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孔齐希
能源。哥本哈根一座新建焚化炉的垃圾仓可容纳2.2万吨废物。起重机自动混合，让它们燃烧得更彻底。过滤烟尘的设备在工厂内部占据了大部分空间。能够实现清洁焚烧、热力发电的焚化炉是比垃圾场更好的废物归宿——但循环经济运动志在通过完全不生产废物而消除垃圾根源。
这座位于丹麦首都的焚烧厂建筑人称“哥本山”，采用最新科技，将每年48.5万吨垃圾转化为能源，为3万个家庭供电、7.2万户供暖。工厂还具有娱乐景点的双重功能，配备全年滑雪场、林荫夹道的登山及跑步路线以及全球最高的85米攀岩墙。
在阿姆斯特丹，一位受访者向我揭示了生活背后的潮流暗涌——供养77亿人口的原材料和产品的洪流，造成兼具建设奇迹与惨烈破坏的效果。这可以说是我们共享的新陈代谢。在清爽的秋季早晨，我坐在东部公园一座雄壮的古老砖块建筑里。这座宫殿拥有弧形走廊、宏伟的阶梯和闲置的塔楼。一个世纪前，当荷兰人从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攫取咖啡、原油和橡胶时，它为开展殖民地研究而建。现在，这里成了各种公益组织之家。马克·德威特供职的那家叫做“环形经济”，归属于一场欣欣向荣的全球运动，致力于改革我们在过去两个世纪间几乎一切建设方式——从蒸汽机的崛起算起，“要是你需要一个具体起点的话。”德威特说。
39岁的德威特为人和蔼，戴着眼镜，有点不拘小节，化学家出身。他打开一本小册子，铺陈图表，称之为“全球经济透视图”。相比于循环运转的自然生态系统——土地生长植物、植物喂养动物、畜粪给土地施肥——工业经济轨道主要是线性的。在图表上，四种原材料由宽幅彩带表示：矿物、金属、化石燃料和生物量，从左端铺向右端，在化为产品满足人类七大需求的过程中分叉、交织。沙子流入六大洲的混凝土大厦之林;金属矿石化为轮船、汽车，还有联合收割机——在一年里我们仅为吃饭就收割了201亿吨生物量;化石燃料驱动交通工具，为我们保暖，还被制成塑料，应用无限。2015年输入经济的资源总量是928亿吨。
听到这里感觉还不错，甚至不由得赞叹——如果你倾向于为人类的努力和创造性折服的话。但在我们满足自己需求后发生的事情才是症结所在，甚至可以说是一切环境问题之母：德威特指向图表右端的灰蒙蒙的色块——废弃物。
他解说道，2015年，我们从地球搜刮的物资约有三分之二从指缝间流走 。超过610亿吨来之不易的物资遗失了，大部分四散无踪，不可挽回。塑料垃圾漂入江河海洋，农田肥料渗出的氮和磷也紧随其后。在亚马逊被毁林造田用于耕种的同时，食品总量的三分之一白白腐烂。任举一个环境问题，其成因多半与废物有关。这也包括气候变化——由我们燃烧化石燃料、将二氧化碳废气排向空中造成。
也许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那个早晨，随着德威特逐步解说数据，我感觉好像醍醐灌顶。那张靠不住的图表及其改天换地的构想却体现出一种前后贯通、振奋人心的明朗。的确，它说我们面对的危机千头万绪，势不可挡。的确，其威胁是全球规模的。但归根到底，要在这个地球上存续，我们就必须做到一件事：停止浪费那么多资源。德威特指向一个在图表下部从右边巡回左边的细箭头，它代表的是我们通过回收、堆肥等方式得以存留的物质。只有84亿吨，占总量的9%。
