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 何晓明 周积明
秦汉时期,中华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在这一双向运动过程中,中华文化初步确立了自己在世界文化系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多方吸收了外部文化的宝贵营养,激发了自身肌体的蓬勃生机。
在东方,中国与朝鲜唇齿相依。远在商周时期,双方便有密切交往。周武王灭商,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当地居民以田蚕礼仪,传播中华文化于朝鲜半岛。战国、秦汉时期,燕、齐、赵等地人民,多避战乱于朝鲜,带去中国的文字、器皿、钱币。平壤地区曾出土大批西汉漆盘、铜钟、漆耳杯。公元1世纪时,《诗经》《尚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便流行于朝鲜。东汉时,朝鲜半岛“三韩”(马韩、辰韩、弁韩)并峙。其中辰韩国的当权者自称秦亡人,他们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均与秦朝相似,因此又被称作“秦韩”。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关系史最早的记载,是有关徐福东渡的美好传说。相传秦始皇寻长生不老药,遣齐人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访寻。徐福浮海东向,在熊野浦(今日本九州)登上日本列岛,筚路蓝缕,创立日本文化的基业。过去,这个故事由于证据不足,仅在民间流传。近年来,随着新的材料不断发现,已经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和重视。在日本文献中,常将公元3世纪前移居日本列岛的居民称作“秦汉归化人”。九州岛东南的种子岛,曾出土写有汉隶文字的陪葬品。东汉时,中日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来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帝)赐以印绶”。这颗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的金印,已经在日本福冈的志贺岛出土。这一地区还发现过许多汉代铜镜、铜剑,表明这里是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心。
在南方,秦汉帝国开拓疆域,与越南、缅甸接壤,与隔海相望的南洋群岛、马来半岛诸国,也有交往。
中越之间,商贾往来频繁。中国的铁制农具、牛耕技术以及文化典籍传入越南,越南的象牙、珍珠等土特产品进入中国。东汉末,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士人多南行交趾(今越南境内)避祸。据《三国志》等记载,桓哗、薛综、许靖、程秉等中原名士在交趾著书授徒,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
公元前2世纪或者更早,由四川经云南到缅甸的陆路已经开通。蜀布、邛竹杖等物产经由此道传入身毒(天竺)、大夏(今阿富汗东北部)等地。同时,从交州合浦郡(今广东徐闻)乘船去缅甸的海路也已开辟。位于今缅甸东部地区的掸国国王雍由调两次派使节来中国,“献乐及幻人”。东汉政府赐予印绶、金银和彩缯。
在汉代,中国与今印尼境内的叶调国,也有友好往来。东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年),叶调国使臣携礼品来洛阳,受赐金印、冠带而还。在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出土的汉代绿釉、黑釉陶器,就是双方文化交流的证据。
在西方,中外文化交流以更大的规模、更壮丽的声势展开。
秦汉帝国版图以西的亚细亚大陆腹地,生息着众多的游牧部落、民族。这一地区在中国古籍中,被通称“西域”。汉武帝时,“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公元前138年,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就此揭开了中西文化交往的辉煌篇章。
张骞出长安,走陇西,被匈奴扣押10年之久,终于逃脱,经盐泽、楼兰、龟兹、疏勒,翻越葱岭,过大宛、康居,到达今阿姆河上游地区的大月氏。大月氏国王拒绝与汉朝夹击匈奴,张骞出使任务未果,改走南道,沿昆仑山北麓东归复命。归途中又被匈奴俘获。一年后,匈奴内乱,张骞得以脱身,回到长安。公元前119年,张骞奉旨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时,匈奴浑邪王已降汉,河西走廊畅通无阻。张骞率三百余人,携大批丝绸礼品及上万头牛羊,浩浩荡荡,走武威,过酒泉,出玉门关,顺利到达乌孙国(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张骞劝说乌孙国王与汉朝及西域各国联合对付匈奴,但未得应允。公元前115年,张骞遣其副使到康居、大宛、大夏联系,自己返归长安。张骞归来后,长安兴起出使西域的热潮。“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汉朝每年派出的使节,多者十余次,少亦有五六次,“使者相望于道”。
东汉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出访西域,平定莎车、龟兹等地的叛乱,保护了交通的畅通。班超的副使甘英还出使大秦(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远涉波斯湾,临海而止。与此同时,大批西域使臣、商人也风尘仆仆于祁连山麓、阳关古道。他们怀着仰慕之情而来,满载货物而归。在他们带回国的众多中国物产中,数量最大的是丝绸制品。所以,中西方交往的必经之道河西走廊,又被称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开通,在古代中西方之间架起了文化交往的桥梁。薄如蝉翼的丝绸、色彩斑斓的刺绣、晶莹洁白的陶瓷,向西方世界显示了中华文化的绚丽风采;
而甘甜醇香的葡萄酒、英俊健美的汗血马、婀娜多姿的胡旋舞也在中国人民眼前展开一个新奇的世界。西汉首都长安成为当时中外文化的荟萃之地。“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盛眉峭鼻,乱发卷须”的异国客人带来了石榴、核桃、蚕豆、胡萝卜,带来了巨象、狮子、鸵鸟、猛犬,带来了箜篌、琵琶、筚、胡琴,带来了杂技、幻术、乐舞、绘画。充满躁动野性的新鲜血液,注入中华文化的肌体,血脉的跳动更加雄健有力。异域的音乐被吸收,西汉音乐家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异域的绘画风格感染了中国画师,在汉代画像石上,出现了迥异于峨冠博带、长袖宽衣的中国风格而头顶毡帽、穿着紧身衣裤的“胡人”形象。汉桓帝年间(146年-168年)建造的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刻上“那有翼的天使,可能就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爱神受了变化以后的形象”。佛经故事与神仙传说相杂交,产生出后代志怪小说的角色原型。宣讲佛经的俗讲、变文也成为中国弹词、评话的前身。变幻莫测、异彩纷呈的幻术杂耍,更为社会各阶层普遍欢迎。
其欢愉场面,反映在民间艺人的工艺制品之中,“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唐锑追人、奇虫胡妲”,异国情调的习俗器用,也对汉民族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时至今日,不少带“胡”字的瓜果蔬菜、器用杂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它们在神州大地的流傳史,正要上溯到秦汉那个宏大的开放时代。
(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华文化史(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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