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旧事

张秉毅

公社供销社门市部，可算是个热闹的地方，就像它门头上边嵌的，由伟大领袖手书的那八个大红字：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全公社几千口人，哪个敢说他没登过供销社的门？不过，去那里最多的，肯定还是我们这些念书娃娃。

放学的钟声刚刚响过，同学们呼叫着 ，涌出校门，四面八方散去，那人数最多的一股的流向，就是学校西边的供销社门市部。

假如你是售货员，一定看到的是这样一番情景，这些大大小小的念书娃娃（一年级到六年级），一下子从门外涌了进来，争先恐后，迅速散布在门市的三面柜台外，东西两边的柜台虽短，却最是拥挤，因东面卖的是纸笔文具，还有几本书籍和封面花花绿绿的小人书，西边卖的是油盐醋酱、麻花饼子饼干等熟食品，正面的柜台最长，架上拉下来的是一匹一匹的布，柜台上排列着的，也是一卷一卷的布，还有一些成品衣帽，虽是色彩绚丽，但除了个别女生，却不大入这些学生娃子的眼睛。

每天学校放学后，也是公社供销社门市，顾客最多的高峰时刻。

那年冬天，很冷，供销社门市的那两扇大门外，挂上了又厚又僵硬的包角白帆布棉门帘子，门市内，一东一西两个大铁炉子，整日炉火呼啸，甚至连铁皮烟筒，都烧红了一截。这时，谁从外边进来，这里温暖如春。单凭这一点，也足够吸引人。

那天，是星期六，头天夜里就落下大雪，天地一片白茫茫，仍有零星雪花在空中飘着。我与我们生产队的几个同学，出了校门，就踏着吱哇吱哇的积雪，直奔供销社门市部。

撩起那沉重僵硬的门帘，跻身于内，才知自己又落了后，东西两边柜台，早已挤满先登者，连正面的柜台外，也趴满了人。两个大火炉边，围着几个远处近处来的穿皮袄戴棉帽的农民，伸腿搓手，向炉烤暖。

我装在口袋里的手，紧紧攥着一枚母亲早上给的五分钱的镍币。

东面柜台内，那嫩绿色的长方形的有瓦槽的香喷喷的橡皮擦，让我心动已久。

我先上去挤了挤，霸占在那儿的，都是比我年级高的，个子大的，试了又试，他们就像蘸了水的木头，紧紧地，再加不进去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木楔。

我退后，拧头转身，要不，上西面看看吃的也好，趋过去，这里一样儿，由一堆人占据着，同学之外，还有三四个穿皮袄的大人，在量醋打油。煤油、醋酱、饼子麻花，还有烧酒，混合发出一种刺鼻的味道。上去挤了挤，这里同样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退下来，我就靠近了西边的火炉。我才三年级，个子差不多也是班上最小的，除了学习，我知道，在其他方面，自个儿不占哪怕是一点点儿优势。我老子常告诫我：“念书，你要和他们比脑子。”

两个穿皮袄的老汉围着火炉，散发出一股羊膻味儿。门那边滋啦啪哒一响，进来一个穿蓝棉袄戴单帽的中年汉子，穿皮袄的认识，就大声喊着：“奶儿子，这雪天，是跑来打酒喝吗？”

叫奶儿的人哈地一笑，喷出了一团白气，说：“这冷天，能喝上两口，那还不成了神仙，可惜……手长伸不到货架上。”说着，像猴一样儿，凑到了火炉边，抓耳挠腮。

又有一拨儿同学拥进来，加到东面西边的柜台前，连两个火炉边，也一下子围满人。

我急忙收缩身子，给人家让地方，紧让慢让，左边身子，却叫人猛推了一下，差点儿就撞在烫人的铁皮烟筒子上。好几次，这烟筒被人挤得塌下来过。

我干脆离开，又上东边试了一回，那里比刚才人更挤，至少里外加起有三层。我敢打赌，十个人里，真正买东西的连三个也没有。这又有什么奇怪，就像那句笑话说的：买个甚？买个看。连自个儿，不常都是挤在那里，只是为了把架上的货物看了又看么。为此，供销社的人还专门给我们起了个集体外号：点货鬼子。对货架上、柜台内的货，旧货和新品，我们盘点得比售货员还清楚。

