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自然美学及其当代价值

杜学敏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自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在国内外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逐渐兴盛且热度不减的背景下,作为一个经典美学问题的“自然美”既明显受到了挤压,也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新生,其标志之一就是“自然美学”概念的出现。以双重自然内涵(即自然界或自然物意义上的自然与天然天成本性意义上的自然)的自然美与自然审美[1]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美学实际并非一个当代问题,它同美学学科一样有其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双重现代性思想史背景(1)美学学科本身就是欧洲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的产物。哈贝马斯曾指出:“要是循着概念史来考察‘现代’一词,就会发现,现代首先是在审美批判领域力求明确自己的。”因而,“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在许多地方都涉及现代性的美学话语,或者说,两者在许多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9页、“作者前言”第1页。关于“审美(美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区分及其关系,可参阅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6-17页、第48页;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导言”第11页。。然而,在美学研究领域提起现代性,人们一般会将目光聚焦于与启蒙现代性同时诞生的、关于艺术美的艺术哲学美学,致使同样处于现代性进程中的自然美学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谢林、黑格尔开辟的美学即艺术哲学的美学知识学背景下谈论现代性(不管是启蒙现代性还是审美现代性),自然美与自然审美并非必要的论域,人们更习惯于通过17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中方才正式出现的美的艺术或艺术美问题来展开其讨论。因而,正像在审美发生学研究中存在重视艺术审美而忽视自然审美的偏见[2]、在美学学科内部存在重视艺术哲学或艺术美学而忽视自然美学的偏见一样,在美学现代性研究中也明显存在重视艺术美现代性而忽视自然美现代性的偏见。本文试图阐述自然美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的重要关节点,并借此说明作为美学家族中一员的自然美学的产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性现象,而且具有重要且多维的价值。

自然美或自然审美概念不仅意味着一种实践活动,也意味着一种作为对此自然审美活动予以反思的理论性存在,而此理论性存在就是这里所要阐发的作为现代性学科的自然美学,此自然美学与自然审美现代性结伴前行并成为其存在的理论证明。

首先,自然美学的诞生,通过“自然美”和“美的自然”等概念的正式出现得以证明。尽管中国先秦时期的庄子已经用到类似今天自然美概念的“天地之美”等表述,人们也公认对自然美的发现或独立意义上的自然审美在公元3世纪左右的中国魏晋时期就已经发生,但直至20世纪初之前,中国美学史上并无明确的“自然美”概念。“自然美”概念与“现代性”现象一起作为一个学术问题首先产生于西方文化史和美学史。“自然美”概念在西方究竟最早于何时由何人使用,这里暂无确切答案。可以推测,大约在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所指称的以彼得拉克为代表的“自然美发现”[3]的14世纪,西方人应该已经开始使用到“自然(的)美”或“美的自然”概念。就笔者所见文献而言,法国建筑家布隆代尔(Nicolas-Francois Blondel,1617—1686)的《建筑教程》(Cours d’ Architecture,1675—1698)和被称为“卢梭的先驱”[4]223之一的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费讷隆(Francois Fenelon,1651—1715)的《致法兰西学士院书》(1693)中即提到“自然美”:“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某些人的意见,他们确信存在着一种自然的美”[5];“美不会因属于全人类而贬值,它会更有价值。稀有是自然的缺陷和匮乏。我想要一种自然的美,它不需要靠新颖来惊人,我希望它的优雅永不过时”[4]85。上述两例无疑可作为西方人17世纪自然审美活动理论言说的证明。