德威特及同事在201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作报告时，将这一现状称为“闭环差距”， 它在人类历史中属于较新的现象，始于18世纪开始的化石燃料工业应用。在那之前，大部分生产都依靠人力或畜力。种植、生产、运输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令它们价值更高。有限的体力约束了我们对地球造成的冲击。但这也让大多数人非常贫困。
经过地质时间和压力的凝缩、富集于煤层和油田中的廉价化石能源改变了这一切：从世界各地提取原材料、运到工厂、输出产品都变得更加容易。化石燃料使人类事业的可能性暴增，搜刮资源的过程也愈演愈烈。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全世界人口增长了一倍多，而在经济系统中流通的物资量增长了两倍有余。
“现在我们即将到达极限。”德威特说。
也是在那半个世纪里，环保主义者不断警示经济增长的极限。但新兴的“循环经济”运动与之不同。它是多种策略的集合——其中包括一些老辦法，例如“减少购买、重复使用、回收再造”;还加入了新理念，包括“租用胜于持有”——共同效力于重塑全球经济、杜绝废物。循环经济的目的不在于停止发展，而是要扭转我们的运作方式，使之再与自然和谐一体，这样才能持续发展。这就是欧洲环境事务专员亚内兹·波多尼克在为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报告撰写序言时所称的“在有限资源下维持繁荣”。报告指出，循环经济可为欧洲企业每年节省高达6300亿美元。
这一理念已经开始流行，尤其是在欧洲——那块窄小、拥挤、富裕但资源匮乏的大陆。欧盟为这一策略投入数十亿美元。荷兰承诺在2050年彻底实现资源循环。阿姆斯特丹、巴黎和伦敦都心怀大计。“必须实现。”当我问及伦敦废物回收委员会**韦恩·哈伯德，循环经济是否能实现时，他回答说。
有一个人肯定相信这可以实现，而他的贡献也启发着众多后继者，那就是美国建筑师威廉·麦克多诺。麦克多诺与德国化学家迈克尔·布劳恩加特于2002年合著出版了富于远见的《从摇篮到摇篮》，提出产品和经济模式可以通过合理设计，让一切废物都化为其他工业的养料。去往欧洲之前，我到位于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的麦克多诺的办公室“朝圣”。我们的交谈天马行空，从他在东京的童年聊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建筑师巴克敏斯特·富勒，以及令他兴奋的新产品可堆肥蓝色牛仔裤。到最后我才得空向他提出那个尖锐的问题：所有这些关于终结垃圾的高谈阔论是否都只是空中楼阁？
“毫无疑问，绝对是空中楼阁。”麦克多诺说，“必得空中有楼阁，才能努力向上。要牢记莱布尼茨所说。”
我对那位德国哲学家印象模糊。
“莱布尼茨说，‘有可能的必将存在。而我要说：‘只要我们能实现，就说明它是可能的。”
这不是同义反复吗？这理智吗？莱布尼茨真那么说过？无论如何，它总归是个神奇构想。在那之后不久，我把破旧的行李箱拿去修好（这跟买个新包相比十分讲循环经济），装入麦克多诺送我的那条经“从摇篮到摇篮”品质认证的牛仔裤，出发寻找循环经济的现世真身。
金属
人类经济天然循环状态的首批小裂痕其实发生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前。古罗马人除了将陶罐随手乱丢之外，还首创了一种危险的发明：下水道。也就是说，他们将人类排泄物通过管道输入河流，而不是回施田地——循环专家认为本该回收养分的地方。麦克多诺回忆起1950年代的孩童时期（他的父母在驻日美军中任职），夜半醒来时听到各家农户收集夜肥的声音。他的母亲会唱起有关粪便的童谣催他入梦，时而用带着阿拉巴马口音的日语。这为他留下了永久的印象。
