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臣好，王华丽
（**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院），乌鲁木齐 835200）
户籍制度改革破除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制度性障碍，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推动了城市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从微观视角来看，劳动力个体转移至边际生产率更高的非农部门就业，实现了家庭兼业化经营，获得了非农收入，拓宽了收入来源，从而促进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个体、家庭及就业的异质化使得不同劳动力家庭收入存在差异，因此，研究劳动力转移就业异质性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对提高劳动力家庭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巩固脱贫成果有效接续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家庭收入影响的研究较少，更多集中于农民个体收入。张杰飞［1］运用固定效应和PSM-DID 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提升效应，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能显著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且中、西部地区之间农民收入水平差异较小，但中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高于东部地区。耿源等［2］通过建立VAR 模型证明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劳动力转移能够提高农民收入，同时随着收入提升也加快了劳动力转移。刘晓丽等［3］运用PVAR 模型对全国农产品价格、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三者之间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具有区域异质性，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会随着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增加而提升。陈啸等［4］以中国2004—2016 年相关数据为基础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金融效率和农民收入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得出农村金融效率、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水平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不同地区具有差异性。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类研究大多基于宏观视角，将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整体进行实证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分析。鉴于此，本研究从微观视角下，在已有文献基础上，从劳动力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就业特征3 个维度，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具体分析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旨在构建劳动力就业增收多维路径，带动家庭致富增收，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在和静县开展的入户调研，调研范围为5 个乡镇15 个村280 名农村劳动力。本次调研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结合方式，共计发放问卷280 份，其中无效问卷6 份，有效问卷274 份，问卷有效率97.86%。
1.2 理论分析
因农业收入不稳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获取非农收入，消除家庭收入不稳定性，进而起到增加家庭收入的作用。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其个体、家庭及就业异质性均能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因此，从劳动力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及就业特征3 个维度来分析其转移就业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本研究家庭收入为非农收入，具体指劳动力转移至二、三产业就业所取得的收入。
1.2.1 个人特征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1）性别。一般来说，男性就业能力高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机会也多于女性；
另外，受农村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就业思想影响，女性承担着照顾家庭的责任，男性外出就业概率要高于女性，因此男性对家庭收入贡献度要高于女性。
2）年龄。一方面，农村家庭中年龄较大劳动力相对于年轻劳动力文化程度较低、体力和精力不足，边际劳动生产率较低，两者工资水平差异较大；
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业市场存在着年龄限制，年龄较大劳动力就业机会少，就业层次低。因此，农村劳动力随着年龄增加，对家庭增收的作用不断降低。
3）婚姻。已婚劳动力更稳重踏实，工作更耐心，且由于经济负担较重，需要承担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的责任，会更努力工作；
同时相对于未婚劳动力，该类群体更加成熟稳重，就业稳定性更强。
4）健康状况。劳动力健康状况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人力资本水平显著影响非农就业概率。邓力源等［5］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健康状况越好，非农就业概率越高。在Grossman 需求模型中，健康被视为持久资本存量，劳动力健康时间会影响到其非农就业时间和生产效率，因此健康状况通过影响劳动力就业概率、健康时间和生产效率，进而影响非农收入。
5）教育。劳动力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可通过掌握的文化知识和技术能力来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就业能力，提高自身就业层次，获得更高的收入报酬。林道立等［6］的研究得出，教育层次能够显著影响劳动力收入水平，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收入回报高于接受高职教育的劳动力，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劳动力收入回报高于中职教育的劳动力。
6）职业技能。对于无职业技能的劳动力，只能从事一些简单重复、技术要求较低的工作，收入水平较低；
拥有职业技能的劳动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行业技能，使其能够进入技术水平更高的行业，就业竞争力和稳定性更强，相应收入水平也更高。
1.2.2 家庭特征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1）耕地面积。家中人均耕地面积多，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投入时间长，获得的农业收入较高；
