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与汤绍恩的比较研究（下）

摘 要：同为循吏（太守）的李冰与汤绍恩，其治水兴水堪称两张不同凡响的名片。他们的“一入一出”，书写了中国水利史的绚丽篇章。其中，李冰入蜀为四川治水兴水，创建了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被誉为“天府之国恩人”；
汤绍恩出蜀为绍兴治水兴水，创建了著名水利工程三江闸，被誉为“绍兴恩公”。虽然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分别为战国时期秦国与明代），主持修筑的水利工程项目各异（一个筑堰，一个建闸），留存史籍资料的多寡不等，但在人物格局、创建水利工程、主要功绩、后世纪念（荣誉）诸方面，仍不乏趋同性，可构成一个客观的相对比较体系。

关键词：都江堰；
三江闸；
六代说；
三代说

汤绍恩主持创建的三江闸，全长108米（原长103.15米，1962年拓长），共28孔，两端旧闸面总宽9.16米，中段宽16.47米，闸面总宽11.68米，为典型砌石重力建筑工程。其基、墩、拱、闸等全部为石材，包括明清时代的数次维修用料。闸群包括主闸“应宿闸”及配套闸（平水、泾溇、撞塘闸），彼此互为依存，共同组成外挡海潮、内蓄淡水的三江水利体系，使泄水流域达1520平方公里。近500年来，尽管三江水系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变化，但三江闸位置不变，石材质不变，主体结构不变。这“三不变”，注定了它的水利文化意义和非遗价值；
在这一方面甚至优于都江堰渠首工程代表“鱼嘴”的价值。

三江闸以“二十八顺天应宿”，按四方七宿排列，传递了“天地人水”四位一体互为关联的信息，表现了汤绍恩建闸的文化底蕴。至于调度水的水则碑，以“五行”（金木水火土）创意，清晰地传递了遗产的价值信息，非常符合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申报关于“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的评判标准。

据有关资料梳理，三江闸至少体现了五个“最”：一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砌石结构多孔水闸；
二是我国现存古代最大水闸工程；
三是我国东南沿海萧绍平原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挡潮蓄淡工程；
四是创造了世界最特殊的水文设施——“五行”水则碑，实现了水资源的科学定量调度；
五是代表了我国传统水利工程建筑科技和管理的最高水平。三江闸还体现了它存在的“唯一性”，即是以星宿名称建筑的大型挡潮排水闸。1963年，三江闸被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政府）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除创建三江闸外，汤绍恩的治水业绩还涉及筑海塘、建新塘，改造南塘（鉴湖部分）。对于改造鉴湖的效果，诗人万以敦在《三江观闸歌》中有“镜湖畔尽江田广，水利全资星宿掌”诗句。而塘堰相连放大的功效，既构成灌区水景，又使方圆百里内河形成“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航运格局。

汤绍恩还与大运河（绍兴段）密切相关，即在前任知府基础上修建古纤道。该纤道现为大运河上一大奇观，有“水上长城”“天下文物孤本”等之誉。1988年，古纤道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可见，汤绍恩综合治水范围之宽、类型之多、价值之高、功绩之丰、影响之大，在绍兴治水历史上罕见。其治水功绩概括起来，包括或关联了今天绍兴的两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三江闸、绍兴海塘）、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纤道）、一个省级风景名胜区（鉴湖）、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运河）。

三江闸水利工程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积累了若干实践经验。对其总结的水利要籍，尤以清康熙年间由程鸣九纂辑的《三江闸务全书》（由《闸务全书》《三江闸务全书续刻》组成）最具代表性。该书系绍兴历史上第一部水利工程专书，也是古越郡治水研究的权威记录，堪称稀籍，2013年由黄河水利版社出版，定名为《闸务全书》，202千字，署名为程鸣九纂辑、邹志方标点、冯建荣主编。此外还有邱志荣、赵任飞主编的《闸务全书三刻》，2018年由广陵书社出版。