古罗马人和更早期的腓尼基人一样，在西班牙里奥廷托的富饶矿藏中开采铜。但他们也会回收。他们熔化被征服者的铜像，铸造武器。铜一向是回收者的主要目标。和粪尿相比，它更稀有，更贵重。
在德国西部鲁尔区吕嫩市的奥如比斯炼铜厂的庭院里，一座巨大的列宁半身像耸立在花床之中，是在这里烧熔的诸多列宁像的余绪。当初它们来自1990年两德统一后的社会主义东德各城镇。奥如比斯是欧洲最大的精炼铜生厂商，也是世界最大的铜回收者。吕嫩的工厂在1916年一次世界大战高峰期间建起，当时铜制炮弹壳短缺，德国人因此从各个教堂的钟楼里卸出铜钟应急。“从那天起，这家工厂专做回收材料。”经理代理德特勒夫·拉泽说。
铜与塑料不同，可以无限反复回收而不损质量，是完美循环材料。吕嫩的工厂仍然回收批量废铜，大部分是管道和缆线，但也不得不适应处理含铜量度较低的废料。在欧洲以市立焚化炉取代垃圾填埋场后，出现了许多仅含只铜片铁的废物——拉泽说，“因为有人把手机丢到垃圾桶里了”，而不是投入回收箱。
我和环境经理亨德里克·罗特一起观看挖掘机抛下一桶一桶的电子残骸，包括笔记本电脑，投到倾斜的传送带上，送向粉碎机——这只是十几个纷乱嘈杂的分类过程中的第一步。在其中一站，一条传送带载着手掌大小的电路板飞速流过。其中一些落入深渊;其余的则好像活了一般跳上另一条传送带。罗特解释说，一套攝像系统判断各个电路板中是否存在金属——如果没有，则启动喷气吹走它。
奥如比斯厂将提取的铝和塑料销往相关厂家;铜和其他非铁金属则进入自家熔炉。在整洁的场院里，尘埃按日清扫，送入熔炉。“我们这里不生成废物。”拉泽说。
根据2017年联合国的报道，全世界只有约五分之一的电子废物得到回收。奥如比斯甚而从美国进口废品。“但我也不时疑惑，为何如此发达的工业国家将这样的资源白白送人。”拉泽说，“坐失几十亿美元的财富。”这正开始转变。例如，苹果公司鼓励用户旧机换新机;德克萨斯的一台智能机器人将电子废物拆解，用于制造新设备。
机器。机器设备的再利用是一项可以减少浪费的光荣传统。近3300架退役美军飞机和直升机停放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右），那里干燥的空气能够降低侵蚀。飞行器的零部件可被回收（下页）或是经过修复重返岗位。机身上喷了一种可移除的保护性涂层，以利久存。这种设施常被称为“飞机坟场”，是同类中最大型的一座。
能源。用可再生能源替换化石燃料是建立循环经济的关键一步，冰岛的岩浆热力发电是个范例。海德利斯电站（右）是冰岛最大的地热发电厂，在全世界位居第三。它既生产电力，也为家庭供暖。建在井口之上的多面体球顶使其对地貌的影响不至于太突兀。在蓝湖（下页），地热水源通过斯瓦森基发电厂产生电力后不再滚烫，被用来建立热门旅游景点。水中高浓度的硅防止其下渗进熔岩原，并为湖染上迷人的蓝色。
但铜也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挑战：即便是最积极的回收策略也有力所不及之处。在奥如比斯，回收铜只占总产品的三分之一，其他部分还是来自铜矿。过去半个世纪中，全球铜产量增长了三倍，并持续上升。我们要摆脱化石燃料所需的技术需要大量的铜。一台巨大的风力发电涡轮所需的铜就约有30吨。
“需求在增长，”拉泽说，“永远不可能仅靠回收满足一切。”循环经济需要其他策略的支持。
服装
