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军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蓝色巨鲸”出海惊世。
历史记载着一个令世界震惊的日子：1982年10月，我国首次以核潜艇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
当时外电评论说：“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出了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导弹成功，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搞导弹核潜艇是很复杂、很困难的事。”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就拥有了自己的核潜艇。在经济落后，科学技术也不发达的中国，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研制出如此多的尖端装备，一直是许多西方学者心中的难解之谜。
近半个世纪后，当笔者追访那段艰难而辉煌的历史时，不能不为中国核潜艇事业先驱者们的精神和力量所感叹折服。
20世纪50年代，彭士禄在苏联留学。一天，他被正在苏联访问的时任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他：“你知道反应堆、核动力是什么吗？”彭士禄摇了摇头说：“没学过。”
中国核潜艇 ▲
陈赓告诉他，美国和苏联都已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美国还有了核潜艇。我们国家想不受别人欺负，也要有这些东西。“国家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意。”从此，彭士禄与核动力这个神秘的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彭士禄，1925年生于广东海丰，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58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核动力的研究设计工作。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顾问、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动力学会名誉理事长。
年逾九旬，被誉为“中国里科弗”的彭士禄坐在了笔者的面前，彭士禄是革命先驱彭湃之子，中国核潜艇工程第一任总设计师。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彭士禄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并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
建立的核动力装置主参数计算方法，在主参数的选定、系统组成及关键设备的选型等方面有很强的使用价值并可推广应用于压水堆核电站。他对秦山核电站一期工程由熔盐堆改为压水堆选择方案确定起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撰写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开拓者，彭士禄亲身经历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难忘岁月，为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及核动力事业做出了卓著贡献。
彭士禄告诉笔者，在近现代，中国多次希望获得潜艇，但都擦肩而过。
清末，在洋务运动中，潜艇也曾受到中国人的青睐。1877年4月14日，清朝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应邀参加日本在英订购的铁甲舰“扶桑”号的下水仪式。该舰虽是二等铁甲舰，但在远东却无敌手。他将此事报告了李鸿章，李鸿章在向清廷报告中称：“彼既以所有以相凌侮，我亦当觅所无以求自强。”
1878年5月，法国举办世界博览会。郭嵩焘在博览会上目睹了几种潜艇的模型和实物。他缓缓进入一艘外形犹如枣核的潜艇，并将体验和想法报给了清政府。
主持天津机器局的道员几经报审，获得清政府批准，开始绘制图样，动工兴建潜艇。1880年秋，这艘潜艇在大沽口水域试航，外观如同橄榄，艇体大半在水下，可潜行。但因技术不成熟和外国公司阻扰，胎死于腹中。
1911年后，民国政府没有财力添购大型军舰，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在造舰计划案中，提出购买数十艘潜艇的预算。1915年，北洋政府挑选出17位海军军官，由海军中将魏瀚带队，到美国考察。他们参观康涅狄格州电船公司时，该公司首席工程师劳伦斯·斯皮尔邀请魏瀚进入“施利”号潜艇指挥舱，允许他模拟操作了潜望镜等设备。魏瀚表示，“中国至少在5年内购买200艘潜艇”。同年秋，北洋政府与美国签署了订购200艘潜艇协议，并派23名海军士官到美国印第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学习潜艇战术。
但因袁世凯称帝复辟，中国陷入内战，致使留学经费断绝，中国海军士官们被迫于1916年10月无可奈何地回国，原雄心勃勃订购200艘潜艇协议也沦为一纸空文。
1918年，北洋政府在福建福州马尾设立了海军飞潜学校，培养飞机核潜艇建造和驾驶人才，几年间培养了一些专门人才并造出了简易飞机。但因潜艇研制工艺、技术指标、建造材料等超出了自身的工业能力，后又因科研经费中断，始终未能启动这项工程。到1926年，国民政府停办了海军飞潜学校，中国拥有潜艇再次成为一场黄粱梦。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海军将潜艇作为主要发展目标，并积极寻找潜艇来源。1937年6月，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率团抵达柏林，同德方签署了订购军舰的协议。包括1艘排水量500吨级潜艇, 4艘250吨级潜艇，1艘潜艇母舰。但到账拨款仅1000万马克，因而开工的仅有2艘250吨级潜艇，计划1940年4月完工，编号为U120和U121。这两艘潜艇对中国海军而言，可谓是保家卫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秘密“杀手锏”。
但德国法西斯当局根据拟发动的侵略战争的需要，以这两艘为中国建造的潜艇为试验品，在艇上自作主张、任意修改，结果导致舰桥设计出现问题，适航性大打折扣。此外，德国在积极扩军备战，不断研制潜艇，于是造船厂又将中国订购的潜艇当作零件仓库，随用随拆，进度一拖再拖。1939年9月，德国照会中国，两艘潜艇将由德国海军接收。
还是1937年6月，美国战地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辗转抵达陕北苏区采访了贺龙等红军将士。红军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和科技知识普及，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利用挂图等形式进行教学，让文化水平低的干部战士学习、理解和掌握。
在陕北苏区的图书馆兼教室的“列宁室”中，悬挂着若干幅的挂图和人物图片，不仅有飞机、战列舰、列车炮、坦克、探照灯，还有航空母舰（美国的“列克星敦”号、“萨拉托加”号、“兰利”号航母和英国的“百眼巨人”号航母）、潜艇解剖图（英国的霍兰型），还有防毒面具及防护方法，以及孙中山等历史人物的画像等。这说明，在偏远、落后、贫穷的陕北窑洞中，中国共产党及领导的军队具有国际眼光和抱负。
抗战胜利后，中国作为战胜国，获得了美国赠予的军舰。英国也主动向国民政府提出援助舰艇事项并签署协议：英国赠给国民政府13艘舰艇，包括2艘潜艇（“天才”号和“不倦”号，为T级潜艇，水下排水量1573吨，最大航程8000海里，拥有10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中方派官兵赴英受训。1947年进行了改装，艇上原英国女王图腾也换成了国民党党徽。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其海军主力舰艇相继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英国照会国民政府，单方面终止了赠给中国潜艇的计划。
苏俄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深刻。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理论家、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和科技人才。
“在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到苏联留学或工作是中国革命仁人志士和广大知识青年的梦想。”彭士禄深有体会，多次深有感触地说。
1941年伊始，彭士禄进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春节期间，作为学校儿童剧团演员的他根据学校的安排在乡下开展巡回演出时，正巧一架苏联飞机要从延安返回苏联首都莫斯科，中央以此为契机决定让一批烈士子女搭乘这架飞机去苏联学习。邓颖超和马文彬校长立即派人星夜兼程去接彭士禄，当他们一行人在黎明时分赶到飞机场时，这架苏联飞机已经消失在天际间了。
就这样，他首次与留学梦想擦肩而过。站在停机坪上，彭士禄嘴唇紧绷，凝望北方天空，感到无比的遗憾和懊悔，恨自己在赶来的路上行动太慢了，尽管他们马不停蹄。离开机场时，他几步一回头，一句话未说，但自己的心已经伴随这架飞机飞向朝思暮想的社会主义苏联。
“那时在我们心目中，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本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枢，是各国共产党人向往的红色天堂！”彭士禄吸了一口烟，娓娓道来，“我不止一次错失留苏学习机会。”
1948年10月，党中央决定再选送一批青年学子去苏联学习深造。在大连接到通知的彭士禄立即日夜兼程，风尘仆仆赶到哈尔滨飞机场时，苏联飞机再次消失在蓝天白云中。这是他第二次与留学梦想擦肩而过。当晚，他失眠了，一连几天闷闷不乐。
1951年，中国首次成规模地向苏联派了300多名留学生，而1956年增至2000余人，创年度留学人数之最。1950年至1963年，向苏联和东欧派出18000余名留学生。当年7月初，在大连大学应用化学系学习的彭士禄正准备回广东探亲时，接到了即刻赴京参加留苏培训和考试的通知。因担心再次与留学擦肩而过，他便提前来到北京，成为最早报到的学员。
“留苏培训班约30个，每班约40人，1000多位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汇聚燕京大学集中进行强化培训，其中有大学生、高中毕业生、青年科技人员。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国家对科技事业很重视，90%以上的学理工。”彭士禄记得，“采取强化教学方式，每天要背若干单词。课程主要是俄语，俄国女教师用俄语讲课，学生要用俄语回答。令人头疼的是俄语语法中的词尾变化。俄语名词有六个格的区分，还有多数、少数，以及阳性、阴性、中性的不同，组合起来词尾的变化复杂。汉语中没有‘词尾’，语法简单。为记住单词，我们就死记硬背，其间还闹了不少笑话。如俄语‘回家’发音和汉语‘打毛衣’的发音近似，于是便有了俄语的‘星期天’音译成汉语的‘袜子搁在鞋里也’。”
花季男女激情飞扬，赴苏列车缓缓启动，同学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心随着欢歌笑语飞扬，歌声伴随着欢快的列车飞驰。列车穿过西伯利亚的茫茫森林，路经贝加尔湖浩瀚水面，翻越乌拉尔山脉高耸山峰，一周后终于抵达令人神往的莫斯科。车站站台上，许多苏联老师在不断地挥舞着中苏两国国旗，满心欢喜地迎接中国留学生。学校用公共汽车先把大家接到莫洛托夫工学院整训，一周后再有计划地分到全国各个著名大学或科研单位学习培训。
苏联已从二战中恢复了元气，物质生活、文化生活较丰富，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留学生有些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不久，彭士禄离开了莫斯科，成为了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的学生。
苏联民众、苏联文化、苏联自然环境、苏联科技等，这些对彭士禄来说，都是陌生、新奇、美好的，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憧憬：“今天的苏联，明天的中国！坚信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必将迎来阳光灿烂的明天。”为了实现这个民族复兴的梦想，他在学习过程中总是觉得精神抖擞，全身有使不完的劲，不仅学业优异，还担任中国驻喀山市留苏学生党支部书记。
留学生每人两套西服、两套纯毛料中山装，还有几件衬衫、两双皮鞋、一双球鞋、一个皮箱，第一批研究生还发了一件连苏联人都羡慕的狐狸皮大衣。每月津贴本科生500卢布、研究生900卢布，中国使领馆的同志在讲话中经常暗示大家要勤俭节约，不少研究生主动申请减少津贴，由900卢布改为700卢布。消息传出，东欧各国使馆也想效仿中国的做法，结果因留学生抗议而作罢。
“我每月用300卢布。”彭士禄回忆，苏联学生爱玩，很多人钱不够花，有的在食堂门口向中国同学借钱。他们对于中国留学生主动申请降低津贴感到困惑不解，但也发自内心地为中国学生的行为点赞。
在中苏“蜜月”期，苏联人对中国留学生很友善，视为同志加兄弟，学校派出最好的教师，中国学子得到了正规、科学、系统的教育和培训。因中国留学生喜欢穿中山装，所以看见穿中山装的，苏联民众便投来友好的目光，在商店和医院常常享受优先照顾。留学生住宿条件也较好，有专人负责环境卫生，被褥床单等10天一换，地板20天打回蜡。
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与夫人马淑英在苏联留学期间 ▲
“七度春秋，春华秋实，大家白天学习、实习，晚上整理学习资料，在2500多天中，我没有一天是在晚上12点以前睡觉的。”当时，苏联教授给留学生上一节课，中国政府要付80卢布，这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也不轻松。就这样，彭士禄他们一步一步地走进了现代科技殿堂。
1954年1月21日，世界首艘核潜艇——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在格罗顿通用动力公司电器船分公司码头滑下船台，修长的躯体令新伦敦河激动得微波荡漾。“鹦鹉螺”号核潜艇外形和颜色似雪茄烟，头大尾小，尾部、侧身和头部像肛鱼，所以，美国人又称其为“肛鱼”号核潜艇。造价5500万美元，重2800吨，一座压水反应堆，排水量3764吨，满载排水量为4040吨。艇长97.4米、宽8.4米，吃水6.7米，水下航速18节，潜水深度150米，水面航速20节，最大航速25节，可连续潜航50多天。该艇有6个533毫米鱼雷发射管，鱼雷可自动跟踪和攻击目标。
2月21日，格罗顿造船厂巨大的封闭厂房里露出个神奇的庞然大物，缓缓地滑向蓝海。远远眺望，它似凝固、横躺的黑色水珠，静静潜入海洋。不久，其涟漪波及墨西哥湾，荡过南美洲，横穿大西洋，绕过欧非大陆，默默跨越印度洋，潜至亚洲、澳洲，凯旋美利坚。“鹦鹉螺”号核潜艇环球航行，是人类第一次用十几吨铀驱动潜艇（常规潜艇需耗费800万公斤燃油，217节油罐列车），航程6万多海里。当时，彭士禄还不知道核潜艇为何物，也不曾想日后自己会从事核动力研究，更想不到成为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
1955年8月，彭士禄从喀山转到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次年7月毕业，获“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称号，踌躇满志准备回国。此时，中国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随聂荣臻元帅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火箭武器等“国防新技术协定”。其间，陈赓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国留学生中挑选攻读核动力专业的学生。根正苗红、学业优异而且还是中共党员的彭士禄自然成为决策者心目中最佳的候选人。
一天上午，彭士禄接到中国大使馆电话，使馆工作人员要求他在规定的时间赶到使馆。作为学生会**和党支部书记，因工作关系他多次到使馆办事，每次去使馆都有回家的感觉。轻车熟路的彭士禄满心欢喜地来到中国使馆。“士禄同志，请跟我来。”使馆工作人员很亲切地告诉他，“有位首长要见你。”
“请问，是哪位首长？”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着工作人员来到一扇大门前。使馆工作人员轻轻敲了两下门，开门把彭士禄让了进去。“陈部长，您的客人到了。”工作人员说完就退出了房间。
“陈部长，哪个陈部长？”正当彭士禄仍疑惑不解的时候，只见窗前宽大办公桌后站起一个人，敏捷地转过办公桌并快步走了过来。
