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幽燕地区战争特点及军事价值析论

徐 超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 100160)

幽燕地区位于秦汉帝国统治的东北角，经济良好，人口较多；
交通便利，纵横四至；
且处于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接壤处，胡汉冲突不断(1)本文中的幽，指汉代幽州刺史部所察之部分郡国；
所谓燕是为战国时的燕国，但范围略小。此处之幽燕相当于今北京地区，主要指广阳国(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涿郡等郡国所辖地区的全部或部分。严格来说，幽燕的概念，既非监察部的幽州，又非行政的燕国，而是一个区域文化的概念，本文所指幽燕地区都在汉代幽州部的区域之内。参见卢云：《论文化的传播与文化区域的变迁》,《复旦学报》1986年第3期；
吴必虎：《中国文化区的形成与划分》，《学术月刊》1996年第3期。。自先秦以来该地就战事频发，延续到秦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战争水平的提高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幽燕地区依托山河之便、财富之利，其进退有据的战略地位愈发凸出，成为整个汉王朝国家统治中的军事要地。本文即从军事角度来浅析两汉时期幽燕地区的战争特点及军事价值。

(一)“险陆相乘”的地理形势

从交通地理来说，幽燕之地位于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的交界地带，地形复杂，周边交通循山因河而定。其东侧面海，凭借卢龙道、无终道、傍海道至东北平原；
其北侧太行山蜿蜒向东与燕山、阴山余脉相连接，峥嵘崔嵬，依托潮白河、滦河等河流切出的道路连接塞外；
其西侧为巍峨绵延的太行山脉，有赖桑干河、滹沱河、唐河等河流凿山而成的飞狐陉、军都陉沟通山西、内蒙高原；
其南侧虽为河北平原，但境内河流纵横，多有湖淀沼泽，主要靠地势较高的太行山东麓大道往来齐赵。从行政地理来看，幽燕之地东控辽东、朝鲜，西接并州，南屏冀州，北临大漠，是全局战略中的锁钥之地。以民族成分而论，汉代此地“东北边胡”，境内民族结构复杂，秦汉几百年间农耕民族与内迁的匈奴、乌桓、鲜卑等游牧民族犬牙杂处，相互融合。如此兵家必争之地，西晋人张华就总结道：幽燕北“背沙漠，进临易水，西至军都，东至于辽，长蛇带塞，险陆相乘也”[1]7。

两汉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频频南下，造成“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的边患[2]。自刘邦分封燕王臧荼至刘彻封刘旦为王之间，汉中央政府一直重视燕地国防建设，试图在幽燕保持不弱的藩王势力以拱卫边疆。汉武帝在刘旦的封王诏书里明确写道：“建尔国家，封于北土……荤粥氏虐老兽心，侵犯寇盗,加以奸巧边萌。於戏!朕命将率徂征厥罪……悉尔心……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征。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毋乃废备”，褚少孙释作“无乏武备，常备匈奴也”；
“非教士不得从征”, 韦昭注曰“士非素教习，不得从军征发”[3]2112-2113。从诏书中能看出汉武帝严格要求刘旦封王之后要常修武备、征发训练有素的士卒抵御匈奴，其对幽燕军备的重视程度一览无余。但是刘旦到任后心怀不轨、觊觎帝祚。在“武帝年老长，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时，刘旦不远千里遣使上书，“请身入宿卫于长安”。汉武帝见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3]2118汉武帝认为燕赵与齐鲁二地民风、地理位置不同，而前者更容易滋长心怀不轨者的野心。这点也能体现幽燕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二)“天下精兵”的军事优势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用“民雕捍少虑”来概述汉代燕地的民风，“人如雕性之捷捍也”[3]3265。先秦时期名将吴起业已注意燕民“好勇义”的习性[4]。到了两汉时期，燕地更是尚武成风，燕民多善“使弓矢，习骑射”。《后汉书·盖延传》就记载道，渔阳人盖延“身长八尺，弯弓三百斤。边俗尚勇力，而延以气闻”[5]686。受尚武之风的影响，汉代幽燕以盛产“天下精兵”之名而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东汉开国大将吴汉认为“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5]675；
东汉末年蔡邕上书灵帝时则强调：“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国家赡使。四方有事，军师奋攻，未尝不办于二州也。”[6]

