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美好生活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项久雨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具有标志性、原创性的话语范畴概括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成就，承载着非常深厚的“实体性”内涵。这一重大命题在建党百年的重要时间节点提出，并被写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突出展现了其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即“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4页。目前，学界围绕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展开的学术阐释，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组成部分、基本特征、历史意义等重要论题，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深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既要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历史”跨度下把握其宏观层面的变革，又要从生活方式的变迁历程中把握其具体的规定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孕育于生产、生活的过程之中，具有具体、深刻的生活意蕴。美好生活，就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对应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一种崭新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为我们创造美好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与视角，要求我们进一步从人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文明发展、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中推进美好生活的实现，以此创造出更高品质、更高质量的美好生活。

文明从来都不是高悬于生活之上的抽象存在物，而是具体展开于生产与生活之中，是具有特定生活意涵的实践创造物。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人类文明发展所遵循的历史规律。那些将某种文明视作“普世文明”的观点，或者将某些文明之下的生活加以“神话”或“抽象化”的观点，都是非历史且不可取的。切入文明与生活统一性的阐释，必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阔理论视野，从本体论、历史认识论与实践论三个层面着手加以考察。

从本体论来看，文明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孕育于物质生产与生活的“母体”。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这是我们考察文明论题的基础方法论支撑。对于文明的认识与阐释，不能带有任何思辨的色彩，必须从“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活过程中出发加以历史地考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社会结构与国家产生根源的考察一样，“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525页。文明也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从“意识”“思辨”“理性”中建构出来的，不能将文明产生的根源“头足倒置”。如果仅仅从观念而非现实出发把握文明，便会陷入独断论的误区，容易导致抽象地、非历史地理解文明。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3)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525页。一种独特的文明，必然具有精神、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丰厚内涵，必然展现出生活在文明之下的人们的精神状态与精神世界，但不能将这些观念领域的创造物视作“独立的外观”，而必须深入到物质生活过程中对其加以总体的理解与考察。

从历史认识论来看，文明作为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单位，是我们把握不同生活图景的历史范畴。纵览人类文明史，文明作为生命有机体，在不同条件、要素的作用下，既可能实现变革与发展，又可能走向衰落与消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总书记创造性地从生命有机体的视角来认识文明，他强调：“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4)《***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9页。进一步看，以历史的视角理解文明，必然要深层次涉及关系范畴，必然要把握好文明的阶级属性与价值立场，不能无原则、不加区分地理解文明。毛泽东就充分关注到贯穿于文明史当中的阶级斗争，他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7页。如何理解作为文明史重要范畴的阶级？根据列宁所作的界定，“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6)《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页。。阶级是一定经济关系的历史产物，并在生活方式层面有着历史的、具体的反映与表现。

从奴隶制文明到资本主义文明，受限于生产力与制度形式等因素，不可能创造属于每个人的美好生活。在这种阶级社会中，文明的冲突与矛盾在生活层面上有着具体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美好生活只属于统治阶级而不属于广大被统治阶级。对此，毛泽东分析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4页。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方位下，生产力的极大飞跃也未能改变阶级社会中生活的矛盾性质。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交通的便利化，资产阶级将一切民族卷入到其所界定的“文明”发展浪潮之中，其“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8)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690、53页。。宗主国的“文明”与殖民地的“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具体体现在生活层面，“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9)②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690、53页。资本“文明面”的另一面，产生出一种以资本主义文明为样板的“观念强制”，抽象化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必要历史条件，极易造成一些落后国家在生产与生活发展上的实践误区。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扩大化的生活矛盾，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文明。恩格斯在致朱泽培·卡内帕的信中提出，最能够反映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的一句话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690、53页。自由人联合体所塑造的新文明，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下生活方式的矛盾，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历史性变革。