退下来，这回是站在了东边的大铁炉子边，炉内，又新加进了炭块，炉盖的缝隙里，还往外冒着丝丝缕缕淡灰色的煤烟。

就在我凑过去，也要伸手围炉时，我的眼睛一下子被什么刺了一下——在我右脚边—尺的地方——有一枚五分的镍币。

再看，门市内三面柜台的人，还在挤着，嚷着。铁炉边几个大人，还在互相取笑、戏骂，门帘再次撩起，有人进来。就在这时，我的右腿，好像被什么力量驱使，动了一下……

我的心狂跳起来，那些喧嚣声人影子就一下子退后了，远了。

我的四肢，不，是整个身子，都僵直了，双眼视而不见，两耳充耳不闻。多年后，我才找到一个恰切的比喻——如士兵在战场上踩到了敌人埋下的跳雷——一动就会爆炸。

先是头上、脸上，沁出了汗，汗珠汇成汗水，一道一道……应该感谢身边这只火炉，别人还以为我是让炉火烤的。

我像被用钉子钉在了那里，以至同生产队几个小伙伴儿，是怎么走的、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清楚，只依稀记得有人唤过我的名字。

随着这些学生娃子的离去，供销社门市部，一下子变宽大，安静了下来，我甚至听到了东边货架上那只钟表的嘀答声。

铁炉内的炭火已着过，热力下降，几个农民或拿着买的东西，或空手，一个一个，走了，清冷的空气从门口那边吹了进来。我身上出的汗，也冷了，脖子、脊背，凉刷刷的，很是难受。我抬头向东边柜台后看看，一下子与那个漂亮的女售货员的目光相撞，她正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有些疑惑地看看我，又看看我。

我一下子双腿发紧，小肚子收缩，差点儿尿了裤子，接下来，我不知自个儿究竟是如何挪开右脚，如何弯腰，如何捡起地上那枚五分的镍币，把它送到那个女售货员面前的柜台上，丢下一句：“不知是谁丢的。”扭头就向门外冲，结果，头被又僵又硬的包角帆布门帘挡住缠住，好像有人替我掀起才脱身。

当我只身走在回家的山道上，天地一片混茫，我如一只终于挣脱陷阱的小兽，口里嗷嗷叫着，落荒而逃。

回到家里，正在灶边洗锅的母亲问我：“橡皮可买上啦？”

我才急忙抖擞着，将冻僵的手，伸进我的棉裤口袋，可翻遍了全身，也再不见母亲早上给我的那五分镍币。我突然一怔，吸口气：天啊……难道……

母亲说：“让我看看。”

我嗫嚅了半天：“橡皮……今天没买着。”

门外，西风扫地，雪花乱舞……

世上的歌曲千千万，为什么竟没有一首缝纫机之歌？

在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创造物中，有什么工业产品，更接近艺术、接近音乐？让我来回答，那一定是：缝纫机。

首先，是它的形状。将一台缝纫机放置在那里，说它最像一台琴，脚踏风琴，钢琴……你肯定不会反对吧；
其次，缝纫机开始工作，操作者在一条凳子上坐下，先打开盖子，将机头拉起来，上线，调试，然后脚下踏板一踩，右手机轮一转，这程序与弹琴再相似不过；
再次，缝纫机一开始工作，那轧轧的声音随即升起，或高或低，或紧或慢，或长或短，或细密绵长，或戛然而止……这与乐曲又有何区别？

这缝纫机之声，就做了我的摇篮曲。

这台缝纫机，是比父亲小七岁的母亲（这七岁很重要）当初答应嫁给父亲要的“彩礼”，由爷爷奶奶一口应下，结婚时给兑了现的。母亲便成为我们生产队里，最早拥有缝纫机且会使用的“巧媳妇”。

不仅自己家里的衣裳，就是母亲娘家的，甚至生产队邻居家的营生，常常是由母亲来完成。我少小时候，尤其是农闲的冬天和那些漫漫长夜，就是这缝纫机的轧轧声，伴我入睡，唤我醒来。据说，最奇怪的是，只要母亲的缝纫机响了起来，我就不哭不闹，更无需人来哄，醒也安然，睡也安然。

待到 一上学，我就感到了自己与大多数同学不同，他们十有**都穿的是手工做的衣裳，而我穿的，是缝纫机做的衣裳，仅此，就让小小的我，颇感荣耀和自豪。

大约在我上二年级时，一天，我背着书包一进家门，父亲在炕上，头迎下脚朝上，面迎墙躺着，头上还搭着他的蓝褂子。听我回来，也不动一动。我揭开锅盖，空的，拉开灶口，冷的，母亲呢？

凭感觉，我认为母亲一定是回娘家了。

母亲的娘家，就在同一个生产队，相距顶多二里。所以，我不像别人那样渴望去姥姥家。用村里一句话说：夹一泡尿，也能跑三回。

到了外婆家，母亲肿着双只眼，正盘腿坐在娘家的炕上，双手压在大腿下，一见我就厉声斥责：“你来做甚呢？快滚，滚回你们张家去。”我一头雾水，看看蹲在炕沿抽旱烟的外公，再看看洗碗涮锅的外婆，都脸色不好，还是小舅一把将我拉到门外的老杏树下，压低声说：“你奶奶是个大坏蛋，把你妈的缝纫机抢走啦。”怕我不明白，又说：“红口白牙答应给了我姐——你妈的，如今都多少年了，又抢了回去，这不是和把拉下的屎，又吃回去一样儿吗！”

