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沈佳坤 张军 冯宝军

摘 要：基于“雙一流”建设高校科技创新的内、外部驱动力及内部科创制度环境的异质性作用，探索产学研科技创新合作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与效果。2009—2020年59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强度能够显著提升创新绩效，并主要通过内部驱动力的中介路径实现；
在内部驱动力方面，专任教师精力投入、科创经费和设备支撑水平3条路径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但研究生精力投入路径的影响不显著；
在内部科创制度环境方面，良好的科创制度环境仅对专任教师和研究生精力投入的两条路径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未能有效增强科创经费和设备支持的正向影响；
在外部驱动力方面，政府科创支持和企业科创合作力度对“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和内部驱动力中介路径作用的发挥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但科研机构科创合作力度产生了负向影响。

关 键 词：“双一流”建设高校；
产学研科创合作强度；
内部驱动力；
外部驱动力；
内部科创制度环境

DOI：10.16315/j.stm.2023.02.001

中图分类号： G644

文献标志码： A

The influen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intensity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SHEN Jiakun1， ZHANG Jun1， FENG Baojun2

（1.School of Accounting，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Beijing 101149，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 of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external driving forces and inter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path and effect of the intensity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operati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of 59 doublefirstclass universities from 2009 to 2020 show that： the intensit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opera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can impro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ignificantly， which is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path of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mong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fulltime teachers efforts inp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funds and equipment support leve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but the influence of graduate students efforts input path is not significant; The inter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sitively moderates only on the two paths of effort inpu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or， and failed to enhanc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funding and equipment support effectively; Among the external driving forces，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pport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cooperation have a direc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role of intermediary path， but the impact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novation cooperation is negative.

Keywords：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the intensity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external driving forces; internal scientific innovation system environment

收稿日期： 2023-01-09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项目（EIA220524）

作者简介： 沈佳坤（1991—），女，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张 军（1977—），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冯宝军（1966—），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下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拥有丰厚科创资源、优秀科研团队、高水平研发平台和良好内部科创制度环境等优势，通过与企业、科研机构进行优势互补的科技创新（下简称科创）合作，有利于从创新链源头增强产业链韧性，并提升自身创新绩效。***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讲话中强调“科技创新绝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究，而是必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双一流”建设高校通过与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的科创合作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不仅有利于将实验室层面的创新成果通过创新链和产业链应用到生产实际[1]，还能够为科创活动提供所需的资金、设备与平台支持，并获取市场与客户的创新需求信息[2]，从而有效提升科技经费使用效率和创新绩效。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创造了大量的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有力地支撑了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业和企业创新转型[3-4]。根据《2019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报》，2018年“双一流”建设高校技术合同23 943项，成交额为194.35亿元，占全国高校技术合同成交额的42.89%。另一方面，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创新主体能够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中试生产、产业化和商品化等平台和渠道，激发高校科创人员创新活力，提升科创平台建设水平和创新绩效[5]。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的研究与发展经费外部支出中，对境内高校支出分别从2010年的521 428.5万元和34 390.1万元，增长到2019年的603 636.3万元和164 141.6万元。

然而，“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强度（产学研科创合作资金投入占高校全部科创活动资金投入的比例）［6］对创新績效影响的具体效果如何，并且是通过何种路径实现，仍缺乏机制层面的深入探索。因此，本研究首先基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绩效的内外部驱动力及制度环境的作用逻辑，构建以科创人员精力投入和平台支撑水平为中介路径，政府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科创合作力度为直接影响，考虑内部科创制度环境调节作用的理论模型；
其次，建立相应有调节的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的实证分析模型，基于“双一流”建设高校样本数据探索科创合作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分析产生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为发挥双一流高在产学研科创合作中原始创新、技术突破和人才培养等作用，以及提升创新绩效的积极制度和规则的制定与完善提供借鉴与参考。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1.1 “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创合作与创新绩效

