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丽雯
摘 要：红色出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酝酿、成立、发展壮大到取得全国性政权。红色出版在内容态度、时间跨度、表现形式上都具有丰富的育人元素和重要的育人价值。红色出版研究的微观史学探索成果丰富，也为红色出版育人元素挖掘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从历史细节中挖掘红色出版人、红色出版物和红色出版机构的育人元素，在注重宏大叙事和整体关照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历史细节，培育大学生的政治品格和专业素养。
关键词：
红色出版；
育人元素；
微观史学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立全国性政权的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出版发挥了凝聚力量、团结人心、振作士气、引导舆论的巨大作用。在革命的不同时期，红色出版都因地制宜、因时应势开展形式多样的出版活动，其内容和形式、精神和特质、韬略和智慧都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积累的宝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财富，具有丰富深厚的育人功能，借鉴红色出版史研究方法的扩展，运用微观史学的视角探索红色出版育人元素的挖掘，對于让红色出版故事变得生动、鲜活、立体和丰富具有重要意义。
红色出版育人元素挖掘的价值
红色出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酝酿、成立、发展壮大到取得全国性政权的历程。红色出版在内容态度、时间跨度、表现形式上都具有丰富的育人元素和重要的育人价值。
从内容态度上，红色出版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纲领，红色出版在内容上以宣扬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起点，结合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需求表现出灵活性和多样性；
红色出版的物质载体是印刷品，即红色出版物，有学者将红色出版物表述为，“1949年前出版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或受到中国共产党思想主张影响并传播宣扬这一主张的，在态度上，对党及其领导的事业高度认同和推崇，在内容上，坚持党的主张、拥护党的政策而出版发行的出版物，包括图书、报刊、传单、宣传小册子、壁报等各种形式。”[1]从红色出版物的内涵可知，红色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见证者，与红色出版相关的素材中，蕴含着丰富的党史、国史、革命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从时间跨度上，一般认为红色出版主要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民国时期出版活动的重要内容，它开启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源头，凝聚成一种传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事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2]红色出版与革命事业具有时间上的同一性，同时具有功能上的相互依存性，“一方面，红色出版为革命鼓与呼，起到号角和旗手的作用，是配合武装革命斗争的工具；
另一方面，革命政权为红色出版‘赋权，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提供保障。”[3]由此，红色出版的育人功能和育人元素充分彰显出来。
红色出版在表现形式上也因特殊时期的需要而灵活丰富。民国时期的红色出版大致可以分为两条出版战线，即国统区的红色出版和党的执政区红色出版。国统区的红色出版在夹缝中生存，并随着国共两党的关系变化而充满艰辛和变数，红色出版人始终顽强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纲领，显示出灵活和机智的斗争韬略和出版智慧；
党的执政区域的红色出版，大致分为：苏区出版（1931年—1936年）、抗日根据地出版（1937年—1945年）、解放战争时期出版（1945年—1949年）。红色出版氤氲而成的出版传统，具有丰富深厚的育人元素，“其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出版作风，其紧扣时局、灵活变通的智慧胆识，其思想鲜明、一以贯之的精神理路”[4]以及其对青年学子的潜移默化和感召力，都具有重要的出版价值和时代意义。
红色出版研究中微观史学运用
微观史学是西方史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崛起的一股新史学潮流。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学科引起众多的启发和思考。微观史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但是却具有一些共同的性质，其独特的视角在于深入挖掘史料，以问题为导向，力求从历史细节中寻找重大问题的答案。
近年来，在思想史和中共党史学研究中微观史学的运用日益丰富。有学者认为，微观史学兴起的原因在于，微观史学在史学界提供了与过去宏观史截然不同的方法论；
红色出版研究的革命史范式沿袭已久，急需新的范式来丰富、全面立体地呈现红色出版的发展图景。[5]微观史学视角下红色出版研究扎根于社会史、生活史和文化史的深厚土壤中，彰显出革命史与生活史的互动以及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正如思想史学者王汎森在研究思想史与生活史的关联时所说，“思想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是一种思想方式”，并认为思想由于其可行化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继而产生巨大影响。[6]中共党史研究学者也尝试跳出“宏大叙事”的窠臼，让党史故事更加生动、鲜活、立体和丰富，从而更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微观史学视角下多学科的尝试和研究成果深刻影响着红色出版的研究，为红色出版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从被启蒙者和受教育者的角度评估红色出版的功能和作用，也是红色出版研究开拓微观史学范式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
历史细节中的红色出版育人元素挖掘
