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裴亚军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北京 100717)

重大科学问题和社会需求往往孕育着新学科的诞生。一门新学科形成的标志在于围绕核心问题形成基本范式。一流的学科往往就是围绕着一个重大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成果，开创新的学科领域。

术语研究在中国和西方都早已有之。在中国，早在战国时期的《墨经》中，就提出了朴素的原子概念，叫作“端”，提出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分别叫作“宙”和“宇”[1]。在欧洲，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学者们就开始研究术语问题，早期的各种哲学概念、自然科学概念、人文科学概念都是通过术语来表示的[2]。

尽管术语研究源远流长，但术语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最早却是在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确立，其标志性著作最早在奥地利问世[3]。到了20世纪80年代，术语学在西方已发展成为一门融合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学科[3]。但在中国，魏向清教授将真正意义上“中国术语学” 建设的集体学术自觉首先归功于2004年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4]。可以说，术语学在中国是一门不折不扣的新兴学科。

虽然术语学在中国很新，但发展中国术语学学科意义十分重大。术语是科技传播交流的基础，发展术语学对于促进科技进步具有基础性作用，对于促进科技话语体系建设，实现中国话语、世界表达同样具有重要作用。2016年5月17日，***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5]术语学是将科技概念、范畴(即术语)和表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建设中国术语学学科，对于指导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各学科领域着力打造能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领和推动话语体系建设，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将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作为尚在建设中的新兴学科，中国术语学无论是学理还是话语体系，都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但是，中国术语学研究具有深厚的积淀与传统，尽管术语学作为学科是从国外引进，但术语理论并不都是舶来品。中国术语学研究深深植根于中国数千年的科技发展实践当中，富有中国特色和传统。由于具备坚实的历史基础，中国术语学学科的建构具有很好的发展基础和学术底蕴。

1.1 中国术语学建构有充分的文献依据和传统术语理论作为基础

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发现、发明及其推广应用，离不开相关术语的确立和运用。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指出，“从公元3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知识水平……许多发明、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科学的光辉篇章。”[6]据考证，西周时期的《诗经》中，与化学知识有关的内容就有600多处，这些内容涉及不少术语。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荀况的著作《荀子·正名篇》中许多论点都与术语问题有关，提出“制名以指实”的命题。他认为定名要从事实出发，“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相同的事物要给以同样的名称，不同的事物要给以不同的名称。还提出了“共名”和“别名”的概念，共名相当于上位概念，别名相当于下位概念，又提出高于共名、外延最大的“大共名”概念，以及低于别名、外延最小的“大别名”的概念，构成一个类似现代术语学提出的多层次概念体系和术语系统。在名的表达上，荀子还提出了“单名”“兼名”的概念，又主张定名要紧紧抓住“喻”和“足”这两个关键，“喻”就是明白，“足”就是充分。荀况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术语学研究很有启发意义，他是我国术语学理论研究的先驱[7]。汉初的《尔雅》收集了各种术语，可以看成是一部古代术语词典。在先秦两汉时期，我国从印度、西域各国语言中借用了大量科技术语，并把他们译成汉语。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仙药篇》、南北朝祖冲之的《缀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等著作中，都创造了大量术语。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创造了许多物理学、地学术语。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创造了许多农业、土壤和水利工程术语；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收集了大量术语；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使用了数百种植物和矿物岩石名称。明末清初以来，科技翻译事业开始兴盛，中外学者合力译撰了不少关于天文学、数学、物理学、采矿、冶金、生理学、生物学、地图学、化学方面的著作，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创造了大量术语。

1909年，清朝学部委派严复编订各科中外名词对照表及各种词典，成立以严复为总纂的编订名词馆，成为我国第一个审定术语的官方机构。严复提出了“信达雅”三条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实践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又先后成立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和国立编译馆，专门负责学科术语审定工作，编译了数十部学科术语。

整体而言，中国传统的术语理论和实践为现代术语学提供了深厚的学养，有关术语的文献资料和传统术语理论，皆为我们现时思考如何构建中国术语学学科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应该基于传统的认识体系，聚焦实践理性，发现并解决中国术语学科构建中的核心问题。

