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杰,李 伦,陈昆仑
(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艺术与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3.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登山户外运动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城市作为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正成为全球竞争的主要战场,国家竞争力也愈发取决于城市竞争力[1]。尤其在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为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将体育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如英国伦敦通过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将其塑造成为“全球体育文化大都市”,通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和节事,进一步提升城市全球竞争力[2]。后疫情时代下,日本东京也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延期举办奥运会。我国上海市也提出要以体育赛事为载体,在2025年基本建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目标[3]。可以看出,体育已成为推动城市更新与发展的重要抓手,成为提升全球城市竞争力的有力手段。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内城市间所需的能源、资本、信息、人口等要素正不断地跨越地理边界相互影响、相互流动,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演变,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起初,资本流、矿产流等对全球化产生显性影响的要素率先受到学界关注[4-5]。然后,由于学界对于城市全球联系数据的不断发掘,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信息通讯流、交通运输流等[6-7]。最后,以移民流、留学生流、人才流为主体的人口流、创新流也在近年来得到重视[8-10]。总的来说,在世界城市网络研究范式的影响下,相关学者利用这些“流动元素”构建不同类型的全球城市联系网络,并进一步对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
体育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组织形式及发展结构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全球性[11],正逐步得到全球化研究领域的关注。部分学者认为国际体育组织的成立、大型国际赛事的承办、体育赛事的全球传播、专业运动员的跨国流动是体育全球化的有力印证。而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更多倾向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尚显不足,城市间由于体育赛事举办而产生的人、物、资金信息的流动尚未出现系统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以“流空间”(Space of Flow)为理论基础[12],从城市全球联系网络的视角出发,运用数理统计、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刻画基于马拉松赛事受众群体的柏林全球联系网络时空演化特征,并进一步运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探讨其影响因素。
1.1 研究区概况
柏林(Berlin)是德国首都,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及交通中心。柏林马拉松(本文简称柏马)作为德国最大规模的城市马拉松赛事,每年于9月最后一个周日举办,至今已举办45届。柏马既是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金牌赛事,国际马拉松和公路跑协会(AIMS)认证赛事,还是世界马拉松大满贯(WMM)赛事之一。本文以2021-2019年柏林全程马拉松的受众群体(参赛国家、参赛人数)为研究对象。
之所以选取柏林及其承办的马拉松赛事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以下考虑:从赛事层面上看,马拉松赛事具有竞技运动和大众体育的双重属性,是全世界参赛门槛较低、参赛人数最多、参与程度最广的赛事[13]。从城市层面上,近年来马拉松赛事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的追捧,赛事的承办是彰显城市全球化水平和竞争力的重要平台,也是展示城市面貌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窗口[14-15]。从数据层面上看,相对于国内马拉松,柏林马拉松的统计数据详细且齐全,赛事信息网站建设完备,可为本文提供较好的数据支持。综上,本研究认为柏林马拉松赛事可以较好地揭示体育维度城市全球联系网络的演变过程。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柏林马拉松官方网站各国家参赛的统计数据(https://berlin.r.mikatiming.com/2019/?lang=EN)。以2021-2019年柏马的参赛国家(地区)作为网络节点,以十年间是否参赛作为关系数据,以参赛人数、参赛国家的空间属性等数据作为属性数据,构建柏林全球联系网络。在进行网络空间演化分析时,选取2010年、2015年、2019年作为主要时间节点进行分析。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数理统计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其中数理统计法用来定量分析柏马参赛者的时空分布特征,社会网络分析法用来解析柏林全球联系网络的整体分布格局和时空演化特征。