“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创新主体拥有不同的资源优势，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共得的科创合作连接知识链和创新链的关键环节，共同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更好地实现各自的创新、科技、经济及社会发展目标。

“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其他创新主体承担着不同社会职能且具有各自的资源禀赋，有动力进行各种形式的科创合作以实现互利共赢。“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分别位于知识链和创新链的前端、中部和末端的位置，具有科创不同阶段的比较优势。首先，“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主要职能是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通过实验室层面的研究进行原始创新与技术突破[7]。其次，科研机构的主要职能是进行创造性、探索性的科学研究活动，提供将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进行产业化的中间平台，解决经济社会和生产实际中的技术难题[8]。最后，企业的主要职能是制造与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从供给侧的产品研发满足市场新的需求，是创新链与产业链实现有效衔接的重要环节[9]。“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创新主体的资源禀赋拥有相对固定的知识位势，能够通过知识的创造、传播、应用与积累等活动，推动知识链和创新链的发展，实现科创成果的产品化，满足各自的利益诉求[10]。

现有研究对高校的科创合作能否提升其创新绩效得出了不同结论，但大多数支持在一定条件下科创合作能够提升高校的创新绩效。大多数研究发现科创合作强度对高校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或呈倒U型关系，并且高校类型具有调节作用。一方面，产学研科创合作影响高校科学研究方向和内容的选择，从产业和社会需求倒逼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原始创新，促进知识创新成果的转化与传播，以社会服务带动高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职能的实现，进而提升创新绩效[11]；
另一方面，产学研科创合作拓展了高校的研究经费与实验设备来源和共享渠道，使高校的科研人员从创新链与产业链全视角探索研究领域，激发新的研究灵感与思路，其中“双一流”建设高校拥有更强的科学研究与创新能力，能够通过科创合作获得更高的创新绩效，但该作用的边际效用递减。少数研究认为科创合作强度对高校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高校研究方向受市场需求的影响，过多的参与社会服务和成果转化可能会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产生“挤出效应”，功利主义和学术资本主义也可能会影响纯粹的学术研究，导致高校创新绩效的降低[12]。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对普通高校的单一学术或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进行分析，缺乏通过实证方式探索“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对其综合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且未考虑其内部科创制度环境对影响路径作用发挥的影响，导致研究结论存在争议且针对性不强。

1.2 “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提升的内部驱动力

“双一流”建设高校科技创新的内部驱动是提升创新绩效的根本动力，主要来源于科创人员的知识与努力、科技经费投入、仪器设备配套等创新要素，而科创合作能够拓展创新要素的来源渠道、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并激发其作用的有效发挥。

“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创人员和平台分别作为知识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执行者与基地，是提升创新绩效的主要内部驱动力。内生动力理论强调，内生动力源于组织的内在動力因素，是体系中最稳定、最持久的动力[13]。根据该理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创人员是进行知识创造、产出各类创新成果的有生力量，产学研科创合作能够激发科创人员的创新活力，增加其从事科创活动的兴趣和精力投入。“双一流”建设高校独有的科创人员和科创平台是进行科创活动及产出创新成果的主体，且产学研科创合作能够促使科创人员投入更多精力并提高科创平台支撑水平，在良好的内部科创制度环境的作用下有利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的提升[14]。资源基础理论强调，组织所具有的异质性资源，能够形成其独特的竞争优势［15］。根据该理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创平台是高校科创的禀赋资源，对科创活动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且该作用水平依赖于科技经费和仪器设备的投入情况。“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活动对资金投入和仪器设备的要求较高，其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及配置情况体现科创平台的建设水平。在科创合作过程中，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基于课题项目、合作研发、成果转让等方式为“双一流”建设高校投入科技经费并共享仪器设备。