我来到怀特岛上一幢船帆厂老房子里的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总部，与拥有英国勋爵头衔的艾伦会面时，她的蓝绿色连帽衫上就带有该基金会的标识——几个嵌套的圆环。2005年，28岁的麦克阿瑟完成了独自驾驶23米长的双体船进行的环球航行，用时71天多一点，刷新了当时的记录。船上只装了够吃72天的食品。航程中，她曾在南极洲的近海与风暴竞速，修好过损坏的发电机。经历过那次微型的环游地球之旅，她带着对资源有限性的切身体会回到家中。
为什么当时没人谈论这个话题？她感到困惑。她放弃了竞技性帆航，利用自己的名气和与企业董事会打交道的渠道——她对我说“不利用就浪费了”——建起一个组织，以多层级策略推广循环经济，并成为这项事业的领头羊。最好的方式也是最简单的：通过延长使用期，降低物品浪费量。
这一选择对大多数人造成的最直接冲击体现在他们的衣橱里。根据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从2000年到2015年，世界人口增长了五分之一，但随着“快消时尚”的爆发，服装制造量翻了一倍。报告估计，由于存在如此多的廉价衣服，到2015年，每件衣服上身的机会减少了三分之一。今年，全世界丢弃的衣物价值逾4500亿美元。
博尔集团的总裁约里克·博尔依靠回收这些衣物赚钱。他的荷兰家族生意始于百年前的鹿特丹，从博尔的曾祖父用手推车收集废布、金属、纸头开始。今天，他坐镇多德雷赫特的总部，经营着设在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的五家工厂。他们每天收集、分类、卖给回收站或二手市场的丢弃衣物总量可达415吨。
博尔说，人们对自己将旧衣服投入捐赠箱后发生的一切有所误解;他们以为那些衣服会直接被送给有需要的人。事实是，通常由类似博尔集团的公司收购捐赠的衣物，经过分类转卖到世界各地。
“你需要丰富的经验，才能确知一件衣物能够销往哪里、重新利用。”博尔说。通过他身后的窗子，可以看到女工们快速而熟练地从传送带拉下衣服，逐件稍作检视，然后转身丢进约60个分拣袋中的一个。博尔说，每名女工每天约分拣3吨衣物，做这事必须有时尚眼光——尤其是对于仅占总量5%-10%的优等品，它们是博尔的主要收入来源。在俄罗斯和东欧，女性内衣这类热门货可卖出每公斤5欧元的好价钱。大部分次品被打成每个55公斤的大捆，运往非洲，售价可低廉到每公斤0.5美元。
博尔对我的灰色运动外套盯了一眼。我对这身行头信心十足——反正他看不到内层口袋里的墨水污渍。“我们到哪都卖不掉你这夹克。”他乐呵呵地大放厥词，“全世界都没人会要。”为了找人拿走我这件不入流的衣裳他还得倒贴钱。
但却会有人买二手内衣？我忿忿不平。
“那是干净的二手内衣。”博尔说。人们通常不会捐赠肮脏的衣物。
这些日子，他收到的衣服超过了自家处理能力。它们大部分来自德国，由于地方政府参与行动，75%的废弃物得到回收。博尔找不到足够的熟练工。在T恤分类区，我注意到一位男性长者。“那是我爸。”博尔说。退休总裁马里纳斯仍要来出份力。他热爱这项工作。
博尔集团的最大担忧是现在服装界的趋势。目前，公司能够转卖掉60%的收购品。那些能够留下穿更多次的衣服更有益于保护地球——因为制造它们消耗的材料和能量不需要被替代——也让博尔有利可图。“这是产业挣钱的根本。”他说。
剩下40%没人要的衣服将回收制成抹布，或者粉碎后用于填充床垫的保温层。有一些被焚烧。越来越多价廉质劣的衣物流入这个回收类别，其中几乎所有货品都让博尔赔本。他说，快消时尚可能让他生意难以为继。
有一种回收方式能让他赚取薄利。数十年来，博尔将羊毛衫和其他松散织物运往意大利普拉托的各家公司，它们用机器拆开毛线，收集能够重制成翻新衣物的长纤维。棉线和聚酯纤维无法如此回收：拆解出来的纤维太短。数家创业公司正在研发新技术，用化学方式回收这类纤维。博尔认为，欧盟应该要求所有新衣服包含20%左右的回收纤维，以鼓励这项产业发展。
