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正璜：敦煌考古有佳人

李舒

最近一直在读敦煌的资料，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片段，王道士的玄奘崇拜，张大千的敦煌菜单……但更为打动我的，是敦煌的那些女性们。多年前我有幸采访过常沙娜先生，春节里又有缘探望了樊锦诗先生。樊先生个头小小的，说起话来声音不大，却是率真直接，一语中的。这些敦煌的女儿们，看上去如水一般柔弱，却有着不可思议的能量，令人心生敬意。

或许大家不一定知道，我国第一部敦煌学专著《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正是出自一位女子之手。这位女子，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何正璜。

1940年8月5日，恩施。江边，一位少女正在浣衣。微风拂过她的脸颊，吹不走她的满面忧愁。

3年前，也是8月，尚在东京多摩川高级美术学校（东京多摩美术大学前身）读书的何正璜和朋友们一起去伊东过暑假，吃了椿油炸的大虾，勇闯了有暗娼的咖啡馆，买了海女划开的蚌珠串成的手串，那时候的她不会想到，这是她安稳少女时代的终结。

回到东京，号外之声响彻大街，她买了报纸，得知日军攻陷了北平。街上人流汹涌，商店里挂着中国“土产展销会”的牌子，里面全是何正璜熟悉的物产，买东西的日本人大声笑着，一声声尖锐又刺耳，扎进她的心里。她流着泪，卖了母亲留给自己的金戒指，换得了一张四等船票。

金戒指是母亲留给何正璜的遗物。何正璜的母亲张佳牅是个参加过北伐的传奇女子，曾任武昌烈士遗孤教养所教育长，后跟随前往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的丈夫何立夫到日本。1914年6月1日，何正璜在东京神田区出生，别名“玉子”。她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但她时刻记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也时刻记得，母亲时常对她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一回到武汉，迎接何正璜的是轰炸。她的家人在宜昌罗佃溪遭两架日机跟踪轰炸，五妹何正瑛“满身鲜血，蜷伏洞内”，继母玖笙“流血如注”，弟弟正国“脸部被削去一半”。愤怒的何正璜参加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昌举办的军事干部训练团，决定以死报国恨家仇。不过，集中训练了几个月，她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这块材料。

8月的江水并不冷，何正璜抬起头，天空很多天没有这样蓝了。这两日敌机没有来轰炸，人们的心里仍旧惴惴不安。除了惦记家人安危，何正璜的心里还有另一个名字。去日本之前，何正璜在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她所在的工艺系有20多人，何正璜因为文采好，是有名的“校花”。毕业时，班上每一个同学都找何正璜写留言，她给后来成为傅抱石夫人的罗时慧写的是：“话说这位先生，实在令人发笑，表情隽冷幽默，哪顾别人牙掉。衷心不卜何如，表面从不烦躁，似此快乐逍遥，当然长生不老！”

“校花”已经心有所属了，她的初恋叫彭友善，在他的毕业册上，何正璜的留言充满了鼓励，一点戏谑都没有了：“彭君年少才高，励学敦品，兼性刚直狂傲，不羁之士也。但为学克勤，有艺彀风，且不思不勉，而从容中道，郑虔三绝，曳玉铿金，一时颂之。真大有手持艺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之概矣！”

定情信物是彭友善所画的双栖图，他们打算一毕业就结婚。不过，因为彭友善的二哥建议，两人决定先出国留学，回国之后再结婚。没想到，彭友善却在毕业前的军训中被怀疑是共产党人（彭友善的大哥彭友仁和***为同窗挚友，在皖南作战中牺牲），他无奈出逃，音讯全无。

1937年4月，一位朋友告诉彭友善，何正璜已经回国，此刻正在北京。彭友善大喜过望，兴冲冲带着一个新皮箱即刻赶往武汉，打算向何正璜的父亲提亲，皮箱里装着多年积蓄和准备结婚用的西服和珠宝。

