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建筑史研究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专门的著述与出版则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今走过了近百年历程。从最初的西方学者掌握解读话语权，到中国学者全面深入本土化研究取得话语权，并构建了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当代的中国建筑史成果体系。本研究目的在于针对学界对中国建筑史著述及其出版整体发展脉络缺乏梳理，对其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特点和变化缺乏深入分析研究的状况，致力于填补以上方面研究的空白。研究采用历史纵向比较与分类分析研究的方法，勾勒出其源流，得出其三个发展阶段各自呈现出的以个人之力“奠定基础”、以集体之力“搭建框架”、以群体智慧“精致装修”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从著作者撰述中国建筑史的目的、不同的建筑史专著的内容、不同时期出版者的零散性与计划性、读者对象的针对性等角度出发，分门别类，由表及里，分析近百年来中国建筑史的论著及其出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意趣由个人向集体聚合、内容由粗疏向精深演进、出版由零星向计划转变、受众由专业向普及扩散的四个嬗变特征。文章认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广度、深度还在不断拓展。本研究旨在填补当下从整体上研究和分析中国建筑史著述出版历史及其变化特点存在的空白，对深入研究中国建筑史著述出版及其未来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国建筑史；
研究；
专著；
出版；
源流；
嬗变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3）05-0044-05
一、引言
中国建筑历史源远流长。但关于建筑学与建筑史，乐嘉藻（1867—1944）认为“中国自古无是学，亦无是史”，“记公室名称与工程之书，皆关于一时之记载，无以窥本国建筑之大意”[1]1；
梁思成（1901—1972）则认为中国古籍中关于建筑学的术书只有两部，且“要使普通人读得懂都是一件极难的事”[2]295。
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以19世纪末英国学者弗格森（James Fergusson，1808—1886）、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班尼斯特·弗莱彻（Banister Fletcher，1866—1953）等为肇始，研究比较粗浅，或流于表面，或带有偏见。日本学者伊东忠太（1867—1954）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实地考察和系统研究之后终有大成，于1925年撰述、连载《中国建筑史》；
同年德国学者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出版德文版《中国建筑》。以此为起点计算，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出版走过了大致100年的历程。至今，中国学者出版了多部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在内的中国建筑史专著，已形成全面、系统的中国建筑史论著体系。如果把中国建筑史研究著述的出版比作一座大厦，那么，经过挖基坑奠基、搭建四梁八柱框架、精细化深度装修，如今，这座大厦已巍然耸立、蔚为可观了。
二、中国建筑史研究成果出版历史经纬与特点勾勒
（一）以个人之力“奠定基础”
早期研究中国建筑的外国学者，以个人的视角、思路和方法对中国建筑进行解读和总结，掌握着解读与评价中国建筑及其历史的话语权，如德国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的《中国建筑》（德文版，二卷，1925年）。日本伊东忠太（Ito Chuta）于1925年8月—1926年7月在日本《东洋史讲座》第五期至十六期连载《中国建筑史》，我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8月出版了由陈清泉译、梁思成校的该书中文译本。
中国学者中率先撰写中国建筑史的是“缺乏现代建筑教育背景，也缺乏考古学古建筑考察经验”[3]的乐嘉藻。乐嘉藻“自成童之年即留心建筑上之得失”，民国以后，往来于京津之间，偶取他国学者研究建筑的书来读，发现其中论及我国建筑之处，“终觉情形隔膜，未能得我真相”，“自念生性即喜为此，或亦可以尽一部分之力”[1]1，经过多年努力，于1932年著成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开山之作，1933年6月自费付梓。
1941年，在启明建设公司任职设计部主任的建筑专业人士毛心一以散文体写成一部《中国建筑简史》，由说文月刊社刊发，并于当年出版单行本。该书具有普及读物性质，在专业领域影响不大。
1942年，与梁思成同为中国营造学社社员的王璧文著成《中国建筑》一书。该书“期以简明浅显之文字，解释专门之学”，“虽以说明其结构制度为原则，于其沿革，兼取并重之叙述”[4]，其绪论一章，简明阐述了作者王璧文眼中的中国建筑史。该书于1943年由国立华北编译馆出版。
上述诸种专著，属于由个人之力完成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奠基之作。
（二）以集体之力“搭建框架”
