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易行难的消费修复

消费是稳定经济的“压舱石”。特别在后工业化时代，消费对经济总量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消费复苏知易行难。本文介绍了美国、日本、新加坡在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时也采取的稳定经济和消费的多样化的政策组合，以期对我国促进消费带来经验启示。

消费复苏知易行难

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是稳定经济的“压舱石”。特别在后工业化时代，消费对经济总量的贡献越来越大。国际经验显示，在发达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构成中，消费占比遥遥领先于投资和净出口。美、德、日、韩近10年（2012—2021年）的平均消费占GDP比重分别达到82.14%、72.65%、75.59%以及64.49%。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消费率虽然在稳步上升，但对比上述发达经济体仍然差距明显，截至2021年末，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4.29%，10年（2012—2021年）均值在54%附近。

伴随2022年末我国防疫政策的全面优化转向，消费数据正在好转。2023年春节假期国内出游人次同比增长23.1%，实现旅游收入同比增长30%，春节档的票房收入也位列中国影史同期第二。

然而，笔者认为，短期的消费反弹并不具备长期基础，当季节性因素叠加疫情积压需求得到释放之后，本轮的消费反弹也可能告一段落。从中长期维度看，我国当前“三重压力”虽有改善，但难言逆转，尤其是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压力并未迎来实质性缓解。以居民信贷为例，2023年1月末居民部门新增信贷规模为2572亿元，同比少增5858亿元，其中短期和中长期信贷同比分别少增665亿元和5193亿元。而同期存款规模却增加6.2万亿元，同比多增7900亿元，创出新高。若贷款增量下降、存款增量上升的惯性趋势得到延续，则消费复苏的可持续性将存疑。

消费的繁荣是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础，依靠有效需求拉动的有效投资也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然而消费是复杂的经济行为，政府提振消费意愿虽强，但消费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微观主体手中，背后涉及收入预期、风险偏好、价格弹性等多重因素，需要持续的完善和努力，因此消费修复知易行难。

刺激消费的国际经验

2022年第四季度，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要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全球不同经济体在应对疫情冲击时也采取了多样化的政策组合以稳定经济和消费。

美国：现金补助+就业保障+信贷支持

美国刺激消费的举措包含现金补助、收入保障计划以及信贷支持政策。美国联邦财政支出在2020财年和2021财年期间大幅攀升，分别达到6.55万亿美元和6.82万亿美元，较疫情前支出水平抬升10个百分点左右。

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面向全体美国公民的大规模的现金补助。2020年3月美国通过了《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保障法案》（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简称CARES法案），该法案为美国个人和企业提供了多种救济援助，包括直接向个人支付现金，暂缓联邦学生贷款和利息支付等。法案总计补贴额度高达2.2万亿美元，其中有约2500亿美元直接发给美国纳税人，标准为成年人每人1200美元、17岁及以下未成年人每人500美元。此外，《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保障法案》还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多达39周的失业金，并给予每周额外600美元的政府补贴。时隔一年之后，美国又通过了总额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该计划向美国年收入在7.5万美元以下的公民每人派发1400美元補贴，有孩子的家庭根据孩子数量额外获得每人1400美元的补贴；
个人年收入介于7.5万美元到8万美元之间的公民获得的补贴额度会下降；
而个人年收入超过8万美元的公民不能领取该补贴。

就业保障方面，美国通过限制裁员和税务补贴的方式维稳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美国政府为企业提供财务援助，但限制其不得裁员超过10%。同时，美国通过税收抵免政策帮助有困难的企业能够继续支付雇员工资，在2020年3月至2021年1月期间，每位雇员最高可享受5000美元的补贴额度。

信贷支持方面，《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保障法案》为美国小型企业提供总计349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贷款利率上限设为4%，且无须个人担保或抵押。单家企业获该法贷款支持金额最高可达1000万美元。此外，美国还对医疗行业特设1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支付疫情相关的医疗保健费用。

学生贷款方面，美国政府向学校、教师和学生提供总额为30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并将学生贷款的暂停偿还期限延迟至2023年6月30日。