“十年內就会落成，”他说，“必须落成。”
在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我听到了对另一种商业模式的热忱，它有望在诸多经济领域中促进资源循环。这是一种基于租赁而非持有的消费模式。各家网上租衣公司目前只占全球时尚市场的不到0.1%，但正在迅速成长。
理论上说，租借更加环保：假如一件物品能由多人使用，则所需衣物总量就会减少。但在实践中并不一定如此，顾客们可能只会在原有衣橱基础上附加奢侈品租借。出租也必将增加服装所需的包装、寄运和干洗处理。著有两本快消时尚专著的记者伊丽莎白·克莱因近期在《ELLE》杂志发表文章探讨该模式的利弊两面。“穿自己衣橱中已有的衣物是最具可持续性的着装方式。”她总结道。
食品
人们无法只靠一己之力实现资源循环，整个系统必须转变。但个人选择仍然重要。“首先要做的是消耗更少的产品。” 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利兹·古德温说。
2008年，古德温当时正在运作的废弃物与资源行动计划（WRAP）率先完成了对食品垃圾的重要调研之一。该非营利组织对英国逾2100个家庭进行调查，得到允许后翻查各家垃圾，将食物残渣汇总称重。“结果绝对令人震惊。”古德温回忆说，“我们多次发现包装完好的整只肉鸡。”每年有接近一半沙拉蔬菜、四分之一的水果和36万吨土豆被丢进垃圾桶。综合来看，英国人购入的每三袋食物中就有一袋被丢弃。
后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英国专有。WRAP的全球主管理查德·斯旺内尔告诉我，全球所有食物约有三分之一被浪费，每年损失近1万亿美元。在牛津共进晚餐时，我们两人都特意吃净盘中餐。斯旺内尔解释说，在进行那项调研之前，人们对英国到底有多少食物以及金钱被浪费并无概念。
WRAP还发起了公关活动“爱美食恨浪费”，并与女性群体合作，传播节省食物的窍门（其中最受欢迎的一种是把旧面包做成加料烤吐司）。它还说服连锁超市采用一些简单措施，例如把可食用期限标注得更清晰，使用容量小、可反复密封的食品包装，取消易变质食品的“买一送一”促销。这只是些无趣的操作或被人遗忘的常识，但确实有效。到2012年，英国的食品浪费量降低了五分之一。“我们已取得了巨大进步。”斯旺内尔说。
最近的进展有所停滞，但也没人指望单靠常识终结食品浪费。我们可能需要人工智能的帮助。在伦敦肖迪奇区一家老家具厂改造的办公空间里，Winnow公司的执行总裁马克·佐恩斯在推销一种高科技解决方案——这家初创公司已经为1300家餐馆的厨房装上了智能垃圾箱。
农业。全球最大的室内垂直农场由Aerofarms公司经营，其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致力于以可持续发展方式在城市中心全年种植蔬菜。绿叶菜苗在以回收塑料瓶制成、可以反复使用的培养基上栽种，从下方直接对根部进行雾化浇灌，比室外种植节水95%;不使用杀虫剂，养分和肥料按需施用，照明设施提供蔬菜生长所需的特定波长光线。该公司称其产量是同等面积农田的390倍。
食物。利用食品垃圾养殖的黑水虻可替代大豆成为动物饲料中的蛋白质来源，节省农田。英国创业公司Entocycle在位于伦敦的实验室中测试其养殖环境（上），用酒糟和咖啡渣喂养幼虫，两周后就可采收（下）
服装。从12世纪就开始生产羊毛衣料的意大利城市普拉托，约有3500家工厂雇佣4万名工人处理废弃纺织品（上）。毛料按颜色分类、清洗、绞碎后（下）被重新纺成毛线。目前只有1%废弃纺织品被回收制成新衣。