梁思成1928年留美学建筑归来后，“深感建筑史不能只讲西方的，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建筑史”[5]前言15。1944年，梁思成著成《中國建筑史》（以下简称“梁本”），1946年4月，梁思成完成英文著作《图像中国建筑史》。梁思成撰写两书所采用的绝大部分资料都是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工作人员的实地调查、测绘成果，编写过程中，林徽因完成了部分文献的搜集、执笔，且全稿经过她校阅补充，精美的插图则出自莫宗江的妙笔，因此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集体之力。1954年，梁思成在为清华大学建筑系老师、研究生和北京市内国家及市级若干建筑设计部门的工作人员讲授中国建筑史时，将“梁本”油印了几十份作为讲义使用，1985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收入《梁思成文集》正式出版。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几经辗转波折，于1984年按梁思成1947年时的愿望在美国出版，此时，梁思成已经去世10多年，该书中文版则由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翻译后于1991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由建筑工程部所属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史编委会组织、刘敦桢（1897—1968）任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以下简称“刘本”），从1959年开始，历时7年，先后经过8次大规模修改，成书约13万字。这是第一部典型的集体研究成果，历次参与执笔撰稿、修改、绘图、审稿等的编委会成员和权威专家总计50余位，后因一些原因未能出版。书稿于1978年再次经过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组织人员整理，最终于1980年正式出版。
“梁本”和“刘本”各自以相对简约的史笔勾勒出了中国建筑史的基础框架。
（三）以群体智慧“精致装修”
从1999年开始，到2003年，由当代5位杰出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史专家刘叙杰、傅熹年、郭黛姮、潘谷西、孙大章分别担任主编的5卷本《中国古代建筑史》（以下简称“5卷本”）陆续面世。其中刘叙杰是“刘本”主编刘敦桢的儿子、学生，傅熹年、潘谷西、孙大章都参与过“刘本”的编撰工作。“5卷本”在“刘本”基础上，根据新的资料和考古发现等，依据新的学术论据与观念对中国古代建筑历史进行了深度挖掘与拓展。如果说“刘本”只是搭起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结构框架，那么670万字的“5卷本”则完成了对这个框架的充实与细化，使之变成了一座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华丽殿堂。2009年10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组织对该书第一版重新进行审读，并在更正了一些不妥之处、更换了一些插图之后，对全书重新进行了排版和装帧设计，于2009年12月出版了第二版。
2010年8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现代建筑史》（邹德侬、戴路、张向炜著）出版。现当代史由于与当下离得太近，是论者最不好落笔的一段历史。该书的研究撰写始于1982年的中国现代建筑史课题研究，经十几位青年学者广泛参与、持续研究，2001年出版了成果《中国现代建筑史》，并于2002年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最新一版《中国现代建筑史》于2019年出版，论及的时间扩展到21世纪前十年，论题涉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建筑应对及绿色建筑等，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眼光和追求。
2016年3月，“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赖德霖、伍江、徐苏斌担任主编的煌煌5大卷《中国近代建筑史》问世。这套著作从1840年开始，一直论述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建筑事业，并以附录的形式刊出了中国台湾地区近代建筑大事年表，并介绍了2000年以来国外建筑学界关于中国建筑的研究成果。
进入21世纪以后完成的上述三部建筑史专著的陆续出版，构建了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完整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和出版的恢宏大厦。
三、中国建筑史类专著出版的嬗变特征
（一）意趣由个人向集体聚合
沿着历史脉络考察可知，中国建筑史作者的研究和撰著行为，是从受个人喜好和兴趣、个人所受教育及民族主义情绪驱动，逐渐转变为专业、理性的集体行为，体现集体意志的过程。