三江闸虽由汤绍恩主持修建，但水利工程的维修和维护却赓续不断。据1980年绍兴市文物管理局《三江闸调查记录》记载，在明清和民国时期，三江闸曾有六次大修，新中国成立后绍兴县人民政府曾数度维修。据《闸务全书》第三卷《修闸补遗·议增祀典》知悉，明代汤公祠相继列有“前五贤”和“后五贤”闸功人物。清代汤公祠列有“前十贤”“后十贤”闸功人物，包括从明嘉靖至清嘉庆的20位杰出人物，如陈让、萧良干、李应期、郑嘉谟、张鲁唯、吴成器、张任学、林日瑞、余煌、孙辚（为“前十贤”）、司政、彭谊、戴琥、黄綗、张元忭、胡以焕、姚启圣、李铎、茹棻、周仲墀（为“后十贤”），分别塑于汤祠左右庑以陪祀汤绍恩。

汤绍恩的建闸筑塘，颇具传奇性，不仅坊间有传，而且志书中有若干他通神的记载，如建三江闸，有义士莫龙血签椿下榫、云鹤助工报恩、道士献计献策等；
如筑海塘，有卜卦说豚入塘则吉利、有祈告海神、梦神人相助、请祷于海而潮忽退却堤依在等。

三江闸水利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顾名思义均建于三江。根据该闸建造的理念、位置、水系、建材、规模、非遗特征和精神层面等要素划分，笔者把三江闸沿革分为“三代”，具体如下：

第一代为古三江闸，由汤绍恩1537年主持创建，就地取材（当地石材丰富），为“砌石重力”建筑工程，遗址今存。其水利功能，随着1981年新三江闸的建成，已转变为内河闸。1987年，三江闸左岸新挖150米新河，配建钢架拱公路大桥，名“汤公桥”。1988年，三江闸面改筑公路路面，与汤公桥联通，构成两岸公路交通，依然造福一方。

第二代为新三江闸，由绍兴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在三江闸下游约2.5公里处修建，为二等工程，采用“钢筋混凝土砌石”建筑，延续了三江闸水利格局（曹娥江大闸建成后，新三江闸水利功能随之转变为内河闸）。

第三代为曹娥江大闸，因建于“三江”之一的曹娥江水系而得名。曹娥江大闸为“钢筋混凝土”建筑工程，其泄洪闸28孔理念以三江闸28孔“顺天应宿”为灵魂，建于三江闸下游约18公里处的钱塘江畔曹娥江河口处，为2011年国家批准建成的一等工程，系中国乃至亚洲“第一河口大闸”，也是“绍兴市大城市建设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曹娥江大闸是对汤绍恩“应宿”理念的继承，是汤紹恩创造精神的延续，也是对三江闸历史的发扬光大。

曹娥江大闸的建成，标志着该地区“告别了千古涌潮，开启了河湖体系”，实现了绍兴平原北部河网的新水利调整，显示出科技化、现代化的高度，使三江水系布局进入了全新时代，体现了三江水利工程的大格局，包括它的创新发展、与时俱进。与此同时，曹娥江大闸于2010年12月被水利部公布为“国家水利风景区”。这一条美丽的水利风景线，可与都江堰媲美。

比较结果：中国古代治水名人大多充满神话色彩，李冰与汤绍恩亦不例外，均有祈天神灵庇佑的传奇故事和天人协应的附会，以此来证明他们可以通神，系人间非凡者，具有特别的治水智慧和能力。他们都能够借助神的力量来凝聚人心和激励斗志，使百姓顶礼膜拜，为后人津津乐道。

