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飞
（1.厦门实验中学，福建 厦门 361100；
2.福建教育学院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25）
统编版七年级语文教科书下册［1］第一单元是写人单元，该单元选了四篇文章：杨振宁的《邓稼先》是科学家写科学家，臧克家的《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是诗人写诗人，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作家写作家，司马光的《孙权劝学》是政治家写政治家。单元选文所涉人物类型多样、领域广泛、时空纵横，编者之良苦用心可见一斑。但“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教材对《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的删改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臧克家对闻一多是有感情的，曾写过《我的先生闻一多》《海——回忆一多先生》等十来篇忆念文章。教材所选的这篇文章（以下径称课文），1980 年发表在《人民日报》，发表时题为“说与作——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该文后收入《臧克家全集》第5 卷。［2］据教材注释，选文出自《人民日报》，“有改动”。本文主要讨论教材选文对《人民日报》版原文［3］（以下径称原文）的删改问题，必要时参照《臧克家全集》。
课文与原文相比，共删改（含标点、词语、语序等，下同）25 处（相同删改在多处出现的仅记为1 处，下同），其中增加3 处，删减3 处，改写16 处，调整语序3处。如原文中的“他惜寸阴、分阴。‘红锡包’香烟，成为不离手的腻友，因它能为他思考问题助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课文仅保留了“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有关吸烟的部分被删去，这是很有必要的。遗憾的是，在禁烟这一点上，该册教材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正是在这一单元的第3 课——萧红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就有“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4］这样的句子，并且教材还附上“‘举着象牙烟嘴’沉思，多像一幅剪影”的旁批。教材这样处理，有利于引导学生“边读边想象画面”，学会批注等；
但难免会让部分学生产生抽烟“很酷”，抽烟有助于“沉思”之类的联想。建议教材将萧红原文中的这句话删除，或者把这个旁批删除，最大程度减少学生对吸烟相关内容的关注。如果可能，建议也对全学段语文教材涉及抽烟等的内容做一次排查和技术处理。
除为了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而对选文进行删改外，教材还依据史实对选文做了必要修改。如选文中“1944 年10 月12 日，他给了我一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时为“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他给了我一封信，……”实际上，闻一多给臧克家寄信这件事发生在1944 年10 月12 日。当时臧克家想通过闻一多在西南联合大学谋一教职，闻一多回信婉拒，闻一多的这封回信已经收录在《闻一多书信选集》中。其时恰逢臧克家40 岁生日，闻一多还随信寄了一幅条幅。［5］忆念闻一多的这篇文章发表时，臧克家已七十五岁高龄，几十年过去，一时误记也是有可能的，教材对此进行修改是很有必要的。事实上，《臧克家散文小说集》《臧克家全集》等都对此做了修改。
此外，教材将选文中的“可以一下楼”改为“何妨一下楼”应该也是根据史实修改，但是否需要修改，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因为臧克家原来用“可以一下楼”，可能是误记，也有可能是有意为之。“何妨一下楼”的得名是在1938 年，要说明闻一多一直以来“潜心贯注，心会神凝”，稍作改动也不无不可，且更有创新性和幽默感。所以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臧克家散文小说集》在收录这篇文章时仍然用的是“可以一下楼”，而《臧克家全集》则改为“何妨一下楼”。关于“何妨一下楼”这一雅号的具体来历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一则因为近来有些文章将之误为在山东“国立青岛大学”时得名，且在一些比较知名的报刊上发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有必要予以纠正；
二则给教师同仁提供一些教学时参考的资料，以丰富学生的见闻。其实关于这一点，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在《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中有详细的介绍：