从实践论来看，不论是宏大至上的文明，还是具体可感的生活，都是人们自由自觉实践活动的产物，二者具有统一的实践基础。恩格斯关于文明有一个经典的论述，即“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11)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162页。这个论述为我们提出把握文明的两个尺度，一个是实践尺度，一个是社会尺度。一方面，通过实践这一“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性活动，发挥人的能动性推动文明发展进步。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12)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162页。另一方面，文明既包含“看得见”的部分，又包含“看不见”的成分，“社会的素质”可以成为我们观测文明的一个重要尺度。实践尺度与社会尺度，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对于文明的考察具有实践性、社会性的鲜明特质，能够避免空谈文明、神话文明、理想化文明的理论误区。文明是生活智慧、实践智慧的最高结晶，它不局限于单个人的实践活动，而是由无数人的实践活动所凝结而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于不同的条件，世界上形成了众多璀璨、伟大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13)《***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8页。每一种文明都对应着与之相适应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宏大的文明与微观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有机统一体。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对应着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以用“美好生活”这一标志性命题作为概括。美好生活是“宏观”层面上生活方式的概括性表达，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无数“现实的个人”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感性、个性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有机加总、凝结的基础上，将汇聚成这一生活方式的总体样貌。美好生活具有三重文明规定性，分别体现在社会主义文明的生活方式、植根中华文明基因的生活方式、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上。

第一，美好生活是社会主义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属于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是具有历史进步性质的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文明是属于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文明，而不是属于任何权势团体与利益集团的文明，是反映着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文明。这种新文明之下的生活方式，必然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质，对此我们必须加以历史地考察。我们这里所指涉的美好生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比较充分基础上的生活方式，其历史方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严格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有着与其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要求与生活要求，正如邓小平所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从经济基础上看，社会主义文明所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可以为美好生活创造根本条件。从上层建筑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转化为创造美好生活的有力支撑，可以更充分地发展出属于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又如邓小平所言，“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1页。总的看来，正如******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16)《***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3页。，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发展的，这一新道路与新文明、新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文明下的美好生活是用劳动创造的生活，是劳动日益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的生活，是展现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文明的视域中，劳动具有双重规定性，一则体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一则体现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要求，二者具有同一性。劳动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我们既需要劳动精神、劳动观念的引领，也要在实践中发挥劳动积极性。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没有极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的”(17)《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6页。。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劳动精神的弘扬与培育，并将其上升到文明发展的高度加以具体考察。正如******指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18)***：《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具有历史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到，由于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文明的一些要素还有待更加充分地发展，劳动还没有完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但是，随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劳动的积极因素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更好的激发，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能够得到更充分的满足。

第二，美好生活是植根中华文明基因的生活方式，展现出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生活智慧。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形态的历史延续与展开，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独特规定性。每一种独特的文明，都有自身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精神结构，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文明传统的影响，是“日用而不知”“日见而不察”的，成为生活在特定文明当中的人的集体无意识。美好生活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美好生活从其理论形态来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新的生活观念。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关系具有双重维度，“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19)***：《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页。正因如此，美好生活作为一种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又吸收了丰厚的中华文明智慧。这种生活观念，沿袭着中华文明对于生存、生活最为深刻的哲思，将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生存智慧、优良美德贯穿其中。这种生活观念具有极为深刻的理想维度，“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20)《***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页。美好生活作为生活观念的变革，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结合在一起的，是与中国人民对于追求理想生活的历程结合在一起的。生活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理想驱动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又进一步塑造人们的理想。无数人的生活理想，交汇到文明的高度，也就积淀成文明最深沉的生活理想与生活智慧。

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将为美好生活注入全新的世界性内涵。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强大的开放性、包容性的特质，“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21)《***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60页。，“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22)《***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71页。。将中华文明生活智慧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所形成的美好生活，必然要求进一步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形态进行交流、互动，有原则、有选择地吸收其他文明生活方式当中的优长之处，从而为我所用。中华文明所形成的开放体系，决定了美好生活也必然具有开放性、发展性。静止、封闭的状态，难以形塑美好生活；
动态、开放的状态，能够为美好生活提供无限动力。在文明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生活智慧也得以发展到21世纪的世界历史高度。