微观史学视角下红色出版研究的尝试和成果为红色出版育人元素挖掘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红色出版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而且具有文化属性，红色出版承载着革命、启蒙和教育的社会功能，探讨挖掘“红色出版物”“红色出版人”“红色出版机构”中蕴含的红色出版育人元素，对于实现培养大学生成为具有红色政治品格的时代新人，为出版强国培育出版英才具有重要意义。
1.从历史细节中挖掘红色出版人的育人元素
第一，从微观史学的视角可以深入历史细节探究红色出版人关于出版活动的理念和思考以及选择出版内容的视野和观照。红色出版人的交往生活史从历史细节中呈现出版的自主过程以及隐藏在出版自主发展与革命思想传播相互促进的双重作用，因为“出版活动在策划之初最先考虑的应该是读者的需求，分析读者、了解读者、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才能实现出版的价值。”[7]红色出版人在出版过程中对撰稿人的选择、对稿件内容的撷取在历史细节中能够生动地呈现出来。
第二，通过红色出版人的有关出版活动的生活史故事，还可以清楚地感知出版中知识、文化和政权三者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期间可以触及到出版活动的策划和选择等核心内容。例如：有学者经过考察认为，1942年前的延安组成了一个由理论知识生产者与理论出版物的读者形成的“知识共同体”，这促使延安逐渐成为当时颇有影响力的知识源地。延安成为重要的知识源地与文化界已有大名的理论家奔赴延安息息相关。从20世纪30年代知识制造的大本营上海，到抗战中两个知识生产重镇，延安与重庆，共产党和生活书店共用一批熟练操作流行知识的理论家，他们也构成延安和书店的关系网络。通过讲述红色出版人的生活交往故事，从历史细节中挖掘红色出版人的育人元素，在大学生中弘扬老一辈出版人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生动实践，从而立体地呈现红色出版人的人文情懷和社会担当，深入普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更好引导和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的政治品格和专业素养。
2.从历史细节中挖掘红色出版物的育人元素
红色出版物记录着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其中蕴含着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正如有学者认为红色出版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践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现实中出版的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基本遵循，以红色文化为主要出版内容，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蕴含爱国主义及革命精神的具有政治功能、形式多样的各类出版物。”[8]红色出版物中蕴含着丰富的出版经验和育人元素。
从历史细节中挖掘红色出版物育人元素，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展现红色出版物丰富多彩的生活气息，更能够从心灵上感染学生，从思想上引导学生。例如：红色出版史料中有一些既有价值又有趣味的资料，如接地气的《犁头宣传》《边区群众报》的精彩谜语、延安时期的特别稿费等都既有教育意义又趣味盎然。“走进出版的深处，打捞历史的细节，拾掇宝贵的珍珠”，[9]按照这一路径进行红色出版物育人元素的挖掘，能够提升红色出版物的育人效果。
3.从历史细节中挖掘红色出版机构的育人元素
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挖掘红色出版机构育人元素，能够更清晰地展现出版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出版过程中作为出版人和读者的知识分子与出版机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具体的历史细节中能够厘清他们的交往逻辑，从而更清晰地了解知识版图演变过程。红色出版机构承担着传播党的理论、政策和关于时局认识的功能以及知识引领和政治导向的重要功能。例如：延安时期的生活书店是延安与国统区出版机构关联最多的。“延安和生活书店的牵连，从抗战爆发前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各种线索绵绵延延……战争爆发后，北京、上海和武汉等文化中心的相继陷落，文化界已有大名的理论家奔赴延安，给在知识领域影响力甚微的陕北中共带来了知识生产的资本，延安逐渐成为重要的知识源地。”[10]红色出版机构作为红色出版人和红色出版物结合的重要平台，通过历史细节，深入挖掘红色出版机构的育人元素，有利于发挥红色出版的育人功能。
通过红色出版人落实到具体的红色出版机构和红色出版物，从历史细节中挖掘红色出版育人元素，深入到历史深处，在注重宏大叙事和整体关照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丰富的历史细节，实现在生动的红色出版故事中使学生受到思想的熏陶、心灵的激荡和情感的升华。
本文系北京市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战略课题“‘大思政课格局下红色出版史协同育人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华翔.生活书店红色出版物出版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21.
[2]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507.
[3][7]李光杰.试论中国红色出版史研究的三个维度[J].出版科学，2022，30（3）：117，121.
[4]吴永贵，左军.红色出版的历史考察与启示[N].光明日报，2011-06-14（13）.
[5]李芳馨，范军.见“微”知“著”：红色出版研究的微观史学探索[J].中国出版，2021（13）：25.
[6]王汎森.思想史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4.
[8] 黄蓉蓉，张养志.建党百年视阈下的红色出版物概念考辩[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21（7）：4.
[9] 范军.从历史细节中挖掘百年红色出版资源[J].出版科学，2021，29（5）：22.
[10] 范雪.出版延安的“知识”与“政治”——延安与生活书店的战时交往史[J].文学评论，2016（5）：130-131.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苑聪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