更为鲜明地在美学语境下使用“自然美”(natural beauty)概念的大概要数18世纪英国经验派美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的《人性论》(1739—1740)“论美与丑”一节写道:“自然美和道德美(natural and moral beauty)(两者都是骄傲的原因)所共有的因素,只有这种产生快乐的能力。”[6]同“道德美”相提并论的语境使此“自然美”的美学语义显而易见。博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美学代表作《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1757)则云:“我更确信比例(美)的赞成者们把他们人为的观念转嫁给了自然,而不是向自然借用他们在艺术作品中所运用的比例;因为在这一论题的任何讨论中,他们总是尽快地逃离属于植物界与动物界的自然美的广大领域,而用建筑学的人工线条与角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7]由同“艺术作品”形成对举之势的语境看,此“自然美”无疑侧重于指外在自然事物的自然美。博克所谓“植物界与动物界的自然美广大领域”也可通过有学者已指出的当时文化精英所热衷的“无人风景”得以印证:“在18世纪的英国,文化精英们共有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即图绘的,印刷的和实有的‘无人风景’。”[8]所谓“实有的‘无人风景’”显然有别于司空见惯的一些艺术作品中描绘的作为人物背景的自然风景,而是具有了独立意义的自然美景本身;文化精英们对由艺术美中展示的自然美景与大自然实际存在的自然美景所构成的所谓“共同体”的想象,则无疑标志着自然审美在18世纪的英国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代性存在。

据韦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研究,“美的自然”(la belle nature)概念在博克时代的法国新古典主义那里已经得到了提倡且已非常通用，“这一概念是从一种美术理论中抽绎而来”[9]9;提出“美的艺术”(Beaux arts)概念的巴托(Charles Batteau,1713—1780)的《美的艺术化为一条原理》(1746)在阐述摹仿说时运用“美的自然(la belle nature/beautiful nature)”概念,“把摹仿‘美的自然’作为各门艺术的一般原理”[9]21;与巴托同时代的狄德罗(1713—1784)也明确使用过“美的自然”这个概念,他提出“摹仿自然还不够,应当摹仿美的自然”[9]66。由“美的自然”与“美的艺术”术语同时产生这一事实可以推断,作为审美学重要范畴的“自然美”这一概念,首先是在与“艺术美”相对的意义来使用的,而且最迟在18世纪中叶已经非常流行。

其次,自然美学的诞生通过“自然美学”概念得以证明。在“美学之父”鲍姆加登(A.G. Baumgarten,1714—1762)的标志性著作《美学》(Aesthetica,1750)中,“自然美学”(一译“天然美学”)的拉丁文形式“aestheticanatvralis”已经出现,且有专门章节予以讨论。鲍姆加登在全书第1个段落给出美学定义之后,紧跟着的第2段落即指出:“在自然状态中,低级认识能力未经任何方法的训练,只是通过使用而得以发展,这种状态可称为自然美学。如同自然逻辑学一样,自然美学可以分为先天的(指天生的美的禀赋)和后天的自然美学,后者又可以分为理论性的和实用性的。”[10]紧随其后的第3段落又写道:“美学作为艺术理论是自然美学的补充。”[10](2)笔者注意到最新中译将此概念译为“天然美学”,上引文字前面一段被译为:“只通过运用、无需教条学说而被提升的低级认知能力的天然状态,可以被称为天然美学,正如人们在天然逻辑学中的习惯做法一样,它可以被分为一种天生的即一种天生的美的天赋之美学和一种习得的美学,而后者又分为教学的和运用的。”后面一段被译为“作为天然美学之补充而登台亮相的技艺美学”。[德]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加通:《美学(§1—§77)》,贾红雨译,载高建平主编:《外国美学》第28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5页。此后,其《美学》还用大量段落围绕此概念展开阐述。

这里有三点值得阐明:第一,鲍姆加登的“自然”明显侧重于指称人的内在自然,因而其“自然美学”(或者“自然审美”)界说强调的是人使“低级认识能力未经任何方法的训练,只是通过使用而得以发展”的“自然状态”或“天然状态”;第二,就“自然美学”同“作为艺术理论”的“(艺术)美学”关系看,鲍姆加登赋予“自然美学”同“艺术美学”相提并论甚至优先或高于后者的崇高地位(或许是因为自然美学侧重于内在);第三,鲍姆加登整部《美学》建基于其“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而这完善也就是美”,以及关于美学/审美/美的(3)这里之所以将“美学”“审美”和“美”三个术语并列一体,是因为鲍姆加登《美学》对三者的使用虽然存在表述及其具体使用上的差异,但赋予三者的目的性内涵则完全一致,这就是沿袭自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理性主义哲学的“完善”(perfection)说。参阅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93-300页。由此也可看到,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的美学研究中,上述三个概念之所以被经常混同使用,在这位“美学之父”这里可以找到最初始根据。下文的“自然美学/审美/美”表述与此相似。“完善”说。鲍姆加登差不多同样强调“自然美学”及自然审美/自然美的自身内涵的完善意味,及其对于由感性到理性的完善或构建人性的特别价值。

