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水金关汉简》所见女性史料研究

姚磊

（信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1972—1974 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发掘近两万枚汉简，主要出土于居延都尉所辖的甲渠候官治所、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所在地、肩水都尉所辖的肩水金关等三处遗址。前两处遗址所获简牍，整理者命名为“居延新简”，已于1990 和1994 年整理出版。肩水金关遗址所获简牍（“肩水金关汉简”）的整理出版并未如期进行。2010 年甘肃简牍博物馆（原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五家单位合作，陆续出版了《肩水金关汉简（壹）》（2011年）、《肩水金关汉简（贰）》（2012 年）、《肩水金关汉简（叁）》（2013 年）、《肩水金关汉简（肆）》（2015 年）、《肩水金关汉简（伍）》（2016 年）等5卷15 册①文中释文、简号以甘肃简牍博物馆编《肩水金关汉简（1—5）》（中西书局，2011—2016 年）为底本，不另注。，收录了肩水金关遗址所出土的1.1 万余枚汉简的简影和释文。《肩水金关汉简》涉及两汉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其自出土以来，一直备受学界重视。我们在阅读这批材料时发现其中有许多女性史料，值得我们探究，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肩水金关汉简中有许多的出入关信息，有一部分属于吏或卒的家属出入记录。大体而言，这方面的记录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记录在家属符上，二是记录在出入名籍上。家属符是家属在出入关卡时所需出示的凭证。学界最初的研究是围绕出自A32 的29.1、29.2 号简展开，李均明、刘军、大庭修、李天虹、汪桂海、赵宠亮等均有讨论。肩水金关汉简出版以来，提供了更多关于家属出入的资料，学者围绕简文内容及其所反映的出行、家庭、社会历史信息等展开研究。张俊民、藤田胜久、袁延胜、黄艳萍、鹰取佑司、郭伟涛、魏学宏、侯宗辉、钟良灿等均有论述。

一般情况下，家属符中会有夫妻两人的姓名，不少家属符中妻子是随夫姓的，比如73EJT37：756 简文：

橐他收降隧长陈建建平二年正月家属符

妻大女觻得安成里陈自为年卌四

子小男恽年九岁子小女护□年□□

车一两

张俊民据此提出疑问：“是不是说在西汉之时，边郡地区确实施行过‘妻随夫姓’的制度呢？这些简文，一般都有明确纪年，时间在永光四年（前40）到建平四年（前3）之间，跨越汉元帝到汉平帝。可能在西汉晚期前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确实存在着这种现象。如果边郡存在着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西汉后期就存在这种情况呢？”［1］在对家属出入符研究后，黄艳萍承继了这种说法并认为：“妻之姓氏与夫姓氏相同，子女则不书姓。”［2］早在20 世纪末，刘增贵对此问题已有关注，他认为：“冠夫姓的形成，更反映了妇女的附属性，这些也都被后世所承袭。”［3］

从肩水金关汉简来看，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可以印证张俊民“西汉后期就存在这种情况” 的观点。不仅肩水金关汉简，孙兆华认为，里耶秦简牍户籍文书所见妻不书姓的现象，或许反映了妻从夫姓的社会情形［4］，亦即从秦时已有了妻随夫姓的情况。

对“妻随夫姓”的现象，我们认为可能只是一种社会风俗，并未形成“制度”，因为当时“冠父姓”也是广泛存在的。比如73EJT37：1058 简户主是张彭，其母却是徐都君，即张彭之母徐都君并无从夫姓张；
如73EJT9：87 简户主是利主，其妻却是司马服；
再如73EJF3：138 简广土隧长孙党的小母（父亲所娶的妾）名叫解宪。这些例子中妻子均没有从夫姓。另外，也能看到，一家之中既有从夫姓的，也有不从夫姓或省略姓氏的。

从传世文献中汉皇后的称谓来看，“妻随夫姓”也并未形成制度。如窦皇后、上官皇后、许皇后、傅皇后、王皇后等，并未从夫姓而废弃娘家姓氏。哀帝、平帝的母亲也未从夫姓刘，仍是娘家姓氏。