“我是陈赓。欢迎你。”随着声音，一只大手也伸到了彭士禄的胸前。
在彭士禄的心目里，陈赓大将是传奇人物，是他崇拜的大英雄。此时此刻，他有些手足无措，一边把双手都伸了过去，一边连声道：“首长好，首长好。没想到能见到您！”
陈赓仔细地端详了彭士禄一阵，把他让到会客厅的沙发上，促膝而坐，慈父般地说：“孩子，看到你就想起了你父亲。你长得像你父亲，听说你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武装革命时期我们需要这种劲头，和平建设时期也需要这种劲头。新中国的成立，仅仅搬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但工业化建设和复兴中华民族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新中国，作为先烈后代，你不仅要继承父辈遗志，更要用智慧和知识建设好新中国！”
身经百战、富有传奇色彩的陈庚将军内心充满了对先烈子女的厚爱和期望，他话锋一转，言归正传：“士禄，原子弹和氢弹原理你懂吗？”
“不懂。”
陈庚注视着彭士禄，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知道什么是反应堆、核动力吗？”
“没学过。”
“美苏英有了原子弹，美苏还有氢弹，特别是美国又有了核潜艇。新中国要想不再受帝国主义欺负和奴役，也需要这些东西。毛**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陈赓把手一挥，站起来，表情严肃，目光炯炯，“毛**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国家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
“祖国需要，我愿意。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彭士禄站起来，脱口而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什么时候动身？”
陈庚将军用双手示意彭士禄坐下，镜片后的眼神流露出满意之情，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父母和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你的任务就是要用汗水、智慧和知识，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也许，你们的任务比父辈更艰巨，奋斗历程更漫长，事业更辉煌……”
莫斯科动力学院是国际大学联盟成员，为世界名校，更是苏联的动力、电能、电子和信息研发中心。因彭士禄有俄文、化工和机械等基础和实践经验，加之聪明好学、学习方法得当，学科角色转换很快，学习成绩出众。
实习期间，老师带领他们参观了核电站，并帮助中国学生修改核电站的设计方案。
虽然仅仅是走马观花地参观了世界首座核电站——奥布宁斯克石墨轻水堆核电站，彭士禄仍然感到十分震撼，特别是感觉到书本知识与核电站需求之间的反差明显，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须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技术创新。因为核电站的视觉冲击感强烈，从此，在他心里埋下了建设中国核电站的梦想。参观苏联原子能科学研究所时，在展馆看到了“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反应堆核燃料元件、核动力装置密封循环水泵的照片，虽然当时他还没有建造中国核潜艇的想法，但对他日后研制核潜艇、核电站启发很大。
“核潜艇是世界海军史上质的飞跃，以其隐蔽性好、机动性强、航速快、活动范围广、续航能力强等优势令世人惊叹。为了它，大国不惜重金研制。”彭士禄头脑清醒：核潜艇已成为霸权主义的战略利剑；
中国要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核潜艇必不可少。
在彭士禄留学时，新中国首支潜艇部队秘密诞生了。1950年11月的一天，上海市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参谋长办公室电话响了。“对，我是傅继泽。”“萧司令员请你马上来一趟。”
“是！”34岁的傅继泽放下电话，立即快步走出办公楼，来到码头，飞身跳上快艇。他中等身材，敦实健壮，目光炯炯。快艇很快驶到外白渡桥，他弃艇登上扬子江码头，健步走向百老汇大厦。
“报告。”他刚进门萧劲光将军便从办公桌后走过来，满面春风：“傅继泽同志，好消息——海军要筹建潜艇学习队！”
“太好了！”傅继泽刚坐下又站了起来。
“经协商，苏联同意提供训练潜艇，培训艇员。”萧劲光边说边用手示意他坐下。
“要派人到苏联学习？”傅继泽脱口道，“您找我是为这事吧？”
萧劲光看着他，笑而不答，片刻，点了点头。
“我能去苏联参加培训吗？”傅继泽又站起来，望着萧司令员，神情充满了期待。
“海军党委研究决定，你任潜艇学习队队长兼政委，李克明同志任副队长，刘恒同志为副政委，张虎臣同志任参谋长。”萧劲光也站起来，“你要尽快把队伍组织起来，随时准备出发。”
海军把组建潜艇学习队视为头等大事。萧劲光司令员一再强调：“海军就是宁让几条军舰停开，或解散几个学习单位，也要满足潜艇学习队的需求。”经在海军各舰队、各海校、炮校和海直机关几十万官兵中进行海选，政治素质好、年轻健壮、文化水平较高的优秀官兵被精选出来。
1951年4月25日下午，275名潜艇学习队员和25名俄语翻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草坪上集合，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委刘道生、参谋长罗舜初来为大家送行。“你们学习潜艇是领袖所嘱、全军所托、全民所望，建设中国潜艇部队，就靠你们了。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潜艇学员，你们只能学好……”刘道生将军代表海军讲话。
夜幕中，军列悄然驶出前门火车站。“是去海参崴，还是列宁格勒？”“苏联那么大，谁知道？”“只要是苏联，去哪都光荣！”学员们七嘴八舌，“会不会到北冰洋？听说苏联大部分潜艇基地在北冰洋沿岸。”
“傅队长，我们到底去哪？”“傅队长，火车开了还保密？”大家为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而好奇和猜测，于是想从领导这儿刨根问底，寻求答案。
“都没猜对！”傅继泽环视大家后，故意拉长声，“我—们—去—旅—顺。”
“旅顺？！”学员们面面相觑，有些失望，“我们不去苏联啦？”
“出发前，海军司令部通知，培训地改在旅顺。”望着有些遗憾的战友们，傅继泽话锋一转，转移大家的话题说，“旅顺的教学条件很好……”
列车驶出山海关，经沈阳向东折向大连。在大连市郊，大家下了火车乘大篷车去旅顺。
老虎尾半岛，与旅顺市区隔海相望，与对面白玉山、右面黄金山相对，将港口分为东西两部分。后山是苏军高炮部队，山下是浅滩，弯曲狭长，形似老虎尾巴。
中国潜艇学习队学制两年，课程主要包括共同课程和专业课程。共同课程包括军体、潜艇构造及原理、潜水与水下逃生、轻武器射击等，专业课程包括理论和实操两个方面。
日月星辰，潮起潮落，春夏秋冬，花开花谢。中国学员在苏军潜艇支队队长戈罗瓦乔夫上校领导下，已在苏联“秀克”型潜艇上摸爬滚打快两年了，600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这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的学员，每天夜晚熄灯后，仍悄声谈论学习问题，有的梦中还在背字母、练操作。
“秀克”型潜艇是二战前的产品，多靠手工操作，比码头上的“斯大林”潜艇落后一代。“掌握了‘秀克’潜艇，再掌握和驾驶‘斯大林’潜艇该多好啊！可惜毕业的时间已经指日可待了，何况还不知道人家‘老大哥’是否同意。”最近一个时期，傅继泽经常情不自禁地在码头上转来转去，不断地张望“斯大林”型潜艇。
一天，值日学员跑到码头向傅继泽报告：“戈罗瓦乔夫上校乘车来看大家，快到了。”
“紧急集合！”傅继泽声音洪亮，“立正！”全体学习队学员列队等候戈罗瓦乔夫。
中国学员对苏联将士和专家很尊敬，傅继泽常主动向戈罗瓦乔夫上校汇报工作、共进中餐，还为他向苏联驻旅顺基地司令部请功、送锦旗。戈罗瓦乔夫上校也常到中国学习队问寒问暖，解决难题。
“近两年来，我们在您领导下学有所成快毕业了。”傅继泽一再表示，“全体中国学员非常感谢您！”
“别客气，我们是同志、战友！”戈罗瓦乔夫上校很豪爽，“按计划，你们要毕业了。我相信你们都能顺利通过考试。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要求，我会尽量提供方便的，能解决的一定办。”
“我们学习生活都很开心，没什么大问题。”傅继泽不露声色，“不过，大家有些想法，想说又担心您为难。不过，不吐不快。”
“说说看，有什么为难的？”戈罗瓦乔夫上校追问，“只要基地能办，就好办。”
“两年来，我们基本掌握了‘秀克’潜艇，越是这样，越羡慕‘斯大林’型潜艇……”
“你们想学‘斯大林’型潜艇？”戈罗瓦乔夫表情有些惊异，“你们真想学？”
“当然。可我们快毕业了，就是您安排学习‘斯大林’型潜艇，时间也来不及了。”傅继泽话锋一转，“大家都说，如果没学‘斯大林’型潜艇，终身遗憾。”
“可以延长学期嘛！”戈罗瓦乔夫上校不以为然，“我想贵国申请延长学期、增加学费，就能满足你们学员的学习愿望了。”
经中苏政府和海军协商，中国潜艇学习队队员们如愿以偿，多争取了一年宝贵的学习光阴。
中苏两国官兵采用“一带一”办法，包教包会。教官严格制度、严格质量、严格训练；
学员废寝忘食，干部带头、战士跟进，今天的任务今天完，大家互学互帮，共同进步，确保不让一个战友掉队。
秘密学习第一年，学员不准写信，不准外出，活动范围方圆100米。第二年，学员可借旅顺市信箱通信，活动范围仅限潜艇基地内。三年后，中国学员以平均4.7分（5分制）全部通过航海、机电、通讯、声呐、鱼雷、枪炮等20多个专业考核。
1953年夏，中国海军拥有了第一艘常规潜艇。这艘C型潜艇，已服役60余年，浑身伤痕累累、锈迹斑斑，因“缺胳膊少腿”而失去了动力。这还是1949年毛泽东**出访苏联时，苏联政府才答应赠送的。
1954年6月19日，中央军委批准：以旅顺港潜艇学习队为基础，中国首个潜艇部队——海军潜水艇独立大队于青岛成立。傅继泽任大队长，张虎臣任参谋长，崔景波任政治处主任。同日，我国从苏联购买了两艘旧潜艇，命名为“新中国11号”和“新中国12号”。
1954年6月28日，旅顺阳光明媚，海浪银波。港内，碧波轻轻拍岸，潜艇微微地摇曳。码头上，中苏两军整齐列队。中国海军独立潜艇大队举行学员毕业典礼和中苏潜艇交接仪式。
10点10分，傅继泽身穿上白下蓝的毛料军服，精神抖擞，气宇轩昂，陪中国海军参谋长周希汉将军和苏军驻中国东北最高司令官史维佐夫中将来到**台上。
傅继泽少将和苏联驻旅顺基地总司令戈罗瓦乔夫少将代表本国在潜艇交接协议书上签字。乐队奏两国国歌，乐曲声中，两艘“斯大林”型潜艇上的苏联国旗和军旗徐徐降下，中国国旗和军旗冉冉升起。望着潜艇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中国官兵热泪盈眶……
夜幕下，“新中国11号”和“新中国12号”潜艇静静驶出码头，劈波斩浪告别了饱经战火洗礼的旅顺港，穿越甲午海战海域，南下青岛顺利抵达中国潜艇部队第一基地。
中国官兵独立驾驶两艘潜艇开启了中国潜艇部队第一道潜航波。“报告，海军司令部电报。”报务员递给傅继泽电报：一支水面舰艇编队，前来迎接并护航；
编队由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西安”和“开封”舰和4艘鱼雷艇组成。“西安”和“开封”两艘舰在南北两段护航。“西安”舰已开来，信号发出，“西安”舰信号灯便闪烁：“明白！”“西安”舰在海面兜了半个圈，迂回至潜艇编队外侧……
6月29日晨，天边鱼肚白渐渐地被霞光染红，胶州湾金光闪闪。下午，两艘潜艇安全驶抵青岛港五号码头。
1954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大队又购置了两艘苏联“斯大林”级（C级）中型潜艇。11月底，11号和12号两艘潜艇参加了战术表演，首次公开亮相。1955年9月，海军独立潜艇大队扩编为潜艇第一支队，下辖4个大队。1958年底中国潜艇部队扩编为3个支队。
彭士禄在中国核潜艇406号旁 ▲
1958年4月，彭士禄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出任二机部二院504厂（铀同位素分离厂）总机械师，在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100号秘密从事铀分离机和扩散膜的预研等工作。
彭士禄清楚，要独立自主发展核工业，就必须首先拥有铀分离厂。所以，他对这项工作很惬意、很投入，始终乐此不疲，在厂址的选定、设备的谈判、人员的配备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筹备和开启中国铀分离厂的历史见证人。
1958年7月上旬，中央研究决定，国防科工委、海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机械工作部，冶金部、化工部、物资部，中国科学院等机构为中国导弹核潜艇设计研制单位。1958年8月，二机部成立了核动力设计分组，白文治任组长，组员主要有连培生、赵仁恺、李乐福、周永茂、韩铎、孟繁苏等。
401所核动力设计组人员，不仅是导弹核潜艇，常规潜艇也未见过。为了强化感性认识，李毅带队到上海造船厂登上常规潜艇，观摩体验、查看图纸和技术资料，首先梳理了常规潜艇的动力原理及相关系统。
赵仁恺院士讲述，“参与核动力堆的研究设计人员，都觉得是组织信任，感到非常自豪，努力把光荣感、荣誉感化作责任感、使命感，凝聚和转化为强大精神动力，大家全身心地投入‘白加黑、六加一’式的工作”。
401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所长李毅同志谈起这个团队，神情愉悦，赞不绝口：“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在李乐福、赵仁恺带领下，揣着馒头和咸菜，像工蜂一样分头钻进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科技资料档案室和有关大学等科技的百花园忘我地‘采蜜’，常常到了闭馆时间仍在埋头查阅资料或抄写有关资料。中国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中起步的。他们跋涉于‘书山’之中，寻找可控链式反应的‘金钥匙’。”经过两个月的广泛调研，他们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报刊，倾心寻找与核潜艇核动力知识和技术相关的蛛丝马迹。
核潜艇技术是美苏两国的核心机密，不论是敌是友，也不论意识形态异同，中国不可能分享，哪怕是丁点理论知识或应用技术。中国科技人员手上的核动力知识和科技资料是一片空白，仅有两张美国公开发表在《简氏防务年鉴》上模糊不清的黑白核潜艇照片。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二区二机部机关大楼五层，灯光经常彻夜不熄。赵仁恺分析几种堆型，周永茂整理设计概念，李乐福思考核动力系统。”回忆如火如荼的时代和鲜为人知的历程，彭士禄为大家还原历史，“反应堆是核潜艇的核心装置。选择什么堆型以及需要多大功率是必须面对、研究、回答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大家白天是工作同事，夜晚是同屋舍友，宿舍里也随时开展讨论，有时已入梦乡的同志也睡眼惺松地爬起来参加讨论或辩论；
也有时大家刚刚入睡不久，突然有人醒来，兴奋地下床伸手去摸灯绳，拉亮了灯招呼大家起床听他梦中的灵感。”
“仅3个月，几路人马就拼凑出几个导弹核潜艇总体设计方案，特别是确定了核潜艇‘心脏’的堆型为压水堆，还提出了数十个攻关项目和课题。后来的研制实践证明，大家的工作思路是对的，中国知识分子富有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401所常务副所长李毅记得，负责核潜艇研制的将军们对核动力装置的工作成就很满意，“陈赓大将鼓励我们，核潜艇设计本身是个不断摸索研究、探索创造的过程，通过‘否定之否定’的不断实践和理性升华，探索出更新颖、更合理、更科学的设计方案。”
当年8月，彭士禄被调往401所从事核潜艇动力装置研究工作，有关领导找他谈话时提了三点要求：首先，这项工作是国防建设重点项目，必须坚决完成研制任务；
第二，既然投身研制核潜艇事业就要奉献一辈子，不能半途而废；
第三，工作任务涉及国防安全，要有做一辈子无名英雄的思想准备。
401所以十二室核潜艇动力装置设计组为“龙头”，承担了工程试验堆的理论研究和工程设计、热工水力实验室的建设及自动控制等研究任务，以所内有关学科的研究室、研究组为支撑，例如二室承担了堆物理和堆屏蔽方面的研究课题，四室承担了理论计算的任务，六室承担了燃料元件试制和结构材料的辐照检验工作，十三室承担了核电子学方面的研制项目。
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披露，401所承担核潜艇反应堆理论设计、工作方案和研制任务。在全国范围经严格挑选的业务骨干和培养对象从四面八方汇聚401所，不断充实“堆工线”（反应堆研究室）的科技力量。
1958年8月13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聂荣臻元帅呈报了《建立水声研究机构、水声站的建议》。根据钱伟长、汪德昭两位科学家的建议，海军舰艇修造部部长于笑虹将军开始筹备组建六个研究机构，分别承担潜艇与动力装置的总体研究设计，以及鱼雷、水雷、扫雷、防潜、水声、海洋科学、航海设备、海军医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虽然导弹核潜艇工程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也开始批量仿造苏制“03”型潜艇，但身经百战、高瞻远瞩、睿智理性的聂帅心中明镜一般：新中国要在“一穷二白”且受西方封锁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完成导弹核潜艇的总体设计，尤其是动力堆的研制工作困难重重。