1.3.1 柏林全球联系网络的构建
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的相关理论,其网络类型可分为单模网络和双模网络。单模网络是由一个集合内部各个节点之间的关系构成的网络,例如世界上50个国家之间贸易往来网;
而双模网络是两个不同集合内部节点之间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如David和Gardner等人对18位妇女参加14个事件的关系网络研究[16]。
本研究将参赛国家(地区)作为全球联系网络中的节点,其中N代表网络中国家(地区)的节点数量,如下:
N=(n1,n2,…,ng)
(1)
M代表2021-2019年的柏马赛事,如下:
M=(m1,m2,…,mg)
(2)
n与m的连线构成网络的联系边,用s表示。n个节点与m个节点的参赛关系构成了一个g×h的双模网络矩阵[16],如下:
(3)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根据关系的数值分为二值网络和多值网络,根据方向分为有向和无向,柏林全球联系网络属于多值有向双模网络[16],如下:
(4)
1.3.2 指标的选取
(1)网络规模。网络规模指网络中所包含的全部行动者的节点数目。即2010-2019年柏林参赛国家(地区)的数量,通常用K表示。
(2)网络密度。网络密度指实际存在的参赛关系占所有可能参赛关系的比重,是用来衡量网络整体紧密性的测度指标,用来表明柏林全球联系网络的紧密性。网络密度越大,说明网络中关系紧密性越高,反之则关系越稀疏。其取值范围为[0,1]。对于网络Δ其表达式为[16]:
(5)
式中:L表示实际存在的联系数目,g表示节点数目(个)。
(3)节点度。节点度是指网络中某个特定节点直接联系的节点数目,在本研究中节点度Ki表示某一年柏马参赛国家(地区)的数量,其表达式为[15]:
(6)
(4)节点强度。在柏林全球联系网络中,各节点参赛者数量存在明显差异,节点度仅体现了参赛关系,并体现出各国参赛人流量。节点强度指节点n与节点m之间的参赛人流量,用S表示,其表达式为[16]:
(7)
式中:wij表示柏马参赛人数;
aij表示有无参赛关系。
2.1 时间演化特征
(1)从柏马参赛人数上来看(见图1),2010-2019年间共计363 200人参赛,年均参赛人数为36 320人次/年。十年间参赛人数从34 003人增加至43 987人,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4年参赛人数减少至28 943人次,参赛人数减少的原因是受到2013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恐怖袭击爆炸案的影响,部分跑者担忧自身安全,因而导致2014年柏马参赛人数降低[17]。
图1 2021-2019年柏马参赛者(男女)数量
(2)从参赛者人口特征来看,性别分布上(见图1),2021-2019年间柏马男性参赛者总计270 121人,占总参赛人数的74.37%,女性参赛者总计93 079人,占总参赛人数的25.62%,表明柏马参赛者男性居多。但从增幅上来看,十年间男性参赛者从26 604人增至30 742人,增幅15.55%,女性参赛者从7 399人增至13 245人,增幅79.01%,表明十年间男性和女性参赛者逐年增加,女性参赛者增幅较大。年龄组别上(见图2),十年间18~39岁年龄组总计138 371人参赛,占总参赛人数的38.09%。40~44岁年龄组总计66 319人参赛,占总参赛人数的18.25%。45~49岁年龄组总计65 485人参赛,占总参赛人数的18.03%。50~54岁年龄组总计49 464人参赛,占总参赛人数的13.62%;
55~59岁年龄组总计25 303人参赛,占总参赛人数的6.97%。60~64岁年龄组总计11 682人参赛,占总参赛人数的3.22%;
65~69年龄组总计4 521人参赛,占总参赛人数的1.24%。70岁以上年龄组总计2 053人参赛,占总参赛人数的0.56%,以上表明柏马参赛者以青年群体为主,中年群体次之,老年群体最少。
图2 2010-2019年柏马参赛者(年龄组)折线图
(3)从柏马参赛国家(地区)的数量上来看,十年间参赛国家(地区)从119个增加至167个,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见图3)。从时间上来看,2010-2013年属于平稳期,此时期内柏马参赛国家(地区)分别是119、122、117、121个;
2014-2016年属于增长期,此时期内柏马参赛国家(地区)分别是122、134、130个;
2017-2019年属于快速增长期,由144个快速增长至167个。此时期内有一个低值是2016年的130个国家(地区),其出现低值的原因,是由于2015年美联储宣布美元加息,导致2016年全球股票和石油猛跌,因此全球经济进入“暴跌模式”,经济下行压力下,导致参赛国家减少[18]。
图3 柏马参赛国家(地区)数量
2.2 空间演化特征
2.2.1 网络整体特征
(1)从柏林全球联系网络的整体特征来看,2010-2019年间共计186个国家(地区)参赛,网络结构变得愈加复杂,网络多元化趋势凸显,柏林全球联系不断增强。十年间柏林全球联系网络规模不断扩大,联系逐渐增多(见表1)。例如2019年有167个国家(地区)的参赛者参与柏林马拉松赛,构成166条联系边。
(2)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UciNet6.0进行主要的网络指标测算,其结果显示:柏林全球联系网络密度在0.592-0.853之间,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全球网络联系愈加紧密。平均加权度逐年增加,表明2010-2019年柏马的年均参赛国家(地区)数量呈现上升趋势。
表1 2010-2019年柏林全球联系网络特征变化
(3)网络异质性指在网络中不同属性的节点分布情况,是呈现网络中节点多样化的指标,其取值0到1之间,数值越接近1则表明网络中同一属性的节点越多。在本研究中表示网络中参赛国家的多样性,由表1可知柏林全球联系网络异质性呈现波动下降趋势(0.492~0.432),表明十年间网络规模虽波动上升,但每年都有新国家(地区)参与柏马赛事。
2.2.2 网络节点特征