1.2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术语实践的基本经验

中国特色术语学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深厚基础存在于我国丰富的术语实践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中。从我们的成功实践入手，将这些实践上升为理论，是发展中国术语学学科的重要方法。

综合而言，70余年来中国术语实践创新呈现出如下四方面显著特征：

一是国家高度重视术语工作。1950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即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成立官方组织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负责术语统一工作。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由我国科学技术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同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96年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又规定由其审定公布的术语具有权威性，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等单位应当遵照使用。中国的术语实践工作能够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国家高度重视是关键因素。

二是全面系统地开展术语规范和统一。中国的术语实践主要以全面系统规范学科领域内的名词术语为工作目标，这与西方术语工作一般根据任务需要建立一个个小的术语系统的工作方法很不一样。到目前为止，全国科技名词委动员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共审定公布超过150种规范术语，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农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医学、军事科学等全部领域，同时积极开展海峡两岸名词对照工作。根据刚刚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全国科技名词委未来五年将组织超过300个专门委员会开展术语规范统一工作，这也意味着未来五年将至少会审定公布300个学科领域的术语。其组织与规模，放眼当今世界绝无仅有。另外，全国科技名词委组织的术语审定工作，从一开始就注重顶层设计，要按照学科或领域自上而下建立框架，然后系统进行收词和审查，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三是将翻译作为主要工作方法。中国是科技大国，但还不是科技强国。自近代以来，引进、翻译西方术语是开展术语工作的常用方法，但是中国的术语工作并不是简单地将外语翻译成中文，而是根据汉语的表达特点和民族思维模式，对西方术语表达的概念进行重新命名，达到规范和统一的目的。近年来，由于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对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不断发掘和完善，土生土长的新概念新术语日益增多，为中文概念和术语匹配合适的外文名正在变成术语工作的新任务。

那几年东洋人开他们的矿，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井水不犯河水，日子倒也平静。有人问起姜大爹，他说，这东洋人图的是铁矿。他们人不多，出来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激起民变他们还开得成个矿？日子如水，平淡流过。再到后来，我们都忘记了六十里外的铁冶山里，有一伙东洋人在那儿开矿。

四是相关学科领域内的资深专家深度参与术语规范和统一工作。在西方国家，存在所谓“术语师”的概念，术语工作是一门职业。术语师根据不同的工作任务，在知识管理目标下，通过标准化方法对术语进行收集整理。在中国，术语工作还不是正式职业，从事术语规范和统一的主要是相关学科领域内的资深专家，很多院士参与这项工作，其专业水平远非术语师所能比拟，关注焦点也主要集中于判断概念体系的完整性、对概念理解的准确性和对概念命名的规范性方面。

1.3 已经形成的相对系统的现代术语学理论积淀

自20世纪80年代术语学被引进到中国以后，术语学理论建设就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开始大力引进和译介西方术语学理论。比较典型的如1985年刘钢和刘健翻译出版了G.隆多(加拿大)的专著《术语学概论》，1990年张一德、刘钢翻译出版了R.迪毕克(加拿大)的专著《应用术语学》，2011年郑述谱、吴丽坤、孟令霞等翻译出版了格里尼奥夫(俄罗斯)的专著《术语学》，邱碧华翻译出版了赫尔穆特·费尔伯(奥地利)的专著《术语学、知识论和知识技术》和欧根·维斯特(奥地利)的专著《普通术语学和术语词典编纂学导论》。2009年吴丽坤著《俄罗斯术语学探究》，2021年叶其松、陈雪和李海斌编译《俄罗斯术语学经典论文选译》等成果相继出版。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在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术语学理论，冯志伟、郑述谱、杨鲁、龚益、孙寰、温昌斌、王琪、张晖、王华树、宋培彦、叶其松等均有著述问世，其中集大成者当属冯志伟。1997年，冯志伟出版了《现代术语学引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化的术语学理论著作。该书初步构建了汉语术语学的基本体系，提出了“术语形成经济律”“潜在歧义论”等原创性理论[7]。2018年又提出术语翻译中的“远距离语言”“近距离语言”的问题[8]，进而提出术语研究的“中国学派”，并概括出中国术语学研究的8大特点[9]。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Wüster(维斯特)奖颁发给冯志伟，以表彰他在术语学理论和术语学方法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经过近20年积淀，中国术语学学科得到了较大程度发展，发展中国术语学学科也日益在学界形成共识。不过总体来说，学科发展尚处于较低水平，学科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2.1 近年来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取得的主要成绩