1958年9月，我国海军收到苏联政府邀请，提议中国政府在10月至12月间派出海军代表团赴苏谈判。薛宗华抓紧时机组织力量全力以赴完成核潜艇方案等工作，李毅立即组织科技人员梳理归纳核心技术难题，以便让代表团带去向苏方请教。
1958年10月24日，中国海军代表团起程赴苏，代表团团长是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将军，刘杰、方强、张连奎、刘秉彦为副团长，成员有连培生、屈智潜、赵仁恺、黄祖洽等。为了争取援助，经中央军委同意，拟将“1958年方案”，即核潜艇反应堆初步设计方案提交给苏方，并准备了若干要请教的技术问题。
这天上午，强劲的秋风漫卷枯黄的落叶，在飞机坪上二机部副部长刘杰站在机舱门口，不时地来回踱着步子并不时地举目远望。忽然，远处一辆汽车风驰电掣驶到即将起飞的伊尔-18飞机旁。401所反应堆研究室的周永茂跳下车，快步跑到舱门口。按照二机部的要求，他将同事们奋战20个昼夜归纳出来的反应堆设计难题交给代表团分团长刘杰，以便在谈判中“投石问路”。
中国海军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方强中将便将纸质的中国导弹核潜艇初步设计方案和若干技术问题郑重地递交给了苏方谈判秘书尤林，请其转交苏联政府并请核动力专家阅审和指教。但直到中国代表团回国时，苏方未对中国核潜艇设计方案和若干技术问题予以回应。
因中国代表团再三要求，苏方才破例安排中方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近郊的试验性核电站和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列宁号”原子能破冰船和几种已经服役的舰艇等，在参观核动力破冰船时，中国专家亲眼目睹了压水堆，得到了一些启发。但苏方未提供原子能破冰船有关的技术资料或重要数据。
“后来我们得知，当时苏联核潜艇尚在调试阶段，拒绝联合设计或援建可以理解。”彭士禄认为，我们应该理性分析和客观对待，他想，“那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不分彼此，应该互通有无。这种理想化的主观愿望显然与复杂无情的国际关系反差很大。”
中国海军代表团回国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汇报了谈判情况。当周总理听到核潜艇项目吃了“闭门羹”时强调，“我们不仅原子弹要搞，核潜艇也要搞。他们不援助，我们自己干”。
1959年1月16日，苏方表示愿意在专家知识范围内给予点评。4月上旬，我国政府收到了苏联政府的书面意见。苏联针对我方提出的核潜艇战役战术任务方案和总体设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22条意见：19条意见在宏观上能给予一定的启发和指导；
另有3条结论性意见：对中国方案予以鼓励；
对反应堆提出来38条意见或建议；
对导弹控制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意见或建议。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院士认为，苏方认为中国核潜艇初步设计方案没有“原则性”错误，仅排水量“小了点”。彭桓武院士说，“由此可以认定，中国核潜艇初步设计方案在思路上、方向上是正确的，在设计指标、技术数据和实现途径等方面是科学可行的。这对新中国科技人员来说，是了不起的成果”。
1958年伊始，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党中央，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深知新中国要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复兴中华，就必须拥有战略威慑能力，包括导弹核潜艇。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数据。”
9月30日，一架苏联“图104”客机在瑟瑟秋风中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抵达中国首都北京，应邀率领苏共代表团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活动，并就双方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最后的磋商。
会谈中，中国请苏联不要中断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的苏联在火箭和航空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项目，并再次提出核潜艇援助问题。赫鲁晓夫心不在焉，应付敷衍道：“你们不要总想研制核潜艇，不是我们不愿帮助，而是技术太复杂，你们根本不具备研制的科技条件和相应的工业基础。”
中国核潜艇初步设计方案在思路上、方向上是正确的，在设计指标、技术数据和实现途径等方面是科学可行的 ▲
10月1日上午，毛**陪赫鲁晓夫登上天安门城楼，赫鲁晓夫心里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如意算盘，老调重弹：“关于我们建议建立联合舰队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怎么考虑的？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对于你们的建议，我们早就答复了。我们不可能考虑！我不想再重复啦！”
“核潜艇只能依靠‘超长波通信站’与岸上进行通信联系。由于没有‘超长波通信站’已严重影响苏联潜艇在太平洋海域的活动。美国在盟国建了很多军事基地，苏中两国应该联合建‘超长波电台’，这对我们两国都有好处，希望你们再考虑考虑。”
“没必要考虑了。你是不是要把我们的东南沿海都拿去？你们干脆把中国东南沿海拿去算了！”之后的一段时日，毛泽东同志每次谈起中国核潜艇时，都会以气吞山河之气魄和决心表示：“中国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响当当的誓言和奋斗目标，是不可摧毁的民族信念，代表着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和国家意志：新中国必须拥有核潜艇，哪怕一万年。
1959年11月，为加速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中央军委决定：核潜艇反应堆由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研制，艇体和设备由第六机械工作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负责研制，海军负责抓总。海军修造部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组，开始了总体设计的信息收集、整理、研究，探索设计思路和工作途径。
1959年末，二机部401所工程试验堆设计组设计完成了试验堆方案。1960年8月23日，在二机部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携带图纸、数据、资料离开中国。
面对“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拿走图纸、停供设备”，中国只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地研制导弹核潜艇，并制定了“以核反应堆为纲，船、机、电、弹为线”的工作思路，落实了相关工作措施。
“核动力工程，是核动力与机械热能动力有机结合的创新工程。机械工程与核动力工程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本质差别是一个关键字——‘核’。”彭士禄回顾曾经面对和度过的峥嵘岁月，感慨万千，“中央发出了号召——大家都来办原子能。”二机部从全国抽调百余名大学生充实反应堆设计队伍，并移师401所。工作由二机部副部长兼401所所长钱三强和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所长李毅同志领导，与11个工业部100多家工厂、中国科学院20多个研究所以及11所大专院校合作，探索归纳掌握核物理知识，进一步分析研究设计反应堆方案。
二机部的屈智潜、戴传曾、黄祖洽、李林、连培生等专家投入到反应堆研究设计工作中，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所长李毅为工程负责人，“堆工线”负责人孟戈非，浓眉大眼，秉性刚直，步履和嗓音似军人。接到调令，他告别了一汽，一头扎进“堆工线”，成为200余人团队的组织者领导者。他白天主要学习业务知识，调查研究，协调安排工作，晚上主要组织大家开展专题讨论，研究制定工作规划。
“设计准备阶段，我们是从搜集资料开始的。设计工作伊始，我们从科学论证起步。起初，工作较顺利，大家摸着石头过了河，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中国首个核潜艇反应堆研制方案。这项工作较为顺利地进行，主要两个方面给力，一是工程安排比较科学，组织力强大，代表国家意志；
二是国家集中科技力量，各学科专家汇聚，精兵强将相互协作，形成了科学和技术的孵化器。”彭士禄回忆往事，总是很感慨，“401所把核潜艇反应堆设计工作视为‘元帅’任务，列为重中之重的项目，每项工作和重点环节都有科学家挂帅牵头。我国核潜艇一次成功，且起点高，绝非偶然。”
1961年11月初的一天上午，401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所长李毅的电话打给北区工作区大院西北角的核动力研究（十二室）二大组组长、副研究员彭士禄。他立即拿起一本书，边思考问题边向所机关大楼20号楼走去。来到二层所领导办公地点，因注意力不集中，他竟不知不觉从西头走到东头，走过了李所长的房间，只好又转回去找。
“李书记好。”彭士禄走进李毅办公室。
李毅是学运出身的地下党员，抗战期间在敌后任县委书记，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从事秘书、党务和干部等工作，解放战争中任解放军的师政委。他分管核动力研究室工作。“士禄，我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组织决定让你当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
“李书记，我是搞技术的……”彭士禄没有思想准备，也不想当“官”，笑道，“我没想过。我喜欢搞技术工作，还是请其他同志吧。”
“让你当副主任是组织决定。室里暂不安排主任，你负全责。你知道，科学院规定，只有技术一、二、三级才能任命室主任，你是六级副教授，不够主任级别，只能任副主任。对此，我很遗憾。”李毅强调，“没思想准备不是理由。搞技术是为研制核潜艇服务，搞行政管理同样是为研制核潜艇服务，有时管理工作更重要。组织相信你！”
此时，彭士禄方知上了李书记的“顶风船”，别想脱身。虽然研究室副主任是副团级，但他对这个行政级别不在意，他觉得研制核潜艇科技是关键，身为屈指可数的专家，自己应集中精力搞研究。
1961年11月14日，401所成立了核潜艇动力研究设计的研究室，重点工作是进行核反应堆工程和核动力理论的专业培训，调查国内有关工业能力，及时对有关设计指标和数据进行修改和完善。从此，头顶“乌纱帽”的彭士禄既要从事核物理理论和反应堆设计工作，还要担负全室的组织管理工作。同时，他还兼任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副教授，每周长途往返两次去讲授反应堆和热工水力课程。
作为学科和行政带头人，彭士禄坚信初出茅庐、半路出家的大学生会很快进入核物理之门，创造性思维即将进入临界状态，成为掌握核裂变的科技尖兵。原因很简单，他们有知识，愿意献身祖国核事业，有奉献精神。
“我分析过我国第一座试验反应堆（101堆），认为那样的反应堆根本就不能上艇。必须根据核潜艇动力堆的特点和规律重新设计反应堆。”彭士禄介绍，“核动力系统复杂，要想尽快让年轻人姓‘核’掌握专业知识，就必须全员学习、全员培训。”
起初，对于多数参与核潜艇反应堆研究设计的人员，反应堆似雾里看花：模糊、神秘、迷人。彭士禄的解读，字斟句酌，引导大家从必然王国迈入自由王国，科学理性地认识和把握反应堆、核动力。
核潜艇的“心脏”是反应堆，反应堆的“心脏”是堆芯，堆芯的“心脏”是燃料棒。反应堆，必须令行禁止，安全可靠。反应堆和锅炉的差别是：锅炉熄灭后，就不再产生能量了，而反应堆即使停堆，其元素衰变仍有能量（剩余功率）。剩余功率对反应堆最危险。反应堆停止裂变后，冷却系统不能停。否则，反应堆就可能烧毁，造成核泄漏。反应堆系统中技术难度最大、研制周期最长、质量要求最高的就是燃料元件。反应堆怎样调节反应程度，满足核潜艇不同动力要求呢？
按反应堆工作原理，如改变堆内中子数或中子密度，即能调节功率程度，改变堆功率。核潜艇靠控制棒和化学控制堆反应速度，可快慢自如地航行。控制棒是由硼和镉等吸收中子的材料制成。核反应压力容器外有机械装置可操纵控制棒。控制棒完全插入反应中心时，能吸收中子，阻止裂变链式反应；
控制棒部分拔出，反应堆便运转，链式反应速度达一定的稳定值；
若想增加反应堆反应程度，只需将控制棒再抽出些，被吸收的中子减少，更多的中子参与裂变反应。要停止链式反应，将控制棒插入核反应中心吸收掉大部分中子，堆芯因中子数量不足使裂变反应难以为继，核反应便减弱或停止。
两度春秋后，大家感言：老彭要我们不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是他带我们走进核科学天地。研制核潜艇，并非像人们想得那么神秘。更不是哪个或几个科学家灵机一动拍脑袋的结果。研制核潜艇离不开科学家的理论计算、科学设计、生产试验和安装调试等步骤，这个过程是成千上万人汗水、智慧和生命的结晶。彭士禄客观还原科研过程，在初步设计中，根据科学原理大胆设想，勇于创新，反复实践，一丝不苟，勤奋工作，解决了一个个系列难题。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当按钮启动10秒钟后，在高102米、重76吨的钢塔尖上代号“596”、名字“邱小姐”的原子弹在接到指令后的瞬间完成了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核爆炸的裂变过程。强光一闪，火球迸射，冲击波在天地间席卷，在地平线上怒放出硕大无比的蘑菇云。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
“如果说朝鲜战争使列强意识到新中国可畏可敬，那么当西方听到中国核武器的音响效果时意识到：中华民族将重新成为世界强国。”作为核动力科学家，彭士禄的兴奋含义更丰富：研制核潜艇工程刻不容缓。
1965年2月1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常规潜艇仿制和自行研制均获成功，核潜艇动力装置设计取得了突破，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基本解决，初步具备了型号研制条件。借原子弹爆炸东风，核潜艇工程该上马了。”于笑虹将军邀请黄旭华和钱凌两位专家到家里做客、共迎新春、畅谈工作，一见面未寒暄拜年，便心情愉悦地直奔主题。
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四位总师合影。左起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
“啊，这可太好了！我们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是的，我们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终于就要来了！”黄旭华、钱凌欣喜若狂地问：“于院长，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就知道你们满脑子都是核潜艇。今天，我们聚聚，议议核潜艇的事。”于笑虹将军喜笑颜开，“等了几年，核潜艇工程该重新上马啦！”
与此同时，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中近程火箭，仿制改进的鱼雷快艇、导弹快艇、猎潜艇和中型常规动力潜艇也相继取得成功。这为研制核潜艇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了科学把握反应堆，避免盲目性，少走弯路，大家参观了由苏联援建的我国首座核反应堆——101重水实验反应堆。
参观后大家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该堆无法上艇，如何将它变成潜艇的动力中枢，茫然无知；
核潜艇绝不是潜艇加核动力，而是两个系统的集合创新。另外核潜艇的鱼雷、通信、导航等设备和装备也都是空白。比如鱼雷虽是老兵器，但研究的艰辛和制造的难度都不亚于研制导弹。
当时，美苏已经拥有了导弹核潜艇。中国核潜艇项目，是一步一步走，还是两步并作一步走？不少人建议两步并作一步走，直接研制导弹核潜艇。
彭士禄提议“两步走”，即先研制攻击型鱼雷核潜艇，再研制导弹核潜艇时，反对声一片。会议上，他反复解释“两步走”的理由：导弹核潜艇潜射系统复杂，核潜艇与导弹配套的关键技术难度很大，短期很难解决。先研制鱼雷核潜艇既可早日实现核潜艇零的突破，也可解决系列技术难点、材料难题、工程难题，为研制导弹核潜艇奠定扎实的基础。攻击型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部分技术、材料和设备可以通用，进而可以确保导弹核潜艇的进度，提高建造质量，降低研发风险，符合国情。