父亲觉得这里远离前线，闻不到战火的硝烟，环境宁静，正是读书、进行研究的好机会，每天除吃饭、上课、如厕外，从早到晚整天趴在书桌上不下楼。有一次郑天挺教授劝他说：“一多啊，你何妨一下楼呢！”旁边的几位先生也跟着说，“是啊，你何妨一下楼啊！”一时间这个话竟不胫而走传了开去，成了父亲的雅号。后来回到昆明，有一次罗庸先生在系里说起了这件事，于是昆明联大的师生们一传十，十传百地都知道了。父亲对这个雅号似乎倒也颇“领情”，后来同母亲讲到这件事时，脸上堆满了开心的笑容。［6］
上文中“这里”指的是云南蒙自。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迁校，先迁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转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因昆明校舍不敷使用，迁滇后的西南联大将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暂安排于滇南蒙自，设立蒙自分校。1938 年4 月至8 月，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在此开展了约四个多月的办学活动，学期结束后文法两院迁往昆明。闻一多此时任文学院教授，住在蒙自哥胪士洋行东楼2 楼，居室面积约14 平方米。《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这本书是闻立雕为父亲闻一多写的传记，书中资料大多来自闻一多的书信、日记、相关论著以及作者闻立雕本人的记忆，书中关于“何妨一下楼”的介绍应该是比较可靠的，而且郑天挺后来在给王云的书信中也证实了这一说法。［7］
最后，教材还基于普遍看法和写作规范对原文做了一些删改，使之更加适合教学需要。如原文“‘作’了再‘说’，‘作’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术家、思想家的方面。”“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政治家、革命家的方面。”在课文中则被改为“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这里最显著的变化是把“思想家”和“政治家”两个词语删去了，暂时先讨论这个问题，其余的留待后面讨论。关于闻一多先生，《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是这样介绍的：“中国诗人、文史学者。……闻一多的一生是诗人、学者和战士高度结合的一生。……”［8］《辞海》则评价其为“中国诗人、学者”，［9］均没有将闻一多当介绍为“思想家”“政治家”，其余许多词典也多做类似介绍，这或许代表中国学界的主流看法。教材基于普遍看法以审慎的态度将之删掉，不无道理。同时从全文来看，文章对闻一多下“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断语似乎也缺少照应，全文基本上没有直接表现闻一多“思想家”“政治家”的内容，这两个评价有点儿旁逸斜出的味道，删掉也符合文章学标准。倒是教师在了解删改这一内情之后，可以在这里引导学生讨论是否该删改，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围绕中心写作的能力。另外，建议教材再版时是否可以考虑将“学者”改回“学术家”或者改为“学问家”等等三字短语，以期与“革命家”对仗。
以上所说的都是一些必要的改动，还有一些改动就不一定必要，比如教材对原文标题的改动就值得商榷。前已提及，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时题为“说与作——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教材把“作”改为“做”，把“与”改为“和”，这就不一定必要。
关于“做”和“作”的区别，吕叔湘指出“‘做’和‘作’二者在普通话的语音里已经没有区别。习惯上，具体的东西的制造一般写成‘做’……抽象一点的、书面语色彩重一点的词语，特别是成语里，一般都写成‘作’……”。［10］708关于“与”“和”的区别，吕叔湘认为“‘与’多用于书面，尤其多用在书名、标题中”，［10］231这也是胡裕树［11］、黄伯荣、廖旭东［12］等语言学家的普遍看法。也就是说教材把两个具有书面色彩的词语改为口语色彩较浓的词语，这虽然符合大多数人的语言习惯，但与全文的风格是不一致的，而且这种风格极有可能是作者的一贯追求。虽然臧克家以诗人行世，但据他回忆，“在大刊物上第一次发表的是一封信，也就是散文作品”，而且他对散文创作是有明确要求的，他曾说“我写的所有散文，都是抒情性较强，特别注意文采，使它具有个人性格与艺术特点”“我从小就爱读古文，到老年，爱得越深。我写散文，在艺术表现方面受到古文的影响较大，象写诗一样，我喜欢精炼一点，抒情味重一点，文采多一点”。［13］关于“象写诗一样”“文采多一点”这两点，读者通过全文中大量的短句、对句、四字短语等能直观感受。可以推测，正是出于对“象写诗一样”“文采多一点”的追求，臧克家选用了偏书面语的“作”和“与”。编者宜尊重臧先生的选择。并且，从语言精准的角度来看，标题中的“作”指的是与言语相对的，贯穿闻先生终身的、抽象的、概括性的行为，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动作。因此，用“作”也更加合适。