简言之,“美学之父”鲍姆加登的“自然美学”是侧重研究人的内在自然完善的自然美学,它虽然尚未明确涉及人的外在自然及人之外的自然内涵,因而同当代语境中的“自然美学”的内涵有明显不同,但其重要性仍然不可小觑。因为作为理性主义哲学家和美学家的鲍姆加登提出“自然美学”概念,显而易见地存在着一种由知识理性驾驭感性人性从而使之臻于完善的启蒙现代性并美学现代性旨趣。只是鲍姆加登始用的“自然美学”概念并未像他创立的“美学”“审美”概念一样流行。“自然美学”概念被广泛使用,大致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自然美学”的真正诞生,需要概念命名和学科定位,更需要学理性的学科理论建构及在不同阶段的历史演化和发展。换言之,“自然美学”一方面是经由自然美问题史上诸多自然美观念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另一方面也是经由愿意涉足此领域的研究者逻辑性地建构起来的(4)从学术思想史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自然哲学著作而言,更为司空见惯的是“自然哲学”而非“自然美学”的历史与逻辑建构。在此过程中,“自然美学”并未因自然哲学不断被讨论而在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美学内部被人注意到，从而同自然哲学一样被历史与逻辑性地建构起来。相对于自然哲学,虽然在18世纪中叶鲍姆加登已经用到“自然美学”这个概念,但自然美学在美学成为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之后并未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美学分支学科。。

从发生学意义上讲,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实乃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位没有用“自然美”概念的“自然美学家”。“自然”概念是卢梭所有作品的“红线”,“回归自然”则是卢梭最鲜明的思想标识。卢梭启蒙思想中的“自然”,既是卢梭指控人类文明与现代社会的立足点,也是考验、启示、呼唤人类的良师益友,更是和谐完满人性的理想状态、生活原则与终极依据。其中,理想的自然状态意义上的自然是卢梭“自然”概念的核心内涵。卢梭建基于上述“自然”概念的自然美观,既重视崇高也不轻视优美,认为二者均具有有益身心的功效;不仅指向自然物之美的自然美,更深刻地高扬自然本性之美的自然美。卢梭立足于趣味或审美力的自然审美观则强调,“回归自然”既意指回归到大自然、感受大自然之美,也意味着回归到一种自由状态、过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卢梭重视甚至膜拜两种内涵的自然美甚于艺术美,其自然美学以其审美教育理念与审美自由内涵同时表现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特征,在西方美学史上前所未有地彰显了自然审美的解构与建构双重价值,从而代表着现代性自然美学的功能维度。

对自然美学率先予以事实性学科建构的人则是将自然美纳入焦点且给予多维度探究的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康德多次直接使用“自然美”概念,因此成为诸自然美问题及由此形成的自然美学领域的实际创立者。这首先表现在其《判断力批判》(1790)对“自然美”概念五重内涵在美学理论中的全面展开:(1)有别于“自然目的”的自然美,这是康德广义的自然美观念;(2)有别于“依附美”的“自由的自然美”,这是康德自然优美的自然美观念;(3)有别于“自然的优美”的自然美,这是康德“自然的崇高”的自然美观念;(4)有别于“艺术美”的自然美,这是康德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美观念;(5)有别于“自然物之美”的自然美,这是康德“自然天成之美”意义上的自然美观念。排除附属于其批判哲学的个性化用法,康德的上述自然美观念实际也可简化为自然事物之美的自然美与天然天成之美的自然美这两种基本内涵。而且,康德更看重这两种意义上的自然美较之于艺术美的道德人性建构意味,其“美是道德的象征”的著名命题基本是针对自然美与自然的崇高而提出的。康德批判哲学中的自然美之思,同其他美学思想一样原本是要克服其前两大批判的巨大鸿沟,但其审美与目的论双重视域中的“自然美”概念的五重内涵,不仅使自然美概念第一次获得了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而且开启了审美与道德之思在自然问题中的双向互动关系及其现代性论域。康德之所以能成为自然美学事实上的真正创立者,除了自己的问题性指引之外,卢梭以“回归自然”为核心的自然及自然美思想和博克明确提出的“自然美”概念及其美和崇高的分析思想也成为康德自然美学的重要资源背景。尤其是卢梭,如若缺少他包括自然美观念及其功能价值在内的启蒙思想的影响,很难想象会有康德对自然美问题的高度关注及其道德与目的论视域下“自然美”概念内涵的多重论证。

