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艰难的心路历程

张　瑛

二三十年代之交，积极“向左转”的丁玲采用当时左翼文坛上流行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创作了《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三篇小说。这些小说书写了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从个人主义皈依集体主义的过程中所独有的心路历程。本文在社会转型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下，从文本解读的视角，寻找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与个性、集体与个人之间艰难选择的心灵轨迹，歌颂他们高尚的革命情怀和伟大的集体主义精神。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由“五四”个性解放急遽转入以阶级斗争获取社会解放的革命时代，人的思考中心发生了转移，思维方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由对人的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对社会性质、出路、发展趋向的探求。然而，历史发展的峻急形态却没有给五四个性解放大旗下的知识分子一个从容思考的机会。在急躁的心情影响下，文学创作者和批评者都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个人与集体、个性解放与革命对立起来。在他们的思维中，个人与集体、革命与反革命绝然对立，水火不容。正如郭沫若、成仿吾所说：“我们现在处的是阶级单纯化，尖锐化了的时候，不是此就是彼，左右的中间没有中道存在”；
“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的始作俑者蒋光慈也说：“群众已登上了政治舞台，集体的生活已经将个人的生活送到了不重要的位置”，明显地透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对立状态。这种简单、幼稚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使代表集体、社会的“革命”与代表个人、个性的“恋爱”彼此对立，水火不容。时代要求转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二者之间必须择其一而从之。“革命加恋爱”小说《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所记录的正是由个性解放大旗下疏散的知识分子，面对革命，面对集体大众，在革命与恋爱之间游移、徘徊、斗争、选择的真实心态。由于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思想中还保留着五四倡导的个性解放思想，因此，在时代规范革命与恋爱二者必选其一时，他们陷入了二难境地。虽说经过心灵鏖战，他们顺应了社会潮流，选择了时代，选择了集体与革命，舍弃了过去，牺牲了自我与爱情，然而他们的心灵所经历的艰辛和痛苦、矛盾和冲突是我们现在所无法想象和理解的，这是一段充满艰辛的心路历程。

韦护（《韦护》）是丁玲以革命先驱瞿秋白为原型塑造的一位革命者形象。从文本中看，他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一个组织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在他的意志里已经融入了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即无产阶级的“铁律”。但他是个双重人格的人，身上还留有一些“旧”的东西，他渴望个性自由，渴望爱情。他追求丽嘉，但从见到丽嘉的那一刻起，他就不由自主地陷入了革命与恋爱的矛盾漩涡中，一面站在不可动摇的工作上，一面站在生命的自然需求上，在革命与恋爱之间煎熬、抉择。文本细腻地描写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斗争及其心理变化。韦护渴求丽嘉的爱情，但当他想去找丽嘉时，却总有一个声音在责备他：“韦护！你怎么了？难道你还闹这些无意思的玩意儿吗？有几多事等着你去做，你却像小孩般在找着女孩子玩！”在他和丽嘉尽情地享受着爱的琼浆玉液时，这矛盾和冲突依然伴随着他。他因为爱情而变得怠惰，他“常常责难自己”，常常在“旧我”和“新我”之间徘徊。“若果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是一个音乐家，一个诗人，他都有希望将自己塞满那处女的心中去。然而多不幸呵。他再也办不到能回到那种思想，那种兴趣里去。他已经献身给他自己的不可磨灭的信念了。而这又决不能博得她的尊敬的。”“他并不反对恋爱，并不怕同异性接触。但她不希望为这些烦恼，让这些占去他工作的时间，使他怠惰……他无法分析他自己的情感……他寻找不出拒绝她的理由和勇气，他想不出一个完善的方法。”一面是他深爱的丽嘉，是他生命的自然需求所渴望的爱，一面是他理性要求他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不可动摇的革命信仰。二者都是他所需要的。他既希望丽嘉用爱情的力量将他“劫走”，到无人认识的地方享受爱情、幸福地生活，“为爱情而牺牲事业，那不为名不为利的事业，他仍然可以骄傲地生存”；
但同时又被另一个更强烈的信念从爱情的痴迷中拉回：“但是，那新的巨大的波涛，汹涌地将他卷入旋涡了，他经受了长时间的冲击，才找到了他的指南，他有了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人著作的趣味。”“只是他，他虽说幻想了许多，然而却不能得一个最后的决断。那是行不通的，他不能磨去了他原来的信仰，他已不能真真地做到只有丽嘉而不过问其他的了。唉，若是在以前，当他惊叹和骄恃自己的才情的时候，便遇着丽嘉，那是一无遗憾和阻隔的了。而现在呢，在比他生命还坚实的意志里，他渗透了一些别的东西，这是与他原来的个性不相调和的，也就是与丽嘉的爱情不相调和的人生观念的铁律。他怠惰了，逸乐了，他对他的信仰有了不可饶恕的不忠实。而他对丽嘉呢，也一样地不忠实了。”他无法将矛盾、对立的革命与恋爱结合起来，但又无法决断革命与爱情的取舍。

