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上的社会学

@张立雄

一天晚上，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上了车就掩面而泣。我问她去哪里？她反问我：“可以去哪里？未来在哪里？”原来她和男朋友今晚崩了，她受不了，感到无望。我说：“什么未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都是被设定好的，那就是坟墓。”她被我说得一愣一愣的，凄凄楚楚地说：“那生活不是就没了意义了吗？”我说：“当然有意义，因为我们拥有现在。或者说，拥有现在的人才拥有未来。”

她有点懂了。最后给了我5 元小费下了车。

在澳大利亚开出租车多年，许多乘客向我倾吐衷肠。一开始，我觉得自己是拥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能诱人敞开心扉，直到遇上了他。

他大概20 出头，脏里脏气，有一股深重的忧郁。他说他从乡下来，要去内西区的马里克维尔找朋友。我问：“在哪条路上？你朋友知道你来吗？”他说不知道具体在哪儿，朋友也不知道他要来。看来这趟差会有麻烦，但也只有开过去再说了。

他这时却叹了口气，幽幽地说：“我其实就是想找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说废话。

“我的家人朋友，聚一起就和你谈职业、金钱，这太沉重了。人需要说些废话，各说各话，笑个不明所以。然后一个晚上就过去了，明天才能是一个新鲜的人。

“所以，我宁愿找不到朋友，也要找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话。”他有点不忧郁了。最后我在一个小路口放下了他。

我从中醒悟：澳大利亚人更愿意和不相干的人说真心话。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违反常理的，但却有它的道理：一方面没有泄露的风险，另一方面，从陌生人那里获得的回答，是最直白的见解。

又一天晚上，经过百老汇大街时，我看到一个瘦高个青年站在公交站等车。他不仅瘦，而且弱，好像随时会随风起舞。当我就要擦身而去时，他突然伸出了手，我一个急刹车停住了。他朝前走了两步，打开了后车门。我发觉他有点跷。

他说了一个地名就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我顺势问：“工作很累？”他先“唉——”了一声，才说：“我一出生就得了骨癌，今年22 岁了，一根股骨全蚀坏了，明天要进医院动手术。”我听了很震惊，我不知如何安慰他，就说了些礼貌的废话。

下车后，望着他被路灯拖得又长又细的身影，我心里为他难过，不是因为他与生俱来的不幸，而是他此刻的孤独。他没朋友吗？没亲人吗？只能对一个萍水相逢的出租车司机一吐哀愁？

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五六年前，我在市中心的一幢住宅楼做清洁工作。一天早上去上班，大楼女保安乔艾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有人凌晨4 点跳楼自杀，黛比知道，你快去见她。”

黛比是大楼的物业经理，和我关系很好。推开门，黛比眼泪汪汪地坐在窗边，她示意我坐下，就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是我害死了他。他是个空军军官，以前只是见面点头。昨晚2 点，我在电话里和男朋友吵架，突然有人敲门，我问谁？回答的是他，他说想和我聊聊。我当时正烦，情绪失控，就说：滚开。他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到了4点，我还在电话里和男友吵，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不祥的预感，这时就见一个身影从上面飘落，划过我的窗户。我对着电话惊叫起来……”她颤抖起来，不得不停住，“都是我不好，如果当时我开门让他进来，他就不会跳楼。”

跳楼的话题在我离开黛比的房间时，便永远地结束了，再也没人提起那个军官。如果在我家乡，这肯定是热门话题。

看来，澳大利亚人比中国人孤独，许多事情他们宁愿找陌生人倾诉，也不愿和亲友分享。个人对独立性、隐私的强调和坚守，使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并不处于一种“生命共同体”的“互联网”中。而我们中国人，无论爱、怨，家人对彼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亲近也有亲近的麻烦。我一个朋友，父亲是世家子弟，也是大学教授，病危通知一出，国内外的亲戚、故旧、学生都来探访，等着告别，很隆重，对病者的压力很大。我朋友说：“太多人来也不好，人家大老远来告别，你不走都觉得不好意思，好像是辜负了别人的‘期望’。我老了决不这样。”

哪一种人际交往模式更好，其实是看各人的性格和境遇。只是不知道，在孤独和过分亲密之间，人与人之间还有没有更加合宜的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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