李冰与汤绍恩主持的水利工程具有缔造性意义、历史影响和文化遗产价值，分别列为不同层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治水兴水目的明确，强调就地取材、因势利导，注重率先垂范，谋略和智慧不约而同落脚在“分”上，即一个筑堰并科学地运用水则石人，把岷江一分为内外江二流，以内江灌溉、外江泄洪；
一个建闸并科学运用水则“五行”，把江海两分，内灌溉和行舟，外挡海潮。两项工程均浩大，设计理念高超，哲学思考深邃，科学意义重大，治水目的（如灌溉、行舟等）一致（三江闸还多一个挡海潮功能）。一个渠首代表性工程“鱼嘴”位置（遗址）在历史进程中屡变，一个位置（遗址）和固有砌石重力结构未变；
一个除李冰之外还有34位堰功人物，一个除汤绍恩之外另有闸功前后十贤；
一个堰的沿革为“六代”（设址多变），一个闸的沿革为“三代”（未移址），均历尽沧桑并重塑风采，即通过岁修或大修延续了水利工程生命（都江堰甚至还有两度废弃与重建经历），均有蝶变和放大格局的过程，不乏惊人相似之处。更令人惊异的是，都江堰渠首现代工程的代表——新外江闸坝长度，竟与三江闸坝长度相当，只是三江闸坝更宽大一些。作为以水利为主题的旅游，都江堰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曹娥江大闸为“国家水利风景区”，具有互补性和拓展价值。

由此建言：水是都江堰、绍兴城市的灵魂。两地均是以水为主的特色旅游城市，亦同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禹乃蜀人，其治水“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或许首治水于岷江，但终老于绍兴却无疑。就生卒而言，大禹出生的蜀地与绍兴是“生死之交”；
就治水兴水而言，汤绍恩与绍兴是“不解之缘”。以“生死之交”和“不解之缘”破题或构架，结合“浙川交流”时代战略和“全面续写新时代浙川一家亲新篇章”的总体思路，两地做好“堰闸珠联璧合”创意策划，应当是一篇宏文，大有可为。

三、主要功绩比较

李冰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对象为“堰渠工程”，具有相当科技含量，创造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奇迹，代表了那个时代水利技术的最高水平，在中国水利史乃至世界水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ICID）的评价是“具有2200多年历史，发挥防洪、水运和灌溉功能的工程奇迹；
代表古代中国水利工程杰出技术成就的典范”。

李冰主要功绩：主持修建都江堰，疏通成都二江（郫江、检江），凿滩疏航（宜宾、乐山境内），建文井江、白木江、洛水、绵水灌溉及航运工程等，使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谓之“天府”。（《华阳国志·蜀志》）

汤绍恩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项目为“闸塘工程”。特别是三江闸，为古代最大挡潮排水闸，首次将“内江外海”两分，具有非凡的科技含量，创造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奇迹，代表了那个时代水利的最高水平，领先世界300多年，在中国水利史乃至世界水利史上均有重要地位。

汤绍恩主要功绩：节江治海，创建三江应宿闸，体现了若干“最”。特别是三江闸、塘的配套使用，开发水浒通衢，首次完整地实现了绍兴古代水利工程价值体系，“共得良田一百万亩，渔盐斥卤、桑竹场叕，亦不下八十万亩”，不仅使“三邑之庐舍田庄，皆成锦地”，而且使绍兴府升为“大府”，并“沃野千里。”

三江闸为砌石重力闸，系水利工程水利＋科技的天才杰作，充分体现了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科技创新理念，张扬了地理与天体相联系的哲学思想，首次突破了古代绍兴城市水利不能拒潮的局限，完整地彰显了绍兴古代水利工程“拒潮、抗旱、排涝、灌溉、供淡、交通”六位一体的意义，对于造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比较结果：都江堰、三江闸均系历史上代表性的惠民工程，堪称“堰闸姊妹篇”。两者均为水利工程水利＋科技的创造性杰作，具有震撼性和经典意义，分别体现了那个时期水利建设工程科技的最高水平，被认为创造了中国水利史乃至世界水利史的奇迹。

在治水兴水过程中，他们一个筑堰（图片陈展于中国水利博物馆），特别是渠首工程的超常规创意，“具有2200多年历史，发挥防洪、水运和灌溉功能的工程奇迹，代表了古代中国水利工程杰出技术成就的典范”；
一个建闸（图片亦陈展于中国水利博物馆），特别是砌石重力技术及水文设施“五行”水则碑的超常规创意，代表了“我国传统水利工程建筑科技和管理的最高水平”，领先世界300多年。一个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
一个使绍兴成为“大府”而“沃野千里”。