综合分析来看，汉简中出现的“妻随夫姓”的情况，应是一种社会风俗，尚不具有制度性的规定，在实际生活中无强制性，操作上具有灵活性，并非女子都要改姓。

家属符以及出入名籍中记载了许多子女以及妻子的年龄，从中我们可推算妻子的婚育年龄，从而加深对当时的婚姻生育状况的认知和了解。依据简文信息列表1。

表1 婚育年龄信息表①生育年龄计算采取的是现龄减去长子女现龄的办法，另73EJT37：175、73EJT37：756、73EJT37：762、73EJT37：1150 等简文中子女年龄偏小而妻子年龄偏大，怀疑可能并非长子女，故未列入考察。

续表1

由表1 可知，有效婚育年龄29 个中，15 岁以下7 个，占比24.1%；
16—20 岁13 个，占比44.8%；
21—25 岁7 个，占比24.1%；
26—30 岁2 个，占比6.9%。需要注意的是15—20 岁共计有20 个，占比68.9%，说明早婚早育比较普遍。如73EJT6：41简记载，后起隧长逢尊女儿君曼年龄才11 岁，便有“尚未成婚之婿”——居延龙起里王都［5］。

从表1 中也可以看出生育高峰在16—20 岁之间，女性生育年龄差异也较为明显，最小是13岁，最大是26 岁，平均育龄19.0 岁。这和居延汉简“早婚非早育”的数据有一定差异（贾丽英统计居延汉简平均育龄21.1 岁）［6］。虽然有早婚的习俗，但也有一些女子的婚嫁年龄偏大。如73EJT37：1058 简有“女弟来侯年廿五”，亦即年25 还未出嫁，户籍信息还在娘家，26—30 岁所占比例较小的缘由可能与“过时不嫁”有关［7］，她们超过了15—20 岁的适婚年龄。

15 岁应是男子和女子成年的起始点［8］，在家属符中也得以充分体现。据29.2 号简记载“子大男辅年十九岁，辅妻南来年十五岁”；
73EJT3：89简记载 “弟妇监君年十五”；
73EJT37：1105+1315简记载李丰“子大女疌年十五”，知疌年十五岁已经被称为“大女”。故怀疑十五岁是女子出嫁时间的一个节点。

肩水金关汉简中还透露了当时的“夫妇之间的婚龄差”，依据简文，列表2 说明。

表2 夫妇婚龄信息表

由表2 可知，夫妇之间差异明显，男方的年龄普遍大于女方的年龄。最大的年龄差是夫韩放、妻廉，相差15 岁；
最小的是夫李丰、妻君信，相差3 岁。经计算，夫妇平均年龄差8.14 岁。彭卫在《汉代婚姻形态》一书中认为“从现有史料看，汉代丈夫的年龄要比妻子高一至四岁，平均约为二、三岁”的观点［8］98，与肩水金关汉简所披露的历史信息有差异，这个问题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还需要注意的是73EJT37：755、73EJT37：1058两简，我们发现这两简内容高度一致，对比见表3。

表3

由表3 可知，两简中的临、骄、阳三人可对应，年龄递增保持一致。据此，两简实为同一家庭的家属出入符。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两简的时间不一致，73EJT37：755简是建平二年，73EJT37：1058简是建平四年，相隔二年；
二是户主不同，73EJT37：1058简是张彭，73EJT37：755简的户主当是张彭的父亲。我们曾认为73EJT37：178、73EJT37：761 两简是相隔二年的家属符［9］，今又增加一例。我们也可复原出这一血缘家庭的人员构成，母亲徐都君（50 岁）、子张彭、儿媳君阳（25 岁）、女儿来侯（25 岁）、女儿召（22 岁）、子张恽（20 岁）、子临（18 岁）、女儿骄（15 岁）、孙女君乘（10 岁）、孙子钦（5 岁）。徐都君共孕育6 个孩子，由此也可推算出她生育孩子的时间周期，分别是：25 岁（生女来侯）、28 岁（生女召）、30 岁（生子张恽）、32 岁（生子临）、35 岁（生女骄），每次产后间歇期约2.5年。这也为我们探寻两汉女性生育周期提供了一个重要数字参考。