尚武成风的幽燕是秦汉时期精锐军队重要的兵源地，再加上此地“边胡”，有胡马之利，以燕民胡马组成的骑军往往成为战争中的关键部队。纵观秦汉时期的三场战争(楚汉之争、东汉统一战争、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来源于燕地的军队都成了争胜者手中的强军，甚至于在某些战争中充当着最强突击力量，无往不利。据《汉书》记载，公元前203年,八月，“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7]46。此时楚汉双方已经在成皋一线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任何一股有生力量的加入都有可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何况来援的是以突击著称的骑兵部队。燕地来助的“枭骑”很有可能就被刘邦集中使用，补充到灌婴所属的骑兵部队。在不久后的垓下之战中，汉军就是依靠灌婴所率的五千骑军追亡逐北，最终杀得项羽全军覆没、自刎乌江[3]2671。到了东汉统一战争中，幽州的武装力量更是成为刘秀在河北地区发展实力和扩展地盘的主力军。更始二年(24)，刘秀击王郎，一度失利，上谷、渔阳两郡步骑兵汇合南下支援刘秀。上谷长史景丹等人“纵突骑击，大破之，追奔十余里，死伤者纵横”，刘秀赞叹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5]772在此后，刘秀逐步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的统一战争中，幽州兵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号称“突骑”的幽州骑兵，是刘秀扫灭群雄，终定天下，建立帝业的最强打击力量。东汉建立后，“幽州突骑作为东汉中央军和地方兵的核心，为维护东汉前、中期统治秩序的稳定作出过重要贡献”[8]。及至汉末乱世，幽燕士卒又成为军阀赖以争霸的精锐。曾一度称雄于幽州地区的公孙瓒，就是凭借幽州骑兵起家，史载：“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乃画作瓒形，驰骑射之，中者咸称万岁。虏自此之后，遂远窜塞外。”[5]1590后来，曹操从群雄割据中脱颖而出、最终统一北方，其手下英勇善战之士，除去其故营部曲外，无不出自幽燕地区(2)参见萧统编、李善注《六臣注文选》载：“操军吏士，其可战者，皆自出幽、冀，或故营部曲。”中华书局，1987年版，830-835页。。

幽燕地区除了精兵强将辈出之外，同时还善于制作武器。据《周礼·考工记》记载：“粤无镈，燕无函……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东汉人郑玄注“函”为“铠”，并进一步指出“燕近强胡，习作甲胄”[9]。先秦时期，燕地人民就善于制作铠甲，这一传统到了汉代也得到继承发扬。正如蔡邕所云：“伏见幽、冀旧壤，铠马所出。”[5]1990-1991幽燕是国家铠甲重要产出地。值得强调的是，汉廷还在幽燕地区设有铁官(3)有关铁官的记载见《汉书》卷27《五行志上》、卷28《地理志下》，第1334、1623-1624页；
《后汉书·郡国志五》，第3528页。，管理铁冶，主要产生兵器(4)陈直先生认为“铁官所铸，首在兵器，次则农器”，并指出《盐铁论·水旱》所载“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中的大器“盖指兵器”。详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8-119页。。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渔”字铁斧就是一佐证。考古人员还在今北京清河发掘出汉代铜铁冶坊遗址，发现了铁刀、铁剑、铁钺、铁戟等铁制品。此外，燕王刘旦筹备谋反时专门“招来郡国奸人，赋敛铜铁作甲兵”，此事也能从侧面反应出幽燕地区兵器的生产情况[7]2753。

