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艳，李苹
（1.贵州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2.贵州大学 科技学院，贵州 黔南 558000）
自2003 年至今，我国粮食生产取得十八连丰的良好成果，但与此同时，也由于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伴随着土壤肥力严重遭到破坏。通过美国、日本、德国、欧盟及我国台湾地区对农地进行生态修护的做法启示[1-6]，以及彭补拙[7]、陈昌春[8]、牛纪华[9]等学者结合我国农业用地地力情况，对我国的耕地储备制度进行了相关研究并提出了我国农地休耕的必要性及实施构想。在我国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水资源短缺的现实情况下，我国实施休耕轮作对农地修养生息是非常有必要的。随后杨庆媛[10]、赵其国[11]、黄国勤[12]等通过对我国耕作制度的历史演变探讨了当前实行轮作休耕制度的相关问题；
在经济视角下，休耕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经济手段，常被用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邓志英[13]等从制度供求、制度创新、产权理论、监管制度及交易成本等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农村耕地轮作休耕的制度内涵；
向慧[14]等人应用推拉理论对我国国情进行分析，同样认为粮食安全问题是休耕制度的推力，政府重视耕地保护是休耕制度的拉力。经过大量学者以及各级政府对休耕政策的探寻后，有学者对我国实施休耕轮作的路径、模式等进行了相关研究[15-17]。2016 年我国以休耕轮作面积616 万亩耕地开始试探性实行农地休耕轮作（其中休耕试点含河北省黑龙港地下水漏斗区季节性休耕100 万亩，湖南省长株潭重金属污染区连年休耕10 万亩，贵州省和云南省石漠化区连年休耕4 万亩，甘肃省生态严重退化地区连年休耕2万亩），让土地修养生息。此后几年，我国不断扩大休耕轮作试点面积，2021 年达4 100 万亩。我国休耕轮作工程是在政府主导下实施的，但农民作为休耕轮作的主体，势必对其有着极大的影响。故自休耕轮作试点开始后，大量学者转向了针对农户休耕行为选择[18]、以及三权分置基础上实行农地休耕的农户意愿、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19-21]；
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休耕的补偿模式以及休耕如何影响农民收入[22-24]。大量研究表明，休耕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通过从事非农行业，增加非农收入，且休耕增收表现出“益富不益贫”的现象。虽然关于休耕方面具有大量研究，但却无人关注休耕期间休耕农户出现的农地流转现象，当农户达到休耕要求的部分土地休耕后，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那么对于其拥有的剩余未休耕农地如何处置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问题之一。
在以往的研究中指出农地休耕有益于农民增收，促进其增收原因主要有：通过促进增加非农收入（非农就业）、增加资产转移性（休耕）收入等方式实现。但休耕也存在一个问题，休耕增收效应表现为“益富不益贫”。有能力有知识有技术的农民在部分土地参与休耕后，大多选择外出务工，增加其收入来源；
而没有知识与技术的部分农民只能选择继续在农村居住，原本依赖的土地参与休耕后，便减少了土地耕种面积，虽然国家给予休耕补贴，但对其收入增加效果并不显著。本文选择以石漠化严重的贵州省M 市L 镇休耕试点为研究区域，对该区域实行休耕试点的农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式访谈，调查其休耕期间出现的农地流转现象、研究休耕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机制。
本文将参与休耕农户在休耕后的流向分为三类。A 类：选择从事非农行业进城务工或转移到城市生活。B 类：继续从事农业种植人员。C 类：部分农地休耕后，工农结合（兼业户）类型人员。因农户出现了较大的人群划分，所以设想因休耕而导致农户发生农地流转（含转入、转出）的可能性进而增加。
本文通过对样本进行细分，将参与休耕农户是否发生农地流转，发生哪种流转（转入/转出/未流转）进行分类统计，对发生不同流转行为的农户在休耕前后收入变化进行统计分析，以证实农地休耕对农地流转的具体影响、而发生不同农地流转的行为结果。分析农地休耕对农地流转的效应、三类人员休耕土地对其增收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有助于解释我国农地休耕对我国城镇化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制，对于改进我国农地休耕存在问题“益富不益贫”具有借鉴作用。本文通过对不同参与休耕进行归类分析调查，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现实问题。