(1)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上来看,将节点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并对2010-2019年柏马参赛人数(不包含德国)进行统计,分析其节点分布特征(见表2)。从柏马参赛国家(地区)节点数量上来看,十年间发达国家节点数量分别是32、33、34、33、32、34、32、33、32、33个,发展中国家节点数量从87个上升至134个,表明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基本都参与了赛事,发展中国家参赛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柏马的全球影响力逐年提升。从参赛人数来看,十年间发达国家(去除德国)参赛人数总计202 913人,占比76.16%。发展中国家参赛人数总计63 500人,占比23.13%。表明在柏马参赛者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人群为主。但从占比上,发达国家参赛人数从89.48%下降至65.75%,呈现下降趋势,发展中国家则从10.51%上升至34.24%,呈快速上升趋势,表明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趋势下,体育全球化趋势在不断加深,体育维度的城市全球联系强度也在不断增加。
表2 2010-2019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赛数量与参赛人数
(2)从洲际区域分布来看,按照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将2010-2019年间网络节点进行分类(见图4),分析各大洲之间网络节点的空间分布差异。从洲际网络节点空间分布来看,参赛国家(地区)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欧洲,其次是亚洲,再次是非洲,最后是美洲和大洋洲。总的来说,十年间各大洲网络节点呈上升趋势,表明柏马参赛的国家(地区)不断上升,体育维度的柏林全球联系不断增强,全球联系网络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图4 2010-2019年柏马洲际节点分布数量
(3)从各大洲参赛人数的分布来看(见图5),欧洲是柏马参赛者最大来源地(不包含德国参赛人数),十年间总计181 251人参赛,占参赛总数的68.03%,主要来自英国、法国、丹麦、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且地理区位邻近赛事的国家。北美洲总计35 042人参赛,占参赛总数的13.15%,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亚洲总计27 500人参赛,占参赛总数的10.32%,主要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南美洲共计15 653人参赛,占参赛总数的5.88%,主要来自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大洋洲共计4 028人参赛,占参赛总数的1.51%,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非洲总计2 939人参赛,占参赛总数的1.10%,主要来自南非、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
图5 2010-2019年洲际参赛人数趋势
2.2.3 网络演化特征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中NetDraw网络可视化软件,并结合Photoshop绘图软件,以2010、2015、2019年柏马的参赛数据为基础绘制出各年份的柏林全球联系网络图(见图6-8)。由图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柏林全球联系网络愈加紧密,网络密度显著上升。
图6 2010年柏林全球联系网络
(1)从洲际区域来看,2010年柏林全球联系网络呈“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特征(见图6),欧洲是柏马参赛者最大来源地,共40个国家21 279人参赛(不包含德国),占2010年总参赛人数的85.67%。美洲共22个国家1 430人参赛,占比8.60%。亚洲共27个国家941人参赛,占比3.79%。非洲共20个国家(地区)232人参赛,占比0.93%。大洋洲共2个国家(地区)248人参赛,占比0.99%。2015年柏林全球联系网络“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特征有所变化(见图7),欧洲仍是柏马参赛者主要来源地,共41个国家参赛,但参赛人数减少至17 553,占70.13%。美洲与柏林的连线增加,共25个国家(地区)4 491人参赛,占当年参赛总人数的17.94%。其余大洲变化不明显。2019年全球联系网络空间格局发生显著变化(见图8),所有欧洲的国家(地区)都参与了柏马赛事,但参赛人数仍减少至16 852人,占比47.71%。美洲与柏林的连线显著提升,增至31个国家(地区)11 282人参赛,占总参赛人数的31.94%。亚洲增至43个国家(地区)6 065人参赛,占总参赛人数的17.17%。非洲增至31个国家(地区)452人参赛,占比1.28%。大洋洲共3个国家(地区)610人参赛,占比1.73%。
图7 2015年柏林全球联系网络
图8 2019年柏林全球联系网络
(2)从国家(地区)来看,2010年柏马的参赛国家(地区)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除德国本地参赛者外,参赛者主要集中在地理区位邻近赛事的国家,例如:英国、法国、丹麦、荷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其余节点与赛事举办地柏林的联系较少;
2015年主要参赛国家(地区)有所上升,美国、加拿大、巴西、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与赛事举办柏林的联系增强;