《肩水金关汉简》 第三册有一组简文较为重要，记载了家庭关系、妻妾矛盾等问题。比如73EJT24：739+784+785 简文：

〼（令）不行，禁不止，使少骄其子，长毋文理，不敬其妻，莫奉……妾不……

该简由三简缀合而成［10］，从简文“不敬其妻”分析，该组简完整的内容应与休妾有关。以往我们多见到的是休妻文书，而休妾文书非常少见，至于为何休妾还要出具文书，我们推测和妾的身份有关，即妾可能也有一定的家庭背景，因为并不是所有妾的出身都差，“秦汉男子‘买’妾和‘娶’妾两种情形兼而有之”［11］，所以，如果是休妾，也应当对妾的娘家有一定交代。

关于休妻，《大戴礼记·本命篇》记载有七个条件，一般称为“七出”或“七去”，曰：“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
无子，为其绝世也；
淫，为其乱族也；
妒，为其乱家也；
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
口多言，为其离亲也；
盗窃，为其反义也。”［12］73EJT24：739+784+785 简文则提供了不同的休妇条件。

一曰“令不行，禁不止”，意谓命令、意见得不到执行，出自《管子·立政》：“然则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13］此处是指妾不听从夫家的意见，固执己见行事，故而被休，既可能是不听丈夫之命，也有可能是不听公婆之命。这与《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被休的缘由相似，焦仲卿的母亲称刘兰芝“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需要注意的是“不听夫家意见”不见于《大戴礼记·本命篇》“七出”，而且这个原因排在了被休缘由之首，疑该妾主要是多次顶撞而被休。

二曰“少骄其子”。此处的“骄”字是宠爱、放纵之义，即作为母亲溺爱孩子。“骄子”在当时的社会不被认可，《史记·梁孝王世家》载：“鄙语曰‘骄子不孝’。”［14］《史记·五宗世家》载：“景帝少子，骄怠多淫，数犯禁。”［14］2102如果教育得当，孩子不“骄”，便会受到推崇，故蔡邕用“童子无骄逸之犹，妇妾无舍力之愆”来赞美司徒袁隗夫人马伦［15］。此处是指妾宠溺孩子，影响了孩子的成长。“宠溺孩子”也不见于《大戴礼记·本命篇》“七出”。

三曰“长毋文理”。“文理”是指礼仪，意谓孩子长大后不知礼仪等行为规范。《荀子·礼论》：“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16］《盐铁论·论功》载：“上无义法，下无文理，君臣嫚易，上下无礼。”［17］《左传·成公十三年》有“礼，身之干也”的说法［18］，足见礼仪的重要。汉代更加推崇礼仪，国家邦交更把“礼”推崇至极，《汉书·西域传》甚至有“汉家不通无礼之国”的记载［19］。此外，《公羊传·隐公元年》载：“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何休注：“礼，妾子立则母得为夫人。”［20］此处是指妾对孩子的教育失败，使得他不具备成才的素质条件，从而也失去了“母以子贵”的可能。“子不成才”也不见于《大戴礼记·本命篇》“七出”。

四曰“不敬其妻”，意谓对正妻不尊敬。在汉代，上层社会蓄妾较为普遍，不仅合法，而且合礼［21］，甚至一般平民有能力也会多妻［22］。经杨树达考证，汉代男子于正妻之外，有小妻、有小妇、有少妇、有傍妻、有妾、有下妻、有外妇［23］。这些名目称谓繁多，“妾”是正式称谓［11］122。

妻妾众多带来了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使得女性成员之间矛盾突出。“由于妻妾位置没有凝固化，具有一定的可变性，所以妾可以凭借有子或容貌出众来威胁正妻地位，而正妻对于妾也高度戒备，视若仇敌。”［8］167简文所言“不敬其妻”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北大汉简《妄稽》也记载了妻妾矛盾，其中妻妄稽便占据家庭的主导地位，而妾虞士则毫无地位可言，几乎任由妄稽鞭笞折磨，“柘修百束，竹笞九秉。昏笞虞士，至旦不已”［24］。这也反映出妻妾斗争时妾的处境非常不妙。简文此处是指妾对正妻不恭敬，影响了正妻的地位。“不敬其妻”也不见于《大戴礼记·本命篇》“七出”。