1.1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M 市位于云南省与贵州省的交界处，其东与普安县相邻，南与兴义市相接，西与云南省富源县、宣威市相连，北边邻近水城县。根据国家休耕试点安排，2016年六盘水片区休耕仅六枝特区中寨乡双夕和岩脚2 个村耕地休耕4 000亩，主要以绿肥种植为主。2017 年根据省农委安排六枝特区、M 市耕地休耕各1 万亩，共计2 万亩。M 市完成耕地休耕制度试点任务耕地休耕面积1.000 084 万亩，集中在L 镇实施，主要以绿肥种植为主。按照连续休耕3年，农户不变，地块不变的原则，2018 年、2019 年继续在六枝特区、M 市施行耕地休耕。L 镇位于盘县南部，主要的农作物有玉米、水稻、小麦等，其中农业经济作物主要以烤烟、生姜为主。L 镇主要以煤炭资源著称，境内探明煤炭储藏量约为30 亿吨，主要分布在雨谷、司寨、补泥一线，是盘南矿的主采区。由于受地形地貌的影响，贵州省M 市L 镇石漠化异常严重。据国家休耕试点地质检测，各个实行休耕试点区都是因为地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严重问题，故国家在不同地区实行农地休耕，且每个地区包含许多不同的乡镇，而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为M 市实行休耕试点的唯一乡镇，研究对象极具针对性（表1）。本文采取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式访谈法，对贵州省M 市的休耕试点4 个村寨随机抽选400 户参与休耕试点农户进行入户一对一访谈调查，最终收回问卷400份，删除部分数据缺失、耕地未参加休耕农户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382份，问卷有效率为95.5%。
表1 贵州省农地休耕现状
1.2 研究设想与变量选择
根据以往学者对休耕施行期间，农户对休耕政策施行的满意度如何[21]、休耕补偿对农户的影响[22]、休耕如何影响农户非农就业[23]及农地休耕如何影响农户收入[24]等多个研究的引导，经查阅文献思考后，本文作出以下研究设想：（1）若休耕农户发生农地转出行为，其家庭收入受到正向显著影响；
（2）若休耕农户发生农地转出行为，其家庭收入受到负向显著影响；
（3）若是休耕农户发生农地转出行为，其家庭收入没有任何显著影响；
（4）若休耕农户发生农地转入行为，其家庭收入受到正向显著影响；
（5）若休耕农户发生农地转入行为，其家庭收入受到负向显著影响；
（6）若休耕农户发生农地转入行为，其家庭收入没有受到任何显著影响；
（7）若休耕农户未发生农地流转行为，其家庭收入受到正向显著影响；
（8）若休耕农户未发生农地流转行为，其家庭收入受到负向显著影响；
（9）若休耕农户未发生农地流转行为，其家庭收入没有受到任何显著影响。做出以上设想的实质其实是农户所发生的转出、转入或不发生流转行为，对农户的影响都只会出现三种情况：即其收入增加、减少或没有变化。文章通过调研结果数据分析休耕期间农户出现的三种农地流转行为进而导致农户家庭收入产生的不同结果，验证文章作出的假设。结合不同行为结果，为解决农地休耕增收效益“益富不益贫”而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本文选取的因变量为农户家庭年总收入，关键变量为休耕期间发生转入农地行为1、发生农地转出行为2，未发生农地流转行为0，即休耕农户发生不同的农地流转行为而产生的收入效应。控制变量选取有休耕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劳动力人口数、家庭承包地面积、休耕地面积、对休耕政策了解程度、休耕前后家庭生产结构类型、休耕前后非农收入占比、休耕补偿、种植经济作物等（表2）；
通过比较分析法，对比休耕农户发生三种农地流转行为出现的不同行为结果，得出结论。
表2 影响因素定义表
2.1 描述性统计
据表3 可知，休耕期间未发生农地流转占比64.14%；
发生农地转入行为占17.54%；
转出行为占比18.32%；
但农地休耕影响农户收入的途径是多方向的，从根本来说包含增加其非农收入（发放休耕补贴、农户转为从事非农活动）与增加农业收入（转出或转入农地）。研究表明：农地休耕确实有助于促进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收入增加的农户占比78.42%，收入基本不变占比12.41%，而收入减少的农户仅占比例9.47%。户主年龄在36～60 岁这个区间的占比最大，高达76.7%，这也与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现象相符，60岁以上的农户占8.12%，而18～35 岁的年轻劳动力只占比15.18%；