在2019年柏林全球联系网络中,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中国、日本等国与柏林的联系显著增强。此时期内,中国的参赛者数量快速增多,从2010年的21人暴增至2019年的1 652人,跻身至柏马参赛人数前十。总的来看,十年间欧洲区域的国家(地区)及其参赛人数呈现下降趋势,美洲、亚洲区域的国家(地区)及其参赛人数呈现上升趋势,这些区域的国家(地区)具有共同的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地理区位邻近或交通便利,具有一定的马拉松传统文化。
通过对基于马拉松赛事的柏林全球联系网络时空演化分析后,结果显示不同地域参赛者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相关研究也证实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因素对马拉松赛事及其参赛人员空间分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19-22]。因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综合选取经济水平、交通区位、文化环境、全球化水平、社会因素等五项指标进行相关性检验,进一步阐释柏林全球联系网络的影响因素。
3.1 经济因素
柏马作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之一,承办方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来保障赛事运行,参赛者也需要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作为物质保障才能跨界参与赛事。因此,参赛国家及其参赛人数的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联系[19]。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的各国家生产总值数据,经过整理后,得出各参赛国家的经济水平,利用SPSS分别对2010-2019年柏马参赛人数和各国人均生产总值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参赛者数量与对应国家的GDP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见表3)。
表3 2010-2019年柏马参赛人数与经济水平相关性分析
此外,从洲际层面上,欧洲参赛人数主要集中在英国、德国、法国,美洲参赛人数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亚洲参赛人数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韩国,大洋洲参赛人数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从国家层面上,柏马参赛者所属的国家(地区)中,发达国家参赛人次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参赛人次逐年上升。其中,随着我国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参赛人次也逐年增多。由此可见,地区经济水平越高,其参赛人次也相应增多,表明国家(地区)高经济水平发展是柏林全球联系网络规模扩大的基础。
3.2 交通因素
有学者研究发现,马拉松赛事的地理区位以及目的地距离是影响跑者参赛的主要原因[20],为进一步探究交通因素对柏马参赛者归属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将世界银行统计的国际航空运输客运量作为交通因素的指标,并利用SPSS对2010-2019年柏马参赛者和国际航空客运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见表4),结果呈显著正相关。
此外,本研究以飞常准发布的《2020年全球民航航班运行数据图鉴》[21],发现其出港航空量前二十主要集中在美、欧、亚洲的国家。同时,将出港航班量与柏林马拉松参赛人数进行对照后,可以看出两者的趋势也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如美洲美国、巴西,欧洲英国、德国、法国都位居出港航班量前列,以上也是柏林马拉松参赛群体的主要来源地。综上,交通运输是柏马全球联系网络时空演化的推动因素。
表4 2010-2019年柏马参赛人数与交通水平相关性分析
3.3 全球化水平
全球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增强了资本和人口的全球流动,进一步促使异国他乡的参赛者跨界参加赛事成为可能。而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作为大型国际赛事之一,无论是举办方还是参赛方都与全球化程度有着一定的关联性。以世界银行提供的2010-2019年各国外资净流入数据表征全球化水平,利用SPSS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全球化水平和参赛人数数量之间均呈较高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国家全球化水平对参赛人数有一定的影响(见表5)。
表5 2010-2019年柏马参赛人数与外资净流入相关性分析
同时,通过对GaWC所发布的《世界城市名册2020》进行制表[22](见表6)并与柏林参赛者属地进行对照,可以看出,参赛者主要集中在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中国、日本、韩国等;
同时,GaWC将城市等级分为一线(Alpha)、二线(Beta)、三线(Gamma)、四线(Sufficiency),其中城市等级越高其全球化水平也越高。一线城市是在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层面中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在承办大型国际赛事以及吸引人群前来参赛具有相当的优势,柏林的全球城市等级属于世界一线城市,具有较高的全球化水平。综上所述,表明全球化水平是影响柏林全球联系网络时空演化的关键因素。
表6 世界一线城市分布名单
3.4 文化因素