1965年春，位于北京市房山县401所重水反应堆（101堆）大楼外的黄土地露出朵朵绿豆大的黄花时，一纸调令让彭士禄又从国防部七院回到娘家，担任二机部第二设计院二部副总工程师，不久，被任命为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一天我去聂帅家，知道我在核动力研究所当副总工程师并抓核潜艇工作时，他欣慰地笑了。”彭士禄满面春风。
身为总设计师，彭士禄的工作千头万绪，责任重大。“核潜艇的关键是反应堆，它有几十个系统，1000多个参数。”彭士禄现身说法，“总设计师的主要任务是首先提出一些最主要的技术参数。比如，反应堆的主参数主要是热工水力参数，属一级主参数，是龙头，只有它确定之后，才能派生其他参数。”
为此，他首先重新整理了历年来设计草案的一系列技术参数，参考了苏联“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德国“奥托汉”号核动力矿砂船和美国“希平港”核电站的一些零星参数，经反复论证后提出了主要参数。彭士禄与大家在二机部第二设计院全力以赴，发起冲刺。1965年7月，陆上模式堆设计方案告捷，作为总设计师，彭士禄在设计方案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根据彭士禄等专家意见，二机部决定先在四川省建陆上模式堆，他实地考察，选定堆址。当时，有人认为计划中的核动力科研基地和反应堆不够气派，要搞气派的。“愿望是好的，我也希望中国核动力基地国际一流。但国家没有这个财力。”彭士禄认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工作原则，工作进展才能更快更好，他提出，“先从一艘核潜艇做起，成功后扩大规模。因为一艘核潜艇规模小、投入少，见效快、影响大。如果一开始就搞庞大气派的核动力基地，不仅耗资巨大，还将推迟我国核潜艇服役的时间。”
青年时代的黄旭华夫妇 ▲
“核潜艇并非核动力加潜艇，设计人员必须先在狭小的空间科学安置反应堆、导航系统、声呐系统、武器系统、指挥通信系统，以及氧气和供水等系统。”彭士禄他们必须面对和解决一系列科技难题。
“从核潜艇的设备功能分，主要有5个系统：观察系统要时时把握外部瞬息万变的情况，如雷达、声呐；
通讯系统要确保内外联络，如电报、拖曳天线、无线电设备；
导航系统要保障航行自由灵活，如罗经、惯性导航仪；
武器系统，如水雷、鱼雷、导弹；
机电系统，艇体、动力系统。”同级别舰艇，机电系统设备大同小异。改进通讯系统只需把天线、发射机等更新即可。但更换主汽轮机，只能开膛破肚了，若有“心脏病”，只能报废。所以，核潜艇初始设计最主要是机电系统的设计。这也是彭士禄亲自抓核潜艇机电项目研制的原因。
为研制相关设备仪器，彭士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穿梭于研究院所、工厂、基地、造船厂之间。为了反应堆压力容器，钢材由冶金部钢铁研究院研制，第一重型机器厂冶炼，焊材由哈尔滨焊接研究所研制，容器筒体不锈钢堆焊工艺由这三家协作攻关。反应堆主回路系统密封冷却泵的电机定子不仅要全密封，主泵双转速，还要噪音低、性能先进、安全可靠，哈尔滨电机厂研制全密封电动机，沈阳水泵厂研制主水泵。
“为保证反应堆运行安全，操作堆功率，把握链式反应过程和研究裂变场通量分布，应在陆上模式堆上增加一双‘眼睛’。”科技人员进入痴迷状态，反应堆物理设计室主任韩铎及时向彭士禄提出建议。彭士禄决定工程师臧明昌研制“眼睛”。
一天，臧明昌下班骑车回家，车胎瘪了，好心的汽车司机喊臧明昌到驾驶室里面坐。汽车刚启动，他盯着汽车里程表针摆动突发好奇：“里程表是啥结构型式？”“软轴传动。”司机随口答道。“呵！软轴传动。”臧明昌兴奋得手舞足蹈，他请师傅即刻停车。软轴的灵感再次耦合了他的设计思路，他立即骑着“瘪飞鸽”回到办公室画图。数日后，他的设计解决了技术难题，大家向他投来敬佩的目光。
1965年9月3日，二机部批准成立“909”基地工程技术领导小组，由周圣洋、连培生任正副组长，成员有张沛霖、籍孝宏、代传曾、赵仁恺、彭士禄、欧阳予、吕应中、陈正深、屈智潜、黄旭华、李彼德等。1966年3月25日又成立了“909”基地，组成了由温金德、周圣洋为正副组长的9人领导小组。
一代科技宗师钱三强院士在20世纪80年代曾庆幸和自豪地称赞：“就是这支精干的科技队伍，为研制核潜艇动力装置进行着不懈的探索，沿着科学坐标，其工作思路和技术路线越来越明晰，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造就了帅才，结出了硕果。”
“核动力成就了核潜艇，也成就了彭士禄。他在探索核科学奥秘的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组织管理工作。”赵仁恺院士字斟句酌、语气平缓，“在科学论证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彭士禄进一步提出研制核潜艇的工作思路和技术路线，特别是确定了建陆上模式堆、陆上模式堆堆型、模式堆结构和实现途径，为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石。”
“士禄，准备好了吗?”二机部部长刘杰见到彭士禄第一句话，“核潜艇的关键是反应堆。如何确保反应堆安全和建造质量就看你了！”
“部长，准备好了，设计方案、设备选型通过了论证。”彭士禄把腰板一挺，“队伍技术过硬，有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工作态度。”
“就难度而言，核潜艇比核弹大，也更危险，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刘杰部长握着他的手，话语中充满着期待和信任，“搞核潜艇，中央决心很大，我们能不能按时研制出来，靠你们了……”
“为研制核潜艇，我们期待和准备了8年。”彭士禄既惋惜又自信，“研制核潜艇，我愿立军令状！”
1965年，核潜艇重新“上马”后，二机部根据“三线建设”指导思想，决定在四川省夹江县青衣江畔建立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和核动力研究设计基地（代号“909”基地），中央专委要求1970年建成并投入运行。因鱼雷核潜艇（又称攻击型核潜艇，型号为“091”）的主要技术难点是核动力装置，所以建造模式堆任务十万火急。
中国核潜艇项目重新上马，大家欢欣鼓舞、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工作思路迥异：一是分两步走，先建陆上模式堆，再建核潜艇。二是一步到位，直接建核潜艇。一时间，两种意见争论不休，僵持不下。
彭士禄主观上当然也希望中国核潜艇“一步到位”——直接设计建造，但理性思考后认为应分“两步走”，在模式堆的基础上再建核潜艇。他和钱三强、赵仁恺等一再重申，我们没有核动力装置设计建造、安装运行经验，为验证设计、摸索规律，考验材料设备、培训艇员，任何单项模拟装置都无法替代。主张“两步走”，绝非盲目照搬外国经验，是理性之举。
多数技术人员点头认可。经过反复争论和分析，意见逐渐趋同，争论告一段落。1965年8月，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上指出，为了确保核潜艇一次建成，建陆上模式堆的钱不会白花，是合算的。会议决定，1970年建成核潜艇陆上模式堆（“909”基地）。
“这使是否建陆上模式堆的大辩论最终谢幕了。实践证明，彭士禄的工作思路符合国情，科学可行，使我国核潜艇工程未走弯路，赢得了时间、节约了金钱，确保了一次建成。”赵仁恺肺腑之言：“老彭功不可没！”
从1967年起，彭士禄亲自组织建造了1∶1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安全运行、分析异常现象、事故苗头、排除故障，为建造核潜艇奠定了技术保障、人才队伍和工作经验，确保用最少的经费、最短的时间、最优的质量，孕育出第一艘鱼雷核潜艇。
黄旭华院士提出“水滴型”结构，是中国核潜艇设计的最佳选择 ▲
“美国水滴型核潜艇经历了‘常规动力水滴型—核动力常规型—核动力水滴型’阶段。苏联水滴型核潜艇则经历了六部曲。”彭士禄介绍，“1959年后，美国新建核潜艇均为水滴型。中国核潜艇也面临艇型问题，并有不小的风波。”
1965年6月12日，以海军舰艇研究院(七院)一所二室为基础，组建核动力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即719所)，夏桐担任所长。组建719所旨在系统科学把握核潜艇总体设计。
不久，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副总工程师黄旭华受命牵头设计核潜艇艇型时，因考虑增加反应堆等大型设备，艇体和吨位更大更重，航行阻力大增，水滴型阻力小、噪声低，水滴型是最佳选择。为了论证“水滴型”的可行性，有关专家在接受艇型设计任务之前，已对核潜艇外壳圆柱形钢壳的直径和形状，进行了理论计算、分析设计和科学试验，掌握了一系列相关数据。
黄旭华，1926年生于广东海丰县（原籍广东揭阳县），1945年被保送中央大学航空系，但他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专业。少年时，因见日舰肆意炮击中国城乡，产生了造军舰保卫祖国的理想。其间，他以“山茶社”为掩护，从事学生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4年到1958年，作为技术骨干，他参加苏联常规潜艇仿制工作，成为船舶特别是潜艇研制专家。
“根据美国水滴型核潜艇经验及实际效果，黄旭华等专家建议中国核潜艇‘长子’就应该是水滴型身材。”彭士禄回顾，“核潜艇总体方案论证伊始，就存在‘普通型’和‘水滴型’两种设计思路和技术选择。”
主张“普通型”（常规型）的同志认为，国家经济困难，科技落后、工业基础薄弱，要研制核潜艇这样“高精尖”战略性工程不能好高骛远，我们缺乏“水滴型”耐压艇体方面的工作经验，没法确保首次成功。所以，“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为了发挥‘水滴型’优势，通过理论计算和试验研究，特别是用围壳舵与尾水平舵相结合的操舵方式，确保水下航行的稳定性和机动性，尤其是适应实战需求，我们推导出了直径比常规潜艇大一倍的艇体结构设计计算方法，攻克了耐压艇体结构和首段大直径耐压平舱壁等一系列技术难关。”
黄旭华等为“水滴型”鸣锣开道、大声疾呼：“科技角度。按两点间距离直线最短的几何原理分析：在同样面积的情况下，圆形边界摩擦面积最小，自然阻力最小、速度最快，尾翼稳定性越佳，所以，‘水滴型’最佳。我国已有‘水滴型’专家，掌握了大量理论成果、科学数据。可行性角度。美苏‘水滴型’核潜艇，验证了‘水滴型’的现实可行。中国可以同美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至少，我们不能被抛得太远。”
“我们既然具备了‘水滴型’核潜艇的理论基础和技术能力，就应变美国的‘三部曲’为中国的‘一步到位’。”核潜艇总体所所长夏桐支持黄旭华，“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教训而裹足不前。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决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步走’并作‘一步走’可行。”
1965年12月5日，聂荣臻元帅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各方意见，研究了核潜艇艇型、鱼雷核潜艇与导弹核潜艇研制程序和实施方案。彭士禄记得，聂帅在听取汇报中，不时地询问。最后，他一锤定音：搞“水滴型”。“聂帅的决策意义深远，使我们备受鼓舞，明确了目标，让中国核潜艇一开始便站在国际水平上。”彭士禄感慨。
“要设计建造水滴型核潜艇，先要获取其水下阻力参数，大家通过模型试验才能得到。因试验水池仅200余米长，拖船启动和停止过程就占了大半水路。为了测量流体动力参数，只有昼夜加班加点地试验来弥补简陋的条件，一个动作重复多遍，在千余次试验中寻找关键数据。”彭士禄回顾，“黄旭华等为了掌握水滴型艇体水下高低速时的操纵性能，又反复进行风洞、悬臂水池和水下自航模等系列试验。719所、702所等单位还通过风洞、悬臂水池、耐波性水池对选定方案进行了验证性试验，掌握了‘水滴型’规律，719所还专门建造了纵性试验台，潜操仪模拟试验，在万余数据中选取最佳参数，设计方案日趋科学可行。”
“水滴线型核潜艇艇体外形粗短，排水量增大，艇体直径比中型常规潜艇增大一倍，且部分采用锥壳结构，原设计规范和计算方法需调整。大家应用短壳塑性稳定等理论，运用新的计算方法，并以缩尺模型对耐压艇体各部分结构进行验证，对耐压结构焊接模型进行模拟强度试验。”彭士禄回顾，为了确定水滴线型的可行性，黄旭华他们在实验室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1968年2月23日，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研究决定，要求两年内模式堆要实现满功率运行。这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是中华民族攀登科技高峰的又一座丰碑。
陆上模式堆，即陆上模拟试验堆。按照核潜艇反应堆在海上环境状态进行模拟试验，以此证明动力堆的理论设计和建造质量是否安全、可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并定型上艇。
启堆前，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决定，由“909”基地军管会、工地建设指挥部、核动力研究所的王汉亭、何谦、张志信、张远征、朱勤、彭士禄、周圣洋等人组成试验领导小组。由彭士禄、赵仁恺、傅德藩等专家组成技术小组，负责试验运行应急措施的制定及现场指挥。
试验结果事关中国核潜艇能否如期下水。彭士禄要求大家反复检查每台仪器，每个接点，每条缆线，还组织运行人员进行模拟操作，生怕试验出差错。那几天，人们忘了“我是谁”，感觉自己就是仪器、反应堆。
7月16日，中国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在人们的期待和瞩目中开始缓缓升温升压。裂变燃料按照彭士禄他们制定的程序和能量额度逐步提升反应堆功率。
17日凌晨，反应堆开始提升功率。急切、激动、欣喜、担心等心情令大家无法平静。当时针指向2点，开始倒计时：“10、9、8……1！”“启堆！”彭士禄命令。
随着表针的不停跳动，反应堆功率缓慢提升，主蒸汽轮机马力逐步增大。大家瞪大眼睛，聚精会神注视着中心控制台一排排熠熠闪光的信号灯。红绿黄等颜色的信号灯明灭交替闪烁，此起彼伏，好似波浪，不同颜色、大小不一的指针在仪表上颤动着转动着，数字跳动着。
试验大厅静谧无声，空气仿佛凝固了，有人觉得狂跳的心脏都快提到嗓子眼了，紧握成拳头的手心攥出了汗，甚至有人感到呼吸急促或有些窒息。只有挂钟的秒针仍在持续均匀地弧线跃动，持续演奏出了令人痴迷和心醉的 “滴答滴答”之乐曲。这奇妙类似天籁之音虽小，但此时此刻却像鼓槌擂在彭士禄心头，引发了强烈共鸣。他坐镇总控室，眼睛布满血丝，神情自若、信心百倍，身边的工作人员目不转睛地盯着仪表，一丝不苟地记录着一组组数据。
彭士禄他们在启动模式堆中，人们处于既兴奋又紧张的状态。他告诉大家：“我们遵循科学精神，按照科学规律办事，这是我们工作不断取得进展的根本保证。同时，我们借鉴美苏等国的经验教训，在他们的惨痛事故和案例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更科学的安全措施。所以，我们一定比他们做得更安全。”
“报告：一回路主管道应力指数过高，超过设计值一倍。”操作员神情不安，语气急促。
“这个不祥预兆令人心惊肉跳。万一主管道破裂漏水，后果不堪设想！”彭士禄凭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断定应变片质量问题导致应力值测量数据有误，“立即检查和分析。”
“报告彭总，检查结果是应变片质量不合格，导致数据虚高了数倍。”
“立即更换应变片。”
“报告彭总，应变片更换完毕。”
“继续试验。”
继续试验的结果证明，彭士禄的判断准确、拍板正确。
“有情况，彭总，脉冲管漏水!”7月20日上午，运行人员发现一处测量温度和压力的热工仪表脉冲管漏水，立即报告。
“立即停堆检修！”彭士禄一边指挥维修队继续检修，一边将有关情况及时上报。
“报告彭总，脉冲管漏水隐患解除了。”
“做好再次启堆的准备工作。”
“报告彭总，出现停堆信号，控制棒已全部下落并停堆。”各种问题不断，反复刺激着人们已经紧绷的神经。
“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态？连续几天出现停堆信号，但检查什么未发现有异常问题呢？”彭士禄皱着眉头，为什么仪器一再显示该停堆了呢?他排除了一个又一个可能，当脑海中浮现众多仪表时，则茅塞顿开：“哦，原来为了要确保绝对安全，控制棒设计安装了9个自动停堆信号灯，这9个自动停堆信号灯远远地超出了安全警示需求。安全警戒点太多、太密、太复杂了。对，过分强调安全反而不安全，监控系统太严、太多、太繁，其结果反而难以控制——物极必反。”与大家商议后，他果断拍板：关闭5个停堆信号灯。实践证明，此举使反应堆控制更科学，运行安全更可靠……
在模式堆试验中，远在北京的周总理通宵达旦，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询问情况，试验现场的信息通过国防科委及时报告到总理那里。他在给罗舜初将军的电话中强调：“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把工作做好为原则。”
“彭总，蒸汽发生器的安全阀不断漏气，修了几次还漏气，要不要停堆检修？”检修人员报告后，看着彭士禄，等待指令。