康德之后,按其宏大的理念论哲学体系被动进入自然美论域的是黑格尔(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尽管他在谢林(F.W. von Schelling,1775—1854)艺术哲学建构基础上略显武断地将美学规定为美的艺术的哲学,从而将自然美排除于美学研究对象之外,但在其哲学及艺术哲学美学框架内仍然对自然美给予了既责难又论证的矛盾化处理。黑格尔明确贬低同艺术美相对的、自然事物之美内涵上的自然美,但他也论及并推崇自然天成意义上的自然美。黑格尔艺术哲学视域中的自然美研究,使得自然美同艺术美的关系从此成为一个绕不开的美学问题。从自然美角度而言,正是黑格尔开启了对自然审美本质特征及其有别艺术审美的欣赏模式问题的思考方向。虽然此方向只有到当代环境美学出现之后,才真正成为被追问的对象。

以艺术哲学美学而著称的黑格尔的美学研究,对自然美学产生了颇为不利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虽然不排除极少数学者或美学家仍然时不时会关注自然美问题——比如19世纪中后期北美关注自然问题的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1801—1882)与穆尔(John Muir,1838—1914)和20世纪上半期的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1863—1952)和杜威(John Dewey,1859—1952)讨论过自然美问题[11]4-5,但在20世纪后期以前甚至迄今流行于西方的基本是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体系。正如英国研究者玛丽·玛瑟西尔(Mary Mothersill)的《美的复归》(1984)指出的:“现代美学已逐渐被等同于艺术哲学或艺术批评的理论,……许多熟悉的美学问题现在都已证明它们涉及的是和艺术作品的解释和价值相关的‘关联性问题’。”[12]3因而,“几乎任何一本西方的美学著作都把艺术问题放在首位,即使美学家仍在以美学的名义写书,但所写的往往是一种艺术哲学或近于艺术哲学的东西。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自然美的兴趣已大为降低,对美的形而上学的探讨也已失去往日的热情”[12]1。譬如,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1965年7月载于《美国哲学季刊》第2卷第3期的《美学近况》[13]13-50所列英美两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详细的美学研究文献中找不到一篇题含自然美的自然美专题文章。在此背景之下,即使自然美问题得到讨论,也是为了映衬艺术美。可以说,自然美研究基本处于被艺术研究压制的状态,自然美学整体上被艺术哲学遮蔽了,没有其独立地位。