第三，美好生活是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展现出鲜明的现代底蕴、浓厚的现代特质、独特的现代表达。“文明”作为一个评价尺度，是衡量现代化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应当说，“现代”主要还是一个历史概念、时间范畴，这一概念展现出当前历史时期内的核心特征。所谓现代文明，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样板，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这并不是说，现代文明就没有一些规律性、共性的特质。人类文明新形态属于现代文明的一种独特形态，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所塑造的现代文明形态。如果说从一个整体视角来看，我们可以说，两种现代文明形态最为实质性的差异就在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除此之外，现代文明的一些共性之处，也反映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之中，对此，也必须加以理性认识。

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塑造的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可以从“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加以把握。从器物层面来看，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必然要求运用现代生产、现代技术的优势来为美好生活赋能。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于现代文明生活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例如，胡锦涛指出：“要按照现代化和民族特色相统一的要求，统筹规划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配套建设居住区的学校、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文化站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村庄和城镇的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逐步使各族群众过上现代文明生活。”(23)《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9页。美好生活的现代性，必然直观、直接地表现在器物层面。从制度层面看，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必然要求建立起与现代化建设需要相适应、反映现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从而为美好生活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就是与现代文明发展需要相契合的制度体系，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形成了独特的制度优势，能够转化为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效能。从文化层面看，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必然要求建构起现代的精神世界、塑造现代的文化品格，创造更加美好的现代精神生活。从传统向现代的文明转变，也会随之形成与现代市场经济、现代政治生活、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的现代变革，是深层次彰显美好生活现代意蕴的基本面向，也体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气质之所在。

文明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一方面，文明的发展由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等因素所决定，有其固有的演化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另一方面，文明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必然会将人的目标、诉求、观念融入实践活动当中，推动文明向前发展。美好生活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活叙事，同时也可以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基础目标、微观目标。坚持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统一，必须把握好二者相结合的实践着眼点，据此更好地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

第一，以满足人民美好物质生活需要为目标，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高质量发展。正如物质文明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一样，物质生活在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也具有基础性地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文明，是结构更加优化、动能更加强劲的物质文明，将为高品质物质生活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从发展原则来看，将新发展理念明确为物质文明发展的根本原则，使发展成果更好地落实到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与提升上。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指明了一条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方向的物质文明发展路径，其中“包含大量充满时代气息的新知识、新经验、新信息、新要求”(25)③ 《***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19、291-292页。。这些知识、经验、信息与要求，在理念与实践维度上都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需要相适应，并能够进一步解决物质生活的动力问题、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等关键问题。从发展保障来看，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物质文明发展的坚实支撑，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人民物质生活发展的效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方式三个组成部分，以独特的制度安排、显著的制度优势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提供来自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的制度支持。从发展动力来看，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物质文明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创新赋能更高品质的物质生活。创新是高质量物质文明与高品质物质生活之源。创新在物质文明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地位，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所带来的动力与活力，内在决定着物质文明发展的生命力，直接影响着物质生活所可能发生的变革。

第二，以满足人民美好政治生活需要为目标，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高质量发展。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具有实质性内涵，“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26)② 《***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19、291-292页。。对此，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将人民当家作主贯穿始终，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更好地融入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价值确认，是一套可操作性强、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的民主制度安排，嵌入到人民政治生活的各领域各环节之中，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支撑人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全过程”要求，从时间维度上确保了美好生活的持续性、民主性、参与性。

进一步看，为了支撑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强化党对于政治文明的坚强领导，强化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27)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人民日报》2022年7月28日。。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优势，就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既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缔造者，又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捍卫者。我们必须将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发展良善政治文明与政治生活的效能。对此，必须始终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更好地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能够引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保有先进性、革命性的鲜明品格。必须使全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8)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人民日报》2022年7月28日。,由此，党便能够确保权力用来为人民谋求福祉，不断满足人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需要。