佐恩斯在会议室里用塑料鸡腿进行产品演示。每次厨師或侍者倒下锅碗中的弃物，智能垃圾桶会称量增加的重量并拍下照片。人工智能软件能够识别新增垃圾的种类——在宜家卖场它学会了区分三种不同的肉丸——并显示它们的成本。
佐恩斯称，他的客户通过听取垃圾桶的反馈，将日常浪费量降低了一半。自助早餐是浪费重灾区，大部分剩菜都被倒掉。“当你对一个问题有了量化的认识，就能开始对它加以掌控。”佐恩斯说。扔掉的食物自然会减少。我踏进Winnow公司那涂鸦装饰的对开大门时，预期的是天花乱坠的宣传，走出时却一心想把它的产品介绍给我在丽思卡尔顿当大厨的侄子。
几天后，我在阿姆斯特丹的InStock餐厅收获了类似的经历。这家餐馆使用过剩食材制作大胆的美味。在一间装饰简洁但灯光和暖的房间里，我在一块木牌下就坐，牌子上统计了餐厅挽救的食物总量——780054公斤。创始人之一弗里克·范尼姆维根在吧台对账，此时也坐过来，在我一道道吃完当晚菜品的过程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范尼姆维根在商学院毕业两年后，为荷兰最大的食品连锁超市艾伯特海金公司（一般简称AH超市）工作时发现了食品浪费问题。作为经理助理，她想要为此做些什么，但却心有余力不足：从事救济工作的食物银行可能会收一些面包，但收不完所有的农产品。她和两位同事于2014年想出了开这家餐厅的主意，并说服公司予以支持。餐厅从临时摊位发展到现在的餐馆，再到乌德勒支和海牙的分店。而对于范尼姆维根来说，好戏才刚开始。
“我们并不是一早就有开连锁餐馆的梦想，”她说，“一点都没有。我们只想做点事情降低食物浪费。”
主菜上来了：肯德基炸鹅块。“小心，肉里可能有子弹。”侍者说。范尼姆维根解释道，西佛尔机场雇人射杀附近野鹅，以避免它们撞上飞机弄坏引擎。死鸟以前被扔进焚化炉，现在都送到这里。肉块有点韧，但味道好，也没有夹杂子弹。配着茄酱和红椒汁，吃得十分顺口。
InStock餐厅的厨师们根据手头食材即兴创作。供货的除了AH超市，还包括农场等生产商。“指责超市谁都会，”范尼姆维根说，“但整个供应链，包括消费者——所有人都想要货色齐全。我们都被惯坏了。商家不愿打出‘缺货的牌子。因此他们总会进货过多。”
2018年，InStock餐厅开始向其他餐馆运送过剩的食材。现在，范尼姆维根的工作重点是取得那些企业食堂的供货合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走量，”她说，“而这类用餐场所常有上千人要吃午饭。”根据一份政府报告，自2010年以来，荷兰人将食品浪费降低了29%，比英国人成绩还好。
甜品是妙不可言的浆果泡芙和红酒煮樱桃——吧台里开瓶后放置时间过长不适宜品尝的红酒就用来煮甜品。账单放在一架玩具购物车里送来，车斗里还装着店家赠送的水果：瘪桃、瘦梨各一个。我把它们装进口袋，打算和明天和从自助早餐拯救的剩菜剩饭一起配成午餐。带着脑子开窍与肚腹饱足兼有的快感，我在阿姆斯特丹的夜雾下骑车回酒店。
回到房间里，发现了一只转圈乱飞的蝙蝠。看着那可怜的家伙找窗户逃跑，我感受到了另一种启示——这次是一个关于人类处境的隐喻。
出路
要逃出线性经济的陷阱，重返自然经济模式，需要用到大量的发散性思维。我在哥本哈根驻足，瞻仰其新建的市政焚化炉。它通过焚烧垃圾生成能源，而且绝对出离常规：屋顶上建有一座四季滑雪场。而我此行的真正目的地是港口城市凯隆堡——循环经济的某种楷模。