20世纪中叶,阿多诺(T.W. Adorno,1903—1969)的《美学理论》曾尖锐指出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康德对自然美做过敏锐的分析以后,从谢林的《艺术哲学》开始,由于人类理性的过分膨胀,西方美学就几乎只关心艺术作品,从而中断了对自然美的任何系统研究(5)另外,秉承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只专注艺术问题研究和语言分析,至今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分析美学主潮,实际也充当了自然美问题被“置于理论盲区”或者“掩盖在艺术哲学的阴影当中”的“急先锋”。参见刘悦笛:《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生发语境和哲学贡献》,《世界哲学》2008年第3期。。事实上,即使是重视自然美，在其《美学理论》第四章专门讨论自然美的阿多诺本人,也依旧是在艺术哲学的范围内说这番话的,因为他明确说“对自然美的思考,是构成任何艺术理论不可缺少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4]。自然美学之于艺术哲学或艺术理论的婢女身份一如其旧!因此,虽然从卢卡奇(Georg Lukacs,1885—1971)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中不乏关注自然与自然美问题的理论家,但基本仍然是在以艺术而非更为广泛的审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美学研究中论及自然美的,从而整体并未赋予自然美以独立的自然美学价值。不仅上面提到的有专章“自然美”研究的卢卡奇(《审美特性》第15章)和阿多诺(《美学理论》第4章)是如此,其他如零星却不无新意地关注自然美问题的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马尔库塞(《阻碍革命和反抗》第3章“自然与革命”)，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深刻论及自然问题的霍克海默(《启蒙辩证法》《批判理论》)、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也是如此。

当然,在阿多诺说这番话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情况已经开始有所改变。这就是,在现代工业发展给自然和人带来无可补偿的破坏性与危机、生态与环境问题日益凸现的现代性背景下,以英国赫伯恩(Ronald W. Hepburn,1927—2008)发表在《英国美学杂志》1963年第3期上的《对自然的审美欣赏》[13]365-381一文(6)此文后收入《英国分析哲学》(伦敦: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社,1966年)第285-310页,但题为《当代美学及对自然美的忽视》(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在此文中,赫伯恩既不无遗憾地指出了当代美学忽视自然美的严重倾向及其原因,也深刻地揭示了自然审美欣赏(相对于艺术鉴赏)所具有的鲜明特征与意义。由于此文论及处于环境整体中的自然对于自然审美鉴赏的意义,赫伯恩因此也被视为当代环境美学的先驱性人物。为明显标志,自然美问题复始赢得不少有识之士的极大兴趣[15]。尤其是70年代以降,传统的自然美观念与生态学、环境科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环境美学及生态美学等学科互相影响,一批涉及自然美与自然美学问题的论文专著陆续问世。其中较为活跃的学者有罗尔斯顿(H. Rolston III)、哈格洛夫(E. Hargrove)、卡尔松(A. Carlson)、伯林特(A. Berleant)、巴德(M. Budd)、帕森斯(G. Parsons)和摩尔(R. Moore)等。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1988)和哈格洛夫的《环境伦理学基础》(1989)强调自然本身的审美价值,并以之作为环境伦理学及环境保护运动的本体论论证与理论根据。卡尔松和伯林特是以其环境美学研究而著称于当今西方美学界的两位代表,分别在其《环境美学:阐释性论文集》(1982)、《美学与环境:自然、艺术与建筑的鉴赏》(2000)、《自然与景观》(2008)和《环境美学》(1992)、《生活在景观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1997)等著中,力图建构一种不同于艺术美学传统的关于自然与环境的体验感知模式以及相应体系的环境美学。他们不仅频繁使用自然美学概念,也深入论及有别于艺术审美的自然审美的模式等问题。卡尔松《美学与环境》的第一章标题即“自然美学”(The Aesthetics of Nature),且在此章伊始首先简要回顾了自然美学的历史[11]3-5。以此为基,以巴德的《自然审美欣赏:自然美学论文集》(TheAestheticAppreciationofNature:EssaysontheAestheticsofNature,2002)、帕森斯的《自然美学》(AestheticsandNature,2007)、摩尔的《自然美:超越艺术的美学理论》(NaturalBeauty:ATheoryofAestheticsBeyondtheArts,2007)为代表的自然美学研究显得更加名实名相副,这从把自然审美与自然美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和题目即可见出。尤其是巴德,他在述评传统美学及环境美学家观点的基础上,不仅勾画了自然美学的基本概貌,还明确提出了不同于卡尔松肯定美学模式、伯林特介入美学模式的“自然作为自然”的自然鉴赏模式,表现出建立有别于环境美学的自然美学之决心,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自然美学”获得新生或在新时代正式登场的标志。不过,巴德也跟上述其他关心自然美问题的美学家一样,将“自然美学”跟其他相关美学如环境美学等未作区分(比如,巴德在关于自然美学概述的“Aesthetics of Nature: A Survey”长文中不仅将“自然作为自然的审美鉴赏”,也将“环境形式主义”“介入美学”“肯定美学”等多种模式视为自然美学的构成部分[16]),也忽略了卢梭、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和杜夫海纳等人的自然美观念。

