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泳
（广州华商学院 广东广州 511300）
（一）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则指经济行为主体对政府是否制定贸易政策、制定贸易政策的时间及贸易政策的变动范围和变动方式等的不确定（顾夏铭、陈勇民等，2018）。最早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是Bernanke（1983）在分析企业面临价格和宏观环境等不确定性风险时的投资活动。目前，对此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衡量，如Handley和Limao（2013）、Bakeretal（2016）；
二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带来的影响的分析，如钱学锋和龚联梅（2017）研究发现中国通过RCEP成员国签订了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了贸易不确定性降低，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对企业绩效、企业行为、出口产品质量等方面进行研究，如周定根（2019）等。
（二）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
一部分学者围绕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如Schumpeter（1942）认为企业创新需要一个包括创新政策、创新人才等完整的创新生态，其中技术政策起着重要作用；
汪丽、茅宁等（2012）指出企业的创新与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及企业创新时所处的不确定环境有极大的关系。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围绕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进行研究。孟庆斌和师倩（2017）表示企业研发由于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易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黎文靖和郑曼妮（2018）利用我国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关税削减所带来的进口竞争提高了企业创新质量，说明贸易自由化可引导企业将进口竞争转化为创新动力，从而推动企业创新向高质量迈进。
（三）关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
目前，有关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促进作用。Knight（1921）认为企业创新的利润来源本身就是不确定带来的，因而只有存在不确定性才有企业利润的出现；
顾夏铭、陈勇民（2018）也认为正是因为企业创新活动具有不确定性，企业才会源源不断地增加研发投入。另一种观点则站在相反的角度，认为企业的创新活动会受到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如韩亮亮、佟钧营等（2019）利用21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验证，结论表明企业的研发活动的确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并且不确定性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创新的抑制情况越严重。也有其他学者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验证，得出了相同结论，如郝威亚、魏玮等（2016）、Wangetal.（2017）等。
从上述文献可知，目前有关创新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大部分研究还是在分别探讨二者的影响因素。虽然有少部分文献对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主要还是围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的，而较少涉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仅包含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的不确定性，也涵盖了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的其他政策的不确定性，内容相对比较宽泛。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更集中于与贸易相关的政策体系。因而，本文在此基础上，主要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为主，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联系起来，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有何影响。另外，现有研究大都以我国数家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主要以企业层面为主，较少从国家层面进行探讨，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工业企业创新进行论证，并利用我国工业企业整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验证本文假设，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一。
（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分析
图1表示我国从2000年1月至2021年12月的月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总体上保持递增趋势。具体来看，由于受2001年中国加入WTO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1年、2008年均出现了小幅度的上涨。自2016年后，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与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及中美贸易摩擦都是分不开的。并且，近两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加之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为了保证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政府对相应政策的调整频率较快，从而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波动也较大。总体而言，相较于贸易摩擦爆发之前，我国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明显增加的。
那么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涨时，会对我国企业创新产生何种影响呢？正如Schumpeter（1942）、Aghion（2005）等学者指出，创新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源泉，更是一个企业走向“高精尖”的重要动力。企业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加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加速对市场的占有，以实现超额利润和极大的市场份额。即使在创新的投入过程中企业会面临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但是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正是企业获得利润的核心来源（Knight，1921）。刘志远（2017）也认为不确定的出现正好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更有利于企业抓住机遇促进创新能力提升。同时，当贸易政策出现变化时，受信息不完全的影响，企业对消费者的最新信息获得性受限，因而，为了防止此类困境的出现，企业会防微杜渐选择加大研发投入（王凯和武立东，2016）。总而言之，一方面，不确定性可以为企业带来“激励效应”。不确定性即未来存在收益增加的可能，刺激着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以确保企业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获得更多的收益空间。另一方面，不确定性也是企业谋求自我发展的道路之一。不确定性不仅意味着未来的机遇，也表明了今后可能会遇到严重的发展问题，因而，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企业会主动通过增加创新投入来谋求发展以及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以确保今后能避免遇到类似公司市值下降等问题，从而在众多企业中脱颖而出。可见，二者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据此，提出假设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促进作用。
（二）贸易政策不确定与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分析