五曰“莫奉父母（兄嫂）”。“莫奉”后简文残断，推测应当是长辈，如父母、兄嫂之类。此类见于《大戴礼记·本命篇》“七出”，不再多言。

在阅读肩水金关汉简时，我们也发现了73EJT24：742 简文：

此简与73EJT24：739+784+785 简号相邻，字体书风也颇为一致，疑可编连在一起。《汉书·食货志》记载：“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可知“织纴”属于女性的日常工作。从简文“不知织纴”分析，可能女性不事“女工”也会被夫家所休，这也与东汉冯衍休妻所言“纺绩织纴，了无女工”形成印证。对比《大戴礼记·本命篇》“七出”，肩水金关汉简的休妾文书在排序和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排序上强调了对夫家的服从（“令不行，禁不止”居首），弱化了对长辈的奉养（“莫奉父母兄嫂”居尾），内容上则有对夫、对子、对妻三方面以及对女工的要求。总体而言，对女子的要求和束缚更深一层。

婢，《说文·女部》“女之卑者也”［25］，亦即我们常说的女奴。肩水金关汉简中还有许多有关“婢”的史料，对于我们研究女性奴隶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家属符中也有奴婢的名字，由此，郭伟涛把73EJT37：1528+280+1457简“小奴满”也归到“家属”中［26］。我们认为这样不能反映他们的真实地位。

汉简中的 “省卒家属名籍”“家属居署名籍”“卒家属名籍”以及“累重訾（资）直簿”均能反映家属的人员构成情况［27］。经查，在这些簿籍中，吏卒的“家属”主要是妻、子女、父、母、兄弟、姊妹，不包含奴婢。

肩水金关汉简中也有相关的“家属”简文，列举如下：

〼强、守丞普移卅井县索肩水金关，觻得男子赵〼

〼□籍与家属、贱奴县，名如牒，书到入，如律令〼（73EJC：446A）

……/掾宗守令史丰（73EJC：446B）由73EJC：446 简可知贱奴并未被归入家属中，而是在家属后单独列出。由此可知，奴婢不算家属。西北汉简中，奴婢一般是被视作财物出现的，可以买卖赠予。由居延汉简37.35 简可知奴婢都是有价商品，从居延新简EPT52：569 简可知奴婢可以像马牛羊等一样被赐予，从肩水金关汉简73EJT27：2 简来看,奴婢与畜产等同，是吏民的财物。

还有一些简文记载了奴婢的出入情况，有助于理解奴婢的身份和地位。73EJT28：12 简是进出肩水金关的出入符，小奴富主被单独列出位于简的左下角。如73EJT37：521 简记载大奴同、婢绿与户主及其家属一起“私使居延”，奴婢同、绿在此处并没当作财物对待，而是和户主一样进行了身份验证，并确认“毋官狱征事”。敦煌汉简795号简记载万世候长马阳带着妻子、从者、奴婢一起出关。结合三简看，在出现户主的出入简中，从者、奴婢均是陪同出行人员，排名靠后，地位低下。

奴婢所能吃到的粮食，也非常的少，简文有记载，如73EJT7：79 简记载，四人共享食五石四斗，平均每人约一石三斗五升的月食标准，而其中还包括了有成年男性“大奴一人”，减除他的粮食后，女奴的粮食可能更少。73EJT4：39 简提供了更为确切的数据，大婢多钱的饮食标准是“一月食一石三斗”。经考证，边塞吏卒每月禀食的标准多为三石三斗三升少［28］，而这个标准并不能让人吃饱，“只相当于人们食量的60—70%”［29］。对比简文中大婢多钱的一石三斗月食标准，知其只有吏卒的三分之一左右，可能仅仅是每天只提供一顿饭而已，只能维持生命的最低线。由此，我们也能感受到她们的生活艰辛。

如果还让她们参加劳作的话，这些女奴婢的生命可能就无法保证了。73EJT23：828 简是指奴婢脱离户籍流亡，73EJT21：387 简文中 “属女子”疑官奴婢，“左”即“左剽”，意为“在马的左部烙上徽记。”［30］可能是这名女奴同马一样，在身体的左部也有标记，故曰“左剽”。怀疑其可能犯有罪行，才被标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载“奴婢殴庶人以上，黥頯，畀主”，其中“黥頯”是指“刺青于脸颊”［31］。从简文“疑在界”分析，这名女奴逃亡了，官府正在缉拿。