人类关于自然美欣赏或自然审美的最早时间甚至可追溯到史前石器时代,人们对自然美和自然审美的思考也可谓古已有之,但只有在西方14世纪至18世纪的现代性分化进程中,在艺术美、自然美观念同美学学科、自然美学思考几乎同时诞生的启蒙理性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共同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美和自然美学才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现象。正像在此过程中“艺术”与“美”概念两相结合,孕育、诞生了现代的“艺术美”概念一样,“自然”与“美”概念结合而产生了现代的“自然美”概念。事实上,当美学学科在其创立的启蒙时期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性的规划议题之时,自然美就和艺术美等问题一起在第一批现代性思想家的哲学话语中崭露头角。可以说,最初的几乎所有著名启蒙思想家在发表其美学理论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发表过一定的自然美理论。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表达者同时也是现代性美学话语和本文关注的自然美学话语的表达者。

以上主要基于西方美学史来论自然美学的诞生与发展,当然也并非自然美学的全部历史。20世纪以来,汇入西方现代性洪流的中国美学自然美之思,带着自己的问题经历了从外在自然物之美到生态美学的历史嬗变[17]。随着现代性与自然美学术的不断成熟,贯穿于整个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老庄道家美学中的天然天成之美[18],可谓最具更新现代性旧有动力机制的重要资源,在中国当代方兴未艾的生态美学研究中受到高度关注,因而也实质性形成了现代性自然美学的中国维度。

简言之,自然美学的几个重要关节点是:(1)卢梭启蒙自然美观,代表着自然美学现代性的美育功能维度;(2)康德审美—目的论自然美观,代表着自然美学现代性的自由维度;(3)黑格尔艺术哲学自然美论,代表着自然美学现代性的艺术维度;(4)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自然美观,代表着自然美学现代性的根源维度;(5)现象学视域中的自然美论,代表着自然美学现代性的本质与经验维度;(6)环境美学视域中的自然美论,代表着自然美学现代性的鉴赏模式维度;(7)从自然伦理到生态伦理的中国自然美论,代表着自然美学现代性的中国维度。

综上所述,自然美学并非关心此学科的学者们一厢情愿的虚构,它其实就以各具特色的问题向度贯穿于中西美学思想史上卢梭、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思想家和老庄道家、马克思主义、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等美学流派的自然美思考之中。

文艺复兴以降,外在自然与人的内在自然(本性)一直是西方启蒙理性或现代性控制的对象,上述不同思想视域的自然美观念虽整体仍处于此启蒙现代性框架内,却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各具特色地对抗此控制的独特表达,因而具有不同程度的审美现代性特征,同时对有别于其他美学分支学科的自然美学之问题系统具有深刻的构建意义。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寻常同艺术美相提并论甚至有时被收编于艺术美学的自然美研究称之为现代性的自然美学研究。笔者以为,此种现代性自然美学的价值,不只是针对自然美问题本身的,也是针对其他美学问题甚至是美学基本或关键问题的;不只限于美学学科内部的,也是跨学科或涉及整个人类思想的。