(三)“勃碣都会”的经济基础

幽燕地区虽三面环山，但区域内部地形平坦。再加上气候温和，东临大海，每年夏季风还能带来充沛的降水，适宜农作物生长。且幽燕境内有沽水、治水、滱水、易水等众多河流经过，灌溉条件便利。先秦时期就有燕国的“八百年”经营，到了两汉时期当地多有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的贤吏，有利于提高粮食产量，促进农业发展。比如东汉光武帝时期渔阳太守张堪，就在狐奴组织百姓引沽水、鲍邱水灌田，“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5]739。又比如东汉末年的幽州牧刘虞，“罢省屯兵，务广恩信……而虞务存宽政，劝督农植”，“民悦年登，谷石三十”[5]1590。在“处处断绝，委输不至”的乱世里，蓟城乃至幽州谷价仅每石三十，这说明了刘虞务农政策成绩斐然，粮谷高产丰收，也为割据战争提供了粮食保障。

此外，幽燕之地依山带海，矿产资源丰富，同时兼有林木、畜牧、鱼虾之利。司马迁形容：“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3]3265。幽燕中心城市蓟城自筑城之始便是南北交往的媒介，历经燕国、秦、汉的精心开发建设，以蓟为中心形成了发达的交通网，有至少10多条道路相交于此[10]，可覆盖周边：东穿燕山山谷沿卢龙、无终道可达乌桓、朝鲜，西出居庸可至塞外草原，南沿太行东麓大道能往中原腹地。区域沟通胡汉，在蓟城及境内农业、手工业兴盛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帝国北疆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与塞外诸民族开市交易、互通有无，以金属制品、布帛、漆器、粮谷等物资换入大量马牛羊旃裘筋角，辗转获利。比如东汉光武帝“复置(护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5]2982；
安帝永初年间，邓太后“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5]2986；
东汉末，幽州牧刘虞“开上谷胡市之利”[5]2354。除了官方贸易之外，巨大的利润也吸引着民间贸易。两汉之际吴汉在“资用乏”时，就曾“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5]447。可以说，幽燕地区发达的商业贸易不仅可以积累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且以马匹为代表的互市贸易还能够为军事行动提供重要的战略物资。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的幽燕之地具备“险陆相乘”的军事地理形势，盛产“天下精兵”，且拥有“勃碣都会”这样的区域中心，经济基础良好，能够开发出较大的战争潜力，是当之无愧的兵家必争之地。

如前所论，幽燕之地具备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且民风劲悍，士卒精锐、铠马优良，再加上地处偏远，易受塞外民族的诱胁，时常成为有心者兴兵作乱的根据地。在两汉时期，幽燕地方势力公然与中央相抗事件为数不少，其中影响较大者就有汉高祖时期的两任燕王叛乱(臧荼、卢绾)、昭帝时刘旦谋逆、东汉光武帝时彭宠之乱、汉灵帝时张纯张举造反等。这些叛乱规模虽大小不一，但都对政局造成了恶劣影响，动摇了中央政府在幽燕地区的统治甚至影响天下格局。关于叛乱过程，前辈学者所论较多，本文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只将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幽燕叛乱与塞外势力之间的联系上。由于幽燕地区战略地位的特殊性，相比于汉帝国其他区域的反叛行为，这一地区的叛乱往往是与塞外势力联系紧密，正所谓“渔阳之地，逼接北狄，黠虏困迫，必求其助”[5]894，多数反叛者在用兵前或用兵中都得到了游牧民族政权的支持。比如西汉初年燕王卢绾叛乱之前就受到了匈奴的挑拨，且在战败后逃至匈奴[3]2044。东汉初年彭宠、张丰叛乱，外结匈奴，“攻朱浮于蓟”，自立燕王，又“分兵徇广阳、上谷、右北平”等郡，气焰十分嚣张，严重影响了刘秀统一天下的进程[5]503。东汉末年，渔阳人张纯、张举利用乌桓叛乱、“凉州贼起，朝廷不能禁”之机，与乌桓丘力居部连盟，攻围蓟下，燔烧城郭，掳略百姓，军众至十余万，自称天子，并率部数万入犯青、冀二州，杀害吏民，进一步糜烂了东汉末年的天下局势[5]2353-2354。