四、后世紀念（荣誉）比较

李冰荣誉主要有：历来被视为“川主”和“恩人”，春有祭祀，古代建有大王庙、二王庙（又名李冰父子庙）等庙祠，汉代刻有李冰像，唐代建有李冰祠，北宋改称伏龙观，被视作神灵祭祀。自唐至清代，李冰被褒封或封号有“神勇大将”“司空相国”“大安王”“济顺王”“敷泽兴济通佑王”“通佑显英王”。如今，都江堰有以李冰命名的“李冰路”“李冰小（中）学”、李冰广场等。

1991年，李冰陵园落成；
2017年，四川实施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在实施四川历史文化名人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公布的第一批“四川历史名人”里，李冰名列其中；
2018年，李冰文化研究会成立；
2019年，在国家水利部公布的全国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里，李冰名列其中；
2021年，四川李冰研究中心成立并创办《李冰研究学刊》；
同年，李冰纪念馆开馆（目前闭馆以待完善），以科技赋能，都江堰李冰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功能区入选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区试点名单；
2022年7月16日，都江堰青城山研究院揭牌。

汤绍恩荣誉主要有：“一朝四敕赐”，即清康熙皇帝敕赐“灵济”、雍正皇帝敕赐“宁江伯”、咸丰皇帝敕赐“功襄清晏”、同治皇帝加封“孚惠”；
有“汤神”“恩公”之称，并被奉为海神，春秋两度祭祀。三江闸和绍兴府城内曾建有汤公祠和塑像，清康熙年间民间建有“汤太守之庙”。坊间流传有《颂汤侯德政歌》：“泰山巅，高于天；
长江水，清见底。功名如山水，万古留青史”，并载入清诗人朱彝尊辑录的《明诗综》。据清道光《安岳县志·丘墓》记载，安岳汤绍恩墓与贾岛墓并列为名臣丘墓，汤公坊由地方官陪护。1987年，绍兴县人民政府将新连接三江闸左侧的大桥命名为“汤公大桥”；
2000年，绍兴将新修干道命名为“汤公路”（亦称“汤公大道”）。绍兴越城区斗门街道甚至以汤绍恩姓氏命名“汤公社区”。绍兴治水广场和安岳紫竹公园广场分别塑有汤绍恩像，绍兴博物馆、绍兴名人馆和绍兴清廉馆陈展有汤绍恩事迹和突出介绍。

除治水兴水，汤绍恩还有诸如兴学、廉洁自律等德政记录。汤绍恩为明代进士，官终山东右布政使，且擅长诗、书法、文章、星宿之术，有庙堂之才（详见汪毅著《汤绍恩述评》）。从人物对比研究角度，汤绍恩的这些“记录”算得上可观的“附加值”。

比较结果：李冰、汤绍恩两位先贤根植民心，被后世立祠祭祀。一个筑堰，“厥功不在（大）禹下”，东汉时有石凿刻像“石人珍水万世焉”，被尊为“成都恩人”；
一个建闸，“功全（大）禹迹”，明清时有塑像，恩泽绍兴“洵不在（大）禹下”，被尊为“绍兴恩公”。他们均被皇帝褒封，被百姓视之为神崇奉（汤绍恩请封“神”的内容，详见《请封汤神奏折》《请封汤神“灵济”原案》《请封汤侯神号回祥》《敕赐汤神“灵济”徽谥记》等文献），均享有建祠庙殊荣，均有规定祭祀，均有官方祭祀与百姓祭祀，均有公共设施纪念性标志。

结  语

水与人类休戚相关。在历史长河中，虽然治水形态（江河湖海渠堰塘等）不同，治水人物成千上万，治水方法各施其招，但“治水”卻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定律。鉴于上述比较研究，不难发现同为循吏治水兴水的李冰与汤绍恩彼此之间具有的若干同比性。这些同比性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循吏治水兴水的特殊意义，有助于进一步拓宽对古代水利人物的思考，并从中发现“新视点”，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一级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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