第一,现代性自然美学视域的自然美研究对于自然美学本身的意义。长期以来,流行的“自然美”概念似乎只有其表层义涵,即自然事物或自然现象的美,尤其是国内的美学工具书与教科书也几乎均是如此界定“自然美”概念的。但有的美学家早就强调“自然美”并非一个自明的概念(7)朱光潜很早就表达了他对“自然美”概念本身的困惑:“一般人常喜欢说‘自然美’,好像以为自然中已有美,纵使没有人去领略它,美也还是在那里。……其实‘自然美’三个字,从美学观点来看,是自相矛盾的,是‘美’就不‘自然’,只是‘自然’就还没有成为‘美’。……如果你觉得自然美,自然就已经过艺术化,成为你的作品,不复是生糙的自然了。”朱光潜:《谈美》,《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487页。。事实上,由于“自然”与“美”概念各自的复杂性,被人们普遍使用的“自然美”概念的复杂性仍然没有被美学界深入关注。对自然美及其本质等相关问题大有深入追究的必要:人们使用的“自然美”概念究竟有何内涵?作为一种审美与美的类型,“自然美”概念的分类依据何在?自然美的特征何在?自然美何以可能?自然美何以会成为一个美学问题?而且,它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吗?自然美的意义何在?……在此种种追问之途中,有别于其他美学分支学科的自然美学得以彰显并逐渐获得其独立地位,而这正是自然美研究的首要意义。显而易见,美学史上关于自然美的概念、根源、本质、功能等问题的资源可以真正建立起独立且更具涵盖性的自然美学本身。

自然美学是研究双重内涵的自然审美活动及其自然美的美学分支学科,它关注自然事物之美和天然天成本性之美双重内涵。自然美学同环境美学、生态美学及生活美学等有不同程度的密切联系,美学家族也不应只有艺术美学和社会美学,还应当有一般与二者区分并列、在天然天成之美意义甚至可涵盖统摄二者的自然美学。因此,从审美分类学角度而观,研究外在自然事物之美的自然美学同艺术美学、形式美学以及社会美学等相对,而研究内在天然天成之美的自然美学则同优美美学、崇高美学、悲剧美学、喜剧美学等相对。

第二,现代性自然美学视域的自然美研究对于整个美学的意义。通过对自然美两重概念内涵及关系的辨析与梳理,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审美活动的人性显现与人性建构意义。具体而论有以下几点值得提出:

(1)从美学研究的关键问题看,通过“自然美”概念及相关问题的梳理与研究有助于对美的本质问题的理解或解答。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自然美曾经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而自然美之所以难以明断,就在于它可以牵带出美的本质问题。众所周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论争的核心即是所谓美的本质问题,而自然美又被视为是对美的本质问题解答的要害,以至被称为“美学的难题”[19]87、“绊脚石”[20]、“危险三角区”[21]、“阿喀琉斯的脚后跟”[21]及“美学家的试金石”[21]。即便在美的本质问题不再时兴的今天(8)据彭锋研究,继20世纪美学和艺术领域的“美的遗忘”之后,“美的回归”一经批评家希基(Dave Hickey)在1993年提出,遂“在美学界、批评界和艺术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美的问题重新成为美学家、批评家和艺术家谈论的热门话题”。彭锋:《回归:当代美学的11个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章。,只要谈论美是什么的问题,自然美也仍然会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横亘于研究者面前。再如,西方当代环境美学所宣示的“肯定美学”与“介入美学”就是在对自然美研究中提出的。

(2)从美学的研究对象看,对自然美的研究与重视在客观与主观两层面都有一种矫枉纠偏的意义,即对长期以来美学研究对象问题上根深蒂固的“艺术中心论”有可能产生一定的冲击。换言之,对自然美的研究“与整个美学基本理论有关,也就是说,它将促使我们对流行的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体系做出适当的修正和调整”[22]188。此外,对自然美的深入理解,还有助于理解它与艺术美的关系,并进而深入把握艺术美乃至社会美、形式美的本质特点。事实上,尽管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体系“几乎不关心自然美本身,然而,在涉及对艺术经验的分析的关键问题时,它却反复地将我们对艺术品的审美态度与对自然的审美态度作比较”[13]375,而这正说明了自然美问题对于理解、解决艺术美问题的重要意义。

(3)从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看,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现代人文学科的骨干学科,美学的终极意义在于追求与建构人类价值体系,实现人的审美化生存,而借助于自然美这一特定的问题、视角,有助于实现美学的上述意义。例如,通过对自然美两重概念内涵及关系的辨析与梳理,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审美活动的人性显现与人性建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彰显美学作为第一哲学的独特价值。