然而事实上，彭友善听到的消息并不属实。何正璜当时根本没有回国，仍在日本学习。那位朋友带着彭友善到达武昌，指着一栋房子告诉彭友善，这是何家。但看门人回答，何家早就搬走了。彭友善失望而归，路过九江，正在火车站买票时，警报骤响，敌机临头，人们四散逃命。等他慌张回到南昌，才发现皮箱已经被人调了包，里面只有一本《啼笑因缘》。

这件看起来颇为诡异的事，恐怕只有两种推论：一、纯粹造化弄人。二、自始至终就是一个阴谋，那位朋友不仅要让彭友善彻底死心，还趁乱谋夺了他的财产。彭友善倍受打击，大病一场，但何正璜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的这段姻缘，有的只是一声叹息。

《红楼梦》里，薛姨妈对薛宝钗、林黛玉说：“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预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红线把这两个人的脚绊住，凭你两家隔着海，隔着国，有世仇的，也终久有机会作了夫妇。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的，以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拴的，再不能到一处。”

这句话送给何正璜再合适不过。她心里惦记的彭君音信全无，是移情别恋，还是乱世弄人，她茫然不辨。但就在这个夏天，就在这个微风拂面的下午，月下老人将会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向她招手，系向她手中的红线将以一张报纸的面貌荡荡悠悠来到她的眼前。

这是一张被撕去了一角的《大公报》，时间是1940年8月3日。也许是舟中人不小心散落在江中，也许是岸边有人读完随手丢弃，在它即将被彻底浸湿没入江中之前，何正璜捞起了那张《大公报》。在许多的新闻报道之间，她看见了一则消息：征聘建筑繪画人才。广告的发布者来自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叫王子云。

巧合不仅如此，彭友善的梦想是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而王子云恰恰毕业于该校的雕塑系。他的作品《少女》曾入选巴黎“春季沙龙”展览会。

留法归来后，王子云受林风眠之邀，到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书。王子云和同为留法生的常书鸿关系不错，常书鸿担任专科部主任，王子云担任中专部主任。学校迁到重庆后，王子云对校务失去兴趣，他向国民政府建议，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旨在对西北文物进行考察登记，以备不测。

王子云在《大公报》发了广告，因为预算不多，王子云后来回忆，“仅登一日”。这张唯一的广告被何正璜看到，实在不能不说缘分的奇妙。

两人第一次见面，何正璜在日记中这样写下对于王子云的评价：

我有点失悔不该来的，但是那个人相当和蔼，才使我稍稍安定一点。可是我不敢看他，因为他的眼光似乎很射人。我觉得脸有些红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又不是藏在深闺中长大的，又不是初次和陌生人交谈的，为什么今天忽然这样窘迫羞涩？实在自解不得。幸而谈话一下也就结束了，我告辞出来，他送我到房门口，相当亲切的和我告别。我松弛了的心不由得又跳了起来，不敢回头看他，低着头就匆匆的下楼了。步行回指委会，心中相当高兴，因为他许可我考虑。假若我真能和他们一块去，我该是几样的幸运和快乐啊！约在次日十时答复他。

他们显然是一见钟情了。

何正璜的文字有种神奇的少女感，活泼生动。在《西北考察日记》里，可以找到许多他们陷入热恋的痕迹：

我们沿着江漫步，天是蓝的，心是松的，一切都是绮丽安恬……我感觉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了，过路的人只是我们这所有宇宙中的一点点缀而已，而我们便是当年的亚当与夏娃了。

我唱着歌，将所有艳情的歌都一一地唱给他听，歌里面尽是些年轻的句子，我们的心也化入极年轻的境域中了，歌声飘扬在这静恬的山路上，上面是无声的白云，下面是细声的绿水，所有的本身早已合化为一首最美最柔情的诗了。

但他们之间并不是没有障碍的，王子云在老家有原配，并且生有一子（彭友善之前也在老家有原配）。终于有一天，何正璜和王子云严肃而认真地谈了自己过往的感情，然后，他们决定互相原谅对方，从今往后“当互相敬爱，不许伤及任何一人的自尊心，应当重视对方的长处，而原谅他或她的短处，双方要共守忠贞”。在这乱世之中，有这样的奇缘，夫复何求？