居于幽燕北方的匈奴、鲜卑、乌桓等势力，志在南下劫掠中原，乐于扶持与汉廷直接对抗的地方势力，以便从中渔利。而反叛者背靠塞外势力，容易坐大，动摇汉朝国本。单就国土安全来说，幽燕地方叛乱对于两汉中央政府精心打造的北边国土防御体系破坏最为严重。纵然是顺利平叛，汉廷都要重新调整、建设幽州的边防力量。因此，幽燕地方一有叛乱都会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从严处理。要么派出精兵悍将及时征讨，如樊哙、周勃平定卢绾；
要么派出宗室重臣全权处置，如刘虞外任幽州牧平定张纯张举；
甚至是皇帝御驾亲征，如高祖平定臧荼，刘秀也曾有亲征彭宠的计划。

如若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控制幽燕叛乱，斩断塞外民族势力的干预、支持，那么割据形势就会愈演愈烈，这种情况在汉代军事史里亦有表现。东汉末年，中央政权衰落，诸侯群起，地方割据势力不断膨胀，相互征战。此时乌桓在蹋顿“总摄三王部，众皆从其教令”情况下，逐渐强盛，面对中原内乱，不仅称雄北疆，接连寇扰边郡，而且往往和一些割据势力相联合，参与中原地区的战争[5]2984。《三国志·乌丸传》载：“然乌丸、鲜卑稍更强盛，亦因汉末之乱，中国多事，不遑外讨，故得擅漠南之地，寇暴城邑，杀略人民，北边仍受其困。”[11]831蹋顿之父丘力居曾是张纯、张举为害幽州主要助力，蹋顿上位后又帮助袁绍击败公孙瓒，把袁绍在北方的势力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乌桓与袁绍父子以和亲为纽带建立政治同盟，在袁氏势力败落时，又接纳袁尚残余力量“复图中国”(5)参见《后汉书》卷73《刘虞传》，第2353页；
卷90《乌桓传》，第2984页。。为了最终消灭袁绍势力，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力排众议，远征乌桓。史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公将征之。”[11]28对于此次远征，有学者一针见血的指出：“曹操打乌桓，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乌桓是幽、冀割据势力的后盾。”[12]当时，曹操刚刚结束与袁氏兄弟、并州高干两场战争，军队十分疲惫，不利于劳师远征，而且荆州刘表势力虎视眈眈，其对曹操的威胁程度远超乌桓。曹操麾下多数将领都不同意远征，“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11]29。唯有郭嘉认为：“公(操)虽威震天下，胡(乌桓)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服，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11]434郭嘉所言是准确把握了当时的形势。对于曹操来说，如果不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任其与乌桓联合，不仅难以安定幽、冀等地区，而且还有可能使袁绍残余势力死灰复燃，之前数年征战前功尽弃。可以说，曹操最终北征乌桓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彻底解决了幽、冀地方割据的幕后势力，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有助于北疆地区的安定。同时还为整军南下，专力其余割据势力解除了后顾之忧。

历数两汉时期发生在幽燕地区的战事，不难发现以地方叛乱为代表的内部战争无论是在战争的时间上，还是战争的次数上都不占多数。四百多年里这一地区的战事主体是汉王朝与塞外少数民族之间的胡汉战争。据《史记》[3]444《汉书》[7]165-209《后汉书》[5]2983-2987,2940-2949所载，轻疾、悍勇的匈奴、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势力对幽燕地区上谷、渔阳、右北平等地发动的军事进攻就不下13次。