在上文的分析中得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促进作用”的结论。但该结论并没有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存在线性关系还是非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没有回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对企业创新产生持续的正向影响。基于此，下文将对二者的关系做进一步的分析。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激励效应”等都表明了企业会增加企业创新的投入。但众所周知，伴随贸易政策而来的不仅仅只有“激励效应”，还有企业的融资难等现象。在实物期权的角度，企业创新的投入就是一项期权的发生。根据实物期权理论，当存在不确定性时，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将会增加，企业将有可能减少创新投入。并且，随着不确定性程度的加深，企业对外界环境的准确判断将会难上加难，从而使期权等待价值增加。因而，可以说随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企业面对的投融资环境将会出现恶化，使企业面临更大程度的融资约束，从而抑制企业创新的投入。基于上述分析可知（见图2），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企业一方面受激励效应增加研发活动，另一方面又会受融资约束抑制创新活动（陈明利，2022；
薛龙和张雪蟒等，2022）。
图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机制
综上，可以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并非持续性的，也存在抑制的情况，因此二者的关系可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在不确定性水平较低时，企业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较小，此时通过企业创新可以抵消其约束，因而表现出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
而在不确定性程度进一步加深时，银行等放贷机构会严加审核贷款标准，甚至“惜贷”，致使企业融资约束明显增加，此时不确定性将会抑制企业创新活动。可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如图3所示）。
图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关系图
据此，提出假设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针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理论分析，结合假设1的内容，对二者的关系构建式（1）所示模型：
式（1）中EI表示企业创新活动；
TPU表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control为控制变量；
εt表示随机误差项。基于模型（1）主要用来验证二者的相关性关系，因此，主要通过判断β1的正负性来进行检验。若β1系数为正，则证明假设1；
若β1系数为负，则拒绝假设1，可能存在其他相关关系。
同样，在假设2的基础上，建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关系模式，如式（2）所示，模型（2）所涉变量符号同式（1）：
模型（2）主要是为了验证假设2，因此，在模型（2）中主要观察β1和β2的正负关系。因假设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则β1显著为正，β2显著为负才能证实假设2的正确性。
另外，本文选用的变量为：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用中国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表示；
解释变量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原数据为月度数据（见表1），对月度数据进行简单的算术平均得出年度数据，即本文所用；
控制变量选取利润总额和资产总计，所得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二）实证检验
根据上述模型与变量数据，对假设1和假设2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各数据的获得性有限，在集中观察各数据完整性的基础上，选择2008-2020年的中国工业企业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验证。在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后，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回归结果
根据表1所示，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即（1）列所示时，TPU的系数为正，即表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影响关系。随后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如（2）和（3）列，结果均显示在显著性水平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能正向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因此，前文假设1成立。企业即使遇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也会紧紧抓住不确定性带来的机遇，谋求自我发展道路。同时，从（4）列可以证实假设2的正确性：TPU2的系数为负，且TPU的系数为正，表明曲线开口朝下，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呈现倒“U”型。正如前文所述，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幅度较小时会促使企业抓住机遇加快创新；
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到达临界值时，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企业创新风险会大幅度增加，此时，企业会采取保守措施以避免风险带来的损失。
为了确保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检验：一是，对企业创新指标专利申请数量进行替换，选取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作为新的企业创新变量；
二是，加入滞后效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实施并不会立马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而是会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从而加入专利的滞后期进行新的回归。在上述稳健性检验中（限于篇幅，实证结果不再赘述），除系数大小存在差异外，显著相关性均符合上述结论，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可以得出，上述结果稳健性较好。
（一）研究结果
利用2008-2020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假设1和假设2进行实证验证后，得出二者的匹配度，如表2所示。
表2 实证结果与假设的匹配度
（二）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围绕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研究，在深入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贸易政策不确定与企业创新活动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在不确定达到某一临界值之前，企业创新投入都会由于“激励效应”及生存发展出现增加；
伴随不确定而来的除了激励效应还有融资风险等的存在，而融资风险等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创新活动的投入；
企业创新活动需要评估二者的影响力大小，在贸易政策初始期，促进作用更大，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到达某一临界值后，抑制作用会更大，因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呈现倒“U”型关系。
同时，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如样本只涉及到2008-2020年的相关数据，样本量相对较少；
控制变量由于数据的获得性目前只加入了利润及资产总计两个数据，考虑相对存在欠缺；
论证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呈现倒“U”型，但缺乏深入讨论倒“U”型临界值等。面对存在的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将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加以精进，以确保结论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