1940年12月2日，距离他们第一次见面3个月，在取得双方父母同意后，王子云和何正璜订婚了。这一天的风特别大，一路上，王子云帮何正璜遮挡口脸。这天夜里没有电灯，“市街黯淡，星星小火荧荧有如鬼市，然二人心境殊乐，且至一心饭店与林先生共餐。三人笑谈无间，兴极而归”。林先生是林风眠，他见证了王子云和何正璜的恋爱修成正果。

十天后，王子云送了何正璜一柄小伞，上面刻着何正璜的名字，他们在成都《中央日报》登了结婚启事，这便是婚礼了。

何正璜在日记里这样说：“我不婚富家子，不婚势贵人，也是因为怕受那种冤气，我宁可裙布荆钗和他黄卷青灯过一生，则本人如愿已足。”她说到做到了。

我总喜欢向朋友们推荐何正璜写的散文游记，这源自我五六年前无意之间买到的那本《西北考察日记》。虽然是日记，文字却十分优美，甚至比她的游记写得还要好，她很喜欢用叠词，“平原索索”“黄沙漫漫”，让我想起《千忠戮·惨睹》里那一支“倾杯玉芙蓉”里的唱词：“历尽了渺渺征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

这本日记所记的内容发生在“蜜月”。但此时，何正璜的心中绝不只有儿女情长，她永远记得母亲和祖父对她讲的话：“巾帼不让须眉。”这一路是崎岖而艰险的，他们在西北一起经历了许多：勉强充饥的荞麦面，“硬冷如铁”的馍馍，泰陵考察时的整夜大风怒号，被野狼嚎叫惊醒的梦，腰疼到直不起来仍坚持写报告，还有新娘子初当家的拮据（在日记里写下“节俭！节俭！节俭！”）……

何正璜的笔墨之中永远流露着乐观和幽默，她也记载下许多美好的瞬间：

车过山上时已暮色四合，仅西际晚霞艳光一片，照着九曲溪水闪闪作光，自山顶俯视，恰如一条蜿蜒之金龙也。车更疾行，景物一瞥即逝，人亦谈倦，空谷哑然无声，但暮霭沉沉荒郊茫茫车尘滚滚。

可以细细赏玩的文字，当如是。

1943年，《说文月刊》上发表了《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份敦煌报告，文字简练，描述准确，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评价其为我国最早的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

然而，后来却有人批评何正璜的文字“科学的历史渗入了太多的水分”“太花哨了”，并且认为这是“华而不实，由于没有在考古第一线上进行田野考察工作”。批评她的人大概不知道，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何正璜完全当得上是中国考古界先驱中的一员，由他们伉俪领衔的汉唐帝陵考察，谱写了中国美术考古历史的一页辉煌。

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考察团冒着日寇飞机频仍的轰炸，辗转奔波于川陕豫甘青，行程逾十万里，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考察研究工作，并相应实施了力所能及的征集、收藏以及保护措施，可以说，完全不逊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古建筑发现保护工作。

王子云虽然和常书鸿关系好，却不认可常书鸿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的职位，王子云最终放弃了副主任的职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很多年之后，敦煌的专家们曾经感慨，如果王子云不离开敦煌，敦煌研究也许可以提前20年。

1945年，西北文物考察团撤销后，王子云到西北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兼文物研究室主任。他将考察团的成果编辑成十册材料，交给西北大学。

解放初期，王子云伉俪忽然卷进一场莫名其妙的“盗窃文物案”。虽然事件最后平息了，但经此打击，王子云受到严重刺激，双手颤抖，从此不得不彻底放下畫笔，那个曾画出《杭州的雨》的画家、那个曾做出《少女》的雕塑家消失了，他连写字也成了“九曲羊毛体”。