频繁的入侵对幽燕地区的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保土安民，终两汉之世，中央政府一直在幽燕地区打造集长城、障塞、烽燧为一体的国土防御体系。以长城而论，据《汉书·匈奴传》记载：“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7]3804汉廷在之前燕北长城的基础上，于幽州地区因山河形势打造汉长城防御工事。这段属于西汉长城东段的幽州长城，充分利用了山川、河流的自然天险，从冀北至中朝边界绵亘数千公里，或是修筑在连绵起伏的山岗上，凭借纵横复杂的山脉和陡峭的山峰作天然屏障；
或是沿河修筑，利用滔滔河水为阻，抵御胡马南下。汉廷尤其注重幽州境内关隘修缮维护，有时候特意为此移民，以加强边防设施的建设。如“(建武)十三年(37)，(匈奴)遂寇河东，州郡不能禁。于是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已(以)东，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兵郡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5]2940。

除了修建军事防御工程以外，两汉政府还挑选精兵强将驻防幽州要地。比如汉武帝时“飞将军”李广历任右北平、上谷太守，领军于此；
昭宣时期，名将赵充国也率军屯驻于上谷等地；
东汉光武帝时，专门派遣讨虏将军王霸任上谷太守、横野大将军王常屯驻涿郡，以备匈奴、乌桓。作为国土防御堡垒，中央政府在幽州地区一直屯有重兵。西汉末年，寇恂对上谷太守耿况云：“今上谷完实，控弦万骑”[5]621；
耿弇言于刘秀曰：“渔阳太守彭宠，公之邑人；
上谷太守，即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虑也。”[5]704由此可知，幽燕地区仅上谷、渔阳两郡就保有“控弦万骑”的强大骑兵。除此之外，据《后汉书·安帝纪》记载，建光元年(121)十一月，汉廷还特在渔阳增设“营兵”[5]234。

两汉朝廷在进行军事防御的同时，也保持着积极进攻的态势。幽燕地区常常成为汉廷出击北方的军事基地。据《史记》[3]2872,2923,2925,2936、《后汉书》[5]213,229,232,1592-1593,2960,2987,2988,2990记载，从幽州、上谷、渔阳、右北平等地发起的大规模进攻行动就有10次。两汉时期的幽燕地区是汉王朝反击少数民族势力入侵的前哨基地、是进行对外战争的进攻堡垒，其军事地位十分突出。有学者就此总结道：“总的看来，东汉时期，因鲜卑、乌桓频繁南侵，幽州地区军情吃紧，蓟城的北方军事重镇作用是最为重要的。”[13]

可以说，这场以蓟城为主力集结地和后勤补给中心的灭朝战争，最终获得胜利，使得汉王朝达成了“断匈奴左臂”的战役目的，解决了长城防线东北段的隐患，既保障了东北地区的稳定，又控制了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汉四郡设立之后，不仅东北地区的“东夷始通上京”，日本列岛上的诸国也开始与西汉往来，史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于汉者三十许国。”[5]2820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幽燕地区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在前代基础上，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又依托居于国土东北部交通枢纽的便利条件进行商业贸易，形成了蓟城这样的“勃、碣之间一都会”，其所具备的经济实力能为军事行动以必要的物质保障。此外，幽燕“险陆相乘”，战略地位突出，社会尚武、民风劲悍，盛出精锐士卒、优良铠马，以“天下精兵”闻名当世，备受兵家重视，因此成为有心者兴兵作乱的根据地。由于地缘的关系，幽燕地处北疆，离汉朝统治中心较远，依托此地的割据叛乱往往又与塞外势力联系紧密，复杂多变，影响边防安全。幽燕地区在汉王朝的边防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汉廷北方军事重镇，进行对外战争中的攻防堡垒和后勤基地，同时也是中央政府掌握东北、控制东北亚的战略要地。从区域形势来说，以蓟城为中心的幽燕地区是两汉时期国土东北部当之无愧的军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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