“把安全阀焊死，取消这个安全阀。”彭士禄当机立断又拍板了。他知道，为了安全，设计人员在蒸汽发生器的蒸汽侧加装了安全阀。为了确保拍板的正确性，他进行了计算，数据表明，蒸汽发生器中最高的温度也不会使二回路的压力超过设计压力。这说明该安全阀是画蛇添足之作，多此一举。
彭士禄从热工原理出发，指出蒸汽发生器的最高压力是恒定的，二回路压力最高温度也不会超过设计压力，故安全阀可有可无。既然这个可有可无的安全阀漏气，又不好维修，可省去。运行结果证明，该决定恰到好处。
7月23日，重新升温升压。25日，反应堆提升功率，堆功率从10%开始按9步提升，在每一功率上均稳定一段时间，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测量。周总理在首次核能发电前再次重申，“严密组织，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7月26日，核动力装置的主辅机舱中，蒸汽流在回路蒸汽管道中高速流转，离合器宽大的轮盘在摇摆中高速转动，越转越快，核动力装置上的两台发电机开始发电供电——我国首次核能发电成功。
为了科学把握试验工作，当反应堆接近满功率时，按照试验工作计划和步骤，停堆进行全面的检查、测定、分析和评估，以便有针对性地做好最后冲刺的准备工作。
8月28日，在彭士禄的命令下，模式堆再次开始了升温升压的新征程，向着设计满功率指标挺进，渐渐地接近额定功率，主汽轮机再度满功率试验，超过了设计指标，各系统指标也达到或超过了设计标准。
8月30日下午上班时，模式堆控制室指挥长黄士鉴走进控制室便觉同事们神情异样，不由得心头一动——有喜啦！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当目光落到主控仪表上，发现各组数字正在向满功率缓缓攀升，不禁喜上眉梢，脱口而出：“同志们，我们的反应堆主机实现满功率了！”
30日18时30分，指挥长黄士鉴热血沸腾，压抑着激动的心情，又算了三遍都确认是满功率。确定无疑后，他立即拨通了彭士禄的电话，声音颤抖：“彭主任，模式堆主机达满功率指标了，试验成功了！”
“长征一号”核潜艇建成后在辽宁葫芦岛准备下水 ▲
彭士禄跑步赶到监控室，黄士鉴一见到他便激动地脱口而出：“彭主任，模式堆主机实现满功率指标啦！为了保险起见，我演算了三遍数据，准确无误。”
试验成功了，中国核潜艇的心脏如同饱经忧患的胎儿，终于分娩诞生了。人们欢呼着、跳跃着，庆祝这一历史时刻的降临，“满功率了！”“成功了！”“核潜艇反应堆诞生了！”参试人员围着彭士禄欢呼雀跃，高喊，“我们成功了！”
彭士禄压抑着兴奋的心情，把有关数据和黄士鉴的计算结果带回自己办公室，亲自验算了一遍，演算结果证明模式堆的确实现了满功率。他定了定神，随即拿起电话，电波跨越了巍峨的峨嵋山，穿过了人杰地灵的天府之国，飞向北京。
“1979年12月陆上模式堆停堆后，核工业部成立专家组，实施了开堆卸除核燃料等工作，经专家鉴定，一致认为：设计科学、建造优质。”赵仁恺院士喜形于色，伸出大拇指，语重心长地称赞，“在中国研制核潜艇过程中陆上模式堆功不可没。至此，我国摸索出一套核潜艇从核动堆的设计、建造、安装、调试到运行、退役、拆卸放射性废物等全流程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提升工作水平奠定了扎实基础。专家组一致强调，中国为研制核潜艇而建造陆上模式堆所投入的资金和时间——值！超值！”
1965年春，渤海明珠，内海良港，无结冰期。三面环山，沙滩金黄，海浪醉人，海风舒爽。帆船摇曳，海鸟飞舞，船笛长鸣，波光银粼——葫芦岛。
“夏桐同志，上级决定：将第七研究院一所二室扩充为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719所），你任所长并负责筹建。”于笑虹将军传达组织决定。
“于院长，我当所长行吗？”
“党组织信任你。当然任务艰巨。但有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有集体的智慧和职工的力量，相信你能胜任！”
“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所址在哪儿？”毕业于苏联海军捷尔任斯基高级工程学院的夏桐立即进入工作状态。
“葫芦岛。”
“啥时动身？”
“越快越好！院里将重点开展流体动力、结构强度试验基地、水声设备海上试验基地、鱼雷深水发射基地、导弹水下发射基地等方面工作。同时，惯性导航、潜艇空气再生与净化密闭等研究试验也将全面铺开。希望你们尽快组织建设并投入工作。”
1965年6月，夏桐、黄旭华等组织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搬迁，没人讲条件、闹情绪。一声令下，职工们打起背包上列车，离开都市、离开家人。
经科技人员广泛论证，确定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为声自导的反潜核潜艇，采用单轴推进，可在水下潜航几十昼夜，下潜深度和水下航速达到或接近国外同年代核潜艇水平。
1967年，当造船厂紧锣密鼓地建设时，主持核潜艇艇体研制建造的黄旭华被造反派“勒令”劳动改造——养猪。主帅莫名其妙地“下岗”，工作立即陷入了混乱和停滞状态，许多干部职工希望黄总能尽快恢复工作，却敢怒不敢言，许多工作停顿了。1968年，彭士禄到葫芦岛，了解到这位同乡的不白之冤后找到领导，直言利害关系，并冒险为“老乡”担保，经他多方沟通，黄旭华才重返工作岗位。
“作为高科技结晶，核潜艇涉及通讯、航海、武备、计算机、反应堆、核燃料等百余行业，似一座浮动的科学城。在核潜艇研制科技队伍里，有物理学家、化学家、造船专家、核动力专家、武器专家、计算机专家和材料专家等。”彭士禄声音浑厚，饱含激情，“一艘核潜艇耗电量和一座中等城市照明用电量相当。我国建造第一艘核潜艇所需材料多达1300多规格品种，装艇设备2600多套、仪表46000多台（件），仅电缆就长达90余千米、管道总长30千米。”
水下雷达、长波通讯设备、反应堆、氧气系统、武器系统……各系统工作纷纷汇聚到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案头，堆积如山。千头万绪的工作任务需要总设计师一一部署下达并检查落实，特别是重点研制项目。
核潜艇外壳采用高强度钛合金或合金钢，设计技术指标要求每平方厘米要承受5600到6300公斤压力，否则无法下潜300米。核潜艇设计者为何要追求该深度呢？这主要缘于海洋面下200至500米之间的温跃层存在着神奇的声波通道，潜艇在此层位发出的声源难被天空、海面和其他海洋流层中的声呐捕获。为了研制核潜艇所需的钛合金及特型钢，设计师、工程师反复实验，这促使我国特种矿物探测、研发、冶炼、试验、应用等形成了独立的产业链，造就了一支队伍。
1968年11月23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为了按计划完成任务，719所组织了两次设计施工大会战，突击完成了700余份图纸资料。船厂打响了艇体建造与设备安装两大“战役”，组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的技术攻关组，开展技术革新和设备改造。
“设计制造，每件产品都要复查验收！”核潜艇设备安装中，亢奋和紧张让黄旭华寝食不安。凡上艇设备、材料，在进船台和上艇前均过秤，重量记录在案。下艇的管道、电缆等边角余料，一律过秤，并从上艇的重量中扣除。当时，一些仪器设备超重、超体积，彭士禄、黄旭华等铁面无私：一两不能多，一两不能少，根据统计出的重量和体积，对照安全数值，再设计、再研制。“斤斤计较”“婆婆妈妈”，确保上艇设备重量符合设计要求、潜艇安全。
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091型401号）在葫芦岛造船厂健康成长，粉色的野桃花再次争奇斗艳时，艇体伟岸令人仰目。
1969年11月6日，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长征一号”移师船台。当四川的模式堆满功率运行时，“长征一号”核潜艇艇体也巍然矗立在厂房里，并开始了设备安装调试。彭士禄带领几十人移师葫芦岛，组织指挥401艇核动力装置安装、调试等工作。
因国际形势严峻，为了早日建起中国海防核盾牌，彭士禄提交的陆上模式堆与核潜艇同步交叉进行的方案和措施，得到中央批准。但为了省时间、省经费，他出人意料地拍板：订购两套设备。模式堆用一套，另一套待模拟堆成功后装艇，确保首艇建造成功。
当时，多数人要至少订三套反应堆设备。理由是首座模式堆建造中万一有闪失，就得动用第二套设备；
在模式堆建造或试验中，核潜艇必然开工。这样，至少订三套反应堆设备才有起码的把握。但为节省时间和经费，彭士禄力排众议，拍板只订了两套反应堆设备,交货时间相隔一年。此次拍板风险甚大：模式堆建造试验若失败,不得不用第二套设备，建造核潜艇就成了无米之炊。
“放心吧同志们！”面对同事们的担心，彭士禄心中有数，“我想模式堆肯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关键设备不会发生意外。因为我相信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和设备的质量，如果由于我的决策导致第一艘核潜艇延期下水，我承担全部责任。”
“老伙计，你胆子太大了！”好友私下劝彭士禄，“万一发生意外，你也负不起这个责任。多订一套设备多份保险，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你何必把自己放到火上烤。”
“没问题,模式堆万一出事故,要动用第二套设备那也是个别部件，个别部件能及时生产,不会影响第一艘核潜艇建造。”彭士禄笑着与同事们谈心，“经费能省就省点，总师就应该精打细算、勇于承担责任。”
“如果待模式堆建成并完成全部试验再建核潜艇、培训人员，中国核潜艇下水至少晚3年。”赵仁恺院士清楚，“少订一套设备，节约了上亿元经费。无论是建造陆上模式堆与核潜艇同步交叉进行，还是仅订两套反应堆设备，彭士禄都担着很大的风险，有私心杂念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1970年12月26日是毛**的生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海激起第一朵浪花，开展了关键设备的安装调试。因陆上核动力装置比艇上核动力装置先行一步，许多问题都在陆上试验中暴露并及时解决，为核潜艇反应堆提供了大量科学参考依据，所以仅用了一年就完成了艇上核动力装置系统的安装调试工作。在动力装置运行试验中，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如蒸汽发生器多次泄漏，查清原因后，修改了水质控制系统。
核潜艇下水比轮船复杂。下海前，要建庞大的船坞。下水分三个步骤：举起核潜艇，从车间拖移到船台；
从船台上把核潜艇移到船坞的浮箱上；
把浮箱上核潜艇平移到船坞中，浮起来再入海。
钟表声令人不安，指挥长王荣生的口令：“各就各位，同步启动。”
艇体缓缓抬起，钢筋铁骨的“核巨鲸”被森林般的千斤顶举起，凝聚着全厂一万多职工的理想、智慧、力量。“好！”指挥员按下电钮，“前进！前进！”
突击队员随着号令，森林般的千斤顶，缓慢地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平稳地位移。“报告，有段铁轨被压断了。”王荣生用眼扫了一下重量曲线表的数字，最重部分艇体尚未通过，便下令：“停止移动，立即抢修。”
难耐的30分钟终于过去了，“中国蓝鲸”继续移动。4个小时核潜艇移了100米。“真是举步维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彭士禄半天没抽烟。
在人们的瞩目和祝福中，“401”号核潜艇缓缓移动。
“压力表正常!”“前面无障碍！”“艇体保持水平状态！”听到报告后，指挥长又命令：“继续同步位移。”
“巨鲸”继续游动，躯体越来越长，神龙见首不见尾。核潜艇在彭士禄注目中，平稳地移至船坞浮箱上。
“巨鲸”刚脱离浮箱时，左右摇摆，彭士禄和大家的心一紧，随后，艇体渐渐平稳，他紧攥的拳头缓缓松开。
彭士禄平静地从衣袋中摸出一支烟，点燃。核潜艇未发生大幅左右摇摆或侧翻，他那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与浮箱脱钩，浮在水面上，是最后一道程序。在瞩目和期待中，中国核潜艇“长征一号”平稳地浮在海水上。
“核潜艇移位成功了！”人们欢呼。
“长征一号”核潜艇靠核动力向前移动着，中国“巨核鲸”终于驶进了海洋！
1971年3月，“长征一号”核潜艇4台09主泵屏蔽电动机顺利装艇。4月1日至8月16日，“长征一号”核潜艇进行系泊试验。401号核潜艇首次全艇联合启动试验后，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对核潜艇进行海航预试。
1972年8月15日，中国核潜艇首次驶向深海。8月23日至9月6日，“长征一号”核潜艇带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劈波斩浪，风驰电掣般驶向试验海区。参试人员默默祈祷，祝福海试成功。
海试非同寻常，危险时刻伴随。大家清楚，试验成功，标志中国核潜艇可以交付海军；
试验失败，有可能艇毁人亡。
“上艇参试同志必须交近期免冠照片2张。” 401号核潜艇政委特意解释，“为大家立功受奖准备的。”但大家明白：这也是为追悼会准备的“遗像”。
作为核潜艇试航试验组副组长，彭士禄执意随艇参加首航。他清楚，世界上至少有20艘核潜艇失事，近千人和数十枚核弹沉没。1963年4月10日，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沉入大西洋2560米海底；
1968年春，美国攻击核潜艇“天蝎”号在亚速尔群岛西南约400英里处沉没；
1969年5月16日，“鲟鱼”级“犁头鲛”号核潜艇沉入瓦利霍马尔岛海域。1967年9月8日，苏联“旅馆”级K-3号核潜艇沉入挪威海；
1970年4月12日，苏联“十一月”级K-8号核潜艇沉入西班牙西北约400～600海里处。1967年，英国“勇士”级“征服者”号核潜艇沉没贝尔金海域。
回家告别，是参试人员出海前的工作之一。以口头形式向家人交代后事。但这事很难张嘴，彭士禄面对妻子几次欲言又止。其实，爱人马淑英已敏锐地察觉出丈夫要海试了，但又不好明说。憋了两天，彭士禄将参加核潜艇首航告诉了妻子：“你放心，试航一定成功，我心中有数。但万一我喂了王八，你们也别哭——值！”
作为妻子和母亲，马淑英的心里不免有些七上八下，她忍不住问：“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如果真的万一了，我信我们的儿女日后会为父亲自豪的，就像我为父亲自豪一样。我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彭士禄深情地说，“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坚持吃药，只要有你在，我们的孩子就会有个幸福的家，就一定会像别人的孩子一样幸福快乐。”
在压抑的情绪中，妻子为彭士禄准备了饯行酒，既是投其所好，让丈夫愉快出征，也是预祝中国核潜艇首航旗开得胜。“有夫人的壮行酒，我们一定会圆满完成海试任务。”彭士禄宽慰。几杯酒下肚，他轻声用俄语朗诵一首诗：“我的朋友，快献给祖国吧，我们心灵美丽的激情。”这是他俩留苏时最喜欢的诗，以此共勉。
中国核潜艇首试，既是对国家科技水平和工业能力的提升，更是海军装备的质变。从设计研制和组织海航的情况来看，海试是建立在科学基石上的，试验成功便顺理成章。但试验完成前，仍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
海试之前，彭士禄再次组织各路神仙对每台设备、每块钢板、每条管道进行复查，确保万无一失。他一个个舱位巡视，眼神慈祥而犀利。是啊，核潜艇是他的心血、智慧、理想的结晶，是献给祖国和人民的科技论文。
有人形象地把反应堆比作核潜艇的“心脏”，核燃料是心跳的原动力。心脏跳动的节律、力度，事关核潜艇命运。世界400多起潜艇事故，多与动力系统有关。彭士禄重点检查了动力系统。
月光皎洁，万籁俱寂，彭士禄仍无睡意。忽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杨玺艇长等人同样难眠，见彭总房间的灯还亮着，就不约而同地过来。他将一包烟放到大家面前，还是那句老话：“大家抽烟。同志们，明天海试，我们要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气概，但这绝不意味着盲动冒险，要按照科学方法、科学程序、科学步骤进行试验，获取全部数据。”
“报告司令员，核潜艇已达试验海区。”艇长杨玺声音。
随艇指挥的基地副司令员看了看海图，又看了看彭士禄。大家默默相视，目光刚毅深邃。
黄旭华在404核潜艇旁 ▲
“下潜！”艇长命令。
核潜艇渐渐地从护卫舰官兵的视线中消失了。
参试人员屏住呼吸，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下潜10米、20米、50米……潜航1海里、5海里、10海里……
机器设备男低音般地吟唱着，其热能使舱内温度渐渐升高。为了安全，各舱室间密封不通，各舱机器散热不一，温度各异，最“凉爽”的也超过30℃。
潜航时，氧气来源包括：密闭在舱内的空气、氧气再生装置、氧气罐。潜艇在水面或者通气管状态航行，首要任务就是吸收大量的新鲜空气进舱来。潜艇舱门密闭下潜以后，改用电动机驱动，当二氧化碳含量上升到8‰时，人员普遍感觉到困倦和呼吸困难，开启氧气再生装置。其核心是“氧气再生药板”（过氧化钠或过氧化钾，和二氧化碳反应，置换出氧气）。该装置的构造酷似蜂箱，石膏板状的“氧气再生药板”先启封，插入装置的槽内，装置开启后自动送风完成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化学置换。
“彭总，反应堆运行正常，动力系统正常。”各种报告不断传来，“机器设备运行良好。”“制氧设备工作正常。”
突然“砰”的一声，似放炮声或子弹掠头飞过，随后是吱吱轧轧的怪响。像房梁要折断似的。
“报告彭总，钢管变形！”
一根钢管扭曲变形。安装时，轧管机才能让它扭弯，可现在它像被海怪施了魔法变形了。海洋无形之手，改变着艇内物理面貌，包括会议室的门也关不上了。