较早关注、研究和主导撰著中国建筑史的国外学者，无论是德国的鲍希曼，还是日本学者伊东忠太，都取得了相关支持与资助，如鲍希曼1902—1904年和1906—1909年两度来华，都有着德国官方身份，第二次身份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館官方科学顾问[6]，伊东忠太1901—1920年或受官方派遣，或个人海外游学，先后六次来华考察中国建筑。但他们的研究出发点是个人化的、自主化的、兴趣化的。伊东忠太认为，自古以来有关中国建筑的研究就不够完善，中国人自己并没有把建筑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因此相关的文献相当匮乏，仅有的古代及近代数种图书又都深奥难解，与今日的科学系统相去甚远，而欧美学者的研究“仍然是既幼稚又不得要领”，“有关中国建筑的记述都是些粗糙杜撰之物”[7]，因而他撰写了自己所认知的《中国建筑史》。
国内学者中，乐嘉藻一方面不满于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建筑的见解，另一方面凭着自幼养成的对建筑的兴趣和多年的积累，在民族主义思想的驱动下，以中国传统士人身份，撰著完成了他眼中的《中国建筑史》。梁思成1928年从美国归国，在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并任教，曾十分遗憾于在讲课时“不得不借重于外国诸先生（的著述）及各美术馆之收藏”，期望自己“得畅游中国，以补订斯篇之不足”[5]59。他后来出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多年，从总结匠人抄本经验起步，大量实地调研勘测辽代、金代并上溯到唐代的中国古代建筑，用现代建筑表现方法记录整理古代建筑遗产，“在基本弄清了中国建筑结构演变后”，着手撰写“梁本”与《图像中国建筑史》[5]前言16。梁思成完成两部著作，旨趣在于体现他个人的中国建筑史观和学术价值判断。
时代在发生变化，从刘敦桢1959年主编“刘本”开始，到21世纪完成的中国建筑史赓续著作5卷本《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现代建筑史》和5卷本《中国近代建筑史》，无一不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建筑史的著述完成了从个人修史、个体思想自由发挥到官方修史、集体意志聚合反映这一嬗变过程。
仅以刘敦桢主编的“刘本”撰著过程为例说明。不同于此前中国建筑史的个人独著，该书从一开始就由建筑工程部下属的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组织，于1959年5月召开了“三史编辑会议”，从专业机构层面决定要编写三部史书，即《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十年》。《中国古代建筑史》成为优先事项，由时任该室副主任、南京分室主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刘敦桢担任主编。1959年11月完成初稿约11万字，1960年刘敦桢修订完成第二稿，并召开建筑史学术讨论会讨论此稿，1960年9月据该会讨论的意见修订完成第三稿约13万字，1961年4月修改完成第四稿约7万字，当年10月完成第五稿修订约12万字。这样的修订频次与人数、方式是之前中国建筑史编著过程中从来不曾出现过的现象。仅此还不够，1962年10月，时任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刘秀峰亲自召集了对第五稿的审议会，决定成立由梁思成、刘敦桢等31人为委员的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在编委会领导下继续改写此稿。编委会经过10余次讨论研究，确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分期问题和对若干重要史料如何处理的问题，在审定了全书各章编写提纲后，由刘敦桢、梁思成、刘致平、陈明达等11位专家分别执笔，重新写了一遍，形成初稿后再由刘敦桢、梁思成、汪季琦、袁镜身、乔云等5人小组进行整理，另由十几位专家配合绘制图样180余幅，到1963年4月最终形成10万字的第六稿。编委会各位编委对第六稿提出诸多意见后，1963年8月，再一次由刘敦桢、王世仁、傅熹年、杨乃济、郭湖生编写成第七稿，文字增加到11万字左右。此稿完成后，编写人员发现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于是再次拟定提纲搜集资料，于1964年7月完成第八稿。8月，建筑科学研究院组织学术委员会对该稿进行学术鉴定，认为该稿质量较好、学术水平较高，部分内容经修改补充后即可付印。此书此后两年经刘敦桢修改于1966年定稿。但由于一些原因，延宕至1978年，该书由建筑科学研究院再一次整理后，才于1980年正式出版。
“刘本”从酝酿编著到正式出版，时间长达20余年。其间八易其稿，多次推倒重来，历经包括主管部门最高层主持在内的数次集体讨论，并成立编辑委员会强化对著述过程的集体领导，最终结果通过专家集体以学术评审鉴定的方式得出。整个过程表明，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著述，已然不再是个人兴趣和观点的产物，集体意志成为研究撰著的主导因素。
（二）内容由粗疏向精深演进
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出版过程，是一个内容由舛误到纠偏、由表象到实质、由粗疏到精深不断演进的过程。材料来源方面，从最初的国外学者隔靴搔痒似的考察摄影和预设偏见立场，到后来中国学者将文献校勘整理，与实地考察勘测、考古成果及新的史学观等相融合，经过中国学者的在地化深入研究后，实现了对中国建筑史研究和编著话语权的主导。
