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仁智
金山一点大如拳，
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依妙高台上月，
玉箫吹彻洞龙眠。
11岁的王阳明随爷爷赴京，行舟途经江苏镇江金山，即席赋诗。这首以山喻拳、以动衬静之诗，意境宏远，语惊诸客。
长大后的王阳明就像“这只拳”，打破了明朝中期思想的束缚，掀起了心学的骇浪惊涛；
更像他的号“阳明”，给华夏带来光明。
王阳明出身浙江余姚书香世家，自小以读书成圣贤为第一等事，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大志已定，便寻光明之道。
12岁时，王阳明随父寓京师就塾师。在京城期间，他与传统儒学弟子一样“泛滥于词章”，又“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而后，他逐渐意识到“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认为词章之学不能解决安身立命的精神生命问题。
18岁时，王阳明笃信朱子（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为了实践，他在京城以父亲官署中的竹子为对象，格竹推究事物原理，苦思达七日七夜，以至于大病一场。
27岁时，王阳明再读朱子之书，结果仍感到朱子之心与理终判为二，外物之理如何能促使自我达到圣人之境，他不得其解，遂再一次引发大病。两场大病后，王阳明对朱子之法产生了怀疑。
30岁时，王阳明移居杭州西湖养病，遍历西湖的南屏、虎跑诸寺，但他发觉道、佛二教遁世修炼不可以治国平天下，而且在启发人们觉悟方面，也不及孔孟儒家之道高明和切合实际，经过长期苦思冥想后，遂与佛道二教决裂。
34岁时，王阳明在与翰林院庶吉士湛若水交往中，受到湛若水“自得”思想启示，对他尔后龙场悟道提出“吾性自足”说产生很大影响。
王阳明为学“三嬗变”，如身处暗室。精神的出口在哪？济世的光明在哪？
天，终降大任于斯人乎？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37岁的王阳明因仗义执言，得罪权臣刘瑾，被下诏入狱，廷杖四十，谪为贵州龙场驿丞。继而托言投江，躲过刘瑾追杀。而贵州时乃瘴疠之乡，言语不通，生活无着，他甚至做好石棺，“吾惟俟命而已”。
命运至此，飘摇的生命，如将残油灯，哪怕一丝弱风，都可能被收回最后一缕光亮。
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
那天半夜，出奇的静，唯有心与月的对话。就如张若虚笔下的春江花月夜，不仅是美学意义的存在，更是生命意境的觉醒。成圣之心有之，求圣之路无门，生死之际，长期困扰王阳明心灵的精神归宿问题如火山喷发：
“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生命的吶喊，一时充塞宇宙，天地仿佛有了回音：
圣人之道，吾心自足，不假外求。
王阳明终于悟出“心即理，心明即是天理”，以至胸中充满光明。
始泛滥于词章，继学朱子之书，又出入于佛老，王阳明最终龙场悟道而始入圣人之门。
从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到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再到王阳明的“心即理”，自我意识觉醒之时，即得安身立命之所。中华文明的发展，由一群富于独立思考精神的伟人接力，“烛照万古长夜”。
天，终降大任于斯人也。
龙场悟道后，王阳明自觉得失荣辱、生死之念皆已超脱。接着他以自己的体悟印证于五经，无不契合。之后便提出了“知行合一”之说，并奠定“致良知”的理论基础，进而形成完整而系统的心学理论体系。
嘉靖六年（1527年），在赴广西平叛前夜，王阳明在天泉桥留心学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术业“三嬗变”，悟道而创心学体系，悟心即是理，论知行合一，揭致良知之教，倡万物一体之仁，证四句教法，将心学智慧浓缩于《传习录》《大学问》等代表作中。知行合一，事功可称。心学用于政务，王阳明从开导人心入手，以求逐步实现政通人和；
心学用于军事，面对叛乱纷起，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用兵伐谋，攻心为上，改征讨为招抚，于是四方安定。清代学者王士祯在《池北偶读》中赞道：“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王阳明前三变为学，是因为自身思想的束缚，找不到人生的价值所在；
后三变为学，是不断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唤醒人的主体性，行内圣外王之道。他弟子上千，在明代中期以后，开启影响数百年的王门学派。
1529年，57岁的王阳明病逝于平叛归舟中，临终之际，弟子问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金山，当年诸客在惊奇之时，以《蔽月山房》为题考小王阳明，他脱口而出：
山近月远觉月小，
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
还见山小月更阔。
从大如拳的一点金山，到大如天的一双慧眼，仿佛就是王阳明的人生轨迹。
龙冈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