美国政府大规模的救助补贴也导致2020—2021年两年间美国经常性支出中，收入保障支出高达5.24万亿美元，年均支出约为2019年支出水平的1.7倍；
医疗支出在2021年突破2万亿美元，较2019年规模提升近3000亿美元；
教育支出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别达到1.04万亿美元和1.10万亿美元，年均高出2019年同期水平4.6个百分点。

受益于积极的财政补贴，美国居民在疫情期间的收入并未遭受实质性影响，反而呈现脉冲式上升。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季调后折年率）一度从2019年末的50187美元跃升至2021年一季度末的65741美元，随后由于美国财政退坡，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自高点回落，在2022年末收于56761美元，但仍高于疫情前水平。与此对应的是美国消费市场维持着较高的景气度，在经历2020年上半年疫情暴发带来的短暂冲击后，消费迅速回暖，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季调后折年率）从2020年4月处于相对低位的11万亿美元快速反弹至当年年末的13万亿美元，并持续上行至2022年末的14.22万亿美元。

美国虽然在2020年上半年遭受疫情肆虐，但美国政府在短时间内快速响应，并通过实行大规模的财政货币补贴，使得其间美国居民收入不降反增，有效提升了消费能力和信心，导致美国在疫情期间的消费需求并未受到较大抑制。

日本：现金补助+企业减负

日本在稳经济和促消费方面主要将目标聚焦个人和企业。202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总额108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约占日本经济总产出的20%。

个人补助方面，日本政府向在日居住超过3个月的每位居民（含外国人）发放10万日元补贴。同时，向低收入家庭每户发放30万日元补贴，对有孩子的家庭，每位孩子可以再额外获得1万日元的一次性救助。此外，日本政府针对由于收入骤减或失业而无法缴纳房租的群体提供了3至9个月的房租补贴；
对单身和两人以上的家庭分别提供最高额度为60万和80万日元的援助贷款；
对日本学生群体提供每人最高金额为20万日元的现金补助等。

企业救助方面，日本政府重点帮扶对外生冲击抵御能力较弱的中小微企业，在融资支持方面增设“新冠病毒感染特别贷款”“特例紧急经营稳定贷款”“4号安全网贷款保证”等特别贷款。其政策特点是兼顾了短期应急和长远发展，譬如，对受疫情影响导致销售额下降一半以上的企业给予每家企业200万日元补贴，对被迫停工停产的企业提供“带薪休假助成金”、延期缴纳国税地税并免滞纳金、减免固定资产税等，此类政策就属于短期应急型政策。而类似“生产性革命推进事业补充”“供应链改革补助”及“日本品牌育成支援”等政策则更加注重支持企业的长远发展。

稳定就业方面，除了针对企业直接的现金补助和税收减免外，日本政府还为失业群体提供为期3个月的免费培训，帮助其获得再就业的相关技能和资质。这也使得日本在疫情期间及疫后的季调失业率基本能够控制在3%以内。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种种的补助方案和优惠政策，个人和企业均可以直接通过上网查询相关信息，且网站提供了在线咨询窗口，便于个人和企业及时问询并获取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大幅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

综合而言，日本政府对于疫后消费的恢复，并非通过直接出台面向消费端的刺激政策，而是通过稳经济进而推动稳消费。概括来看，日本政府针对个人的补助以现金补贴和就业辅导为主，针对企业的补助以信贷支持和减税降费为主，同时便捷的网上查询通道也能够迅速将相关政策惠及各方群体。在此背景下，日本在消费端的表现也从2020年下半年起稳步回升，日本商业销售额（年化）在2020年末达到138.68万亿日元，到2022年末突破150万亿日元关口，高于疫情前水平。

新加坡：消费券+就业支持

新加坡在2020年推出3.2亿新元的消费券计划——《重新探索新加坡》，旨在拉动本土消费。所有年满18岁的新加坡公民都能领取100新元（约合500元人民币）的消费券，用于酒店、旅游及相关配套的服务领域。同时在个人补助方面，新加坡政府为月收入减半的中低收入雇员和自由工作者分别提供700新元和500新元的一次性的补贴；
为学生的教育贷款提供延后4个月付息的优惠政策。