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农户则更倾向于外出就业，获得更多非农收入。
2）人口抚养比例。劳动力家中人口抚养比例越高，其外出就业时间越短，要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照顾家庭之中，会降低家庭收入水平。因此，人口抚养比例对农民收入有负向影响。
3）村干部。家中有村干部的农户家庭的社会人脉和潜在资源网络更为发达，因而更容易成为农村群体中的“精英阶级”，更容易获取就业政策和就业信息，会对农民收入产生一定影响。
4）家距县城距离。一般来说县城周边产业较发达，相比农村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距离县城越近的家庭，家庭成员就业机会越多，就业成本也越低，同时收入也更高。
5）就业人数。孙萍［7］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家庭非农就业人数比例对家庭收入具有显著影响，非农就业人数越多，工资性收入占比越高，促进了家庭非农收入的增长。
1.2.3 就业特征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1）转移距离。
肖艳芬等［8］的研究发现，农户非农就业地点对家庭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农户在所在地县（市）外就业收入水平最高，其次是县内和乡内，本地收入水平最低。宁光杰［9］基于2008 年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在控制劳动力其他特征之后，实证分析发现劳动力外出就业收入比本地就业收入高12.4%。
2）转移行业。向国成等［10］的研究表明，非农产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业的边际生产率，当农户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劳动力逐渐增加时，农户收入也会随之增加。
3）转移方式。劳动力转移就业方式包括政府或中介机构组织、亲朋好友介绍和自主就业。一般来说，政府、中介机构组织化程度高，能够与企业进行集体谈判，提供的就业岗位多，工资议价能力强；
亲朋好友介绍与劳动力自主就业相对来说就业选择较少，工资谈判能力较弱，就业搜寻成本也更高。因此，政府、中介机构对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增收效应比亲朋好友介绍、自主就业更明显。
4）企业性质。中国企业类型有国有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和个体户，根据控制主体不同，可分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徐辉［11］的研究发现，两部门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歧视等非市场因素是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对于高收入群体，人力资本差异是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国有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相对于民营企业和个体户进入门槛高，对劳动力自身人力资本水平要求较高，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
5）企业规模。潘松等［12］的研究发现，企业制度中的企业规模和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规模越大，工资越高。
6）就业培训。就业培训促进劳动力非农收入增加主要体现在4 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接受就业培训，技能水平得到提高，有利于职位晋升，增加工资性收入；
二是通过就业指导，其能够获得近期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增加获取信息渠道，提升非农就业概率；
三是就业培训能够增强劳动力社会适应能力，提高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
四是提升其综合素质，使其更易受到企业的青睐，获取工作机会和职位晋升概率更大，收入也更高。
7）合同期限。企业与劳动力签订合同，对劳动力就业期限进行说明，保障了就业权益，有利于提高就业稳定性，对劳动力收入增加有积极影响。杨艺贤［13］的研究得出，签订就业合同对农民工有正向影响且长期合同的收入提升作用要大于短期合同。
1.3 模型构建
依据理论分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以此促进和静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家庭增收。本研究以农户家庭人均收入为因变量，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就业特征为自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式（1）所示。
式中，lnY表示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即农户家庭人均收入；
X1表示解释变量（自变量）中的个人特征，X2表示解释变量（自变量）中的家庭特征，X3表示解释变量（自变量）中的就业特征；
β0、β1、β2、β3为待估参数，即回归系数；
θ为干扰项。
1.4 指标选取
本研究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就业特征3 个维度来分析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依据理论分析，个人特征方面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态、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和职业技能6 个指标；
家庭特征方面选取就业人数、是否有村干部、人均耕地面积、家距县城距离和人口抚养比例5 个指标；
就业特征方面选取就业产业、就业地点、就业方式、就业培训、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是否签订合同7 个指标。相关指标设置如表1 所示。
表1 指标设置
对各指标显著性进行检验，结果（表2）表明，年龄、职业技能、文化程度、家庭就业人数、人均耕地面积、人口抚养比例、家距县城距离、就业产业、就业地点、企业规模、就业培训、是否签订合同等变量通过了5%或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性别、婚姻、身体状况、是否有村干部、就业方式、企业性质6 个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2 模型回归结果
2.1 个人特征方面
个人特征方面，劳动力年龄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职业技能、文化程度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极显著正向影响，性别、婚姻、身体状况对家庭人均收入影响不显著。
年龄在1%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095，表明年龄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随着劳动力自身年龄增大，对家庭收入贡献度不断降低，导致家庭人均收人水平下降。由于年龄增加导致劳动力体力及精力下降，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弱势地位，在调研中发现45 岁以上劳动力在企业招聘中受到年龄限制，就业机会少，多从事于公益性岗位或打零工，收入水平较低。
职业技能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183，表明职业技能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正向作用，拥有职业技能的劳动力相比无职业技能的劳动力，家庭人均收入提高18.3%，说明职业技能可以促进家庭增收。拥有职业技能的劳动力能够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在劳动力市场具有比较优势，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大价值。