“各种口径的钢管、波纹管变形超限几毫米，未超出设计允许值。”彭士禄等专家建议，“继续试验！”
潜航中，艇员不得随意穿舱走动——注水平衡后这会破坏均衡的力矩，影响艇体均衡性，同时忌讳重心变化和打开水密舱门。艇上仪器密布犹如林中的树杈，地板有时有未盖上的注水阀、排水阀，人若穿行，不小心就会磕碰或被绊到，轻则红肿，重则出血，因远航艇员血小板低，出血不易控制。
过水密门，要“一看二敲三钻四关”。一要先打开舱室之间的旋塞，让两个舱因为自闭而产生的不同气压平衡，避免压力不一，舱门把人打伤或拉脱胳膊；
二要用门把手敲击铁门，提醒邻舱战友不要靠近水密门，避免被门摇把打伤，然后再抬起摇把，使水密门的齿牙错开舱门；
三要“弯腰抬腿晃脑袋”，就是要弯腰降低高度，然后抬一腿先过门，再把脑袋低低地晃过舱门，站稳后赶紧把另外一条腿拉过来；
四要马上关闭水密门。上厕所也严格规定，在上浮下潜时、与敌接触或在敌海域严禁使用。但在紧急下潜时也可让艇尾不值班的人集中艇首，加快下潜速度。
彭士禄表情凝重，两眼盯着仪表，各岗位人员一丝不苟，动作熟练准确。
“50米、100米……继续潜航……”彭士禄像将军般地指挥着核潜艇。越深潜，艇体承受的压力越大。海水压力使艇壳多处发出“咔哒咔哒”等声响。
此时此刻，杨玺艇长眉头拧成“川”字，不免有些紧张，但看见平静的彭总时，心情亦平静了许多。
“当潜到设计极限时，某舱漏水；
当潜深超过设计极限时，某舱地板隆起一道弧峰，一根直角钢变弯。”彭士禄认为这些都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应继续试验。
核潜艇每下潜10米或潜航1000米通报一次。彭士禄等专家按照试验方案，稳妥进行。
核潜艇似蛟龙，潜升自如、航行敏捷、转向灵活，彭士禄双手叉腰，目光聚焦仪表。首次潜航试验中，各项技术指标都达到了设计要求，获取全部试验数据。
潜艇要上浮时，先要看海图，确认海区安全，用声呐确认周边没有发动机声音，缓缓上浮至潜望镜高度，探出潜望镜侦察确保没有雷达搜索电波后，再浮出海面。
“潜航较危险，但很少出事。就像刚开车，熟练了就不紧张了。”彭士禄这样比喻，“一般情况下，潜艇上浮时最危险，就像飞机起飞和降落一样，如果上浮左右不平衡，可能打滚，也可能与上方的船只相撞。”
“上浮！”
海面上水花飞溅，核潜艇起伏摆动，波浪涟涟。中华“巨鲸”在海军编队簇拥中凯旋！彭士禄等健步走下潜艇，列队码头。
从基地返回市区途中，彭士禄从车窗举目远眺，皎洁的月光与银色的海面相映生辉。夜，恬静迷人。
“我们脚踏激流暗涌，头顶惊涛骇浪，乘钢铁蛟龙自由潜航。”彭士禄彻夜难眠，思绪万千，想告诉妻子，“乘飞机俯视大地，只能欣赏地球1/3的美景，乘潜艇遨游海洋可以倾听地球2/3的波涛声。”
核潜艇又要海试了。海上一片黑暗，艇内灯光闪烁。艇上设备奏着浑厚的交响曲。彭士禄走进堆舱，亲自为“心脏”把脉，确保反应堆运转正常。可他巡视后刚回到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回路压力不正常!”回路压力不正常，好比人的血压忽高忽低，很危险。
为了安全，按规程应停堆，核潜艇浮出水面，返港检修，但这会拖延试验时间。“情势紧急，应果断决策！”会上，随艇总指挥陈佑铭望着彭士禄，“怎么办？停堆处理？降温处理？还是拖回去？”
“都不行！”彭士禄态度坚决。
“不能拖回去。”多数人坚持，“美苏侦察卫星昼夜盯梢，我们刚出航，人家就登报了。出师未捷往回返，让人笑话？”
“我建议搞清回路压力异常原因再作决定。立即启动抢修预案。”凭经验，彭士禄认为不可能发生重大技术或设备事故，“我亲自带人检查抢修。”
在高温、气雾和噪音中，彭士禄等联合会诊，很快确认了回路压力异常原因，迅速判断其性质、评估维修能力后决定：“马上现场抢修！”
当抢修人员进舱时，负责防护安全的计量员拦住了彭士禄，要为他测防护服剂量。“现在情况紧急，耽误一分钟危险就大一分。何况，越测心越慌，算了吧。等出来再测吧！”他扔出一句，一头钻进60℃的堆舱。
30分钟后，彭士禄和他的勇士们满是汗水的脸上又多了两行泪水，回路压力恢复正常，这既赢得了时间，也获得了抢修经验。
虽然中国核潜艇诞生了，但仍处襁褓中，要成为海军长城，还需进一步检验其性能、功能，掌握科学数据。几年中，彭士禄等完成了800多个试验课题，取得了“风险效应”，为中国核潜艇驶向海洋犁开了一条科学航线。
1972年8月20日至10月31日，401艇按照实战要求扩大了试验内容。经数十次海试，试验项目200个，累计航程6000多海里。特别是反应堆连续运行近2000个小时，逐级运行了数百小时。实践证明，中国核潜艇动力装置完全符合设计标准和实战要求。
1974年1月4月，401号核潜艇完成了第三阶段的海试任务。
1974年8月1日，北海舰队在葫芦岛举行401号核潜艇交接仪式，国防部副部长、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将军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国产第一艘核动力鱼雷潜艇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长征一号”，编入海军战斗序列。
海洋神秘诱人，核潜艇神奇迷人。彩霞辉映银色海面，浪花滔滔，汹涌澎湃，浩浩荡荡，此起彼伏，天水相连，波光粼粼。绵延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似银色项链，环绕在祖国的东南部。
二战后，欧亚大陆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耿耿于怀的“山姆大叔”，欲置于死地而后快。1951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鼓吹“岛链”概念：美国在太平洋防务应是日本、琉球群岛、中国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这条岛屿链，部署进攻性军事力量，形成阻吓、封锁、扼杀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线。冷战后，西方将“岛链”赋予了新内涵，衍生出遏止中国和平发展的三条“岛屿封锁链”。
1976年12月末，一夜瑞雪为山东半岛披上了洁白银装。东海舰队252号潜艇在新年来临之际，悄然驶过第一岛链，进入浩瀚的大洋，激起了中国海军走向世界的第一朵中华浪花。
1977年11月，东海舰队271号潜艇潜航穿越了第二岛链，吹响了跨越第二岛链的进军号角，圆满完成了远海训练任务。
1980年3月30日傍晚，东海舰队256潜艇悄然离港，潜入万顷波涛。数日后，该艇秘密驶过第二岛链，进入太平洋中部，标志着中国潜艇具备了中远海洋作战能力。
导弹核潜艇内密密匝匝布满了管路和阀门、电缆和接口、仪器和设备，宛如“迷宫” ▲
20世纪80年代后，为贯彻“以战带训，以训待战”思想，“长征三号”核潜艇穿海峡、闯雷区、迎恶浪、战台风，努力跨越岛链封锁。
“早春3月，中国核潜艇基地。军港没有鲜花、掌声，潜艇往往入海惊心动魄，回港悄无声息。码头数十位基地领导和科学家送行。官兵挥手告别战友，告别基地。”彭士禄眺望着即将在天海间模糊而渐渐消失的核潜艇，“我最后一个离开码头，心中默默祝福他们。”
执行任务的艇员往往要在“龙宫”中工作生活几日、几周，甚至数月。自然光线在海面下，6米红色光消失，10米橙色光消失，20米黄色光消失，超过30米只有黑暗。植物光合作用靠紫外线理疗灯，但人造光线绝非自然光，潜艇携带的植物不到三天便开始枯萎了。
水兵在艇内睡觉的床是拆卸式的吊铺，宽60厘米、长1.7米，上下吊链相接，3层或4层，床与床上下相连，上下间距不过1米，层与层之间只能侧仰而入，起床后即拆下，不然的话，一旦有事，有时会影响机械操作。
“龙宫”寸地寸金，满眼密密麻麻的管线、黑黝黝的设备和星罗棋布的仪表。艇内过道两人相向而行都要侧身相让。在陆地上高个子优势明显，但在“龙宫”最易受到伤害。低矮的舱顶与密集的机械或管道随时会让脑袋碰壁，脚下随时可能踏空和磕绊。
艇内高温潮湿，弥漫着油味、汗味和臭味，几天后人体生物钟开始紊乱。
令人牵肠挂肚的是空调系统，艇上的再生空气靠电解制氧，用吸收剂消解二氧化碳，再通过过滤器驱除有害废气。该系统复杂娇贵，一多半潜艇事故都与其有关。一天，二氧化碳吸收装置突然“罢工”，官兵们在缺氧和40多度环境中喘着粗气，技师将空调系统拆卸下来，对照图纸一道道程序地检修，汗如泉涌。为了安全，总指挥在权衡和犹豫是否上浮返航时，终于，工程师妙手回春，制氧设备恢复了正常工作。
茫茫深海，昼夜难分，只有挂钟记载着分分秒秒……
在无方位感的“铁桶”里，反应堆、蒸汽机、电机、水泵昼夜轰鸣，令人烦躁不安，困倦却难以入睡，有时刚入睡就噩梦不断，惊醒后大汗淋漓。有的则睡不醒。大家倒班用餐，没固定餐桌，或站、或蹲、或坐，囫囵吞枣，迅速“进口”。遇上战斗警报、快速下潜、运行事故时，官兵们丢下碗筷，跑向岗位。久之，一些官兵患了胃溃疡。艇上的蔬菜、水果有限，食品以罐头和半成品为主，大家吃腻了，经常恶心。
远航时因艇上淡水储备有限，水龙头专人管理，每人每天除饮用水外，刷牙洗脸的水仅一茶缸。刷牙后用毛巾蘸点水擦脸，有的城市兵与厨师套磁，千方百计地换来一些淘米水洗脸、洗头。正常情况下，每人每周可享受一次海水淡化水的洗浴待遇，这种“淡水”不仅含盐度高，也仅有半桶。大家常常因缺淡水洗漱，衣服上结了厚厚的汗渍。
老天帮忙——洗个雨水澡，是官兵们的期盼。一天深夜，潜艇浮出水面。突然，一道闪电照亮夜空，随即传来隆隆的滚雷声，接着大雨倾盆。“洗天浴！三人一组，每组3分钟。”艇长命令。说时迟，那时快，3个小伙子已跑到艇外，任凭雨水涤荡。艇内，大家为分组相互推让，干部站在最后。
潜艇以巡航速度游弋。扩音器响起艇长的声音:“上浮！”一会儿，艇体开始摇晃。有经验的官兵会马上意识到，潜艇浮出了水面。
正当大家兴致勃勃的时候，喇叭突然响起：“高空发现反潜飞机！”在警报声中艇员们鱼贯“滑”下升降口。升降口关闭，应急注水阀门徐徐打开，深度表针迅速下滑……
静谧的海面下，艇内井然有序。忽然，主机舱报告：“艇长，主机舱高压蒸汽泄漏，具体位置不详！”听到报告，艇长一愣，立即命令：“全艇注意，主机舱高压蒸汽泄漏，主机舱人员注意，任何人不准走动！”
俗话说，水火无情，但对潜艇来说，无情的还有高压蒸汽。一天，在主机舱室顶部突然出现了一团白雾，随着尖啸声，白雾不断增大……高压蒸汽不仅温度高，同时像一束高能粒子，极具杀伤力。一时，大家还不清楚泄漏点的具体位置。原因是高压蒸汽几百度，人们无法靠近观察。机电组长冒着生命危险，匍匐前进，找到泄漏位置，关上了蒸汽管道的隔断阀门。
海洋“拉练”和“演习”，是核潜艇的必修课。潜航中，官兵可能面临生死考验。“水下先锋艇”艇长珍藏着一封给妻子多年未开封的遗书：“嫁给军人不容易，嫁给潜艇兵更不容易，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我不能陪你走完一生，欠你一辈子的情，希望你不要难过，把孩子带好，再组家庭……”每次出海告别妻子，他都悄悄将遗书揣在身上，回来又默默把它锁在抽屉里。
骑鲸蹈海闯大洋，巨龙扬波书华章。潜艇驰骋在万顷碧波下，艇长就是定海神针。赶海的人，并非每每风平浪静，只有敢于和善于与暴风雨搏击者，才是弄潮儿。
几天后，中国核潜艇驶入外军声呐探测海域。按照计划，中国核潜艇要从其间隐蔽通过。小心，再小心；
隐蔽，再隐蔽。他们还是被灵敏的“狗鼻子”嗅到了。一个奇特信号在声呐屏幕上一闪，尚未判明方位和物体，信号即消。“可能是外国反潜飞机！”专业军士认为。“左舷一架反潜飞机向我艇飞来！”当信号再次闪现时，他确认。
“紧急下潜！”艇长命令。几分钟后，外军侦察机在潜艇所在海域的空中、水面、水下进行立体搜索。一时间，海底危机四伏。
午夜，艇长缓缓升起潜望镜，扫视海面，前面4号攻击型核潜艇发来声呐信号，艇长随后下达了航向、深度和速度等指令。不久，艇内被动声呐听到“嗵嗵,嗵嗵”的声呐声，核潜艇缓慢掉头，利用海岭遮挡声呐波。潜艇编队启动静音措施，利用侦测数据，借助海洋背景噪音等手段，缓缓通过第二岛链。当潜艇编队进入太平洋中心区时，“嘟嘟”的报警声再次响起。声呐显示了船艇型别，警报解除：一艘远洋货轮由此路过。
不久，潜艇进入预定海区，上浮至发射深度。“各部门准备：导弹两发，七号和八号筒，目标……预备——发射！”艇长命令。两个发射参谋按下发射按钮，随后是悦耳的乐曲，表明导弹发射圆满成功。
几十个昼夜过去，中国核潜艇编队突破了空中、海面、水下立体反潜防线，按计划完成了“深海伏击”“大洋突围”“跨洋潜航”等训练任务。
与此同时，“海洋黑洞”也时刻危胁着核潜艇安全。这种海洋中的自然现象就是最突然、最危险、最诡异、最直接、最致命的“海洋断崖”或“掉深”：因不同海域、不同深度、不同地理、不同洋流等因素导致海水密度不同，若海水密度变小，浮力变小，潜艇正好航至不同水密度交界处便会急速下沉，一旦沉到极限深度后便导致艇毁人亡。
潜艇失控掉到安全潜深以下，因海水压力而导致艇体损毁。“掉深”是潜艇航行中的黑洞。1963年4月10日，美军“长尾鲨”号核潜艇在潜航时，沉入2300米的海底，129名船员无一生还，成为世界第一艘失事的核潜艇。
突然发生“掉深”，官兵们往往未反应过来或采取措施未奏效，潜艇即失联。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等国的核潜艇都因“掉深”意外，而急速沉向海底，无人生还。
潜艇是靠改变自身的重力实现浮沉的，不同深度的海水和不同温度的海水的密度不同。由于液体的压强随深度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不同区域和不同深度的海水压强不同，如果潜艇潜航突遇海水密度突变形成“断崖”（“掉深”），就类似汽车从悬崖上坠落一般，后果不堪设想。
“要了解‘海中断崖’或‘掉深’先要了解‘海水跃层’。”彭士禄介绍，“‘海水跃层’也称‘跃变层’或‘飞跃层’——海水中某水文要素在垂直方向上突变或不连续剧变的水层。跃层的厚薄与海面的深浅，随海区的地理和气象条件变化，这种变化，导致核潜艇发生突然‘掉深’，这是核潜艇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危险和挑战。”
在此次返航的途中，经复杂狭窄水道的海沟时，核潜艇被外军舰机跟踪，主动声呐持续对我探测搜索，意图逼我上浮。“上浮意味着暴露，暴露意味着这次秘密行动的失败！”全艇官兵临危不惧，镇定应对。
蛙跳、悬停、变深……一连串干净利落的动作后，核潜艇摆脱了“尾巴”。这显示了中国核潜艇官兵具有高超的技战术能力。
终于，潜艇刺破了平静洋面，天海相连一望无际，一群海鸟逐浪飞翔，海豚围着潜艇跳跃。洋面呈现仙境般的画卷，令人留连忘返。军港碧波荡漾，潜艇停泊在港湾，圆圆的脊背，尖尖的尾巴，在海风吹拂下如巨鲸，格外威武。
“不要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你说你听不到我的豪言壮语/我只能告诉你我在大洋下向你敬礼/神圣的使命压在我肩上/英雄的自豪藏在我心里/请你记住我这句话/共和国的潜艇兵永远和忠诚在一起。”
——核潜艇上回响着潜艇兵之歌
中国新型导弹核潜艇英姿 ▲
中国自主研制了核潜艇，但其战斗能力如何，大海远航和深潜试验等是检验的基本数据和指标，也是获得世界核潜艇大家庭公认的重要途径。就要用事实回答世人：中国核动力的反应堆能不能经受反复无常的大洋的考验？海上最大自给力究竟有多大？深潜性能如何？武备性能如何？
美国和俄罗斯等国的核潜艇都先后完成了这项艰巨和危险的考验，并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核大国地位。1960年2月至5月，美国“海神”号核潜艇创造了人类环球潜航壮举，历时83天又10小时。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当时，世界各国核潜艇已发生66起事故、沉艇21艘。核潜艇航行在水下，洋流莫测、地形复杂，危险始终形影相随，悲剧不断。1970年，苏联“十一月”号K-8级攻击型核潜艇在大西洋西班牙以北300海里水下160米时，空气再生装置烧毁，海水从焚毁的密封舱门涌入，潜艇沉入海底。
“为完善核潜艇技术装备、提高作战性能，需要常备不懈地训练。”对彭士禄院士来说，中国核潜艇每次潜航数据，都是改进潜艇性能的宝贵资料。
1981年11月16日至12月17日，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曲振牟和艇长李金奎指挥402号核潜艇，在“814任务”中，航程6272.6海里。
1983年10月至11月，402号核潜艇进行了为期35天的潜航训练。
作为潜浮流动的导弹发射平台，核潜艇可数月无影无踪，哪怕本国核设施被悉数摧毁，仍能以牙还牙，这便是战略威慑力。因此，长航能力至为重要。所以，中国核潜艇必须进行长航训练。
1985年11月20日，在潜艇基地副司令员杨玺指挥下，“长征三号”核潜艇在孙建国艇长命令声中，由舵手刘毅操艇告别母港，渐渐隐遁海洋中，拉开了自给力极限试验序幕。
“孙艇长1952年生于河北吴桥，16岁参军后进入海军潜艇学院航海专业学习，毕业后任常规潜艇见习航海长、航海长、副艇长、艇长、核潜艇艇长。”彭士禄透露，“他有‘铁艇长’‘小巴顿’之称。”
“此次‘黑暗之旅’，旨在检验核潜艇动力系统能否在复杂海况中正常运行、艇员身体极限，挑战世界潜航持续力极限。这既是对艇体极限的考验，又是对艇员体力、意志的考验。”彭士禄介绍说，“这之前，世界潜航自给力纪录84天，是美国‘海神’号核潜艇创造的。”
中国核潜艇此次长航的口号和目标是“超法赶美”。核潜艇数月在大洋深处，官兵们必须战胜生理痛苦和心灵煎熬，挑战自我，战胜自我。
海面波涛翻涌，水下暗流涌动。艇长工作台上，一张白纸上写着一行字：“超过法国人，赶超美国人!”此前美苏英法都进行了潜航试验，法国67天。茫茫碧波下，中国核潜艇连续潜航了10天、20天。潜艇基地司令部时刻聆听着“龙宫”发出的电讯号。
潜航到30天，某舱室蒸汽安全阀突然“叭”地爆裂，顿时几十个大气压的高温蒸汽伴着刺耳尖啸声不停地喷射。一名训练有素的战士即把石棉布盖在头上，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双手紧握阀门把手全力摇动，一圈、一圈、又一圈……共转动了120圈，而该阀门平时靠电机转动的。爆裂的安全阀门终于关闭了，险情解除了，蒸汽消散了，温度降低了，而这位战士却被严重灼伤。
看不到昼夜的轮回，日历被一张张撕去。40天、50天、60天、70天过去了，中国核潜艇潜航打破了法国潜航67天的纪录。