在水库除险加固二期工程建设时，由于自筹资金不到位，原设计的溢洪道安装橡胶坝项目并没有实施。水库设计兴利库容为2 409万m3，但由于未安装橡胶坝，最高蓄水位只能到溢洪道底板高程937 m，达不到正常蓄水位942 m，达不到兴利库容标准。从2008年除险加固工程完工至今，能基本保证城市供水；
由于农田灌溉大部分还在使用机电井，对库水需求量未达到设计需水量，所以暂且可以维持。随着地下水位逐渐下降，地表水需求量的加大，水库现有兴利用库容将不能满足要求。

我已是个小学生，马上就一切都明白了。奶奶把缝纫机要回的原因，是二叔已经说下对象了，对方要的彩礼“四大件”（一蹬一转一听一看），第一大件，就是“一蹬”的缝纫机，而爷爷奶奶除过二叔，还有三叔，都到了娶媳妇要老婆的年龄，用奶奶的话说，就算她和爷爷都头上安上铁铧尖，把浑身的筋都撅断，也从地里弄不下这些彩礼，父亲母亲既是家中排行老大，就也有一份责任，为了兄弟，就算剐身上的生肉，也是该的。

奶奶是一个强人，说到做到，一下子就把早属于母亲的缝纫机，给生生地“搬”走了。

这件事，最为难最受夹心气的，是父亲，这边，骂他不是个好男人，那边，骂他不是个好儿子。

表面看，缝纫机只是从我家西房的炕头，挪到了爷爷奶奶家东房的炕头，只一墙之隔，可是，从此，奶奶与母亲，这对婆媳之间这半世的恩怨，算是结下了。

母亲当然没有与父亲离婚，一来，就算爷爷奶奶能把给了儿媳的缝纫机拿回去，外公外婆却不能真的把嫁了张家的女儿给收回去；
二来，毕竟有了我，还有二弟、大妹、不管父亲与母亲夫妻感情如何，都不重要了……总之，在这场缝纫机争夺战中，母亲败得最惨。

也是活该我倒霉，母亲从娘家回来后，一肚子气，没处出，那天正好我到沟里溪流玩水，把浑身上下弄得一身泥水，母亲第一次打了我，把我的左耳差点扯下来，咬牙切齿：“要不是有了你们这几个小圪泡，九头牛也再把我拉不进张家的门！”吓得和我同样一团糟的弟弟拔腿就逃，天黑了都寻不见。

这夜，掌灯后很久，父亲才从一个空粮窨子里把弟弟抱回来，他一进门就说：“你有气，也不能在娃娃们身上出，你这真真是劲不上老虎揉猫儿呢。”谁知，母亲听了这句话，竟扑哧一声笑了，大概是父亲把自己的母亲比喻成老虎，多少让她心里感到一些快意吧。

虽然奶奶宣示，在二叔的媳妇还没正式娶进门前，母亲还可以偶尔使用一下缝纫机（不用说奶奶，整个生产队会用缝纫机的人也没有第二个），可母亲坚决不去犯这个贱，本已使用惯缝纫机的她，宁愿再拿起针线，缝补我们全家的衣衫，手指叫针扎了，她就小声咒一句：“该死的老妖婆。”扎一次，咒一次，扎一次，咒一次。我们，包括父亲，都知道她这是在骂谁，都绷着，谁也不敢笑。

二婶子娶回来了，成了这台缝纫机的主人，她是新手，遇到缝纫机有了点毛病，就请大姐（她和母亲同姓，算远房本家）请教。母亲实在不好意思拒绝，但她看到那台缝纫机，就伤心。

一次，她一边帮二婶给缝纫机上油，一边说：“你也小心点儿，那鬼老婆子还敢用这台缝纫机，再娶一个媳妇呢。”

生产队，仍没有几台缝纫机，不存在攀比，但二婶有，关键是母亲曾经拥有缝纫机就成了她心中一个化也化不开的结，一块心病。

父亲终于在一天夜里的煤油灯下，对母亲说：“想办法，再买一台新的缝纫机哇。”

母亲一听，怔怔了半晌，手中的针在头缝上划一次又划一次，嘴一撇说：“说得倒轻巧，缝纫机一台一百二十多块钱，现在生产队一个整工分才分红一角多，一年下来，你一个整劳力才能挣下多少？我叫这几个小圪泡们拖着，才算个半劳力，牛年马月才能挣下这一百多？再说，就算你有钱，一百二十多块就码在那儿，就能想买就买吗，上边才能给咱公社供销社一年几台缝纫机？你是公社领导、供销社主任的三姑舅呢，还是二俩姨呢？”