在拥有高质量内部创新要素的基础上，“双一流”建设高校良好的内部科创制度环境是有效发挥科创人员和平台作用的保障。“双一流”建设高校内部科创制度环境包括职务科技成果产权管理、风险防控、成果评估等机制，以及技术转移办公室等负责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管理、与企业和科研机构联系、成果转化市场运营等工作的专设组织机构［16］。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良好的内部科创制度环境有利于将科研人员从繁琐的行政工作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发与成果转化中，并通过激励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调动科创人员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创新绩效。另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良好的内部科创制度环境有利于高校经费和仪器设备的合理配置，将优势资源汇聚到重点科创平台与合作项目建设中，更好地为国家和区域的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提供各类科技服务支持。

1.3 “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提升的外部驱动力

“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还受到政府科技经费投入的侧重，以及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与高校科创合作程度的影响。各创新主体作为利益相关者，与“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展科创合作并提供资金支持，体现了经济社会对学术知识应用的需求。

“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的外部驱动力主要在于来源于政府支持力度、企业与科研机构科创合作力度2个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非盈利组织，不以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为目的，其科创活动主要依靠政府及相关部门、企业和科研机构、横纵向项目等提供资金和设备等支持。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组织应当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实现总体效益最大化。根据该理论，在创新驱动发展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政府、“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位于创新链的不同环节，作为利益相关者共同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进而有利于各自效益、科技与产业目标的实现。一方面，政府支持体现了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战略导向，通过对“双一流”建设高校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的经费投入与政策优惠，引导其科创活动要着力解决社会生产中的创新与技术难题，为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17］。另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通过技术转让、项目委托、联合研发、科研平台共建、共办企业和产业技术联盟等多种方式，通过知识链中知识的创造、流动、应用与转化，以及创新链中科学研究、中试生产、产业化和商品化等过程，实现产学研科创合作并创造效益［18］。

综上所述，本研究考虑“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的内外部驱动力及内部科创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探索产学研科创合作强度对其综合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弥补现有实证研究缺乏路径分析且绩效指标单一的不足。

2 研究假设

2.1 “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强度与创新绩效

“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创经费从投入到获得创新成果，需要科创人员和平台等经费使用者通过知识的创造、传播、应用和转化等知识流过程实现，并且良好的内部科创制度环境能够提升经费使用者的成果产出效率与质量，而创新系统中的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其他创新主体能够通过与高校的科创合作直接带动其创新绩效的提升。

“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学研究与知识创新依赖于大量优质的科研人员、科技经费、仪器设备、配套设施等的支持，科创合作能够激发科创人员创新能力、拓展科技经费的来源渠道并建立共享的实验平台[19]，从而有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双一流”建设高校能够从所参与的产学研科创活动中明确科研目标、获得科技经费、共建科创平台、共享知识成果，并基于各创新主体在创新链的分工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三螺旋理论强调，高校、企业和政府应当相互协调，以推动知识的创造、转化、传播和应用，促进三者在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不断提升核心能力[20]。根据该理论，“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及学术成果商业化可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种模式，既有利于知识、技术和信息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间的互补与流动，又能够为各创新主体带来知识积累和经济效益[21]。现有研究和实践表明，一方面，科创合作中的企业、科研机构等通过委托项目、平台共建和产业技术联盟等模式，以经费支持、设备共享等方式向高校传达市场和产业需求信息，使“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研究目标更加明确，科技成果通过中试生产、产业化等过程形成商品的路径更加畅通[22]，经济回报率与收益率也相应提高，激发了“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从知识创造、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等方面提升了创新绩效；
另一方面，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技术研发人员能够与高校的科研人员在共同研发过程中相互交流与学习，促进知识的创新、流动与溢出，并且其管理者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会通过监督提升“双一流”建设高校投入经费的利用率，从而进一步促进“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的提升[23]。由此，提出假设H1：

假设H1：“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强度对其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2.2 “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内部驱动力的中介作用