近年来，随着国内术语工作的不断深入，术语学学科建设水平也得到了较快提升。主要表现在：

(1)中国术语学学科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学界更多认同。研究术语的目的，当然是为科学服务的。“语言是思维缜密的必要手段”，“是科学建设的重要工具”[10]，作为科学语言的主要表现形式，术语的存在价值在科学界正日益得到正确认识。作为一门专门研究术语的学科，尽管在科学界影响范围还比较有限，但其存在意义和价值正在得到更多认同，成为未来构建完成中国术语学学科的重要基础。

(2)中国特色术语学理论研究水平有所提升。一是中国学者在对西方术语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学习与研究的同时，提出了中国学者的见解和认识。比如冯志伟根据西方各国术语研究的侧重点，将西方术语学理论主要归纳为四个学派：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11]。尽管这种按照国家和地区来划分流派是很粗略的，在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术语学家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未必就属于同样的流派。不过，即便这种粗略的划分，对于中国学者学习和理解国外术语学理论和方法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郑述谱系统研究了西方术语学确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俄罗斯术语学发展，指出术语学是一门与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有着“传统联动”的学科，在当今时代，它又与符号学、信息学、控制论、系统论、科学学等都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与交叉关系。“它服务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同时又从其他科学，尤其是一般的理论认识科学汲取方法，这就决定了术语学的学科性质和地位，即它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10]孙寰将语言中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用于对术语的研究，利用语言词汇变异理论分析术语意义的动态特征和它在现实言语中发生的种种变异现象，找寻术语发展的普遍规律[12]。二是中国学者积极加强传统中国术语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温昌斌著《民国科技译名统一工作实践与理论》、张晖著《汉语术语学引论》、王琪著《汉语术语规范化理论与实践》等。三是中国学者擅长从各自专门学科领域出发，总结术语工作的普遍规律，进而展开理论探讨，比较好地展现出术语学的综合性特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龚益著《社科术语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和《汉语社科术语证略》，王华树编《术语管理概论》和《术语管理指南》，宋培彦著《术语计算与知识组织研究》，杨鲁著《军事术语规范化研究》，信娜著《术语翻译方法论》等。

(3)从事术语学理论研究的人员队伍持续扩大。一方面，对术语敏感的语言学家们自觉将语言学理论应用到术语研究当中，为很多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得益于国内外科技、经济交流的快速发展，术语翻译在外语界得到充分重视，术语学作为一门课程，在外语学院得以确立，一批从事翻译教学研究的人员积极从事术语翻译理论研究。此外，在一些术语规范和统一要求比较高的学科领域，比如中医药学、军事科学等，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加入术语学理论研究队伍中。以上这些因素，显著增强了术语学理论研究的力量。

2.2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我们统计了近十年来已经正式出版的术语学研究专著，以及《中国科技术语》近五年来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国科技术语》是支撑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的主要学术期刊)，分别从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理论原创性、作者来源、基金支持情况等多个侧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力图从中寻找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从中我们了解到，尽管近年来中国术语学发展较快，但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和不足，整体上处于初创水平，社会影响力有限。

(1)学科界限不清晰、内部学科分支发展不平衡。术语学作为综合性学科，横跨多个学科领域，相关学科间的边界和范围本来就不容易廓清，又因为不同学科与术语学的关系紧密程度不同，极易造成内部学科分支发展不平衡，加上研究者由于学科领域来源不同而缺乏必要的共识，难以产生具有广泛号召力的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领头人，学科规划实施难度较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清晰和不平衡的问题。

(2)学术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学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学术共同体的长期实践和学科制度的有效支撑，但在目前阶段，中国术语学的学术共同体尚待建立，学科内部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共享的问题意识、规范意识、共同体意识以及共同认可的话语体系，各项研究更多表现出拼盘化、多元化乃至碎片化、孤立化的倾向，难以形成相应的理论框架、方法论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及相应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评价体系，不能适应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