父亲头一扭说：“就因为不好买，我才说得想办法么。”

母亲一下子收起了针线，准备睡了，口里嘲讽地说：“供销社是专为你们张家开的，要是我，给谁家卖也不会再给你张家卖。”言外之意，是说，爷爷奶奶几年前已买过一台。她还是愤愤不平。

计划经济，供给制下，缝纫机是当时紧缺产品中的紧缺产品，当然是“一机难求”，但母亲日里夜里，心心念念的还不就是一台缝纫机？既然现在父亲主动提出要买缝纫机，还不是正迎合了她的心意，她怎么会反对？虽然是千难万难，但正如父亲所说：“想办法。”

母亲读过小学，有些文化，知道《西游记》，于是，就常给我们在灯下讲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每次讲过，总要说：“不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哪能取回真经！”

父亲专门去找供销社吴主任，探过口风，回来无话可说。

母亲也一次次往供销社跑，回来，也是无话可说。一次，突然看见吴主任打我家西边的路上过，时候已近晌午，正在路边锄草的母亲赶忙迎上去，叫着大叔，请他到家喝口水。那天很热，吴主任正走得口干舌焦，就跟着母亲，进了我们家的门，母亲点火烧水，加上父亲下工回来，一看情势，当机立断，一把逮住奶奶喂的一只下蛋老母鸡，在锄头片子上就杀了。

那天中午，吴主任就在我们家吃午饭，主任吐完最后一块鸡骨头，也吐出了一句话：“养猪哇。”

吴主任背着双手走了，父母亲相视而笑，喜不自禁，他们知道，吴主任虽然仍没有咬下个牙印印，但总算露了个话口口。只要母亲每年能给公家交上一两头商品猪，买缝纫机，就有希望，因为国家有政策，对养猪先进分子，可优先照顾。

至于奶奶的那只下蛋老母鸡，父亲对奶奶的交代是：“来不及啦，自己媳妇养的鸡不知都跑哪啦，正好这只就在墙角。”出乎意料的是，奶奶听过，就不再吱声。母亲不领情，一定要给赔一只，奶奶说：“让下蛋给这几个孙子们吃哇，就算赔啦。”母亲仍不依不饶，说：“她老婆子，亏心着呢。”

当年，家里养大的那只大肥猪，就在腊月赶到了供销社的收购站，那年过年，家里只吃了点儿外婆家给的猪头肉，还有奶奶叫三叔送来的一只猪蹄子。当然，家里躺柜上头的墙上，贴上了一张写着母亲大名的，盖着公社大红印章的当年度公社养猪积极分子的奖状。

第二年，母亲一次捉回了两只猪娃。一白一黑，两只小可爱，简直成了我们兄弟姊妹几个的宠物，放学回家，我们的工作就是剜猪菜，母亲每天从生产队劳动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喂猪：剁猪菜，熬猪食。谁也没料到，这年夏天，已经长成半大克朗子的小黑猪，突然就死了。大家吃了好长一段时间死猪肉。

墙上虽然贴上了养猪先进分子的两张奖状，可是，生产队已有贴三张甚至四张的人家，母亲痛下决心，第三年，一下子捉回三只猪娃。这可算给我和弟弟妹妹们找下营生啦——每天一丟下书包，吃上几口，就提起箩筐，漫山遍野去寻找猪吃的野菜。一次，为了争抢野菜，弟弟竟然和邻居家的娃子动手打起架来。

三只猪总算喂到了冬天，都圆滚滚的，父亲母亲在灯下合计着，今年卖两头，一头留下过年。那天，阳光明媚，父亲母亲从猪栏里赶出猪，正好是星期天，我也举了枝柳棍，跟了去。

到了收购站，就看见负责收猪的祁大爷，浓眉大眼。这可是个奇人，他只需瞅一眼，就能估出农民们赶来的每只猪的重量，人们也服气，说：“只要过了这老汉的眼，上不差下。”见我们一下子赶来两只，祁大爷说：“留下一头吃了哇。”母亲赶忙回答：“吃的留下啦，今年喂了三头。”母亲的言语，很是骄傲。祁大爷把两头猪溜了一眼，嘴上就报了数，指着另一头，说：“这头小也小不过五斤。”眼估是眼估，总还是要上秤的。我正纳罕，这两头猪在我眼里，完全一般般大，咋就能差下四五斤呢？过秤的结果就出来了，果然，与祁大爷眼估的基本不差，两只猪相差四斤。父亲母亲啧啧着嘴：“上不差下。”

