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本奶奶”蔡皋带着童年一起奔跑

陈娟 王燕灵

蔡皋在楼顶花园。（杨抒怀 / 摄）

蔡皋的家在顶楼，当年特意选这里，看中的正是楼顶可以改造成花园。已近耄耋之年的她，生活依然很忙碌，每日除画画、读书、写作，还和先生细心打理着楼顶的花花草草。

“像你们年轻人，对我们这样的人还有兴趣吗？我有什么价值呢？”她笑着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之后，提上一只小竹筐，里面放着笔记本、水杯等，领着我们上楼。

当时清明刚过，前夜下过雨，楼顶空气格外清新，花草的叶子上还挂着水珠。整个楼顶被划成好几块，种了上百种植物。有刚刚冒头的豆苗、绿油油的小葱，有兰花、水仙花、牵牛花、栀子花，还有已盛开但叫不出名的花。紫藤四处伸展，爬满了一个木架，可以乘凉；
一大丛月季开得正盛，郁郁葱葱中间几点红，随风摇曳。

“和花草打交道，真的不会辜负你。”蔡皋说。她蹲下来，摸了摸扎进土里的紫藤根，有手臂粗细，表皮干裂炸开，盘曲回环，向上攀援着。她缓缓起身，站到藤架下，“在藤下读书，有一种紫色的香味浸过，书也香，字也香，心思也就有了淡紫的香味”。在这座“秘密花园”里，她关照花草，也关照自己的生活。

蔡皋笔下的宝儿。

“我每天早上6点之前就爬起来。干吗？上楼接太阳，太晚了就够不到它了。”蔡皋说。天稍冷，她穿了一件旧旧的棕色外套，满头灰白的头发简单地拢在脑后，笑声爽朗，眼神像一个十几岁的未谙世事的女孩子，“接了太阳，一天的事就有了光。浇水、除虫、施肥、扫地之后，将新摘下来的蔬果包起来，下楼做早餐”。等到大概10点钟，她拿起画笔，开始创作。年轻时，她教娃娃读书，后来给孩子做书，现在为他们画画。画《桃花源的故事》，画《宝儿》（原名《荒原狐精》）和《百鸟羽衣》，画《花木兰》《孟姜女》，很多画里的花草都是从楼顶长出来的。

蔡皋喜欢阳光，喜欢在花园里讲话，看到花开心情就很好。“动人春色不须多。”她说。这句诗出自宋王安石的《咏石榴花》，说的是春色，也是人生，人生能够把少数事情做到极致，已经足够。就在这满园春色中，蔡皋和我们讲起了自己动人的人生，以及持续一生创作的那些作品。

蔡皋曾经问过自己一个问题：我的作品是什么？经过思考，她找到了答案——它像是一泓清水，不大不小刚好照见我的天光和云影，照见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我的作品多与儿童、与民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近新出的《隐形叶子》，故事改编自三国时期魏国颍川人邯郸淳所著《笑林》中“楚人隐形”的寓言故事，讲一个楚人读书，轻信书中文字，以为世间有隐形叶，便搜集树叶，用叶子遮住自己，一一问妻子“能看到我吗”，终于有一次妻子不耐烦，说看不到了。他便来到市场，举着叶子取商家的东西，后被送到衙门。

创作时，蔡皋没有完全按故事原文来画，“而是追根溯源，从读书态度、生活态度去启发读者，主要是儿童读者”。她将故事的主角换成一对母子：母亲年事已高，慈爱、辛劳，膝下只此一子，所以对儿子事事迁就；
儿子董小小年幼无知，急于求成，冒了傻气，但他是“知羞的”——最后那一幕，他觉得无地自容，逃也似的回家去了。

蔡皋和孙子在楼顶花园耕作。（肖睿子 / 摄）

“这个逃不是逃避，是他需要时间、需要过程反思。他要想明白为什么读书，也需要时间练就自己的是非辨别能力。这也是当今社会稀缺的一种能力，我们要理解这一点，要许孩子以时日，给孩子一个好的引導。”蔡皋说。

她最负盛名的作品莫过于《宝儿》，创作于1992年。当时，出版社编辑约她画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她选择了其中以《贾儿》为蓝本的《荒原狐精》。故事讲商人父亲不在家，母亲被狐精缠住，孩子想出办法，捉到狐精。“这孩子多勇敢啊， 保卫了家庭，所以我想画它。”

蔡皋很熟悉《聊斋》，通读过原著两次，“从中读出了‘民间’，因为一切民间艺术形式的艳丽、丰富、变形、夸张、神秘、幽深……在《聊斋》里都有对应物”。她喜欢民间，将民间精神总结为“对生活的大肯定的精神”：看待生活的悲欢离合，都是欢天喜地的，都是喜剧。因为民间多凶险，多悲苦，需要化解。那种不屈不挠，那种积极抗争，正是民间精神最宝贵的。