此外，新加坡政府为1.26万家企业提供合计为86亿新元的贷款支持，其中91%为小微型企业，主要覆盖领域包括服务业和零售业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除贷款支持外，符合条件的新加坡中小企业还可以被豁免一个月房屋租金。

除了信贷支持外，针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新加坡政府推出“雇佣补贴计划”（Jobs Support Scheme，简称JSS），该计划包含对被迫停业的健身、演出、餐饮行业的相关雇员提供工资水平50%的薪水补贴；
对无须停业但高危行业的雇员提供30%的薪水补贴，例如，电影院、美术馆、博物馆等。

客观来看，新加坡的消费券和就业支持取得了一定的正面效果，其私人消费支出（年化）在2020年第二季末下探至323.4亿新元的低点后迅速反弹，并在当年年末突破400亿新元。同时，政府的就业支持也使其失业率能够一直维持在低位，在2020年三季末短暂触及3.4%的相对高点后逐步回落，截至2022年末新加坡的失业率已经下降至2.0%的水平。

综合而言，美国、日本、新加坡在稳经济、促销费层面均采取了较为积极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微观主体的收入预期并促进了消费，但同时也带来了高通胀，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速在2022年6月一度高达9.1%，新加坡CPI同比在2022年也连续两月触及7.5%的高位，而被称为“低欲望”的日本也迫于压力调整了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Yield Curve Control，简称YCC），并导致其通胀显著高于疫前水平。

笔者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宽松政策虽然会推高通胀，但也能促进经济和消费的发展，而疫后恢复经济和消费市场的活力应该是大部分国家的优先选项。此外，通胀本质上是供不應求的结果，只有经济和消费的复苏才能刺激需求的提升，否则建立在经济羸弱且缺乏活力基础上的低通胀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要善于在不同时点把握问题的主要矛盾，不要因噎废食。

对我国促进消费的经验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国际经验和政策主要集中于2020年和2021年疫情暴发期间，虽然当前我国防疫政策已经迎来全面优化，但其中涉及诸如改善收入预期、解决失业问题、纾困中小企业危机等维度的思考，对于提振我国消费具有长期的借鉴意义。我国可以根据国情和经济运行周期的差异调整并制定具体促销费的举措，以对海外经验进行辩证的扬弃。

加大就业支持，改善收入预期

消费需要收入支撑，收入需要就业支撑。目前我国国民收入构成仍然以工资性收入为主。数据比较显示，我国人均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比值在6倍以上，而美国这一比值在3倍左右。因此，在短期内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无法取得实质性改善的背景下，稳定就业、保障和提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就显得尤为重要。

不可否认，三年疫情对国内就业市场的负面冲击较大，2022年末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5.5%，显著高于疫情前5.1%左右的中枢水平。微观维度观测，企业经营情况有所恶化，尤其是承载较多就业岗位的私营企业亏损数量不断增加，2022年末工业企业亏损数量同比增加了27.1%，而私营工业企业的亏损数量同比更是增加了33.3%。

当个人和家庭面临失业风险时，会降低当期消费，并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看，疫情期间，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均出台了相关的稳就业政策，例如，美国限制企业裁员比例、日本政府免费提供就业指导、新加坡出台雇佣补贴计划等。

稳定就业不仅保障了当期收入，也有利于收入预期的改善，而当期收入和收入预期又是影响消费的关键变量。此外，鉴于当前我国16～24岁人口失业率显著高于25～59岁人口失业率，笔者建议在努力改善社会整体就业的基础上，可以重点聚焦青年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问题，因为他们可能是更需要救助的群体，也是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群体。

完善社保体系，降低居民储蓄

收入可拆分为储蓄和消费，储蓄率偏高必然导致消费率偏低。因此，提振消费一方面需要不断做大经济总量蛋糕，另一方面也需要注重蛋糕分配的方式——逐步降低储蓄率。

发达经济体受益于相对成熟的社会福利体系，储蓄率较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22年末美国、日本、新加坡的国民总储蓄率分别为21.14%、27.01%和36.42%，低于我国46.40%的水平。由于发达经济体储蓄率较低，导致面向全体公民和企业的政府补助并未过多地转化为存款，而是直接作用到了消费上。

