32 6.03.01.90-0(-3.56-0(-1.00-0.96 0.42 14 0.00(0-0(--4(-1.41是是**(-1))**)6*6)5)4).86.05 0.90 4.13 0*.68.02 0.15.02 0.84.62 1.31-0(--0(--0.95(-14-0(--0(--3(-是是2***)))*)2)6).72 2.30 6.47 9**.00.20-1(-5.90 0.15(1 0.11(0-0.13(-5.85-0(-0.28-3(-0.96是是**)))))**)3 3.89 4*.72 1*1.13 7*.00.70-1(-5.38 0.19(1 0.12(1-1.42(-4.75-0(-0.06-1(-0.35是是4***)))*)1)2).16 4.33 0.16 1.94 1**4.35.07 0.90.87 0.76-2(-0.02(0 0.14(0-1.70(--0(--5(-是是8***)))*))3).97 4.37 5.55 5**3.52.46-1(-4.51 0.04(0 0.07(0.61-1(-4.36 0.03(0-6(-1.11是是)**)**)8*)6)**).20 2***.67 8*.07 2.56.00 4*。-0(-4.25 0.10(4-1.04 0.52 25 0.03 3.72(0(--0(--0.27(-是是著显7***)*))))*8)上3**.27 4**3.99*.69 0.00.43 5*平0.49 0.10(4.35 2.50-0(--1.05.29 22 0.04水(0(--0(--0(-是是%的1***))4.00*)*)7)*)10.28 4**.36 8**.03 8.50.00 7**-0(-0.10(4-1.05 0.38 29 0.03(0 2.74-0(-(--0.29(-是是、5%和**)**8*))7)****)).27.37 3*6*.16 7.49.00 0*1%-0(-3.96 0.10(4-1.05 0.41 2.78(-30 0.03(0-0(--0.29(-是是在表代)8**8**6)*5.11*)8**))1***6.17别)0.53(2.00 0.17(3 0.12(1.12 0.41(1.05-0.21(--0.12(-4.53是是、*分*、**)*)))8**)0 7**)*4**3**9***0.59;**(2.84 0.20(2.80 0.15(1.06 0.51(1.80-0(-.26 5.47.66-1(-4.66是是0.84))“Z”值)0*3.56**4**0*).80 0.15)0.51)的6*1.11 0**(2.02(1-0.49(-0.41(1.23 3.89(--0-1.53(-是是数系)0.71)0 3**3.51)*)6**)*计0**0 4.09)估0.52(2.03 0.13(1.56-0.49(-0.41(1.22为(-.42(--1 3.75是是内号nology 份-0 ln scale lndustry 份:括bor ln op 注en lntech population ln la 省年ln in 制制控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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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有:第一,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区域开放等方面均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吸引的FDI不仅在规模还是质量上均具有绝对优势,并且随着内资与外资企业节能减排技术差距的逐渐缩小,东部地区的FDI既不具有“污染光环”特征,也不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第二,中部地区是东部地区高能耗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又兼具资源禀赋优势,其煤、石油、电力等能源消耗量巨大,能耗强度居高不下。因此,中部地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通过减少能源消耗量,进而从源头缓解污染排放问题,主要措施是通过吸引节能型FDI来降低能耗量,发挥FDI的“污染光环”作用。相应地,能耗量大的企业均聚集在中部地区,而能源消耗又是污染排放的最主要来源,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三废排放的限制直接促进了能源消耗的降低。同样,相比于内资企业,中部地区的外资企业具有更为先进的节能技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并没有提高高能耗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该类型外资企业反而能够获得在其母国生产时没有的比较优势。因此,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主要限制了国内企业的能源消耗,进而抑制了FDI“污染光环”效应的发挥。第三,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市场化程度均较为落后,导致吸引的FDI规模不足,FDI的环境效应未能充分显现,且环境规制强度通常较弱,没有对FDI的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产生显著影响。

3.转移效应检验

一般而言,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提高市场准入壁垒和生产成本,使FDI从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流入环境规制强度低的地区,形成转移效应。为进一步探究在中国现有环境规制强度下该效应是否存在,本文对方程(26)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环境规制下FDI的转移效应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作用下,虚拟变量transfer 1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存在FDI的转移效应,但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作用下FDI不具有转移效应。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具有强制性,“一刀切”的方式未考虑不同企业节能减排能力的异质性,企业只能被动接受。为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企业需购置污染处理设备、加大节能减排研发投入,在成本负担急剧加重的情况下,企业需要面临关闭污染项目、维持现有经营或者转移污染产业的权衡取舍。如果企业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仍然能获利,并且达到既定的环境标准,则能够获得转型升级的创新补偿,逐步消除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带来的负向影响。然而,如果企业的减排成本大于收益,企业则倾向于将污染产业转移到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邻近地区,避免生产成本的进一步上升;其二,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灵活性更强,企业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最优要素投入量、产出量和污染排放量,即在不转移其污染产业的情况下,企业仍然能够找到使其生产配置效率最优的投入产出组合。我国FDI主要来源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地区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些FDI母国自身的环境规制强度较高,“污染光环”型的FDI具有较为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不会过度增加其生产成本,FDI的转移效应不显著。

本文研究了FDI的环境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并且通过设置虚拟变量来进一步探究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是否会引起FDI的转移,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在全国范围内,FDI在减排方面存在“污染光环”效应,并且FDI主要通过减少工业固废的排放来发挥该效应,FDI对能源消耗强度没有显著影响。第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FDI“污染光环”效应具有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则会抑制该效应的发挥,随着我国环境规制从“战略转型”迈向“全面提升”阶段,两种类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具有显著提升。第三,由区域异质性分析可知,东部地区FDI的环境效应不显著,环境规制调节作用与全国总体情况一致,中部地区FDI在节能方面具有“污染光环”效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同时促进FDI的节能减排效应,西部地区的FDI在减排方面存在较弱的“污染光环”效应,且两种类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第四,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作用下,存在地区间FDI的转移效应。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方面,积极引进技术与管理水平较高的清洁型FDI。我国可以给予清洁型FDI更多的补贴与更优的税收政策来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同时还要制定明确法规来严格控制污染型FDI的引入。另外,要兼顾我国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研发能力等诸多因素,制定适宜政策,以提高对高质量FDI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不断完善环境规制内容,权衡地区差异性。对于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我国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环保部门联动机制,加强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企业的惩罚力度。我国要不断适应市场的波动性,通过快速做出政策调整、合理设置排污费等措施,完善有利于环境治理的激励机制,通过经济调节手段,将环境治理和排放成本企业内部化,避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实施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造成空间的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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