肩水金关汉简73EJT24：275 简还记载了一次女奴的交易纠纷，可见奴婢的悲惨处境：

□冀阴利里长广君大婢财，贾钱万二千钱，毕已节，有固（痼）疾不当卖而卖，逐贾钱

据简文知“大婢财”被其原主人“长广君”出卖，价钱是“万二千”，她“有痼疾”（长久不愈之病），不能买卖交易，但其主人“不当卖而卖”，于是产生了贸易纠纷。从中我们得知：一是女奴的买卖价格“万二千”，二是奴隶买卖时不能有“痼疾”，三是原主人长广君对有病奴婢的处理方法是 “转卖”。居延汉简37.35 号简记载了奴隶的价格，“小奴二人直三万大婢一人二万”，陈连庆考证认为：“两汉奴婢价格一般在一万二千钱至四万钱之间。”［32］由此，大婢财的价格确实不高，在价格的最低线，这也很可能和她身患“痼疾”有关。遗憾的是简文并不完整，不能得知这场纠纷的结果，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奴婢一旦患有重疾，无法再体现价值之时，很有可能被主人遗弃出卖。

需要注意的是，女奴的名字也非常有意思。有侧重利主的：大婢利、小婢利主、小婢承颜；
有侧重情义的：大婢爱、大婢恩；
有侧重钱财的：大婢财、大婢益息；
有侧重欢喜的：大婢好、大婢朱喜等。从她们的名字分析，和正常的普通人差异很大［33］，更突出报恩、利主、讨喜之意，可能都是主人所起的名字，从中可知她们完全是隶属服从地位。

综上，从肩水金关汉简所反映的史料分析，女奴地位低下，生活困顿，处境艰难，不被当成“家属”对待。

《肩水金关汉简》 第5 册73EJC：529 简文记载了妻大女桂“遗衣用”的事情：

卒史兴、妻大女桂、从者同里王得，愿俱往遗衣用，乘所言用马一匹，·谨案延寿等毋官狱征事，当为取传，里父老更生等皆任延寿等，谒言廷，移过所县邑门亭河津马界关，毋苛留止如律令，敢言之（73EJC：529A）

章曰长丞安印（73EJC：529B）

73EJC：529 简记录了卒史兴、妻大女桂与同里王得前往肩水金关“遗衣用”而申请“取传”（通行证）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卒史兴、桂与王得是长安人氏，所以需要“长安丞”的审批，故在简的B面盖有“长丞安印”。

经测量，从汉代都城长安（今西安市）到金塔县（肩水金关汉简出土地）的直线距离约1090 公里，这对“桂”她们而言是非常困难的，而她们的交通工具只是马一匹（简文作“用马一匹”），并无“轺车”。我们曾考证73EJF3：48+532+485、73EJF3：290+121 两简，垣党、周重两人因公“送绛”（一种丝织物），他们从南阳出发（二月戊寅朔癸卯）到离开肩水金关（六月庚子），用时大约4 个月（直线距离约1400 多公里），其间用了马二匹、轺车二乘［34］。据此，我们可以想象“桂”出行的不易和艰辛。从这份文书在肩水金关出土看，卒史兴、桂和王得无疑抵达了目的地。

大女“桂”之所以千里“遗衣用”，自然是因为边地后勤保障不力。边地戍卒由于缺衣用，生活十分困窘，甚至有死亡的风险。据73EJT23：237简记载，由于“毋钱衣寒”导致昌的处境非常不好。王子今认为：“简文出现三个‘死’字，表现出书写者‘冬寒’季节身临艰苦境地时严重的绝望。”［35］73EJF3：333 简的“买”与“卖”可通［36］，“卖履”当为“买履”，文中主人“买履”的钱都缺乏，到赵候长田候长家去筹钱买履，可见生活十分困窘。对比73EJT23：237 简“昆弟不肯来相视”，“桂”千里“遗衣用” 的行为无疑十分珍贵。遗憾的是简文不完整，她们“遗衣用”是什么并不清晰。