在凯隆堡，我与11位工厂经理挤在一间狭窄的会议室里。各自运转的公司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罕见的纽带：利用彼此的废弃物。该团体**迈克尔·霍尔格伦管理的诺和诺德工厂供应全世界一半的胰岛素，加上兄弟公司诺维信，两家每年排出的酵母废液有30万吨。那些废液被运到生物能源工厂，用微生物转化为可供应6000户居民的燃气和近2万公顷作物的肥料。而这只是22种废物转化路径中最新的一支，这些企业间交换的水、能源和材料构成了凯隆堡共生系统。
该市的共生经济协调人利斯贝思·兰德斯说，这一切并不是出于计划，而是在四十年间通过一个个双边协定逐步形成的。一家墙板公司搬到凯隆堡的部分原因是炼油厂的废气提供了廉价能源;后来它又从附近的煤电厂收取石膏，后者从煤烟中萃取二氧化硫。这一切当初发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环境方面的考虑，但兰德斯说，凯隆堡共生系统每年减少碳排放63.5万吨，为参与者节省2700万美元。
德国威斯特法伦的起伏原野是一种著名火腿的故乡，因此养着许多头猪。我在这里拜访了一位女士，她虽没有工程学背景，却发明了一套工业级的方案来解决当地的主要问题之一：过量的猪粪。从肥料过剩的农田渗出的硝酸盐污染了全国约四分之一地区的地下水。我与多里斯·宁豪斯那次会面是在费伦，当地一位普通农民每年可能要花费4万美元把近2000立方米液态粪肥运到150多公里以外还没有被过度施肥的农田。“早晚会入不敷出。”宁豪斯说。
她的解决方案是建一座从粪肥中提取基本营养元素氮、磷、钾的工厂。她说服90位农民集资840万美元建厂。农场的粪肥被微生物分解，生成的沼气成为发电机的燃料，电力除满足自用外还能将盈余卖给电网。从发酵后的胶汁分离出富集氮和钾的褐色液体和含磷35%的粉末。所有产物都能出售，工厂不生成任何废物。我造访时，它还处在试运行阶段。宁豪斯用一只小白碟子展示了第一批磷肥，仿佛开矿时挖到的金粒。
很久以前，每位农夫都经营着自己的循环经济。工业养殖的运作方式打破了那种循环。几年前，我在德克萨斯州的饲养场待了一段时间。我目睹110节车厢的火车满载来自艾奥瓦州的玉米隆隆驶入，而饲养场里堆成小山的畜粪在等待运到当地农场。难道那些粪肥不应该运回艾奥瓦州去滋养玉米田吗？回答是费用太高。但假如那里拥有类似宁豪斯的工厂，就只需要运出提纯的养分 ，也许能够修复循环。
埃本·巴耶尔在2006年推出自己的新发明时，还在纽约州伦斯勒理工学院读工程学。当时他学到了发散性的思维方式，并有了思索的课题：碎木合成板和玻璃纤维中使用的有毒胶剂。在佛蒙特州一座农场里长大的巴耶尔干过不少把碎木屑铲进炉子的活儿。木屑常会粘在一起，因为它们被真菌的菌丝体占据，那是一种厚密的微细纤维网，蘑菇根部也是相同构造。巴耶尔想，能不能用蘑菇生成无毒粘合剂？
他与合作伙伴加文·麥金太尔创立的Ecovative Design（ED）公司推出的第一个产品是包装材料。他们在麻纤维碎末或木屑上接种少量菌丝后，那些微小的白色根须填满了碎屑缝隙，将其网罗粘连在一起。他们发现这种物质可以在塑模里长成任何形状，将之脱水就会停止生长，使用完毕后可以用于堆肥。在过去十年间，生态创新设计公司出产了逾450吨包装材料——用于包装器物边角、制作展示化妆品的模具等等，提供给那些愿意为可持续经济多花一点钱的顾客。
近期他们转向了更宏伟的目标——100%的菌丝制品。在土壤中，菌丝体以层叠的网状生长，接触到空气时，就形成蘑菇。ED公司找到一种途径，诱使菌丝采取混合生长模式，以密实的微层相互叠加。“就像是生物三维打印机。”巴耶尔说。利用商业投资以及来自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的920万美元，该公司正在扩充一个实验室，研究如何用菌丝生成各类物品，包括鞋底、纯素皮革、人造牛排的可食用筋络。2018年，设计师斯特拉·麦卡特尼用菌丝制造了一只手提袋，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展出。