未接受教育与仅接受小学教育的农户占比高达74.34%，而接受中职教育及以上的仅占比3.4%；
农村部分农地休耕后，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年轻劳动力又一部分向城市流动，而这一部分人，通常会选择把他们名下的承包地无偿给予亲戚和邻居代为耕种作为农地管护手段。而未接受教育且农地休耕后剩余农地不多的烤烟、生姜种植农户就会向外出务工的亲戚邻居要地耕种，这里的“要”也就是农村的人情社会所出现的零租金无偿代耕代种，并且对于大多数农村人来说，土地转让给亲戚邻居代耕代种，是他们觉得最放心的方式。当我们向参与休耕农户问到：休耕是什么？国家的休耕目的是什么？能够完全回答出的农户仅仅只有1.31%，而完全不了解的人占了10.47%，基本不了解的占比高达34.29%，基本了解一点的农户占52.93%，这说明政策的宣传工作还有所欠缺。在调研中，了解到大量农户对于农地休耕的认识仅仅只是：不种地国家也会给钱，政府叫休耕，所以就休耕，或者就是大家都休耕，所以也选择休耕，农户休耕的自主意识严重不足。而在休耕过程中，补贴的发放、土地的管理都存在很多的问题，认为补贴按时发放的农户占比仅仅只有2.09%，当我们对2.09%之中的农户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他们参与休耕的农地只占总承包地面积的很小一部分。
表3 分类变量统计表
据表4 可知，（1）休耕期间发生农地转入行为的67例农户中，62 户收入增加，年龄多在36～60 岁之间，户主受教育程度以未接受教育、小学为主，休耕后家庭生产结构类型主要以纯农户与农兼工型为主，说明了发生农地转入行为者对农依赖程度较高；
据了解，农户流转的农地大多是零租金代耕代种亲戚邻居农地，或以租金300 元以下低价转入农地来种植烤烟生姜等高经济作物；
故验证上述假设，转入农地可以正向影响农户收入。（2）发生农地转出行为的71 户中，仅2 户收入未增加，户主年龄在18～35 岁、36～60 岁居多，休耕面积大多在10 亩以上，且家庭生产结构类型集中在纯工户、工兼农型与其它，说明发生转出农地行为的农户对农依赖程度较低，故假设4、5、6中，调查结果符合假设4。（3）未发生农地流转行为的农户还是占据大多数，382 户有效人员中，244 户未发生农地流转，收入增加159户，85 户收入不变甚至减少。这类人员中，户主年龄普遍较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且家庭生产结构类型以纯农户为主，对农依赖程度较高。农地休耕后，无法务工从事非农业，又无法找到合适的农地流转，家庭收入仅仅依靠休耕补贴时，家庭负担甚至会出现加重的情况。故组织介入农地流转，帮助这一部分人员增收成为农地休耕有效实施的关键（图1）。
图1 休耕农户发生/未发生农地流转行为结果图示
表4 变量频数统计表
2.2 相关性分析
如表5 所示，农户休耕期间发生农地流转行为与其收入变化在0.01 级别呈正相关，说明休耕期间农户家庭发生农地流转行为能够有效促进其家庭收入增加。另外本文还对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家庭人口特征、土地资源禀赋情况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如下，各影响因素除家庭人口数与休耕前后收入变化情况未呈现相关性外，其它因素均与收入变化呈现两两相关，部分变量为负相关。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对休耕政策了解程度与休耕期间获得休耕补贴均在0.01 级别与收入变化呈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休耕补贴有利于促进农户家庭增收。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人口数、耕地总面积、休耕面积、休耕前家庭生产结构类型、休耕后家庭生产结构类型与休耕后非农收入占比均与农户家庭农地休耕后家庭收入变化呈负相关。本文主要探讨农地休耕期间农户家庭的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对其收入变化的影响，故对于其它因素不做过多分析。
表5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让农户了解休耕、自主参与农地休耕，让农地真正做到“该休既休、该养既养”；
农地休耕进入“自主申请制”，可以实现通过农户来识别真正贫瘠农地休养。一是设置合理的农地休耕进入机制；
二是重视农地休耕后农户非农就业问题；
三是识别农地休耕后，无法从事非农业类人群，引导转入农地，避免因部分农地休耕而减少农作物种植规模；
四是引导农地休耕后能够从事非农业人群，转出农地，增加收入来源；
五是完善休耕农地管理制度，避免农地休耕后出现偷耕偷种现象无惩戒措施；
六是提前确定补贴发放时间，切实做到专款专用，让农户沉下心将农地休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