交了猪，领了钱，父亲母亲就去大院找吴主任，吴主任在，听过母亲的报告后，他却没有笑，反而一下子把脸蹙成头朽蒜。这个吴主任有两个特点，有鞋不穿，踩倒后跟趿着，嘴上永远有一支纸烟，叼着，且一支快燃到头时，再点上下一支。

吴主任沉默了半天，将烟从嘴角拿下，摊摊手说：“实话实说吧，你就是把那一头猪也赶来交了，怕也不顶事呀。”

吴主任接下来说出了原委：近两年，农村年轻人结婚，女方要彩礼之风越来越烈，缝纫机几乎是必要的，这就加重了供需矛盾，因没有缝纫机延迟婚期甚至悔婚退婚的，比比皆是。就说优惠养猪先进这一条吧，本是很好的，可不知哪个，想出了对付的好办法，就是谁家要给儿子娶媳妇了，就让亲戚邻里帮忙，把本要交的猪让出来，让这家一年给公家交两口、三口甚至四口，这家买了缝纫机，以后就一定将喂大的猪还人家，算一种互助。

“这么一来，你家就是再卖上两年猪，我也不敢说，就一定能给你弄上缝纫机啊。”吴主任又加了一句：“每年分配给咱们公社的缝纫机，就那么几台，全公社上上下下，多少眼睛在盯着，我实在也是难办啊！”

那天卖猪，真可说是兴冲冲而去，灰塌塌而归。

母亲在炕上翻来覆去一夜，第二天，我放学回来，猪圈空了，第三只猪也交了。

母亲叫我在学校向同学们打探一下，谁知，我得到的消息叫她几至崩溃，川南一个生产队有户人家，已经交了八头猪，还没买到想要的缝纫机。

母亲不服气，一下，就捉回四个猪娃子。多一只猪，就多一张嘴，本来就已糠菜半年粮了，现在家里六口人，四口猪，整整十张嘴，人猪争食。

四只小猪吱吱叫着，眼看就要长成半大克朗子时，突发一场猪瘟，四只猪不知究竟染没染疫病，就叫抗疫小分队全部吆去，通通活埋了。

母亲在空荡荡的猪圈矮墙上趴了一天，又一夜，第二天，我再从学校回家，发现，那些挂在墙上的奖状，不见了，碎片在院外的垃圾堆上，落满一地。

从这一天起，我们家人，仿佛有过约定似的，谁也绝不敢再提起缝纫机。

又两年、三年过去，我都考到县城一中去读高中了，放寒假回家，是冬日一个罕见的好日子，阳光都是橘子色的，半下午时刻，父亲突然领回一个客人，这人叫陈玉成，其实也是我们生产队的人，前些年还当过生产队长，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了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的一个叫海勃湾的矿区，参加工作了，三年前连全家也搬走了。

陈玉成满脸是笑，在我家炕上的羊毛毡子上，盘腿坐定，父亲就将我叫到门外，将一张皱巴巴的一元票子塞到我手里，嘱咐我赶快去供销社打一瓶酒。

我打回酒来时，太阳已落，父亲正把二弟养的兔子中的一只，在两只长耳朵上提起，用擀面杖，一下敲死。

这天夜里，父亲与陈玉成坐在炕上喝酒，吃肉，喝着喝着，父亲就向陈玉成提起买缝纫机的事，原来，陈玉成在那地方，恰好也是当着供销社主任。起先，母亲只在灶台边，一遍一遍地热水烧茶，嘴上一句话也不说，也一次次阻止叫闹的弟妹们，我知道她一直在倾听，听着陈玉成嘴里吐出的每句话、每一个字。

陈玉成酒足饭饱后，从炕上下来，穿鞋，穿军大衣，踏出门槛又回来，一拍自己的胸脯，说：“放心，这买缝纫机的事儿，包在我姓陈的身上。”

陈玉成回海勃湾时，父亲又给送上几斤荞面和绿豆，一过完年，母亲就开始了等待，等待陈玉成的来信。

是那年夏末初秋的一天，终于等来了陈玉成的来信，信中说，缝纫机已经没问题了，叫我父亲亲自去一趟海勃湾。

从我们准格尔，我们公社，到海勃湾，距离上千华里，得先从家步行到四十华里外的沙圪堵镇，住一晚，再坐长途汽车，穿过鄂尔多斯大高原东北部，走一天，跨黄河，到包头，再从包头坐一天一夜包兰线的火车，才能到。父亲年轻时，曾以民工的身份，在巴彦淖尔盟的黄河边修过著名的三盛公大坝，这回去的，大致就是那个方向，还要更远一些。路途遥远，汽车火车，现款是不敢随身带的，只有通过公社邮政所先汇去，直到收到那边陈玉成收到款的电报，父亲带了路费，几个干面饼子，只身踏上了买缝纫机的千里之途。