第三，以满足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要为目标，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质量发展。精神生活的状况，内在地展现出美好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所达到的精神境界。精神文明是需要“建设”的，精神生活也是需要“创造”的，二者具有共同的实践基础。历史地看，毛泽东就曾提出“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命题，他认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9)《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高度文化的民族，必然意味着精神文明的发展、精神生活的充盈。邓小平对于精神文明作出了明确界定，他强调：“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7页。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范畴都具有统一性，“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31)《***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3页。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造更加美好的精神生活，必须着眼于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方面的要求。归根到底，这三个层面的要求都可以统一于一个最根本的要求，那就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神文明发展的指导思想、精神生活的根本指南。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彻底的理论体系，正确揭示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演化规律，是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科学指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区别于其他精神文明的显著标志。崇高的精神生活，也必然要求广大党员和群众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共同努力为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复兴、世界的大同、人类的解放而矢志不渝地奋斗。通过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学懂弄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体人民的精神生活将注入更为强大的思想力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将不断发展到21世纪的思想高度与精神高度。

第四，以满足人民美好社会生活需要为目标，推动社会主义社会文明高质量发展。社会生活是在“关系”中展开的生活，具有特殊的关系规定性。社会文明是基于社会生活的丰厚滋养基础上形成的文明，体现出人们社会交往的状态以及社会生活的面貌。正是因为社会生活所具有的这种特殊性质，也就决定了社会生活也必然是在应对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展开的，社会文明也是在化解矛盾的过程中发展的。正如邓小平所言：“社会生活总会有矛盾，有矛盾就要调整。”(32)《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91页。美好生活，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有机协调的生活，是人们友善、诚信、团结共处的生活。美好生活在社会领域中要求，人们的社会交往具有一整套涵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规范体系，为人们协调处理利益关系、解决价值分歧、畅通诉求表达提供可行的渠道，避免出现问题与矛盾在社会生活中积压的非正常情形。进一步看，创造美好的社会生活，需要动员广大社会成员的主体力量，激活人们自觉参与社会生活、不断塑造社会文明的意识与行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形成不同主体进驻的社会治理体制、形塑崭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33)③ 《***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53、19页。。社会生活包含着不同的环节、不同的方面，这就要求社会治理围绕着这些差异化的环节与方面，来满足人民社会生活的需要。社会治理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社会生活需要的必要条件与载体支撑：一是要畅通“渠道”，推动党的组织、行政部门、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实现更好联结，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坚实的组织载体与制度渠道。二是要下沉“资源”，把更多资源投入到基层当中，其中包括人力、物力、经费等资源，为居民开展自治活动提供必要支持。三是要激活“动力”，提升人民参与社会治理、发展社会生活的意识和能力。打通“渠道”、下沉“资源”、激活“动力”这一整套举措，旨在解决社会治理的“堵点”问题，进而赋能社会文明建设、满足人民社会生活需要。

第五，以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目标，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最直观可感的需要内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满足人民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全新的文明发展道路，生产、生活、生态的要素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实现了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34)② 《***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53、19页。。当前，人民群众对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的期望值更高，对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容忍度更低。满足人民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持之不懈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集中攻克人民群众生活中出现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对此，我们必须把握好如下关系:一是“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35)《***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61页。保护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应当逻辑上一致、实践中统一的，“我们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36)《***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13页。保护与发展的辩证法，是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实践辩证法。二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生态文明之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体，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之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整体，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都是不可或缺的。满足人民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不仅仅是重要的“部分”，还关涉“整体”功能的实现。对此，必须从整体视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更好地将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结合，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经济动能、政治保证、文化滋养与社会支持。三是“现在”与“未来”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发展的未来，关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持续性满足，必须从更为广阔的时间尺度中加以统筹规划与整体推进。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为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际出发，全面认识和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诸多矛盾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性规划与指导性意见。对此,一方面,需要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持不懈、奋发有为”;(37)《***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62页。另一方面，应适当提前布局关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设施与新兴产业,更好地形塑人们的低碳生活、绿色生活的意识与行动，把握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未来性”，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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