“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内部驱动力主要来源于科创人员和平台，在科创合作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科创人员和平台分别作为知识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执行者与基地，是科创经费的直接使用者和对象，通过各项科创活动获得创新成果产出，为科技创新提供内部驱动力，在科创合作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科创人员是“双一流”建设高校进行知识创造、产出各类创新成果的有生力量，其精力投入对提升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根据内生动力理论，产学研科创合作能够激发科创人员的创新活力，增加其从事应用型科创活动的兴趣和精力投入。现有研究和实践表明，一方面，科创人员以其知识积累、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根据科创合作项目针对市场需求进行原始创新，从实验室层面解决实际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实现学术成果的社会与经济价值[24]；
另一方面，产学研合作项目可以使科创人员更有效地发现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基于各创新主体的资源共享与信息互通，实现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并助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从而提升“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25]。

科创平台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等进行科创合作的重要载体，其支撑水平对提升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创平台是高校科技创新的禀赋资源，对科创活动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且该作用水平依赖于科技经费和仪器设备的投入情况。现有研究和实践表明，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科技经费以及仪器设备的投入大都集中于重点实验室、各类研究中心和研究基地等科创平台，从而有利于各创新主体开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使科创成果的研究、开发到中试形成前后衔接的创新链条［26］；
另一方面，科創平台建设能够有效整合产学研各创新主体的优势创新资源，并通过知识流动与信息反馈调整研究方向，联合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并补齐产业链短板，提升“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创新绩效。

由此，提出假设H2a和假设H2b：

假设H2a：“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人员精力投入在科创合作强度对其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H2b：“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平台支撑水平在科创合作强度对其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2.3 “双一流”建设高校内部科创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良好的内部科创制度环境既有利于激发科创人员的创新动力、增强科创平台的支撑效应，又能够提升科创成果的产出效率、保障成果转化链条的衔接畅通，是科技创新的“催化剂”，对科创人员和平台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

“双一流”建设高校内部科创制度环境包括职务科技成果产权管理、风险防控、成果评估等机制［27］，以及技术转移办公室等负责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管理、与企业和科研机构联系、成果转化市场运营等工作的专设组织机构，对科创人员和平台作用的发挥具有积极的调节效应。“双一流”建设高校往往建立技术转移办公室等专设机构来优化内部科创制度环境，通过市场化方式引进成果转化专业人才，开展科技成果筛选评估和转化工作，并强化专利管理与运营服务[28]，有效疏通科技成果转化源头，为市场化机构参与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良好的接口[29]。现有研究和实践表明，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良好的内部科创制度环境有利于将科研人员从繁琐的行政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其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发与成果转化中，并通过激励和利益分配措施调动科创人员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创新绩效；
另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良好的内部科创制度环境有利于高校经费和仪器设备的合理配置，将优势资源汇聚到重点科创平台与合作项目建设中，提升科创平台的利用率及效果。由此，提出假设H3a和假设H3b：

假设H3a：“双一流”建设高校内部科创制度环境对科创人员精力投入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即内部科创制度环境越好，科创人员精力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

假设H3b：“双一流”建设高校内部科创制度环境对科创平台支撑水平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即内部科创制度环境越好，科创平台支撑水平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

2.4 “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外部驱动力的直接作用

“双一流”建设高校科技创新的外部驱动力主要在于来源于政府支持、企业与科研机构科创合作2个方面，作为“外部助力者”对高校科创人员精力投入和平台支撑水平及创新绩效具有正向的直接作用。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创新系统中的其他主体，能够作为高校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合作带动高校进行科技创新活动，共同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衔接融合，进而有利于各自效益、科技与产业目标的实现[30]，是高校科技创新外部驱动力的主要来源，对科创人员和平台的功能及创新绩效具有直接影响。