父亲千里买缝纫机，简直称得上一次历险记，去时，在火车上遭遇扒手，丢了全部路费甚至火车票介绍信，到达后又被认为无票乘车被扣住不让出站；
归途上，身后背一个箱子（装机架配件），身前抱着装机头的箱子，坐在火车硬座上挺了几百里，又从包头换汽车，到沙圪堵后搭顺车至川南南山离家十五六华里的岔道口，最后的这十几华里，他已精疲力竭，幸有路人捎话，由我和三叔去接回。

日思夜想的缝纫机，终于买回来了，就置放在家里前炕窗户下的墙角上，父亲却躺倒了，一直躺了三天，两条腿还肿得如吹了气似的。

——轧轧轧——轧轧轧——

久违的缝纫机机声，又在我家响了起来，再看母亲，特意洗了头，梳了发，换上一身出门才穿的衣裳，坐在凳上，低着头，全神贯注，仿佛一个琴师，正在进行一场隆重的演出……

让我曾一度不解的是，既然母亲如此热爱缝纫机，在第二次又拥有缝纫机后，竟然突然大方大度起来，当时农村青年结婚成家，要财礼之风很甚，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四大件”，是必备的，生产队里有的人家，实在一时无力，于是，就有了悄悄地向有缝纫机的人家挪借，充做自己家的，先把媳妇儿娶回来再说，母亲的这台“牡丹”牌缝纫机，竟然一次次被“挪借”，至少给生产队娶回了四五个媳妇儿。

不久，我离开了故乡，在外娶妻生子，家乡成了故乡，每年，只有过年才回去与父母团聚几天。弟弟也进了城，两个妹妹先后出嫁，父亲也盖了广大的新房，只是，母亲的缝纫机，越来越用得少了。到上世纪最后十年，连父母亲本人，穿的也基本全是自由市场的成衣了。母亲再蹬缝纫机，只是给我们每个儿女，轧鞋垫。每次回家离去时，行包里塞得最多的就是各种颜色的鞋垫，妻曾跟我开玩笑：“干脆，给妈注册个商标，就让她开个鞋垫厂吧。”

2010年，春节刚过，我正要入住某宾馆，参加市里的“两会”，手机突然响了：刚搬到沙圪堵镇楼房，才过了三个年的母亲，早晨在卫生间里摔倒了，心脏病，正在镇上的医院抢救。

母亲是个农民，家里门外，灶台田间，连好多只有男人干的农活，她也能干，从没听说她的心脏有什么问题，怎么一病就是……母亲病得很厉害，二十多天的抢救，结果，医院让出院回家，听天由命。我不甘心，力排众议，想尽办法将母亲转院到北京阜外心脑血管医院经专家八个多小时的开胸搭桥手术，终于转危为安。生命又存续了七年，到2016年腊月，母亲以七十岁的寿龄长辞人间。据父亲说，这年一入冬，母亲就一晚一晚地坐在一楼她卧室的床上，望着黑洞洞的窗外，不睡觉，还对父亲说：我走呀，不能伺候你啦。真的，最后一次发病要去住院时，母亲把自己戴的一对银耳环，一枚金戒指，都摘下来，用一块布头包了，装在她以前穿的一件旧衣服的口袋里（出殡归来我们才发现的），父亲一见，扭头就回卧室，关紧了门。

七七满后，按习俗，在坟地给母亲烧“纸火”，点看那些纸做的工艺品时，父亲突然提出：怎么没有缝纫机呢？

父亲讲，母亲在入院离家时，要出门了，还踅回，最后看了一次放在客厅阳台角上的缝纫机，对他说：“老头子，就凭你能千里路上为我买缝纫机那一回，我这一辈子，也心足啦！”

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我们几个儿女，将我们亲手用纸扎的，几乎与真的一模一样的缝纫机，焚化在母亲的坟前。

多少回，梦中的母亲伏在她的缝纫机上，飞针走线。轧轧轧——轧轧轧……那缝纫机的机声，在我们心中，是一支忧伤的歌，一支母亲的歌，一支永恒的歌……

“牡丹开花红灯照，飞鸽车子上海表。”

那个年头，谁要看下了人家的好女子，也别高兴得太早，最好先掂量一下，自家能否买得起四大件：“牡丹”牌缝纫机；
“红灯”牌收音机；
“飞鸽”牌自行车；
“上海”牌手表。