这矛盾和斗争并非韦护一人独有，而是那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美琳（《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也同样处于这样的矛盾和痛苦中。以前美琳读子彬的小说，崇拜他，爱她，后来他们同居了，有了自己的家庭。然而，她一住在他这里，便失去了她在社会上的地位。过去她的理想是只要有爱情，便什么都可以捐弃。现在她向往革命，向往新的生活。她对子彬“温柔而又专制”的爱感到不满，但更想逃出这个比一个旧式家庭还厉害的新式家庭，她要自由。她要别的！她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她不能只关在一间房子里，为一个人工作后之娱乐，虽然他们是相爱的！是的，她还是爱他，她肯定自己不至于有背弃他的一天，但是，她仿佛觉得他无形地处处在压制她。他不准她有一点自由，比一个旧式的家庭还厉害。经过反复、长时间的思索后，她瞒着子彬，在若泉的引导下，到大马路上做某某运动去了。望微（《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疲惫地痛苦地奔波于工作和玛丽之间。他痛苦，是因为他不能有更多的时间陪着玛丽；
他痛苦，更是因为他不能把全部的时间用来工作。他疲惫，因为，他要工作到很晚；
他疲惫，因为他还想要工作之后好好地照顾玛丽。他脑中的思绪“太多了，太乱了”，和韦护一样不能清理出来。他既想着工作，又想着怎样和玛丽生活。在工作和玛丽之间，他的内心也和韦护一样，不断地发生着争执。有时，在酒馆里，他急着要去参加一个非去不可的会议，而玛丽却还在不慌不忙地吃饭，无奈“他踌躇着对这美丽的人儿望着，不知怎样好。他非去不可了，立刻动身，还恐怕要迟到，但能够吗，他怎么好将玛丽一人丢在这酒馆。”每次因为要去开会而离开玛丽时“实在是一个难处的时候”，他常常因为要多陪一会儿玛丽，而只好“又迟一点再动身”。以前，都是他第一个到办公的地方；
可现在，总是他迟到。后来，“有好几天，望微都回来得比较早，夜晚也不出去。他对人说他有点病……不过他心里始终感到不安，因为它只陪着一个女人在家里坐。”她想陪玛丽，但又觉着无聊，无意义。人是矛盾对立的生命体，他总是处在生与死、欲与义、善与恶、个体与群体、理想与现实等的二难境地之中。矛盾、痛苦、游移、徘徊、革命、恋爱啮噬着这些年轻人的心，使他们难以决断，难以选择，使他们感到困惑，感到迷茫。

革命与恋爱，尽管一个是属于社会的，一个是属于个人的，可在这些热情的反叛的青年的生活里，却都代表着激情，代表着新的生活，新的希望，新的幸福，代表着生活的更高质量，更高境界，都是那时的青年不可或缺的生命需求，有着同等的价值，正如洪灵菲所说：“革命和恋爱都是生命之火的燃烧材料”，“革命的意义在谋人类的解放，恋爱的意义在求两性的和谐，两者都一样有不死的真价！”但是，时代要求他们必须选择其一，要恋爱就不能参加革命，选择革命就必须抛弃恋爱，二者非此即彼，不可兼得。要他们这些五四新青年以“社会革命”、“集体主义”代替对他们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思想启蒙”、“个性解放”，这无疑是一场痛苦的深入灵魂的变革，必然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的漫长的过程。因为他们在恋爱和革命之间的抉择，其实就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抉择，在个人和集体之间抉择，在五四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之间的抉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前走，但又忘不了过去，忘不了传统，“他也承受革命，向往革命，但他同时又反顾旧的，依恋旧的；
而他又怀疑自己的反顾和依恋，也怀疑自己的承受与向往，结局是他徘徊着，苦痛着。”而且“革命毫无情面地、将不止夺取保障你底肉体的物质的资料；
它是并要粉碎你底精神的生活的一切凭依。它粉碎了你的自尊，粉碎了你的灵魂。”由此可见，转型的过程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自然主人公的心灵充满矛盾和裂变的痛苦。丁玲敏锐地捕捉到了过渡时代的过渡性历史人物的特殊矛盾，写出了知识分子在十字路口的徘徊与痛苦，使作品具有了深刻地认识价值。王一川说：“叙述人所格外关心的并不 是革命最终战胜爱情，而是革命战胜爱情的艰难程度，即：在革命与爱情之间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艰苦过程。”这正是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思想深刻独特之处。

其实，这矛盾和痛苦并非只属于丁玲笔下的人物，同时也属于作家丁玲本人和左翼青年作家。我们知道，丁玲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是典型的五四女儿，是鲁迅的精神传人。在剔除个性解放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向革命的过程中，其内心更是充满了矛盾、冲突、徘徊、痛苦的情绪，这种心绪在三篇“革命加恋爱”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她既向往革命，赞同革命，转向革命，参加革命，但又放不下她一直关注的女性问题；
她既讴歌革命者的高尚情怀和伟大的舍弃自我的集体主义精神，又站在五四启蒙的立场上批评革命者的封建男权意识及其“国民劣根性”，这表明她在转向革命的时候，既对革命充满憧憬，又有对五四精神的留恋，既要向前走，但又没有隔断和传统的血脉联系，内心斗争异常激烈，她前进的道路更加艰难。她在《一个人真实的一生》中写道：……也频参加左联后，他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他很少回家，我感到他变了，而且是在飞跃的，我是赞成她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这个“爬”字表明了丁玲内心的矛盾、痛苦与困惑，表明她由个性解放向革命集体主义转型的步履十分艰辛。这是因为一个人想要忘记自己的过去，把一切因袭的重负从自己的血肉中剔除出去，铲除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西方个性主义的影响所形成的情趣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丁玲这样的作家来说尤其艰难。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既真实地描述了以韦护、美琳、望微为代表的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的过程中那种徘徊、反顾、游移的痛苦历程，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正在积极“向左转”的丁玲和左翼青年作家的心灵轨迹，体现了她在革命规范下对革命与个性、集体与个人的独特思考和人生选择，为徘徊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青年知识分子引领了正确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麦克昂：《留声机器的回音》，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均转引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蒋光慈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4]洪灵菲：《流亡》，《洪灵菲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张 瑛：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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