政府支持体现了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导向，通过对“双一流”建设高校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的经费投入与政策优惠，引导其科创活动要着力解决社会生产中的创新与技术难题，为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现有研究和实践表明，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创合作往往基于原始创新成果，特别是攻克重大科技难题时，需要在实验室的基础研究阶段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员，而这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引导与经费支持；
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给“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财政拨款、科研项目专项经费、科技创新奖励等，主要用于支持耗资相对较大、研发周期较长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对推动科创合作、激励科研人员、提升平台建设水平和创新绩效都具有积极影响[31]。

企业和科研机构与“双一流”建设高校进行科创合作，投入的科技经费具有较强的目的性，主要用于合作项目的联合研发或成果转化，通过创新链中知识的创造、流动、应用与转化，以及产业链中科学研究、中试生产、产业化和商品化等过程，实现产学研科创合作并创造效益。现有研究和实践表明，一方面，科研机构能够通过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创合作，进行科创平台共建、优势互补、知识共享和人员共创的研发活动，共同解决实验室到中试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助力科技成果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32]；
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同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进行科技创新，攻克企业的技术难题，以新产品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同时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扩展科技经费来源、搭建成果转化平台、激发教师和学生的创新动能等提供支持。

由此，提出假设H4a、假设H4b和假设H4c：

假设H4a：政府支持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创新绩效、科创人员精力投入和平台支撑水平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假设H4b：企业科创合作力度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创新绩效、科创人员精力投入和平台支撑水平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假设H4c：科研机构科创合作力度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创新绩效、科创人员精力投入和平台支撑水平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构建以科创人员精力投入和平台支撑水平等内部驱动力为中介路径，考虑政府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科创合作力度等外部驱动力的直接影响，以及内部科创制度环境调节作用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3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3.1 有调节的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根据前述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采用有调节的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33］。假设第i所高校（i∈{1，2，…，N}）第t年（t∈{1，2，…，T}）的创新绩效为Yit，考虑到“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强度影响的滞后性，并控制回归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假设滞后一期的科创合作强度为Xi（t－1），内部驱动力变量为Mk，i（t-1）（k=1，2，…，K），外部驱动力变量为Zj，i（t－1）（j=1，2，…，J），调节效应变量Wi。其中，总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直接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分别如式（1）、（2）、（3）和（4）所示。

Yit=c0+c1Xi（t－1）+∑jcj+1Zj，i（t－1）+e1，it，（1）

Mk，i（t－1）=ak0+ak1Xi（t－1）+∑jakj+1Zj，i（t－1）+

ek2，it，k=1，2，…，K（2）

Yit=c′0+c′1Xi（t－1）+∑kbkMk，i（t－1）+

∑jc′j+1Zj，i（t－1）+e3，it，（3）

Yit=c″0+c″1Xi（t－1）+∑kb′kMk，i（t－1）+d1Wi+

∑kdk+1Wi·Mk，i（t－1）+∑jc″j+1Zj，i（t－1）+e4，it。（4）

其中：總效应系数c1、直接效应系数c′1、中介效应系数ak1和bk之间满足c1=∑kak1·bk+c′1。上述实证模型在多重中介效应的基础上，考虑了调节效应对中介路径的影响，适用于前述假设的检验。

3.2 变量说明

3.2.1 “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Y）

根据《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2018）的要求，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重大科创成果4个维度综合衡量“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创新绩效，其下级指标及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并在实证分析中通过因子分析法合成该绩效综合变量。

3.2.2 “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强度（X）

该变量反映了“双一流”建设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沿着创新链和产业链进行科创合作的资金投入占全部科创活动资金投入中的比例。选择以“双一流”建设高校科技经费中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占比为代理变量[35]。

3.2.3 内部驱动力（M）

“双一流”建设高校科技创新的内部驱动力主要包括科创人员精力投入和科创平台支撑水平2个维度。其中，科创人员精力投入，反映了“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过程中，科创人员在学术研究、科学实验和生产试验等知识创新、应用、传播与服务等活动中花费的精力；
科创平台支撑水平，反映了“双一流”建设高校对科创活动所需经费、仪器设备、实验平台等投入情况，主要包括科创经费支撑水平和科创设备支撑水平。