文化程度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077，表明文化程度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劳动力文化程度提高，获取知识能力也更强，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其职务晋升机会也更大，能够获取更高报酬。
2.2 家庭特征方面
家庭特征方面，就业人数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耕地面积、人口抚养比例、家距县城距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是否有村干部影响不显著。
家庭就业人数在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056，表明就业人数对家庭人均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人数越多，相应增加就业比例，人均收入水平越高。
人均耕地面积在1%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117，说明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家庭人均收入越低。实际调查中也发现，农户耕地面积多，更倾向于农业生产，会投入更多的生产时间来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收入，非农收入仅为农闲时节的季节性务工收入，对家庭收入贡献度较低。
人口抚养比例在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083，表明抚养比例对家庭人均收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一方面由于抚养比例越高，将会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老人和孩子，会减少其外出就业时间；
另一方面，过高的人口抚养比例致使劳动力无法平衡其工作与生活，不利于个人职业发展。
家距县城距离在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045，说明家距县城距离越近，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越高。这主要是县城周边产业群集中，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劳动力外出就业机会多，收入也相对较高。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和静县县城周边企业数量较多，乡镇周边企业数量较少，距离县城较远村庄，劳动力就业机会少，主要以村内打零工居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2.3 就业特征方面
就业特征方面，第三产业对家庭人均收入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就业地点、就业培训、企业规模、是否签订合同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正向作用，就业方式和企业性质对家庭人均收入影响不显著。
就业产业在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145，表明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的家庭人均收入比第二产业低14.5%。第二产业工作强度大、风险性高，相对于第三产业收入水平较高，在调查中也发现从事建筑、制造业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明显高于服务业。
就业地点在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057，表明就业地点对家庭人均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也即就业距离越远，家庭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这主要是由于地域间经济发展差异导致，省市区域经济产业发展水平要明显高于县乡两级，劳动力就业选择多，调查发现劳动力在省市就业的工作机会多，有更好的就业环境和发展前景，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本地就业劳动力。
企业规模在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053，表明企业规模对其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正向作用。根据劳动力生产率理论，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生产效率，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生产效率差异导致劳动力工资差异，企业规模越大，资金实力越雄厚，最先采用新技术，劳动力生产率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
就业培训在1%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174，表明接受就业培训比没有接受就业培家庭人均收入提高17.4%。就业培训往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能够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提升工作效率，增强职业竞争力，从而提升收入水平。
是否签订合同在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169，说明签订合同比没有签订合同农户家庭人均收入高16.9%。一方面，能与劳动力签订就业合同的企业，自身质量较好，管理制度较为规范，提供的工资水平和福利也相应较高；
另一方面，签订合同能增加就业稳定性，保障自身权益，减少克扣、拖欠工资行为。调查结果显示，签订合同劳动力就业时间长，收入水平较高，没有签订合同劳动力以季节性务工为主，就业时间为3~5 个月，收入不稳定。
本研究基于劳动力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就业特征3 个维度，利用和静县280 名劳动力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个人特征方面，劳动力年龄、职业技能、文化程度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影响；
家庭特征方面，就业人数、人均耕地面积、人口抚养比例、家距县城距离有显著影响；
就业特征方面，就业产业、就业地点、就业培训、企业规模和是否签订合同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从个人、家庭、企业、政府4个层面构建劳动力转移就业增收多维路径。第一，个人层面，针对年龄较大、就业稳定性差导致其收入水平低的劳动力，应合理增加公益性岗位数量，促进其稳定就业；
强化基础教育，重视职业教育发展，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第二，家庭层面，应加快土地流转，促进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就业；
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帮扶力度，解决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后顾之忧；
同时积极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其就地就业。第三，企业层面，应加强岗前就业培训，提高生产效率，积极与劳动力签订就业合同，保障其就业权益。第四，政府层面，要加快第二产业发展，结合当地资源与产业优势，因地制宜培育龙头企业，加大劳务输出力度，促进其异地就业，带动劳动力就业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