反观我国储蓄率在近期屡创新高，2022年全年我国居民新增人民币存款规模达到18.84万亿元，“高储蓄、低消费”实则是对当前社会福利体系相对落后和缺失的一种反馈。因此，降低储蓄率破局的关键或在于健全和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养老体系、医疗体系、保险体系等。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已发生改变，2022年全国人口较上年减少85万人，对应自然增长率为-0.6‰，“银发经济”可能也会制约消费力的增长，因此未来财政的发力点和落脚点建议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和社会公共品领域倾斜。笔者认为，稳定微观主体预期，降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是促进消费的重要前提，否则即便再多的政府补助也可能会有很大一部分以储蓄的形式流出经济体系。

政府直接补贴，撬动消费需求

消费券和现金补贴是直接拉动消费的两种常用手段，消费券侧重乘数效应，现金补贴侧重收入效应。

受期限、地域、范围等使用限制的影响，消费券往往能够较快地形成现实购买力，政府也可以通过对特定行业发放消费券达到宏观调控结构的目的。林毅夫团队研究发现，发券地区的交易量平均比未发券地区的交易量高出4.2个百分点，具有一定的杠杆效应。但同时消费券也容易造成过度消费和挤出消费等问题。首先，在消费券的刺激下，居民可能会购买原本没有需求或需求较低的商品，造成过度消费；
其次，消费者倾向优先选择可以使用消费券的商品，从而对其他同类商品形成挤出；
最后，以摇号确定消费券最终归属的形式具有随机性，无法甄别出对消费补贴最迫切的群体。

反观现金补贴，其不存在使用壁垒，个人可视情况量入而出。从国际经验看，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实施的大规模现金补贴是支撑其国内消费高景气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也需要考虑不同消费市场的异质性和居民消费习惯的差异性，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储存率相对较低，属于传统的消费型经济体，因此现金补贴能够比较明显地反映在消费增长上，但我国是典型的储蓄型国家，若一味地实施“直升机撒钱”，政策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2023年我国财政赤字率拟从2022年2.8%提升至3.0%，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加力提效。2022年我国用于防疫相关的卫生健康支出高达2.25万亿元，占全年公共财政支出的8.65%。伴随2023年防疫政策的优化调整，原本用于防疫的相关支出有望更多地转向民生领域。假设其中1万亿元的财政支出用于消费券补贴，以2倍乘数效应粗略测算，则可撬动消费增量2万亿元，拉动消费同比提升约4.55个百分点。此外，若1万亿元财政支出直接用于居民部门的现金补助，按照我国14亿人口粗略测算，则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将提高714元，带动全年人均收入上升约2个百分点。由于在人口中占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具有相对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我国整体消费需求的提振同样不可小觑。

因此，在不额外增加财政负担的提前下，消费券和现金补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撬动消费需求的提升。但具体采取何种补助方式将更多取决于本國居民的储蓄率和消费习惯，需要因地制宜地设计政府补贴方案，平衡成本与收益，以求发挥政策效用的最大化。鉴于我国当前通胀水平仍维持低位（2022年CPI同比增速为2.0%），通过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刺激消费也将取得利大于弊的成效。

推进减税政策，获取正外部性

当前我国仍以间接税为主，间接税可以通过提价的方式将税负压力转嫁给最终消费者。在全球化背景下，价格差异可能导致消费者更多地选择跨境消费而非境内消费，从而形成对国内消费的替代。因此进一步推进减税政策有利于缓解消费者的税负压力，并将消费需求留在境内。

另外，税收能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在经济下行周期，减税实际上可以帮助企业在负债端减负，使企业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而企业利润的改善又会传导至收入端，收入改善又进一步提升消费需求，并在消费的带动下，税收得到同步提升。2022年，我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过4.2万亿元，既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留得青山，也放水养鱼、涵养税源。因此，减税表面上表现为政府让利于企业，实际上政策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对于社会整体的消费提振也颇有益处。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通过对当地企业的减税间接拉动内需便是很好的例证。

（何超为湘财证券研究所宏观研究主管。本文编辑/孙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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