3.2.4 内部科创制度环境（W）

“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内部科创制度环境水平，以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认定暂行办法》（2018）的要求及获得认定的高校来衡量。获得该认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在管理运行方面，建立了成果转化清晰明了、可操作性强的落地政策和实施细则，以及专门负责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的部门或机构，成果转化市场运营体系较为完善；
在转化能力方面，科技创新能力强，科研资源集聚，拥有国家级科研平台及能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的各类平台，具备较强能力承担为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各类科研任务。

3.2.5 外部驱动力（Z）

“双一流”建设高校科技创新的外部驱动力主要包括政府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活动支持力度、企业与“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力度、科研机构与“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力度3个维度[36]。其中，政府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活动支持力度，反映了政府作为产学研合作的引导者，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活动的经费投入支持情况；
企业与“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力度，反映了国有、民营和外资等各类企业作为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创新主体，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创合作水平；
科研机构与“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力度，反映了科研机构作为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创新主体，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创合作水平。

综上所述，实证分析的变量名称、符号和计算方法，如表2所示。

4 实证研究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双一流”建设高校样本是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公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中的高校确定。各高校和地区高校数据来源于《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7），《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10—2020），《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0—2020），各高校官网公布的历年数据（包括2018、2019和2020年的高校基本情况数据及预决算数据等）与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官网公示的历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进步奖项目的名单，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官网公布的高校SCI和SSCI发表论文总数。为保证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最终选取2009—2020年59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

考虑到“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强度、内部驱动力和外部驱动力变量对创新绩效影响的滞后性，并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相对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选取滞后一期的科创合作强度、内部驱动力和外部驱动力变量。此外，由于变量间的量纲差异较大，在实证分析中对各连续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4.2 实证分析结果

基于有调节的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通过前述分步回归模型（1）～（4），检验“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强度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回归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由表3可知，“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强度对其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要通过多条内部驱动力的中介路径发挥，内部科创制度环境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根据总效应模型（1）的回归结果，“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强度对创新绩效影响的总效应显著为正（0.335，p<0.01），这表明科创合作对提升“双一流”建设高校综合创新绩效起到了积极作用，假设H1得到验证。根据直接效应模型（3），“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强度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直接效应占比为31.94%（0.107/0.335），中介效应占比为68.06%，表明内部驱动力的中介路径在科创合作强度提升“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创新绩效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由表3直接效应模型（3）和表4可知，“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专任教师精力投入、科创经费和设备支撑水平的内部驱动力路径均起到正向中介作用，而研究生精力投入的影响不显著，假设H2a部分和H2b得到验证。第一，科创人员精力投入两条路径占中介作用的38.60%。其中，专任教师精力投入路径的影响占主要部分为0.071，占比31.18%，研究生精力投入路径的影响仅为0.017，占比7.42%，表明专任教师精力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37]，而研究生精力投入的作用未充分发挥[38]。第二，科创平台支撑水平2条路径占中介作用的61.40%。其中，科创经费支撑水平路径的影响相对较大为0.074，占比32.34%，科创设备支撑水平路径的影响为0.066，占比29.06%，表明科创经费和设备投入都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

由表3调节效应模型（4）可知，“双一流”建设高校内部科创制度环境对科创人员精力投入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但对科创平台支撑水平没有有效的调节作用，假设H3a得到验证而H3b未得到验证。第一，科创人员精力投入方面，教师精力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受到内部科创制度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0.154+0.516），表明内部科创制度环境越好，教师精力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
研究生精力投入对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受到内部科创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0.068+0.198），表明内部科创制度环境越好，研究生精力投入对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越弱[38]。第二，科创平台支撑水平方面，科创经费支撑水平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受到内部科创制度环境的负向调节作用（0.198—0.205），表明内部科创制度环境抑制了科创经费支撑水平对创新绩效正向影响作用的发挥[32]；
科创设备支撑水平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未受到内部科创制度环境的显著调节作用。