“长征三号”核潜艇潜航计划70天。胜利完成了原定任务，大家喜笑颜开，笑道：“杨司令，我们实现了70天目标，该返航了吧？”“返航！”杨玺声音响亮，“同志们，我们完成了潜航计划。按计划我们可以鸣金收兵了。同志们，返航容易，但我建议返航的请示电报先别发。”
我们是见好就收还是赶超美国？领导们开会商讨，一致认为潜艇和战士还有潜力，可以向新目标冲刺，进一步验证和掌握潜艇及人员的相关数据，但他也很矛盾：不忍心命令大家继续承受生理和心理的煎熬，怎么办？领导班子决定：是鸣金收兵，还是继续潜航，我们将决定权交给战士们。
政委常宝林立即组织全体战士进行了“民意测验”，测验结果：95%以上的官兵要求继续潜航。“要像中国女排那样，拿世界金牌！”大家的目标和心声。
“继续航行，夺取冠军！”潜艇基地副司令员杨玺鼓励大家，“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黄旭华等解决了核动力系统的小型化、精微化难题，使我们的‘长征三号’总体设计更科学，动力系统更出色；
化学家卢佩章等，解决了核燃料的浓缩和空气净化等难题，确保舱内空气环境优于外国的核潜艇，为我们长时间潜航奠定了基础；
官兵训练有素，理想信念坚定，心理素质稳定，作风过硬。我们一定能打破美国创造的潜航纪录。”
基地收到“长征三号”请求继续潜航的申请后，立即开会综合讨论了官兵们身体情况、精神状态等，同意他们继续潜航。
75天、80天，85天成了历史。美国核潜艇潜航84天的纪录被中国抛到了身后。水下85天，2040个小时后，指战员的生物钟进一步紊乱，有的睡不着，有的睡不醒，浑身无力，头晕眼花，饭量从每顿五两降到二两，个别艇员甚至滴水不进、米粒不碰牙。尽管这样，官兵们一上战位，有的往太阳穴抹清凉油，有的嚼辣椒，立即抖擞精神、全神贯注、准确操作。在高温、高湿、噪音和浊气中，每天一丝不苟地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86天、87天、88天、89天、90天!难忘的一天：1986年2月18日，“长征三号”核潜艇潜航了23625海里，创世界潜航新纪录。
这次试验，航程可绕地球一周，长航时间超过了美国“海神”号，大部分时间为水下航行，最长一次水下连续航行25昼夜，经受了被称为“水下长征”的考验。这次水下长征创造了世界核潜艇长航的世界纪录，彰显了中国核潜艇良好的机动性、隐蔽性、适航性、可靠性，昭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威慑力。
广阔神秘、资源丰富的蓝色海洋令人向往。古往今来，人类前赴后继地探索海洋、开发海洋。自然条件下，人只能下潜20米，海洋平均深度6000米，最深处万余米。
1963年4月9日，美国“长尾鲨”号攻击型核潜艇（1960年7月9日下水）启动了深潜试验程序。10日6时35分，“长尾鲨”进入波士顿以东220海里的大西洋。7时47分，它通过无线电与水面“云雀”号护卫舰联系后，开始由海面下潜。9时12分，开始深潜试验。9时17分，“云雀”号护卫舰收到“长尾鲨”的“已超过安全潜航深度”报告，听到艇壳被海水挤压变形发出的奇异声响。一分钟后，寂静无声了，核潜艇迅速下沉。最后，129位官兵与核潜艇沉到2550米的洋底。
中国核潜艇进行深潜极限试验，同样面临着危险。“中国核潜艇绝不会重演美国的悲剧。”黄旭华等科技人员坚信中国核潜艇的质量和参试人员的技术、心理素质。1987年11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404号核潜艇实施深潜试验。旨在考验艇体强度、密封性和设备的可靠性；
试射新型鱼雷，验证潜艇的战斗性能。
1988年4月初，404号核潜艇经台湾海峡抵广东湛江，奉命执行极限深潜试验任务。早在3月底，中国第二任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已到湛江，随艇参加最大深度潜航、水下全速航行和深水发射鱼雷等多项危险性试验。
4月20日下午，404号核潜艇驶离湛江，向东南航行200海里。黄旭华极目远望：天水蔚蓝。远处，一群海鸟拍打着翅膀起落在浪丛中。
21日9时，核潜艇下潜150米，应变记录器显示异常反应，表明测量部位可能“塑性变形”。潜艇上浮后，测量记录曲线又归“零”，艇体未发现残余变形。
“如何理解这个奇怪现象？”黄旭华形容：好比刚蒸好的馒头又松又软，用手指一按便一个坑，过一会儿坑小了，但还有痕迹，这就是残余变形。这说明艇体未发生过变形，是否存在测量结果“失真”。是否继续试验，众说纷纭。当晚，黄旭华从结构力学角度分析：试验时没发生壳体“残余变形”，如果终止试验，再组织类似试验不知何时了，没有相关深潜试验数据，后续艇的改进工作将成为无米之炊。
4月29日，继续试验。
“报告艇长，核潜艇已达深潜位置。”艇长看了一下海图。身边是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两人目光相对，会心一笑。
“下潜。”艇长命令。
30米、50米、100米、150米……
深潜救生，是世界难题，比飞船上天还难。机器吟唱着，潜艇继续下潜着。“看着仪表，大家知道，核潜艇已进入‘死亡区’。大海中，每潜10米便增加一个大气压，如在60米深出事，借助救生器材生还的希望是30%。超过100米，艇员即使出舱，生还希望也不足10%。超过150米深，生还希望为零。”彭士禄讲解，“参试人员清楚，没有深潜试验，就无法获得科学数据。”
“我们的深潜安全系数可靠。”黄旭华双手掐着腰，挺胸昂首，倾听着各种声响，微笑着。潜艇接近极限深度时，未现异常情况，他给艇长使了个眼色。
下潜！下潜！下潜……
“404”潜到230米时，忽然响起陌生且毛骨悚然之声，像子弹从头顶飞过，个别支撑角钢发生轻度弯曲，几处轻微渗水，但应变测试结果和上次一样。各部门认真检查、严密监视，潜艇继续下潜，12时零3分，深度计指针摆到极限深度——300米！中国核潜艇深潜试验成功了！
“上浮。”艇长命令。潜艇跃出海面，波浪四溅……
“呜呜——”几十艘参试舰艇同时拉响汽笛，向核潜艇致敬!甲板上的人挥手雀跃。5月12日404号核潜艇进行全速航行试验，5月25日又在大深度水域发射反潜鱼雷（鱼-3），获得了完整的科学数据。
在现代陆基、天基和海基“三位一体”核战略中，无论是固定陆基的，还是列车、飞机和汽车机动平台上的导弹核武器，皆易被侦测并受到先发制人的打击。而战略导弹核潜艇能够长期隐秘游荡于茫茫海洋中，既可先发攻击又可后发反击。
“兵者，凶器也。”出自《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个词指杀敌的利器，而导弹核潜艇装备的潜射弹道导弹就是一柄“绝世凶器”，被核潜艇这位“传奇隐士”紧握手中，随时可能给玩火者以致命一击。
导弹（战略）核潜艇是所向披靡的二次核打击的利剑，潜射导弹是无坚不摧的剑锋。“导弹核潜艇集艇船、核动力、潜射火箭、核弹、电控系统等高科技于一身，体现了国家科技水平和工业能力。仅武器系统就令人眼花缭乱：声呐探测、导弹发射、目标制导、核弹控制等系统。若核弹和火箭是尖端科技的王冠，那么，导弹核潜艇则是王冠上的宝石。”彭士禄如此评价和介绍，“我国第一代导弹核潜艇（092）于20世纪70年代上马。”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攻击型（091型鱼雷）核潜艇入列人民海军，标志着中国海军跨入了核时代，但当时还不具备二次核打击能力。
“1956年10月，中国首家火箭科研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应运诞生。次年，我国导弹科研、教学、训练机构进一步健全，我有幸担任了五院控制系统研究室主任。”作为中国导弹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人，黄纬禄院士说话一向是和风细雨、娓娓道来。
“因射程不同，导弹分四类，1000公里内称短程导弹，1000—5000公里称中程导弹，5000—8000公里称远程导弹，8000公里以上称洲际导弹。潜射导弹大致为战略和战术两种。战略潜射导弹，多以惯性制导和卫星制导组合，发射前输入数据，发射后无需雷达指引，按指令飞行，一般3000—12000公里。战术潜射导弹采用卫星中段制导，末段主动雷达寻踪，射程100—3000公里。”
1965年8月，七机部第四研究院第四设计部应运而生，拉开了中国固体潜射导弹研制序幕。
“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院士是我国首枚潜地导弹总设计师、核潜艇固体潜地战略导弹总设计师 ▲
“1967年1月，海军认为七机部第四研究院第四设计部固体潜射导弹的技术指标无法满足威慑需要，尤其与导弹核潜艇不配套，要求研制中程潜地固体导弹。四院在论证的基础上将可行性方案上报国防科委，经中央专委会研究批准了中程潜地固体导弹项目。”黄纬禄记忆犹新，如数家珍，“这年3月，我国‘和平二号’固体燃料气象火箭试射成功，国防科委下达了研制中程潜地固体导弹（导弹核潜艇巨浪-1型导弹）任务分工和时间要求。”
在“一穷二白”的科技和工业基础上要想跨越近程单级阶段而研制两级中程固体导弹意味着起点高、技术难度大等困难。在总体方案论证设计中，设计人员必须首先跨越如何选择导弹水下发射技术试验途径、选择何种发射方式、选定导弹的试验程序和选择弹体、两级动力装置和制导系统这四大难关。在没有借鉴、没有仿制对象的情况下，只有按照科学精神、科学规律、科学方法进行不懈的摸索升华，理性客观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092号导弹核潜艇装备的“巨浪一号”潜射导弹体形较小，较之前陆地上使用的东风系列导弹无论是体形、个头还是功能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均需重新设计和研制。特别是水下弹道系统，更是白手起家，从基础性试验开始积累数据，反反复复计算和修正天文数字般的力学参数。
1968年10月30日，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实现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千年梦想，令全国人民自豪。
1970年6月，当江苏省领导向许世友将军报告七机部将在南京长江大桥上进行潜射导弹模拟弹水上发射试验后，他一拍巴掌，声音洪亮：“好，这是个好事，我举双手拥护。”潜射导弹试验的日子确定后，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许世友下令大桥宵禁3日，亲自陪同火箭与自动控制专家黄纬禄上桥勘察。
导弹核潜艇的潜射导弹研制和定型，一般要分四步走:陆上潜射导弹模拟弹和实弹试验；
水上潜射导弹模拟弹和实弹试验；
常规潜艇潜射导弹模拟弹和实弹试验；
核潜艇潜射导弹模拟弹和实弹试验。
潜射导弹模拟弹陆上试验成功后，总设计师黄纬禄按计划考虑如何推进水下水上发射试验和检验等工作。要获取潜射导弹水下力学参数，进行水上环境潜射模拟弹试验，这是必不可少且风险系数较高的探索实践。
模拟弹直径1.4米、长10多米、重10余吨，与货真价实的“巨浪一号”潜射弹道导弹的体形和重量相当。可以想象，如此庞大的潜射导弹从水下潜艇发射跃出水后，弹体若失控坠入水中并砸到发射平台，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项试验和定型工作具有较大的挑战性和危险性。
一天早上，早早来到办公室的黄纬禄来回踱着步，一边踱着舒缓的步伐一边思考高效快捷的潜射导弹试验方案，忽然，驻足在办公桌对面墙壁上中国地图前，目光上下左右地移动着，每当目光移到湖泊和河流时便下意识地停止了，久久地凝视。
“我们没有别的更好解决办法，还是按国外的惯例挖水池，老老实实地建造水上试验基地吧！”在讨论会上，科技人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纷纷发表意见。主持会议的黄纬禄，认真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他在会议总结讲话中表明了自己的想法：“无论人工挖水池，还是在湖中安装检测设备，在我看来都非上策。我们要进一步开动脑筋，在没有穷尽各种可能的情况下，先不要贸然行动，应谋定而后动。”
一次，路过研究院大院宣传栏时，一幅色彩鲜艳的巨幅南京长江大桥宣传画令黄纬禄驻足沉思，渐渐地他皱紧的眉头舒展开来，突发奇思妙想：我怎么没有想到在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边进行潜射导弹试验呢？他一拍自己的脑袋，立即兴冲冲地加快脚步赶到办公室，给钱学森的秘书打电话，要求约见钱学森。
当年，南京长江大桥落成通车后，被广为宣传，可谓家喻户晓。南京长江大桥的桥面离江面的高度以及江水深度均符合潜射导弹试验的标准和要求。若在南京长江大桥上进行潜射导弹模拟弹水上试验，既省钱又省时。
此时，钱学森院士是七机部分管火箭和导弹研制工作的副部长，他全神贯注的神情表明已被黄纬禄的奇思妙想所吸引。钱老一听，拍案叫绝并从椅子上站起来连连称赞：“好，好，太好啦！这既可为国家节省巨额科研资金，还能加快工作进度。美苏的办法不适合我们，人家都是超级大国都是大富翁呀！对于你的想法和建议，我举双手赞成。我立即把你的意见向部党组汇报！”
1970年7月，为了科学理性地认识、理解和把握模型弹体入水的结构强度、潜艇安全等，黄纬禄率队南下踏上了令人心仪的南京长江大桥，他导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科学研究试验工作。
一向以学者气度著称的黄纬禄与其他工作人员一样，穿着背心短裤，头戴草帽，脚蹬塑料凉鞋，但神情却像身着便衣的将军指挥着这场举世无双的科技攻关试验。试验弹体直径1.4米，大家要想进去进行维修和检查都得弯腰低头，高个子的科技人员甚至需要匍匐前进。“巨浪一号”潜射导弹壳体内温度高达60多摄氏度且不通风，模拟导弹的弹壁内外都被太阳晒得烫手，弹体内还弥漫着有毒的化学气体，令人窒息、反胃和呕吐。进去工作的人穿着裤衩光着膀子，出来时裤衩都被汗水湿透了，年近六旬的黄总天天钻进蒸笼般的弹体内指导和检查工作。没几天，他和大家身上都长出了成片的痱子，汗水一浸更是奇痒无比，有的同志忍不住用手去抓挠，结果感染化脓。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虎，潜射导弹是翼，插上了科技翅膀，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如虎添翼。”黄纬禄的一席话令大家豪情满怀，努力克服生理、心理的煎熬，全体人员每天都自觉地加班加点工作。
潜射导弹试验前一天的晚上，许世友将军特为科技人员设宴祝福，以壮声势、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具有“酒仙将军”美誉之称的许世友司令员举着酒杯，先看着黄纬禄，后环视了大家一遍，声音洪亮：“你们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搞潜射导弹试验，研制中国导弹核潜艇是南京人民的骄傲、是南京军区的光荣。你们大胆选择在这里进行科学试验，并为国家省了数亿元人民币。就冲这一点，我就应该敬你们这些科学家！”
次日清晨，当东方天空的太阳还未露出笑脸时，中国的潜射导弹模拟弹溅落试验便在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上秘密地拉开了序幕。
“潜射导弹在发射过程中的强大动能会对潜艇的偏航角、摇摆角、纵倾角、升沉角等方面造成不同程度冲击和干扰。摸清潜射导弹在水中运动特点和出水姿态变化规律是关键。”火箭出水后何时点火最佳，黄纬禄给出了标准答案，“潜射导弹被弹出潜艇，一般在跃出水面6米左右时是最佳时机，最优范围值是在5-7米之间。”
1970年7月，在蒸腾的雾气中巨大的吊车伴随着隆隆轰鸣声开到桥面上，在科技人员的指挥下，将重10余吨、长10余米，外表白色的钢壳模型弹垂直吊挂在大桥外侧。黄纬禄站在桥上指挥着人们启动了期盼已久的试验工作。随着他的一声令下，模型导弹自由落体坠落江水，飞溅起的水柱超过桥面，飘洒的水花打湿了他们的衣衫。
试验从7月到8月，持续进行了30多天。最初，弹体自由落体造成弹壳变形甚至破损，在反复实验中发现了只有弹体垂直状态入水时，弹壳安然无恙。于是，黄纬禄等人在模型弹的弹头上加装了降落伞，待弹体下降时，降落伞立即打开，减缓了弹体下落速度，从而改变弹体入水姿态，确保了弹壳的完好无损。
经过反复试验，圆满完成了导弹落水冲击试验，测到了不同投放姿态下的弹体载荷、入水深度等参数。通过不断的反复试验与不断的改进完善，实现了弹体结构强度设计标准，确保了弹体失控落水不会损伤潜艇，圆满完成了潜射导弹的发射试验任务。
1980年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潜艇部队时，高瞻远瞩地要求军队和科研单位的领导：“核潜艇特别是导弹核潜艇要走在其他舰艇的前面。”
1981年4月20日，彭士禄心情激动但表情平静地目送着中国首艘战略核潜艇徐徐下水，平静的海面涟漪不断，中国导弹核潜艇的相关试验移师大海。
1982年10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新华社向世界发布了令全球瞩目的禁航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2年10月7日至10月26日，向以北纬28度13分、东经123度53分为中心，半径35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为了过往船只和飞机的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的船舶、飞机，在当地时间每天9点至17点，勿入该海空域。”
天高云淡，彭士禄、黄纬禄两位总设计师并肩缓步走在渤海边的沙滩上，秋高气爽、天空湛蓝、天海相连、寥廓无边。他们的思绪波涛汹涌，心情难以平静。
在东升的阳光下，长征200号常规动力（柴电动力）潜艇的艇长车永哲和政委刘炳功带领官兵们鱼贯而行踏上了潜艇的舷梯，在艇上列队向送行的首长和战友敬礼，神情凝重。
“一分钟准备。”
10月7日13时10分, 长征200号潜艇全体人员全神贯注，进入了临界状态，随时准备完成潜射导弹发射任务。“10……5，4，3，2，1，发射!”操作员屏住呼吸，按动发射钮。