(3)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中国特色术语学话语体系的能力较弱。中国长期以来开展的术语规范和统一实践对术语学发展影响深远，经验性的总结已有不少，但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学科知识体系、系统性的理论思考，尤其是体现中国学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创新还比较缺乏，也尚无打造中国特色术语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即便有理论思考，也基本是移植语言学理论和西方术语学，属于中国术语学自身的理论创新还较少，尤其不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能力偏弱，难以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4)学术人才尤其高端学术人才数量严重不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话语体系建设时指出：“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术语学作为新兴学科的发展现状，决定了其学术体系还十分不健全，学术资源配置严重不足或者错位，直接导致术语学研究对学术人才尤其是高端学术人才的吸引力不足，难以短时间内在作为人才聚集地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形成主流科研力量。

因此，中国目前的术语学发展状况同一门成熟学科的要求还有较远的距离，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国际交流以及学者自身素质等方面的不足，极大影响着中国术语学学科的快速发展，进而影响其针对社会实践的高水准概念化、理论化引领能力。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范畴的创新，即“术语革命”[13]。构建中国特色术语学学科，不仅为科技创新，也为创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供强有力的学理支撑。但是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术语学又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学科发展与科技创新良性互动的实践要求很高。因此，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术语学学科，是一项值得长期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3.1 加快构建结构相对清晰、发展相对平衡的中国术语学学科体系

术语学学科体系是由术语学分支学科构成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中国特色的术语学学科体系应该体现出其开放性、包容性和跨学科研究的比较及综合特点。一方面，术语学作为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必须关注语言学、符号学、哲学、逻辑学、认知科学、信息科学等领域，突出其分析、比较，特别是要对不同领域开展术语研究的目标、理念、方法和使用的概念、术语等做全面探究、深入分析和科学说明。其学科体系亦可以这种跨学科视域来达成“科际整合”，相应建立起如语言术语学、认知术语学、计算术语学等具有比较术语学意义的分支学科(当然还存在其他分类标准)。另一方面，术语学作为一门从西方引进的现代科学，无疑需要加强对国外术语学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学习和借鉴，要密切跟踪了解国外术语学发展的前沿动态。但同样的，我们需要加强对国外术语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实践和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认识和把握国外术语学的建构和发展。

3.2 创新中国术语学学术体系，夯实学科发展基础

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加强理论思维，着眼于构建和发展中国术语学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和评价体系，积累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夯实术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彰显术语学的学科特色，为中国术语学的持续发展壮大打牢根基。面对新时代术语实践产生的重要影响，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理论议题的设置，加强理论层面的反思、总结和建构，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应用政策和实践工作层面。要通过建立激发术语学学术研究活力的体制机制，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力量协同推进，打造具有中国风格、蕴含中国智慧的术语学学术体系。

3.3 突出中国问题意识和中华文化特色，加快构建中国术语学话语体系

应当看到，数千年的中国术语实践已经为我们提出了基本的研究范式。学科建设需要从中国问题和研究传统出发，以合适的概念、恰当的理论来表述、凝练中国术语实践，发展中国术语学理论，形成学科术语体系。中国术语学的学术体系要想突出其学术特色，还必须充分展示其中华优秀文化的典型色彩，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新话语，建设中国特色术语学话语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形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支撑着中华民族历经五千余年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傲然屹立。只有具备这种“中国味”“中国风”特点的话语体系，中国术语学才能在世界学术界得到极大关注，获得其普遍意义。

3.4 以人才发展为纽带，推动中国术语学学科可持续发展

发展的关键在人才。学术人才培养要求高、周期长。要发展术语学研究人才，必须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有长远眼光，久久为功。首先要加快建设学术共同体，加强学科宣传，促进从国家到各高校、科研院所重视术语学发展，舍得投入，增加学科发展对学术人才的吸引力；
其次要尽快在高水平学术人才中选择、发展学科带头人，通过加强资源配置等手段，发挥学科带头人对学科快速发展的引领作用；
再次要加强对中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投身到术语学研究中，确保学科建设持续不断得到推进。

总之，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中国术语学在学科层面还存在许多环节需要完善和丰满，无论是学理还是话语体系都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为此，我们要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着眼互通，系统推进本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力争尽快推动中国特色术语学学科走向成熟。

致谢：冯志伟研究员、沈家煊研究员、崔金中编审和王琪副编审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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