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认为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建筑研究的观点和结论“既幼稚又不得要领”，认为弗格森所著《印度及东洋建筑史》中“中国无哲学，无文学，亦无艺术，建筑作为艺术毫无观赏价值”的观点，“完全是一种盲者不惧蛇的荒谬认识”，“完全不懂中古建筑所具有的趣味风格”。弗雷彻尔《世界建筑史》一书中“有关中国建筑的数页写得实在是支离破碎不成体统”，“证明了他对中国建筑观察之肤浅”[7]4-5。
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时就渴望获得有关中国建筑的史料，但一直求而不得，“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究如凤毛麟角，而以‘史命题的，更未得见”。梁思成认为，伊东忠太的《中国建筑史》，写中国建筑史却“止于六朝”，“可以说精彩部分还未出来”。对于乐嘉藻撰著的《中国建筑史》，当时还在奔忙于各地测绘中国古建筑的梁思成起初抱了极大期望，认为这无疑是中国建筑学术界空前的创举，但读完该书之后，梁思成极度失望，称该书“由专门眼光看去，连一部专书最低的几个条件都没有做到”，有几章根本就没有“史”的痕迹，而是乐嘉藻个人对建筑上各种设计的意见，其“自标为中国建筑‘史，诚如先生自己所虑，‘招外人之讥笑”[8]。
梁思成1954年时对自己十年前所著的“梁本”也并不满意，说自己因为错误的立场和历史观点，对祖国建筑发展的前因后果理解得不正确，对各时期的建筑物及其特征只是罗列现象，没有发展的观点，“有许多建筑，因缺乏文献资料，单凭手法鉴定年代，以致错误”。中科院编译局曾建议梁思成将该著作付印，但他认为“缺点严重，没有同意”[2]5。
1959年开始的“刘本”撰著，如前所述八易其稿，对各种材料的取舍、各种观点的辨误等反复斟酌修訂，集中了全国众多建筑史学工作者的集体智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阶段性研究成果可以说做到了精益求精，“已是大家力所能及与学术水平最高的建筑史学著作了”。但“各地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与研究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使得人们认识与视野日益深化与宽广，已有的学术论据与观念也不断得到补充与修正”，“不但弥补了中国古代早期建筑的许多空白，而且还将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水平与成果，提升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度”[9]前言2，修史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由此有了“5卷本”的诞生。“5卷本”也经历了“十年磨一剑”的打磨过程。该书1989年立项，每卷初定约100万字，原计划1992年完成。因故有些延期后，第一卷到1993年才交稿。主编刘叙杰在校核样稿中感到还需要适当补充修订，修订过程中，在许多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陆续发布后，原定的小范围调整不得不变为“大动干戈”，于是第一卷又经历了5年时间才完成修订，文字由46万增加到70万，图片由600幅增加到上千幅。修订后，该卷内容的广度、精度、准度、深度都大大提升了，使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有了新的开拓。即便这样，该卷主编刘叙杰指出，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化，要完成这一项极为庞大且复杂、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若干代人的艰苦奋斗与不懈努力[9]前言2。第五卷“清代建筑”主编孙大章也在该卷“杀青”之后不无遗憾地表示：“清代城市的新发展，川甘青地区的藏传佛教建筑，南传佛教建筑，清代工匠事迹，民间祠庙等方面不够深入；
至于书院、文庙、作坊、仓廪、风水、地方性崇拜建筑等则根本没有力量在本卷编写中涉及。这些只能留待同行及后人逐步补充完善了。”[10]
（三）出版由零星向计划转变
1949年之前，中国建筑史研究成果数量既少，出版也零零星星。国外学者的著作自不用说，国内学者中，乐嘉藻著《中国建筑史》自费在杭州印刷出版，梁思成所著《中国建筑史》和《图解中国建筑史》，在他生前根本就没有正式出版过。
1959年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三史”出版计划，标志着中国建筑史进入按计划研究和出版的阶段。迄今，其构想的《中国古代建筑史》，进入21世纪后还出版了5卷本“加强版”“深化版”成果；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出版构想则以5卷本的形式最终呈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十年》曾出版过画册，2019年则出版了最新版《中国现代建筑史》，其研究论及的时间下限足足拉长了50多年。只不过最终完成这些构想的不再是当初的构想者——建筑科学研究院，而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这个出版主体。该社的前身为建筑工程部于1954年成立的建筑工程出版社[11]，几经合并、调整，于1971年11月改为成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2]。迄今，该社累计出版了近4万种出版物，成为中国建筑领域的专业出版强社，前述中国建筑史的几部权威著作，最早均归集该社按计划出版。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对出版事业高度重视，代表新时期中国建筑史研究最高水平的上述几部最新著作，都曾经分别获得政府相关支持、资助。如5卷本《中国古代建筑史》，实际上始于1987年开题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建设部科技司联合资助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项目；