王子云的女儿王蒨回忆了一件往事，1960年代的某个春节，父亲忽然带着她“从西安坐火车到兴平，然后在农村夜里走了很长时间”，他们到了茂陵，平时不怎么说话的王子云忽然摸着西汉石雕激动万分，他仿佛想起了20年前，他第一次和何正璜见到的茂陵，他说，我感觉见到了亲人。回去之后，王子云“从兜里掏出一包泥水搁到廊檐的小栏杆上，哆哆嗦嗦风里头塑伏虎”，因为手一直哆嗦，雕像最终当然没有塑成。

也就是这样一双颤抖的手，用这样艰难的方式，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整理了《中国雕塑艺术史》，重新撰写了《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很难想象，这六七十万字都是这样写成的，每个字的背后都需要多么大的勇氣、多么大的毅力。

这其中当然少不了何正璜的帮助。可以说，她舍弃了自己的文字才华，甘愿站到王子云的身后，协助他的工作，这才为后世留下了两部宝贵的著作。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结婚时的誓言，在最困难的岁月里，她仍旧和王子云站在一起。

过尽千帆。1983年，又是一个8月。那个当年在江边浣纱的女子脸上都是皱纹，却依旧充满着美丽与智慧。她已儿孙满堂，白发苍苍，孙女王悦一明这样回忆祖母：“我记得奶奶对于仪容仪表特别注意，是大家闺秀出来的气质。她教我们一定站有站姿坐有坐姿，手永远是上下交叠放在身前。”

这个8月，40多年前的一个疑问即将画上句号。敲门声传来，开门，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何正璜没有问，用不着介绍，只需一眼，她就已经知道他是谁。那个青年人果然说，我姓彭，彭友善的儿子。

彭友善在上世纪40年代知道了王子云和何正璜已经结婚，1945年，他和小自己18岁的吴惠生结婚。结婚前，他也向吴惠生坦诚了自己的过往，而吴也对这段感情表示了同情和理解。现在，他终于又可以给何正璜写信了：她怎么样，她还好吗。思虑再三，他问过老伴，然后提笔写了一封信。

信写得十分克制，他只是简单问好，问了点西安策展的问题。而回信也是简单的，寥寥几笔，何正璜还特别关照，来信需要保密。她似乎不想让子女知道自己的这段初恋：“愿我们永远保持美好的记忆，我们年轻的笑语，青春的活力，这种甜美的回忆不应被时间无情冲破，我们活在彼此的回忆里。”但何正璜给彭友善寄了一些照片，照片的背后忽然透露了她的一些心情，她依旧唤他“真真”，这是当年热恋时何正璜给彭友善取的昵称。

1990年8月16日，上午十点，王子云有些发烧，卫生室的大夫给他打了一针，他觉得好一点，于是又坐到了书桌前，想继续写《欧洲雕塑史》。过了一会，女儿去房间看他，老人已经伏案在桌，溘然长逝。

很多人评价过王子云，但我还是最喜欢何正璜的：“他是托钵艺海的一个苦行僧，70年的美术生涯，几多风雨，几多坎坷，几多辛酸啊，他终于带着满钵的泪和汗，离开了拼搏终生的人间。”知夫者莫若妻，知王子云者，莫若何正璜。

解放后，何正璜一直在西北历史博物馆工作（陕西历史博物馆前身），她对于这个工作非常满意，哪怕只是做一个普通的讲解员，她也努力讲得深入浅出，丰富有趣，正如她当年写的那些文章。但她始终有一个愿望，即希望能把自己的文章结集成册。

上苍仿佛又听见了她的呼唤，远在千里之外，有人对她的文字念念不忘。她当年发表在《旅行杂志》上的散文，一直被一位上海“粉丝”王鸿森先生喜欢着、收集着。几十年后，已经退休的王先生用端正小楷把这些文章抄录在宣纸上，做成两册线装书。1993年，王先生终于辗转联系到何正璜，把这份别样的礼物送给了偶像。

第二年，何正璜因病去世，享年80岁。

1997年8月16日，正是王子云去世七周年忌日，彭友善因心脏病发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86岁。

这个故事里的每个男女都有着不可思议的缘分，但他们都足够善良，足够体谅，我喜欢这个故事，并且愿意称之为——传奇。

（作者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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