创作《宝儿》时，蔡皋就选择黑色为底色，再以民间的大红、大绿做陪衬——她觉得这种色彩的强烈对比，可以烘托出一种生活的热情、一种抗争的精神，也肯定了儿童强大的生命力。当时，她仅用了20天就完成，画完最后一张时，她趴在桌子上起不来。“太累了，心脏担负不了。我真是把我的生命体验画进去了。”蔡皋回忆说。1993年，该作品获第十四届布拉迪斯拉发插图展（BIB）金苹果奖，蔡皋是中国获得此奖的第一人。

《百鸟羽衣》。

蔡皋就这样不断地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找故事、找力量。“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只是需要去深挖，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创新。”

她画《花木兰》，画木兰的勇敢、爱国，同时也画她的“朴素”，“要给她加官加爵的时候她不跪，她站着，看着远方。她什么都不要，要回家尽孝心。回到家乡她跪下了，跪在古井面前。朴素到土疙瘩一样的”；
她画《桃花源的故事》，把自己对公平的追问和理想放了进去，“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大同社会不是乌托邦，正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该有的样子呀。

“我要做的是让孩子看到文本精神，不是看到故事就完啦。”她笑着说。像《宝儿》的封面，那小孩举着一盏灯，“这盏灯很重要，举高一点，人看得远一点。我不可能像孩子那样元气满满，但至少我有我的灯，向他们举一盏灯”。

蔡皋凡事不喜欢计划和筹谋。“但凡计划，一定不好，我只能去遇见。不经心是最好的，来得越自然越朴素越好。”

她记得父亲快80岁时，父女之间有一次聊天。她问：“你一生最幸福的时候在哪一刻？”父亲想了想，记起自己在中学时的一次足球赛，当时突然腾空而起，脚一勾，球进了。“他最幸福的一刻是那一脚，就这么简单。”蔡皋说，她现在还能想起父亲讲这句话时的神情，幸福极了。

《隐形叶子》。

蔡皋开始画画，并走上艺术之路也是如此。这要归功于全家的宽容。小时候，外婆、母亲、姨妈都是戏迷，常常带着她一起看。有一个远房舅妈，还是湘剧里的一个角儿，她们经常去捧场，《逼上梁山》《天女散花》《九件衣》等都看过。

看完戏回来，蔡皋就照着记忆画画。一开始是从床底摸找松软的木炭，在一张张门背后的粉墙上涂鸦，画大型“壁画”，大都是戏里的人物，乱七八糟，家人既不骂也不擦。后来胆子大了，她开始在课本上画，连同学的课本也遭了殃，“里面的插图全改造过来，画成戏装人物，男孩改成女孩，哈哈哈”。大家看她画得生动、好看，开始排队“约稿”。那时的她，痴迷画画，纯粹就是觉得好玩。

真正意识到画画是门艺术，是在多年后。上世纪70年代，蔡皋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边读书边画画，有时画墙报，有时给油印刊物画插图，偶尔还去画学习毛著的标兵，她都当创作去做。毕业后，她在株洲县文化馆工作，画了一年毛**像和宣传画。有一次，湖南著名水彩画家朱辉画大壁画，她坐在下面，支起画架画小画。朱辉时不时低头看看她的，冷不丁说了句：“哎哟，色彩天才。”

《桃花源的故事》。

《花木兰》。

“我看看自己的画，也不知道哪天才。但心里是高兴的，在我不知道天才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天才的处理。”蔡皋說，那一刻像被天上掉下的苹果砸中脑袋。

一年后重新分配，蔡皋到乡村小学教书。学校在太湖下面的一个“寺村”，是株洲县最偏远的地方。起初她并不开心，因为那在当时实际上是一种惩罚，“很多事情没有选择，只能被动接受，但我能在被动中选择我的主动”。

学校由古祠改建，祠里有一棵“六朝松”，依然顶着一团绿荫。上下课的钟声敲响，远近山谷都有回声。上课时，她站在台上讲课文、诗词；
下课后，她放下粉笔，砍柴、担水、打坝、起水塘，还有春插秋收，“在生活的艰苦中体味人生深层的喜乐，思想境界渐趋明朗，生活也‘日日是好日’地好起来”。她主教语文，也教音乐和美术。每日与孩子们朝夕相处，她发现孩子是质朴的、简单的、无忧无虑的，“云来了、风来了、雨来了，他们都会快乐”。

一有闲工夫，蔡皋就拿起画笔，画写生、速写，也画彩色连环画。在同事的劝说下，她选了几幅作品投稿，投寄给当时湖南唯一的一本刊物《红领巾》。没想到一投即中。之后，她被调到小镇教书，依然没有放下画笔。36岁时，机缘巧合，她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从事儿童图书编辑工作。再后来，她重新拿起画笔创作，一直走到今天。

蔡皋至今还记得到出版社报到那天的场景，那是她最幸福的一刻——像父亲的那一脚。

接到调令后，她花了半天办完所有手续，第二天去单位报到。她走进出版社的院子，走到一棵树的绿荫底下，突然觉得自己很轻，走路像风一样，“嗖嗖嗖地走。一种很轻盈的感觉，几步路走下来，我害怕，我说不要着急，你慢一点，要享受一下，这真是幸福的时刻。我走了这么多年，终于走到这条路上”。