马拉松赛事之所以被大众所接受,除了社交性、趣味性、健身性之外,对马拉松的文化认同也是因素之一[23-24]。本研究将国家文化产品进口量作为衡量文化因素的指标(见表7),利用SPSS对参赛人数和国家文化产品进口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推断文化因素对柏马参赛人数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表7 2010-2019年柏马参赛人数与国际文化产品进口量相关性分析
从城市文化来说,柏林是欧洲唯一一座经历了20世纪初的繁华,中期的战事,以及世纪末的统一与崛起,是具有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的城市[25]。此外,柏林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排名也一直位于一级以上[22]。从旅游文化来说,柏林拥有著名的旅游景点,如柏林墙博物馆、犹太人纪念碑、柏林大教堂等。从赛事文化来说,柏马赛事历史已有74年,是马拉松世界纪录的诞生地,至今11次打破世界纪录(8次男子以及3次女子马拉松世界纪录)。同时,柏马赛事还具有非凡的纪念意义,特别是柏马赛事线路穿过柏林墙,跑者跑过勃兰登堡门,意义非凡。综上,城市文化和赛事文化等文化因素是吸引全球跑者前来参赛的驱动因素。
3.5 社会因素
马斯洛需求理论中将人的需求层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26],当外部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改善以及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开始追求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体育运动就是满足这种需求的载体之一。而马拉松作为大众参与度较高的运动之一,从社会层面来说,跑者可以通过马拉松满足社交需要,马拉松跑团组织就是社交平台之一,每年就有不同国家(地区)的跑团组织前来参赛。此外,当今社会把卓越的技术优势、健壮的身体形态以及强大的精神品质塑造为“精英”的形象,跑者通过身体塑造会获得社会认同的标准[27],外加人们也愈发地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因此马拉松跑这种零门槛、低难度运动就成为大众广泛追捧的赛事。从个人层面来说,参与马拉松赛事不再停留在身体活动这种浅显的层面,而是更多地向自我实现需要的层面发展,如中产阶级通过马拉松来构建“身份认同”以及“自我认同”的身体[28-29]。总的来说,在健康意识觉醒的社会思潮与个人价值实现的自我需求双重导向下,社会因素是影响大众参与马拉松赛事的潜在因素。
4.1 结论
本文基于体育全球化背景下,以“流空间”为理论基础、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数理统计法等,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2010-2019年柏林时空联系及网络结构演化特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1)从时间上来看,2010-2019年柏林马拉松赛事的参赛国家(地区)数量及其参赛人次呈波动上升趋势,参赛国家(地区)由2010年的119个上升至2019年167个,参赛人次由34 003人规模上升至43 987人,其中18~39岁年龄组居多,40~64岁年龄组次之,65岁以上较少,表明柏马参赛主体人群主以青年群体居多,中年群体次之,老年群体最少。
(2)从柏林全球联系网络整体特征上来说,十年间柏林全球联系网络规模不断扩大(从119个增加至167个),网络联系不断增多(从118条增加至166条),网络密度不断变大(从0.592增加至0.853),同时网络加权平均度不断增加(从98.3增加至117.9),网络异质性不断降低(从0.492减少至0.350),网络多元化趋势凸显。表明在一定赛事规模的柏马赛事中,参与国家(地区)不断增加且呈多样化上升趋势。
(3)从空间上来看,十年间,按经济发展水平划分,目前世界上所认定的发达国家都参与了柏马赛事且参赛人数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及其参赛人数逐年提升;
按洲际区域划分,网络节点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主要分布于欧、美洲,亚洲次之,非洲较少,大洋洲只有两个节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4)从网络演化来说,随着时间推移,2010-2019年柏林全球联系网络连线不断增强,“小集聚,大分散”的地理空间格局正在发生改变,变化最显著的是亚洲和美洲区域,其次是非洲,大洋洲基本不变,这些区域的参赛国家(地区)具有共同的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地理区位邻近或交通便利,具有一定的马拉松传统文化。
(5)经济能力、交通运输、全球化水平、文化及社会因素对于柏马参赛人数均具有显著影响。经济水平高、运输能力强为柏林全球联系网络规模扩张奠定了基础条件,全球化水平是柏林全球联系网络演化的关键因素,文化、社会环境则是柏林全球联系网络形成的潜在因素。
4.2 讨论
探索基于马拉松赛事受众群体的城市全球联系网络及其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育维度城市网络特征与演化情况。而从全球层面探索城市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宏观的研究框架,正如上文所言,城市联系还包括了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等各种流动要素。而本研究是以人群流动来衡量城市全球联系,是体育赛事参赛者的个人考虑,仅能反映城市全球联系网络的一个侧面。因此,未来有必要对马拉松赞助商、志愿者、跑团组织等所构成的联系网络继续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不同体育维度的城市全球联系网络的发展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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