也许有老师认为，“说与作”的“作”今天习惯上写成“做”，教材这样修改符合学生的语用习惯。对于这种观点，笔者更不能认同。皮亚杰认为心理发展就是个体通过同化和顺应日益复杂的环境而达到平衡的过程，［10］激进建构主义则认为“为了适应不断扩展的经验，个体的图式会不断进化，所有的知识都是在这种个体与经验世界的对话中建构起来的”。［15］笔者认为“语言运用”这一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也需要学生通过同化和顺应日益复杂的语言环境而达到平衡，并且在“平衡—失衡—再平衡”这一“否定之否定”的递进过程中实现螺旋式的上升。教材就是要在规范的前提下给学生提供多种语言材料，特别是一些陌生的语言材料和表达方式，最好能使学生产生认知冲突，让学生在认知冲突的基础上增强对语言的感受和把握能力，避免让学生总是在熟悉的语言环境中“滑行”，从而对语言变得“麻木”。否则，学生的语言能力就会陷入“熟知非真知”的泥淖和自我重复的樊笼，一直在原地踏步。
原文中像这种能引起学生认知冲突，促使学生认知图式发生“顺应”的例子还有一些，比如数字的表示方法等。教材把原文中用汉字表示的公元纪年年份全部改为用数字表示，如“三十年代”改为“30 年代”等。2011 年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第4.3 条明确了“选用阿拉伯数字与汉字数字均可”的情况，即“如果表达计算或编号所需要用到的数字个数不多，选择汉字数字还是阿拉伯数字在书写的简洁性和辨识的清晰性两方面没有明显差异时，两种形式均可使用”，并举了若干例子，其中就包括公元纪年的表示方法等。［16］按照这个标准，原文用汉字表示公元纪年的年份是规范的。考虑到这篇文章较早就被选入教材，这种修改可能是按照1995 年颁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进行的，当时确实规定“公历年月日的表达必须使用阿拉伯数字”。既然现在新的标准规定两种用法都可以，那还是回归本来面目为好。这既是对臧先生的尊重，也有利于学生接触多种合理的表达方式，增长学生的见识，更是顺应新标准的必然要求。实际上，教材在“尊重原作者表达习惯”这个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熟悉语文教材的同仁们应该记得，这篇课文的题目在之前的教材中是“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统编教材基本上恢复了臧先生发表时的标题，这是一个很值得肯定的进步，应该继续推进。
上面所谈的是一些不必要的修改，改了也谈不上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接下来再谈谈教材对原文的删改中欠妥之处。主要谈三处，其余捎带提及。
首先，看一处因断句调整而很难理解的表达。为了便于大家直观感受，将教材中的句子抄录如下：
“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
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
读到这里，相信读者会和笔者一样疑惑，臧先生一向追求“精炼一点”，怎么会写出“仰之弥高，越高”“钻之弥坚，越坚”这样重复、费解还拗口的句子，难道臧先生不懂得“弥”和“越”的意思差不多？这显然不可能。实际上，臧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原文是这样的：
“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
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
原文应该就好理解了。“高”是修饰“攀”的，“坚”是修饰“钻”的，读来有一种回环往复的音乐美，甚至有一点儿“信天游”的味道，同时这回环往复的表达也符合闻一多锲而不舍的精神。像这样因标点的修改而变了原文神韵的地方还有很多，试再举一例。课文中“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这句话在原文中则是“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这里的区别就是“闻一多先生”后面是否加逗号。前已提及，臧克家写散文喜欢“抒情味重一点”，“闻一多先生”后面加上逗号，有利于舒缓语气，增强抒情性，同时可以推测，臧克家写到这里时，内心深处可能想起了闻一多先生的平生种种，眼前浮现出闻一多先生的音容笑貌，所以他在这里饱含深情地呼唤一声“闻一多先生”，读时决不能一带而过，做平常语看待。因此，笔者建议这个逗号还是保留为好。同样的，这个逗号的存废问题也可以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讨论，增强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对语言感受力。