15时14分1秒，“巨浪一号”潜射导弹动力系统启动，瞬间，导弹从发射筒中被弹出，挣脱大地的引力和水压，缓缓地钻出水面，跃离水面，随即一级发动机点火，导弹瞬间给力加速升空……控制室的人们目睹到这震撼的场面时，激动得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这是中国人在大海中从潜艇上发射的第一枚潜射弹道导弹。
“发射成功!”就在大家鼓掌欢呼和雀跃时，意外突发：模型弹升空4.2秒时弹体开始摆动失控，翻滚坠落，而且三套降落伞均失效，弹体翻转着重重地砸到了拖浮筏上，水柱凸起。
此刻，导弹落海的方位，泛起白色浪花，而且翻腾的力度不断增大。随即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潜艇的尾巴竟忽然莫名其妙地翘出海面，螺旋桨旋转着，将海水打成白色泡沫飞溅。随着尾巴的高翘， 悬空高速旋转的螺旋桨像超级电风扇，吹得海面起波澜。片刻后,潜艇尾巴又从另一个方向沉入海水中。
指挥长立即拉响了警报，急切地问：“同潜艇联系上没有？”
“指挥长，接通了，接通了！”
“马上询问潜艇和参试人员情况！”
“是！”
“指挥长，潜艇已恢复正常的平稳状态!参试人员除部分有皮外伤的，其余同志身体状况良好！”报务员的声音。
“现在潜艇能恢复正常工作了吗？”
“是!潜艇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状态。刚才导弹发射后，艇体发生失衡情况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侧翻滚问题。我们现在正在查找翻滚的原因。”话筒中传来潜艇的声音。
指挥长也出了一口长气，他命令：“警报解除! ”
面对首次潜艇潜射试验的失败，参试人员心情沉重，心理压力巨大。彭士禄考虑最多的是，海试禁航日期新华社公告全球，如果在此期间不能查明原因、重新进行发射试验，则需另行公告，负面影响太大。但他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是振奋大家的精神，尽快查明原因。
“同志们！大家不要自责，更不要泄气，从一些现象上来分析，我初步认为这次事故可能是火箭的问题引发的。我是潜射导弹的总设计师，责任在我，我承担全部责任。”面对会场上人们愁眉苦脸的表情和低落的情绪，这是黄纬禄在主持会议时的开场白。
“试验失败主要可能是导弹的问题。我们要经得起失败的打击，试验工作一定会成功的！”黄纬禄一边分析失败的原因一边鼓励大家要坚定信心，尽快找出失败的原因。他组织大家从海下到陆上，从试验基地到北京总部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勘察、分析和试验，仅用半天时间便有了结论：故障因一对分离插头座在一、二级火箭尚未分离时提前脱开，导致导弹被弹出海面后，弹体上的信号突然中断，导弹姿态立即失控，即潜艇首次潜射导弹失败系分离插头自行脱开造成的。
我国核潜艇在太平洋海域成功发射运载火箭震撼世界 ▲
“为了查找弹体信号中断的原因，黄纬禄茶饭不思、坐卧不安。大脑像放电影似的，反复回放潜射导弹发射的全过程，力求从中发现任何可能导致信号中断的蛛丝马迹。”彭士禄清除记得，“仅半个月，黄总的体重减了11公斤，找到了导弹信号中断的原因。我们几位总设计师立即把有关情况向张爱萍将军作了报告，请求再次进行潜射导弹试射。”首发潜射导弹试验失利，试验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持己见，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张爱萍表态：按彭士禄和黄纬禄的意见办，再次进行潜射导弹试验。
虽然找到了首枚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并对第二枚潜射导弹试验工作采取了相应的科学措施，但失败的阴影仍挥之不去，人们总是担心。在预定发射的当日凌晨，北京来电话，建议推迟发射。
“如果自己坚持按原计划发射，一旦发生问题，一切后果要由自己负责；
如果推迟发射日期，一旦出现问题没有自己的责任，但封海期限将满，海上环境越来越不利，错过时机，完不成试验任务，将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和难以挽回的政治影响……”黄纬禄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海中一遍遍回顾几天来火箭各系统的测试情况，反复考虑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急措施。
经与彭士禄等几位总设计师再三分析，他拿起电话向上级报告：“经过全面的论证，再次发射成功是有把握的。我认为可以按时发射，不必推迟，如果上级仍然坚持推迟发射试验，我们执行命令。”
10月12日，海面波光粼粼，长征200号常规动力潜艇又犁开一道银色波浪。“起锚！”艇长命令。担负发射试验任务的潜艇驶向大海。
5时，长征200号潜艇在预定海域游弋待命，时刻准备着再次亮出中华之剑。“5分钟准备”，听到这个口令后，有人似乎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有的同志手心发潮。“下潜！”随着艇长命令，蓝灰色的潜艇蛟龙般地潜入了“龙宫”。深潜到发射深度，潜艇进入了临界状态。
15时1秒，操作员微微渗汗的右手随着命令立即按下发射按钮，中国潜射固体导弹“巨浪-1型”燃气发生器点火，潜艇一颤，如同传说中的东方神剑被强大的气流推出发射筒，海底传出隆隆轰鸣声，紧接着是唰唰的水声。忽然，银色导弹破水而出，伴随雷鸣和闪电，以雷霆之势腾空而起，尾部及时点火，火龙喷射出橘红色烈焰，海面冲起几十米高的水柱，像宝塔兀立海上，乳白色箭体从高大的水柱间升腾，水帘飞落，犹如盛开的雪莲，似瀑布，像水晶，晶莹迷人。火箭直刺蓝天，拖着橘红色的火龙和银白色烟带升腾，把蓝天、碧海染得金碧辉煌。火箭越飞越高，声音由大变小，扶摇苍穹，烟尾渐宽，白色渐淡，似嫦娥起舞的长袖，飘逸地融入天空。
10分钟之后，喇叭里传来令人振奋的声音：“末区发现目标！”“弹头命中预定海域！”
15时21分，飞机右前方5000米处，在弹着点周围，翠绿色的染色剂把海面染成一片绿茵。在空中盘旋的直升机的观测员报告：“发现目标！”领航员在地图上标出弹着点，直升机搜索前进。
“一定要把目标拍下来！”命令道，“务必捞取导弹飞行记录器。”
机组人员紧盯冒着黄色烟雾的目标，不断地修正航向。距目标越来越近，陈金龙机长又发出“1分钟准备”的口令，空中摄像师也发出口令“左1度，右1度”。距离目标100米时，摄像师发出“开拍”的口令，飞机从目标上空掠过。
第3次航拍中，在目标区域出现了一架外军侦察机和一艘外国船只。等外国侦察机即将靠近时，陈金龙驾机压着它飞，几个回合后外军侦察机无可奈何地溜走了。
指挥室里，彭士禄和黄纬禄热泪盈眶，双手紧握，他们的心也随着导弹飞向太平洋，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欢呼声和掌声经久不息。
“那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也是期盼已久的时刻。潜射导弹试验成功，在我国导弹、核动力和舰艇发展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彭士禄院士眼角红润、泪花晶莹。
1983年8月，中国第一艘导弹核动力潜艇（092型）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斗序列。这标志着中国海军开始具备了海上第二次核打击手段和战略威慑能力、提升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的话语权。
中国已经拥有了战略核盾牌 ▲
当中国拥有了核动力导弹潜艇之后，首要的任务是要进行核潜艇潜射导弹发射试验，旨在尽快实现武器化的工作目标。1985年5月，海军和国防科工委部署了第一艘核动力导弹潜艇潜射实弹试验任务。此次核潜艇潜射试验，不同于此前的长征200号常规动力（柴电动力）导弹潜艇发射。
“9月28日，‘092型’406号导弹核潜艇将潜射导弹弹出海面飞行爬高数秒后失控翻滚自毁、坠海。祸不单行的是，随后试验发射的两枚潜射导弹，第一枚在空中飞行了70多秒钟爆炸，第二枚在跃出海面后即爆炸。”彭士禄坦言,“这是中国导弹核潜艇研制历程中的重大挫折。”
“研制导弹，我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沮丧。”黄纬禄院士笑容可掬，“找到试验失败原因就预示我们接近成功又近了一步，而且是从满足技战术指标的高度统筹考虑，只有战略核潜艇实现潜射功能，才是终极的军事价值。但潜射导弹落点精确度不如陆基导弹，源于同艇先发导弹对艇体造成振动，导致第二枚潜射导弹比第一枚误差较大。找到了事故的症结，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本质。”面对试验失败，导弹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们，首先会诊确定了“病根”，再妙手回春地开出起死回生的“药方”。
经论证，黄纬禄语出惊人：“采取一艇两弹同步齐射，能提高潜射导弹的发射精确度！”此言一出，即遭多数人反对，临阵变招是兵家大忌，若有差错，不仅会再次导致试验失败，更重要的是将延迟装备海军的时间；
潜射导弹前后发射精度问题不仅无法解决，一艇两弹同步齐射的精度更无法保证。
“纬禄，‘一艇两枚齐射’，虽有技术风险，但更符合实战要求，而且我们也具备这方面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储备，所以要争取最优的技术方案。”彭士禄表态，“只要能通过理论计算和模拟试验，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科学试验的方案，我们就有把握取得成功。我支持你的意见！” 海军对一艇两弹同步齐射方案给予坚决支持：两弹齐射增加了拦截难度、提高了自身安全系数。两弹齐射的试验技术参数，为进一步提高导弹性能奠定了科学基石。
1987年底，国防科工委和海军召开导弹核潜艇潜射导弹定型实验会议，试验按照技术阵地、发射阵地、测控系统和海空保障等四个方面进行准备。这是中国导弹核潜艇定型试验的收官之举。在巨大敞亮的试验室，正面墙上挂着一面约80平方米的五星红旗，对面墙壁则是一幅超大壁画：华表耸立，山峦叠嶂，长城逶迤，中间写着“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9月15日，天气晴朗，大海蔚蓝。海面碧水连天，波光潋滟。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观看了导弹核潜艇潜射试验。
12时30分，导弹核潜艇下潜，通信浮筏在海面欢快地上下浮动、前后左右飘移。
14时，一枚“巨浪-1型”导弹从发射筒中缓缓启动，穿过艇体、钻透海水，像蛟龙跃出海面，离水面5米左右尾部瞬间喷出橘红色火舌，长龙般火焰越来越长，悬挂在天际的白色烟带越来越淡、越来越宽，直至消融在蓝天之中。
在试验基地安全控制中心大厅内的电视屏幕上，时时显示导弹飞行空间和姿态；
显示板预示弹着点和飞行曲线。“跟踪正常”“飞行正常”“二级火箭关机”“弹箭分离”“发现目标”。弹着点海域远洋测量船“远望l号”和“远望2号”报告。
不久，甲板上的人发现天边一团火球穿云破雾，由远而近，弹头流星般飞至，流星般地溅落于大海的怀抱。中国军舰和军机即赴溅落海域，及时锁定返回舱，“蛙人”从直升机上飞身跳机入海，迅速地将回收舱打捞上飞机，顺利回收了数据仓，为试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此时，试验基地欢声雷动。泪珠，欣喜的泪珠，激动的泪珠，百感交织的泪珠，不约而同地从人们的眼眶涌出，在大家的脸颊流淌。
9月27日，406号导弹核潜艇进行潜射导弹试验再次获得成功。此举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导弹的技术，中国092型导弹核潜艇潜射导弹定型试验胜利收官。
美国《海军学会会报》评论，当中国潜艇成功发射弹道导弹时，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五个拥有一支以海洋为基地具有威慑力量的核大国。
中国核潜艇研制从无到有，在理论研究、设计预研、材料生产、建造工艺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支科研、设计、试验、生产、安装、维护和管理的专业队伍，催生了一大批高新技术和新材料，形成了成套的核潜艇研究设计中心、试验基地、生产工厂和配套协作网，为核动力与导弹联姻的研究和应用奠定了基石，有力地提升了中国科技队伍、科技水平和工业实力，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
2020年12月26日，纪念中国首艘核潜艇下水50周年大会在京召开。50年前的这一天，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这是我国核工业、造船工业和海军装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原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上将，原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上将，核工业老领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中国核潜艇第二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及“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等为大会发来贺信、贺词。
曾经指挥参与中国核潜艇事业的老领导、老专家等有关各界重量级嘉宾、相关企业和高校代表、功勋子女等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大会。
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寿君在报告中重温了核潜艇研制的历史。他表示，创新的力量来源于坚定的国家意志，创新的力量迸发于深层的爱国情怀，创新的力量蕴藏于执着的人才队伍。着眼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新的时代使命，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科技强国，贵在精神，“核潜艇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应当成为当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重要价值观。
回顾光荣的历史足迹，缅怀前辈们立下的卓著功勋，就是要坚持当年搞核潜艇时候的那种干劲、那种热情、那种奋斗的精神，铭记艰辛而辉煌的历史，感召和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永立世界科技进步前列的信心、智慧和力量埋头苦干、拼搏奉献，不断提升我国的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科技事业新飞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新的更大贡献。
2021年5月26日，彭士禄院士被追授为“时代楷模”称号 ▲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让女儿彭洁转达了他对中国首艘核潜艇下水50周年的祝贺，对核动力事业的热爱与牵挂，以及他对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嘱托与期望。
2021年3月2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走完了96岁的人生。生前他留下三个愿望：不做临终抢救、后事简办、将他和爱人马淑英的骨灰一并撒入大海。遵照彭士禄的遗愿，3月30日，彭士禄及其爱人马淑英的骨灰在渤海湾葫芦岛海域被撒入大海。这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选择像核潜艇一样深潜海底，护卫可爱的祖国。
2021年5月26日，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彭士禄同志的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
……
以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赵仁恺等为代表的一批蜚声中外的科学家，以身许国，勇于担当，为核潜艇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使核潜艇研制工作以最快的速度取得成功，使我国独立自主掌握了核潜艇的关键技术，牢牢掌握了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动权。共和国成立以来，几代科技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党的安排，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义无反顾踏上核潜艇研制之路。他们甘当无名英雄，负重前行，把对祖国的赤子之心转化为科技攻关的强大动力，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用智慧和心血写就了一部永载史册的壮丽史诗。
东方巨浪，奔涌向前，已汇入新时代的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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