5卷本《中国近代建筑史》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现代建筑史》获得了当时的建设部设计局、科技局和建设部“七五计划”重点科研项目支持，且后续获得两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和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这些资助有力帮助了上述建筑史论著按计划顺利推进研究、撰著和实现出版。
（四）受众由专业向普及扩散
由于“现代的建筑在普通性上渐渐加上专门性了”，“已与其他工程并列为专门学术”[13]，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出版，向来自然并不是面向普通读者，而是走的专业化路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建筑文化热催生了对中国建筑史普及读物的需求，高校扩招催生了对中国建筑史教材方面的需求，随着受众需求的变化，中国建筑史的编撰出版由专业路线逐渐向普及化扩散。
1999年9月，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约请楼庆西教授为该社“二十讲”系列撰写一本《中国古建筑二十讲》，该书2021年出版。该书对普及和扩散建筑常识和建筑史知识具有一定的价值。该书特别开设一讲，专门讲述梁思成与中国建筑，在枯燥的建筑知识介绍中注入建筑史家的鲜活事迹，可算一个亮点。
另一部以讲座形式出现的普及性建筑史学著作，是邓庆坦著的《图解中国近代建筑史》，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该书将185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建筑史分为四个时期，对不同时期的建筑思潮、建筑活动、形式和特点等分别进行阐述和介绍，并根据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的连续性延展到改革开放进入全球化新时期。
因应高校教学的需求，出现了专门满足高校建筑相关专业学生学习需要的中国建筑史教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是出版此类图书的扛鼎者。
主编过“5卷本”之一的东南大学潘谷西教授主编的高校教材《中国建筑史》，到2015年4月已经是第七次出版、第四十七次印刷。该书是国家1978年分配给编著者潘谷西、郭湖生、刘叙杰、侯幼彬、乐卫忠的任务，其中潘谷西、郭湖生都参与过“刘本”编撰。该书于1982年出版了第一版。前三版不涉及1949年以后的建筑发展情况。后根据2000年八校中国建筑史教师会议的讨论意见修改形成第四版，增加了现当代建筑的内容共5章[14]。此后到第七版又经过多次修改，其附录资料进阶到了2014年，这是目前中国建筑史著作中距离当下最近的时间下限。该书将一般中国建筑史论著中几乎不曾涉足的现当代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建筑业发展情况写进了教材，为其一大创见。
同济大学教授沈福煦所著的《中国建筑史》于2018年出版，是一部供艺术院校相关专业使用的教材[15]。该书的特点是遵循一般历史教科书的体例，按照历史朝代顺序对每一个朝代的典型建筑形式和著名建筑进行阐释和介绍，以具有代表性的著名建筑介绍为主，时间下限截止到2008年左右。该书教材性质比较突出，每章后设有复习题，全书后附课程教学大纲及课时安排。
上述四种中国建筑史论著，编撰出版前就确定了特定的受众群，类似于按需定制，具有很强的功用性和目的性，与前述中国建筑史专业论著的价值取向区别较大。
四、结语
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撰述和出版经历了由国外学者隔靴搔痒到国内学者在地化研究、由偏见到纠偏、由粗浅到精深、由无序到有计划、由零散到成体系、由专业化向普及化扩散的渐进嬗变过程。经过中国建筑史学界百年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集体传承与赓续，中国建筑史具有卓识的理论框架与宏富的出版成果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百年前由外国人主导中国建筑研究话语权的历史一去不復返。展望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广度、深度还在不断拓展，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出版未有竟时。回溯百年来的累累硕果，人们有理由对建筑史学界和出版界进一步构筑中国建筑史领域的高度文化自信，进一步构筑建筑文化领域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寄予更大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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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俊，副编审，研究方向：建筑类期刊、出版发展史、出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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