以上所说的是删改导致意思和手法改变的情况，下面再看一个因为删改而变异了情感的例子。课文中有这样一个句子“闻一多先生的书桌，凌乱不堪，众物腾怨，闻先生心不在焉”。这个句子中的“凌乱不堪”似乎是作者的判断，颇有些嫌弃闻一多生活邋遢的味道。但原文实际上是“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任它凌乱不堪，众物腾怨，闻先生心不在焉”。读到原文，就能理解实际上是“闻先生”任凭桌子“凌乱不堪”，这“凌乱不堪”的断语不是作者所下，这二者在情感上是存在细微差别的，值得细细体味。
最后，再看一个删改造成“文道分离”的例子。
在看这个例子之前，有必要先了解汉语的语序及制约语序的部分因素。正如胡裕树、陆丙甫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汉语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语序担任了较多的语法功能，同时又要表述语用方面和修辞方面的意义，所以汉语的语序现象就更为错综复杂”［17］。关于制约汉语语序的因素，王希杰在《汉语修辞学》中指出“语序有时和音节数目也有关系”，［18］237“在词语排比时，习惯上总是把音节少的放在前面，而把音节多地放在后面”“因为音节调配得当，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18］169
有了以上的知识背景，就可以看出课文中的“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不那么顺口，而且也显得情感的后劲不足。因为“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这三个短语没有按照音节数目的多少进行排列，而原文“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大勇的革命烈士，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笔者猜测教材这样处理，大概是认为闻一多革命烈士的精神更加值得赞扬和学习，所以按照价值大小重新调整语序。教材编写是国家事权，承担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使命，必须传承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作此修改，无可厚非。但形神须兼备，文道要统一。因此笔者建议在修订教材时可以有两种选择。其一，不改动原文，在教材或者教师用书中设置思考题，引导学生思考臧克家在这组句子中强调了闻一多的什么身份，是否同意他这种价值取向。这一问题是“真实情境下的典型问题”，既让学生注意到这里运用了“层递”的修辞手法，培养了学生的良好语感，又激发了学生的批判精神，同时能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可谓一举三得。其二，仍然对原文进行改动，但是要按照音节数由少到多的顺序排列句子。试改如下：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舍生忘死的伟大革命烈士。这样改动就会稍微“顺口”一些。
选文是“文选型”语文教材的核心构件，是语文教学的有力载体，是涵育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凭借。而作家的绝大多数作品并非为教材选文而“量身定做”，因此，教材编者根据语言文字规范、篇章结构布局、具体历史事实、学生认知特点、语文要素体系、教学适切需要、立德树人要求等对选入教材的作品做一定修改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修改应该尊重作者个人语言风格，遵循作家行文思路，遵守最新规范要求，尽量减少删改，特别是注意不要带入编者的表达和行文习惯。叶圣陶先生在1962 年给语文教材编辑人员的书面指示中说：“选定之文，或不免须与加工。加工者，非过为挑剔，俾作者难堪也。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期于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改润色。”“加工之事，良非易为。必反复讽诵，熟谙作者之思路，深味作者之意旨，然后能辨其所长所短，然后能就其所短者而加工焉。他则作者文笔，各有风裁，我人加工，宜适应其风裁，不宜出之以己之风裁，致使全篇失其调谐。”［19］叶老的论述到今日仍然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实施从学生语文生活实际出发，创设丰富多样的学习情境，设计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求知欲，促进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20］在大多数选文都以删改的面貌进入教材的情况下，将课文选文与原文进行对比，寻找两个文本之间的缝隙，基于缝隙提出真实而典型的问题，这不失为“从学生语文生活实际出发，创设丰富多样的学习情境，设计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的一种有益尝试。在比较、甄别中培育学生语感、审美、思维等语文学科素养，值得所有语文教师去思考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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