二林与杏杏订婚已三年，四大件只兑现了一件，婚事遥遥无期。

二林与杏杏是在公社水利工地上相识的，那天，杏杏正操着锹在工地清理沙子，上边坡上，一辆载满石头的手推车，由于驾车的人突然绊倒，手推车失控，借着坡道的惯性，向坡下直冲下来，吓得杏杏大叫一声，呆立在那儿。就在眼看要撞上杏杏的千钧一发之际，有人从斜刺里冲过来，伸手在车辕上拽了一把，手推车冲到坡下翻倒，石头滚下一坡。事后，人们谈起，都说正是二林在车辕上那一把，手推车才改变了方向，没有径直撞在杏杏身上。为此，二林不仅上了工地的大喇叭，还上了公社甚至旗里的广播，成为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涌现出的舍己救人的英雄行为。

最初，人们都夸二林是个好后生，不是他那一把，杏杏不死也会残。连杏杏的父母也专门赶到工地，向女儿的救命恩人表示感谢。谁知，二林却像个大闺女，羞得要躲起来，见到连脸都红了的二林，杏杏父亲感叹：“真是个好后生。”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一边的妇女队长就想，这两个，一个未娶一个未嫁，何不趁热打铁，撮合成一对？自个儿也算成人之美，积下一份阴德。于是，杏杏父母走时，她亲自送出好远，当天收工后，她又去了一趟二林家里，不久，二林与杏杏，就按习俗，正式订婚。当然，他妈喂的那头猪的猪头，一定是给大媒妇女队长的啦。

二林这年二十五岁了，早到了该找对象的时候，无奈他哥头年刚成家，家里父母已为大儿子的婚事耗尽了钱财，实在无力再马上张罗二林的事儿，谁知，二林竟然“一把”给自己捞回了一个媳妇。父母只好像一句谚语说的那样：锛卢上放麻雷——挣上命干啦。

杏杏是川南一个生产队的，二林以前并不认识她，但自那天出事后，二林才细看了她，瓜子脸，两只黑葡萄似的大眼睛，梳了两只小辫，头发缝白白一线，虽穿着肥大的棉袄棉裤，可胳膊是胳膊，腿是腿……二林觉得，自个儿若找对象，就该找这个样子的。

虽说是在水利工地，天天在一起，但他们真正交往，却是在离开工地，两人正式订婚以后。

杏杏所在的生产队与二林虽属同一公社、同一大队，却是两个生产队，相距七八华里，一对小恋人之间，见面并不容易，当然更不可能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要见一面，就得碰，比如去供销社买东西，医院抓药，或者参加公社的基干民兵训练，一起在大队公社开什么会。

一次，我正在和弟弟喂兔子，二林突然插进头来，说了一通兔子长兔子短，走开后才又突然踅回来，喊着我的小名，说：“我问你个事儿。”我走过去，他红着脸说：“你们学校，一定有川南生产队的学生哇。”我说：“我们班就有，两三个呢。”他又是摸脸又是抓头，踌躇半天，才终于说：“麻烦你给我捎上一句话，就说后天前晌……”接下来的是耳语，原来，他想叫陈杏杏到一趟供销社来，见面谈个事儿。他特别强调，话一定捎给陈杏杏本人，不能叫别人知道。接着，他又强调：“这捎话的人，必须是个嘴牢的人。”我说：“二哥，放心走你的路吧，我又不是傻子。”真的，我没让他失望，接下来，我给他们捎话不下十来次，除了他们本人和我与那个同学，他们约会的事，谁也不知道。我得到的奖赏，就是他们家的那几棵果树上的果子，特别还有我最爱吃的玫瑰葡萄。

每年七月十五中元节，按当地风俗，凡找下对象订了婚的，都要给未婚妻“送面人”，小麦面蒸出的面塑有面鱼面娃娃，点了红红绿绿的颜色，眼睛是红枣等，那次，我在放学路上，与挎着个大篮子的二林迎面碰上，他龇着一口白牙笑着说：“送面人人去。”他的喜悦中，还有一种陶醉。我说：“你该早点儿把嫂子给娶回来呀。”谁料想，我的话，竟然让他怔了一下，眼睛和脸上掠过一丝愁影。提着篮子急马流星地走了。

回家，我把这情形向母亲说，母亲叹了口气，说：“离真把媳妇娶进门，可早着呢。”看我不明就里，母亲接着说：“四大件没一件儿，那陈家可是难说话的人家。”看来，要想把那陈杏杏娶回来，光送面人人，还远远不够！

再看到二林，我竟然也为他操起心来，什么时候，他家才能置办好那“四大件”呢？

第二年春天，杏树开花时节，生产队里人们传说，二林家终于买下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已经叫媒人领着二林，亲自送到了陈家。我也在供销社门市，见过一次杏杏（她来过二林家我们当然认识她）。她买了点什么东西，就拿在一只手里，站在窗口那儿，不时向玻璃外望一下。终于，她抬起左手，把手腕往上伸了伸，飞快地瞟了一眼，我看见了，看见了她的手表，手表戴在她那好看的手腕上，好像有些大……她大概也发现了有人在看她，目光闪了下，脸颊红了，手倏然放下去，手表又藏进了衣袖间。

