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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上的社会学

时间:2023-06-13 13:25:05 来源:网友投稿

@张立雄

一天晚上,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上了车就掩面而泣。我问她去哪里?她反问我:“可以去哪里?未来在哪里?”原来她和男朋友今晚崩了,她受不了,感到无望。我说:“什么未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都是被设定好的,那就是坟墓。”她被我说得一愣一愣的,凄凄楚楚地说:“那生活不是就没了意义了吗?”我说:“当然有意义,因为我们拥有现在。或者说,拥有现在的人才拥有未来。”

她有点懂了。最后给了我5 元小费下了车。

在澳大利亚开出租车多年,许多乘客向我倾吐衷肠。一开始,我觉得自己是拥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能诱人敞开心扉,直到遇上了他。

他大概20 出头,脏里脏气,有一股深重的忧郁。他说他从乡下来,要去内西区的马里克维尔找朋友。我问:“在哪条路上?你朋友知道你来吗?”他说不知道具体在哪儿,朋友也不知道他要来。看来这趟差会有麻烦,但也只有开过去再说了。

他这时却叹了口气,幽幽地说:“我其实就是想找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说废话。

“我的家人朋友,聚一起就和你谈职业、金钱,这太沉重了。人需要说些废话,各说各话,笑个不明所以。然后一个晚上就过去了,明天才能是一个新鲜的人。

“所以,我宁愿找不到朋友,也要找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话。”他有点不忧郁了。最后我在一个小路口放下了他。

我从中醒悟:澳大利亚人更愿意和不相干的人说真心话。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违反常理的,但却有它的道理:一方面没有泄露的风险,另一方面,从陌生人那里获得的回答,是最直白的见解。

又一天晚上,经过百老汇大街时,我看到一个瘦高个青年站在公交站等车。他不仅瘦,而且弱,好像随时会随风起舞。当我就要擦身而去时,他突然伸出了手,我一个急刹车停住了。他朝前走了两步,打开了后车门。我发觉他有点跷。

他说了一个地名就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我顺势问:“工作很累?”他先“唉——”了一声,才说:“我一出生就得了骨癌,今年22 岁了,一根股骨全蚀坏了,明天要进医院动手术。”我听了很震惊,我不知如何安慰他,就说了些礼貌的废话。

下车后,望着他被路灯拖得又长又细的身影,我心里为他难过,不是因为他与生俱来的不幸,而是他此刻的孤独。他没朋友吗?没亲人吗?只能对一个萍水相逢的出租车司机一吐哀愁?

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五六年前,我在市中心的一幢住宅楼做清洁工作。一天早上去上班,大楼女保安乔艾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有人凌晨4 点跳楼自杀,黛比知道,你快去见她。”

黛比是大楼的物业经理,和我关系很好。推开门,黛比眼泪汪汪地坐在窗边,她示意我坐下,就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是我害死了他。他是个空军军官,以前只是见面点头。昨晚2 点,我在电话里和男朋友吵架,突然有人敲门,我问谁?回答的是他,他说想和我聊聊。我当时正烦,情绪失控,就说:滚开。他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到了4点,我还在电话里和男友吵,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不祥的预感,这时就见一个身影从上面飘落,划过我的窗户。我对着电话惊叫起来……”她颤抖起来,不得不停住,“都是我不好,如果当时我开门让他进来,他就不会跳楼。”

跳楼的话题在我离开黛比的房间时,便永远地结束了,再也没人提起那个军官。如果在我家乡,这肯定是热门话题。

看来,澳大利亚人比中国人孤独,许多事情他们宁愿找陌生人倾诉,也不愿和亲友分享。个人对独立性、隐私的强调和坚守,使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并不处于一种“生命共同体”的“互联网”中。而我们中国人,无论爱、怨,家人对彼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亲近也有亲近的麻烦。我一个朋友,父亲是世家子弟,也是大学教授,病危通知一出,国内外的亲戚、故旧、学生都来探访,等着告别,很隆重,对病者的压力很大。我朋友说:“太多人来也不好,人家大老远来告别,你不走都觉得不好意思,好像是辜负了别人的‘期望’。我老了决不这样。”

哪一种人际交往模式更好,其实是看各人的性格和境遇。只是不知道,在孤独和过分亲密之间,人与人之间还有没有更加合宜的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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