后来，蔡皋悟到了当时自己何以如此：没有沉重，何来轻盈？

蔡皋的人生底色是暖色调的。她生在古城长沙，那个年代城里还保留着小街巷、麻石路、独院落的格局。家门前有一口青石井，水甘而清冽，取井水做刮凉粉、凉绿豆汁，那味道至今让她念念不忘。后门则是一条街，整街都是店铺，“上学和回家都要经过，可以看到人们怎样生活”。

每每忆及童年，跳出来的画面都与外婆有关。外婆没怎么念过书，但充满智慧，生活精致、干净，即使条件有限，但“很朴素的生活过得很有味道”。

外婆会做甜酒，会做坛子菜，最拿手的是针线活。搓麻线、打衬、剪鞋样、纳鞋底，用楦头给鞋定型，样样精通。她经常边做针线活边讲故事，“都属于口头流传的，但都有腔有调，有栀子花、茉莉花的花香”。有时也教蔡皋唱童谣，“种莲子，开荷花，莫种籽，到老家，点点墨，不开扯，莫等对门王狗子晓得……”其中“莫种籽，到老家”6个字让她几乎琢磨了一辈子，后来才明白：里面有一种世故和保护在，好事不要老对外说，说多了好事可能就没了。

“外婆讲的话都很妙，是生活中得来的民间的智慧。”蔡皋说。派她出去打酱油，说“牛一样的出去，马一样的回来”，意思是别贪玩，做事情要让人放心；
让她做家务，说“眼眨眉毛动”，意思是做事要机灵点，注意观察别人的表情；
当她领着二妹去上学，外婆说“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她常常还是不肯带伞，遇到下雨，赤着脚或者不赤着脚跑回家。但不管怎样，外婆都会表扬她，“赤着脚是因为我识得艰难，爱惜布鞋；
不赤着脚是爱惜身体，免得病，省得钱，一样是懂事。这种启蒙使我拾得一份自信、自立的观念，并且学会了最为原始的辩证法”。

“家庭教育就是这样潜移默化、不露痕迹，外婆在做，妈妈在做，爸爸在做，你觉得那个行为、生活方式很美，就接受了，慢慢就变成自己的了。”蔡皋说。温暖、健康的幼年时光，给了她审美，也给了她勇气——热爱朴素日常，善于在困难中看到鲜花。

蔡皋追忆童年时和外婆在一起做鞋子的画面。（图片出自她的作品《底色》）

“所以我的作品里面全部都是画自尊、自爱、自觉，然后才有自我超越，我都是讲超越精神。现实是很硬的，文学的、艺术的、理想的可以软化它。”2001年，“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找蔡皋画《桃花源的故事》，她首先想到的是6年乡村生活——那段艰苦但快乐的岁月，那些茶亭、小路、老者、耕牛……都被她从记忆里“拖”出来，一一画进了书里。她画两岸青绿、淡粉开遍，画渔夫在白溪中乘舟而上，画落英缤纷，又画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村落，画良田美池桑竹……

在故事的结尾，渔人要离开桃花源时，收到了两件礼物：一件是花種子，另一件是拨浪鼓。这是蔡皋的一个“小心思”。“给渔人种子，其实蕴含了渔人对理想生活的盼望，他羡慕桃源那种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安详自然。我希望也给看故事的小孩种下一颗桃源种子。”

蔡皋说，她要把最好的东西给童年，“你不给童年，会耽误多少人一辈子呢”。

她发现很多人的人生底色都离不开童年，“像黄永玉讲沈从文，一个战士不是战死在沙场，就是回到故乡。他都要回到源头，要找到童年。你那么费劲、七弯八拐地找童年，干吗不带上你的童年一路奔跑？”

“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多少还有几分从繁复中陶冶出来的单纯和真诚，是因为一直与孩子们结伴同行。”有一次，蔡皋带着小孙子烧落叶，给花做肥料。她对着树叶鞠躬，说：“谢谢你们，一年的辛苦。”小孙子看到火苗燃起，说了句：“欢迎光临。”当时，她觉得这句话妙极了，日常在向孩子输送养分的同时，他们也在滋养着自己。

如今77岁的蔡皋，还在用画笔记录，追忆童年、捕捉日常。她记录一棵树，如何死去，被砍掉，再萌芽，花十几年的时间，自己包裹住伤痕。她说：摸摸它，我就有力气！

“所有这些，不管是创作体验，还是人生经历，包括那些遇见的瞬间，都是你的一部分，没有废的地方。像我外婆做鞋，边角废料都用来做鞋底了。你手里有一根魔法棒，或者说一根缝衣针，把所有的碎片连接起来，重新拼接、组合，这样的人生拼图一定很美。”蔡皋说。她很幸运遇上了画画，并把这些生活经历放在了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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