在麦克多诺和布劳恩加特的“从摇篮到摇篮”模式中，甚至连“废物”的概念也不存在。每件材料要么是设计完善的“工艺养料”，能够无限制地循环使用，要么就是生物制品，能被吃掉或堆肥。巴耶尔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他坚信未来大部分材料将是生物制品。“生物来源材料本身已是地球天然运作的一部分，”他说，“地球能够消化那些产品。”
超越善恶
制造这么多垃圾并不意味着我们很邪恶，只说明我们有点傻。我在德国汉堡采访迈克尔·布劳恩加特时，他几乎等不到我翻开采访本，就道出这个核心论点。他说：“我们依靠从摇篮到摇篮理念，对抗一种源自宗教信念的文化遗产。”他指的是那些一神论宗教，它们赐予环境保护主义的遗产是一种观念：自然是善的，而人类从其对自然的影响而言，基本上是恶的，我们的努力至多只能限制自身的破坏。但对布劳恩加特来说，这种观点是误入歧途，缺乏抱负。他作为环保主义者，与化学家和工程师一样，相信我们可以对自然进行改造和提升。他曾设计出可自然降解的冰激淋包装纸，嵌入野花种子;你可以随手丢弃，让它散播美好。
在阿姆斯特丹郊外，我参观了一座占地9公顷的办公园区，由麦克多诺的公司设计，布拉恩加特协助选取材料，名为20/20园区。现在建成了约四分之三，已经是一座绿色悦目的办公园地。建筑的外立面式样多元、富于想象力，内部空间采光充足、布局宜人，所用能源皆可再生，废水经过处理可就地循环。最精彩的特色反而不显眼：与常见的混凝土板楼面不同，建筑内使用的是薄体、中空、钢筋支撑的地板，使得普通六层建筑的高度能容纳七层空间，总体节省了30%的建筑材料。
冬季，从当年夏天存储于地下、来自附近运河的温暖水流，在地板底层的管道中流淌，为上层空间加热;夏季，储自前年冬天的冷水流经每座建筑的管路，为下层空间制冷。而且与水泥板不同的是，这些预制地板—天花板部件可拆卸、可再用，便于将来的改装或拆除。20/20园区的建筑都是“材料银行”——而在其他地方，建筑材料是垃圾填埋场的最大废物源。
当麦克多诺向我提及莱布尼茨的一切皆有可能论时，我的心思却跑到自己更熟悉的老电影《餐馆》上。“假如没有美梦……就会噩梦连连。”快到结尾时，米基·洛克扮演的角色说。他和青涩的伙伴们即将迈入未知的将来。也许他们能成功长大，也许不能。或许，我们所有人类都处在类似的局面——需要一个美梦来指引方向，才可以避免噩梦。
循环经济就是一个美梦，它启迪了很多人做出了精彩的事业。但是——如果我可以泼盆冷水来作结语的话——现状是，它目前没有成真的迹象。假如你不看那些光鲜的亮点，而转向德威特展示的阴暗数据，就会看到“闭环差距”正在增大而不是缩减。我们对自然资源的使用量可能在2050年翻倍。碳排放量仍在上升。
与我采访的其他乐观者相同，德威特将希望寄予时间。建设循环经济需要大范围的文化更迭，规模堪比当初的工业革命。“这需要恒心，”德威特说，“我的感觉是我们无法依靠现在当权的一代实现它。这需要新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启动。” 他言语中被推下舞台的正是我这一代，我却不觉得受了冒犯。当然，循环经济到来时，我们早已在墓园吃土了。但化作肥料回归大地就是我们的参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