由表3和表4可知，外部驱动力中，政府科创支持力度和企业科创合作力度能够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创新绩效、科创人员精力投入和平台支撑水平产生正向影响，而科研机构科创合作产生了负向影响，假设H4a和H4b得到验证，H4c未得到验证。第一，政府科创支持力度在各模型中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政府支持不仅能够提升“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创新绩效，而且对各中介路径作用的发挥具有积极影响。第二，企业科创合作力度在各模型中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研究生精力投入和科创设备支撑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表明研究生在企业科创合作项目中的参与度不足，且企业对科创设备的投入较少。第三，科研机构科创合作在各模型中均具有负向影响，表明可能由于现有科研机构与“双一流”建设高校在科创合作中的资源争夺效应强于协同效应［39］，从而对“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和内部驱动力作用的发挥均产生了消极影响。

4.3 稳健性检验

将“双一流”建设高校4个维度的创新绩效单独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以验证实证分析的稳健性。稳健性检验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结果与表4相同。

稳健性检验结果与表3回归结果的影响方向及显著性情况基本一致，验证了前述实证分析的稳健性。第一，“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强度对其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不同力度上通过中介路徑发挥该作用；
第二，专任教师精力投入和科创平台支撑水平可以部分地提升各创新绩效，但研究生精力投入均未起到积极影响；
第三，“双一流”建设高校内部科创制度环境对部分中介路径的作用具有积极的调节效应；
第四，由于政府、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位于创新链的不同环节并发挥异质性作用，政府科创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科创合作对四个维度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且各有侧重。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通过有调节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定量探查“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强度对创新绩效影响的机制。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从科创内部驱动力的中介作用、外部驱动力的直接影响及内部科创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等视角，揭示“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与路径，完善了现有高校产学研科创合作理论的研究体系。现实贡献在于，探明科创合作强度、科创人员和平台投入、政府支持、企业与科研机构科创合作力度及内部科创制度环境对“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的实际影响，有助于高校完善科创合作管理制度、提升创新绩效，进而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科创合作强度对“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要通过内部驱动力的中介效应实现。从总效应来看，科创合作强度能够有效促进“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的提升。从中介效应来看，科创人员精力投入和科创平台支撑水平的中介作用占科创合作总效应的68%以上。“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创人员和平台作为内部驱动力的主要来源，较为有效地发挥了其精力投入和支撑水平的作用，通过产出各类优秀的科创成果并获得转化收益，提升“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创新绩效。

第二，专任教师精力投入、科创经费和设备支撑水平三条内部驱动力路径在科创合作提升创新绩效的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而研究生精力投入未起到积极作用。首先，科创经费支撑水平路径的影响相对较大，占总中介效应的比例约为32%；
其次，专任教师精力投入路径也具有关键影响，占总中介效应的比例约为31%；
再次，科创设备支撑水平路径的影响较为重要，占总中介效应的比例约为29%；
最后，研究生精力投入路径的影响较弱，占总中介效应的比例约为7.42%。

第三，内部科创制度环境对科创人员精力投入的两条路径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对科创经费投入力度产生了负向的调节作用，而对仪器设备投入力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首先，良好的内部科创制度环境能够增强教师精力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其次，良好的内部科创制度环境能够减弱研究生精力投入对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
再次，内部科创制度环境反而减弱了科创经费支撑水平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最后，内部科创制度环境未对科创设备支撑水平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

第四，外部驱动力中，政府科创支持力度和企业科创合作力度对“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科创人员精力投入和平台支撑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科研机构科创合作力度却产生了负向影响。首先，政府科创支持力度对创新绩效和各内部驱动力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次，企业科创合作力度对创新绩效、专任教师精力投入和科技经费支撑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最后，科研机构科创合作力度对创新绩效和各内部驱动力均产生了负向影响。