我知道她在等谁，她却还不知道我是谁。就在这时，二林风风火火进来了，他当然看见了她，只是笑笑，就去柜台买了两盒火柴，头也不回地出去了。稍等一下，杏杏也推门出去了。

二林与杏杏很好，这年秋天，二林穿了件驼色的毛背心，就是杏杏给他一针一针，亲手织的。可说到娶杏杏，人们开玩笑说：四大件只给了一件，这媳妇儿，顶多算娶回一条胳膊来啦。

又过了一年，也是春上，却突然传来陈家要退婚的消息，理由是：等二林家凑齐四大件了，怕得到牛年马月，他家闺女也二十六七，再不能等，他们已经仁至义尽啦。还有人说，公社马主任家的儿子当兵回来，看上了杏杏，陈家要另择高枝啦。

对此，我们生产队的人，有空就往二林家跑，认为陈家人忘恩负义，当初若不是二林，杏杏就算不死，这会儿也一定是个残废人，好心没好报，做大媒的妇女主任一趟一趟去川南陈家，都没好消息，杏杏她爹公开说：“我女子就算是一只羊，一头毛驴，那我也得把她縻在一块有水有草的地方了哇！”

队长问：“二林，说个实话，这三四年，那女子是你未婚妻，人前人后，你们也有往来，你们之间，究竟到了甚么程度？”

二林圪蹴在地脚，头也不抬，说：“她对我挺好，还给我织毛衣。”

队长：“我问你的，不是这，是……你们两个，做过那事儿没有？”

二林：“什么那事儿？”

有人提醒：“就是男女之事，夫妻之事么。”

二林一下子羞得，头差点儿扎进自己的裤裆，口里说着：“说到哪啦，我们只拉过手……”

队长一拍炕桌，说：“这婚，要想不退，现在只有一个法子啦，就看你小子听我话不听。”

在场的人，都眼巴巴看着队长，看他究竟能想出一个什么好主意？

队长对二林说：“你们俩既然有感情，那退婚就全是她娘老子的主意，你赶快去找杏杏，择个好的时候，寻个僻静的地方，干脆，把那事情做了，给他老陈家来个生米做成熟饭。”

大家认为，队长的主意是不错，就怕二林有那心，没那胆。都订婚三四年了，才拉过个手手！

果然，二林不敢也不听队长的主意，去真做，不久一天黄昏，妇女队长回来了，人家把那块手表也给退回来了。我们凑到二林家去看，那块手表还是崭新的，一齐带回的，还有一个红绿毛线织成的小巧漂亮的“表套子”。

二林圪蹴在他家地角的灯影子里，双手抱头，像一截木头墩子。

公社马主任给儿子娶媳妇的日子，就定在了“五一”节，据说，人家把彩礼一次就送到了陈家，“四大件”样样齐备。

出事儿那天，我们学校也刚好五一放假，还没离开学校，就听人说，学校南边川道里，一个大口井里，有人跳井了，等我们赶去，人已被一群人用竹竿子铁耙子打捞上来，平平地躺在那边一棵老柳树下，有几个人围成个圈子，在嚎天哭地。

死者就是杏杏，按习俗，一个没有出嫁的青头女子，又是投水而死，是不能装殓土葬的，就拉来一车大碳，在河滩沙地上烧了。据说，给她换衣裳时，她的右手紧紧抓在左腕上（打捞上来就这个样子），任人们想尽办法，就是分不开，后来，还是她妈烧了香，对她许诺了些什么，才好不容易松开那只手。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原来，她至死，都在用手保护着左腕上的一只手表——上海表。它是什么时候又回到杏杏腕上的？奇怪的是，那只表虽在水下十几个小时，一点水也没进，仍在正常走着。

娘家不愿意寢孤女坟，就痛快地答应了二林的恳求，把她埋在了我们村外，离二林家不远的一个小土坡上。

二林发誓终身不娶，他的左手腕上，就戴着那只杏杏戴过的至死呵护着的“上海牌”手表。

人们见了二林，就要问：“几点啦？”

二林总是停下来，抬起左胳膊，捋起袖子，眯着眼看上好一会儿，才作答。

有一次，我央求二林，让我看看那块手表吧，二林犹豫半天，才小心翼翼把表褪下来，双手递过来。我举在眼前，只见那只表的秒针，倔强而刚健地走着：铮铮铮—铮铮铮—铮铮铮——

202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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