肩水金关汉简73EJT3：382 简文是一则再嫁的记录，简文如下：

携子行嫁者如此矣携菌菓（习字）

汉代改嫁、再嫁较为普遍。杨树达认为：“夫死，妇往往改嫁。虽有子女亦然。且有携其子女往改嫁之家者。”［23］34-35汉代传世文献中也有携子再嫁的记载，然出土文献则较为少见，肩水金关汉简的这一记录，就显得弥足珍贵。从简文“携子行嫁”看，当是带前夫的孩子再嫁人，而从简未“如此矣”（这样啊）的语气看，似乎再嫁的结果并不圆满。汉代并不反对再嫁，那么简文“如此矣”的感叹可能反对的是“携子”的这种行为。因为在汉代“如果丈夫死后，妻子另行再嫁，儿子大多留在父家之中”［8］203。而简文中“携子行嫁”之举明显与社会习俗有所冲突。对此，彭卫认为：“这或是父家经济状况极度贫苦、无力养育所致；
或因战乱灾疫无法回到父家，而随母家共同逃难。”［8］203可参考。

肩水金关汉简73EJT24：47 简文是一则平民女子和奴婢赎罪的记录，较为重要，简文如下：

赎罪允吾叶阳里女子陈成、大婢爱

简文记录了女子陈成和大婢爱犯法后通过“赎罪”的方式，减免刑罚。依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的记载，女性犯罪比照丈夫的爵位并且可以减轻处罚：“公士、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女子当磔若要斩者弃市。当斩为城旦者黥为舂，当赎斩者赎黥，当耐者赎耐。”［31］124-126遗憾的是简文没有记载陈成犯有何罪以及为何“大婢爱”也牵涉其中。经学者考证，“汉代赎刑的方式很多，但主要分为两大类，即纳金赎刑和纳物赎刑”［37］。简文也没交代陈成通过何种方式“赎罪”，但73EJH1：3 简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入钱赎罪”，参考73EJH1：3简，我们推测陈成有可能通过“入钱”方式“赎罪”，需要注意的是，此简中奴婢的“赎罪”方式可能也是由陈成“入钱”实现的。

肩水金关汉简中还有对妇幼老弱的关爱体恤的记载，如72ECC：57 简文：

□姊大女须年八十一免

简文中的“大女须”已经年龄超过八十，按照汉时规定，可以免除徭役赋税等义务。故简文中的“免”，可能是指“免老”之意。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记载：“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褭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为免老。”［31］231整理小组注释曰：“免老，因年高免服徭役。”［38］可参考。

肩水金关汉简73EJT23：994 简文亦表达了对妇幼老弱的关爱，颇具人道主义的色彩：

□钱不县得毋烦□□……（73EJT23：994A）

□留之人：妻、妇、幼、弱、独，上下塞难，叩头谨请往（73EJT23：994B）

简文虽然残断，但部分简文之意尚通顺，指出某地所留下来的人有五类：妻、妇、幼、弱、独。“妻”是指出嫁的女子，“妇”是指儿媳或弟媳，“幼”是指小孩子，“弱”是指年少的人，“独”是指无子孙的老人。五类人他们“上下塞难”，故上书“请往”，体现了对她们的爱护和扶助之意。

肩水金关汉简73EJT24：194 还记录了一场较为严重的疾病，涉及了“武”的妻子和子女：

还知放病卧隧中，武妻子病在隧外，厩内中已□□

从简文可知，隧中、隧外均有病人，“厩内”从简文意思推测也不乐观。从“卧”字分析，患病的程度也较为严重。裘锡圭认为：“总的说来，当时边塞的医药卫生条件大概是很差的。”［39］从患病的规模看，疑是某种传染性疾病。经学者考证：“汉简中疾病以伤寒、伤汗和头痛之类最多，有时同时发生……简文字所说的伤寒或伤汗，指涉甚广……就其中最常见者而言，大约即是现今所理解的因受寒而导致的伤风感冒症状。”［40］“武”的妻子和子女可能患的就是此类疾病，遗憾的是简文残断，无法完整得知她们的全部情况。

推荐访问:史料 所见 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