5.2 对策建议

根据“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强度对其创新绩效影响路径的实证结果，从发挥内、外部驱动力的积极作用及完善内部科创制度环境视角，针对性地提出提高“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的对策建议。

第一，健全产学研科创合作育人体系，提升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研究生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重要的科研力量，其精力投入未能有效提升学校的创新绩效，反映出研究生创新意识不强与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将科技成果转化纳入研究生和导师考核机制，并健全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度。“双一流”建设高校建立多元化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促使导师主动将产业实际问题结合到学术型研究生论文方向，及专业型研究生实践方案中，并引导研究生自觉参与产学研科创合作。另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应与企业和科研机构探索建立联合培养基地，通过科创合作发挥各创新主体在人才培养中的优势。“双一流”建设高校根据企业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难题，以学校导师为负责人立项课题，加之企业或科研机构导师配合指导，引导研究生积极参与课题实施，通过共建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将学术型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与产业实践相结合，并将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前置到企业，实现“双一流”建设高校提升创新绩效与满足企业和科研机构高层次人才需求的双赢。

第二，改革与完善资源配置与评价机制，提升科创经费与仪器设备利用率。科技经费和仪器设备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进行科创活动的基础，没有受到内部科创制度的正向调节，反映了现有制度环境未能有效促进其作用的充分发挥。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建立动态化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并在科技经费分配中纳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完善科创项目论证体系，强化项目经费目标管理，鼓励校内公平有序竞争，并以政府购买服务和绩效预算拨款为抓手，争取其他创新主体及科技服务机构的资金投入，进一步放大财政投入对科创活动的杠杆作用。另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应通过搭建共享平台、建立共享基金、完善考核机制等方式，加强对仪器设备的管理与利用。“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健全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制定合理资金分配方案、明确设备使用权归属、规范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承担纵横向科研项目及公共服务，吸引社会资本的专项投入，动态考核评估共享设备的使用效率、科创成果和经济收益，并纳入管理人员评价与激励体系，充分满足产学研科创合作的需求。

第三，加强与企业科创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充分发挥校企合作对“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企业作为科创合作的主体能够提升“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创新绩效，但对研究生和科创设备的作用不足，反映出其支持力度仍需进一步提高。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应积极建立并充分发挥技术转移办公室的职能，为企业与高校开展科创合作提供对接与服务。“双一流”建设高校应深入分析企业技术创新与人才需求，利用企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优势，以生产实践和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源头创新，并完善校企实训基地合作建设机制，调动企业参与高层次专业化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共同培养兼具有理論和实践创新能力的研究生。另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应与企业一起完善校企合作管理机制，尊重各自的利益诉求并明确知识产权与收益归属。校企应共同建立现代化管理的合作理事会，发挥“双一流”建设高校与企业的资源优势，基于各自投入的人员、资金、设备和技术等创新要素，明晰知识产权和收益的归属关系及比例，实现“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目标，以及企业增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的目标。

第四，完善与科研机构科创合作的资源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有效发挥科创合作各主体的协同效应。科研机构作为产学研科创合作中的重要创新主体，却对“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及各内部驱动力均产生了负向影响，反映了学研合作中资源争夺、共享不足、风险回避等问题。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建立并完善资源共享与风险预警机制，保障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的合作顺利有效开展。“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在明晰各创新要素产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基础上完善资源共享机制，推动与科研机构的实验室、工程中心、科创人员、信息资料和知识数据等资源的整合共享，并建立科学的风险共担与预警机制，评估联合研发项目的潜在风险，明确二者在研发过程中各自的任务、目标、权力和责任，进而在创新链中上游开展有效的科研与技术开发合作。另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应与科研机构积极建立中试实验基地，差异化定位各自的任务与责任。学研科创合作应加强中试试验基地建设与管理，规范科技成果的转化过程，评价合作项目与经济社会和市场发展需求的适应性，并设立中试基金以支持具有潜力的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与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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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厉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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