第三,现代性自然美学视域的自然美问题研究的跨学科意义。一旦在传统的艺术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美学或文艺心理学美学之外进行开拓,加入自然美学等非艺术学美学研究,美学的视野自然就会变得宽广,美学本身也就具有了一种跨学科结构。具体而言,自然美问题的跨学科意义主要体现在自然美学同美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及其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而促成的新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兴起与繁荣上。如生态学、环境学、环境生态学、自然旅游学、自然哲学与美学或自然美学融合而产生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环境生态美学、自然审美哲学、自然旅游美学等。这既可以说明作为美学问题之一的自然美对于其他学科的贡献,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自然美对于美学学科的意义。比如,自然美对于所谓新自然哲学的意义。人们以为存在两种自然哲学:一是所谓旧自然哲学,它把自然作为外在的对象和存在者来认识与把握,这实际是自然科学的作风,严格来说已经属于科学而非哲学;一是所谓新自然哲学,它以思考自然本身为己任,强调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关系,显现自然、敞开自然是其任务,“新的自然哲学可能不再以一个知识门类出现,而是一种广泛的思想运动”[23]372。不难设想,在这样一个广泛而全新的自然哲学的思想运动中,自然美观念无疑会占据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再如,在曾经沉寂多年的美学与环境学、生态学等现代新兴学科的相互促动而产生并兴盛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带动下,自然美一直可谓当前美学研究与发展中的一个学术增长点。

第四,自然美学在“第一哲学”中必然占据着一个无可替代的地位。众所周知,美学是作为同逻辑学、伦理学并列的三大学科之一在哲学内部诞生的。自从美学获得其独立存在之后,就不断有人出于种种原因断言美学是伦理学,也不断有人将美学推举到第一哲学的“至高无上”地位。如果认可当前国际美学是由三足鼎立的自然生态美学、艺术哲学美学与日常生活美学构成的话,那么自然美学就是三足之一。不仅如此,任何美学及哲学都离不开对审美及人的自然性之关注,基于双重自然美内涵的现代性自然美学完全能够担当起使美学真正成为大有可为的伦理学乃至第一哲学的重任或使命,因为侧重内在天然天成本性内涵的自然审美与自然美在众多审美与美中具有根本性的本体论与存在论重大价值。换言之,自然审美与自然美是第一性的,自然美学因此也是第一性的。

第五,现代性自然美学视域中的自然美研究对于推进丰富多样的自然审美文化建设、有效解决现时代文化实践中的各种矛盾等方面有丰富的实践意义和现实功能。例如,自然审美与自然美本身及其研究对于理解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切实意义。的确,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对山水自然、生态环境充满热爱、珍惜、欣赏并敬畏的人会肆意践踏、破坏、污染它。但自然美研究的现实意义还不只限于此。众所周知,正是在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产生了作为人与自然关系哲学表达的种种自然观。而且随着人与自然交往的不断发展升华,又使一种新的自然观成为可能,这就是人的自然审美活动及其自然美观念。毋宁说自然美是人的一种审美自然观。因此,一旦不只在非人工世界的总称内涵上理解自然,而且在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事物的一种本性内涵上理解自然,一旦把自然美不仅理解为外界自然事物在审美活动中发生的美,而且理解为一切虽系人工事物及人类行为但在审美活动中却给人以自然而然的非人工性的美,那么自然美研究的重大现实人生实践意义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说,作为人的一种现实审美类型,更作为人的一种本真存在方式,自然审美与自然美的实践意义即在于我们能将与自然事物照面时所真正把握到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美,自然而然地推及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界、人生社会、艺术世界等各个人生场域。

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1848—1923)曾写道:“人所以追求自然是因为他已经感到他和自然分开了。”[24]116在无数巧夺天工的人工造物爆炸式地充斥我们生活的全球化时代,在人工智能技术一路高歌、突飞猛进的“互联网+”时代,关注自然美的现实意义,正在于对自然事物与自然现象之美的欣赏中,有可能促使我们对人工造物的执著性有所警醒与节制,从而进入到本然本真而自由的存在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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