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教育的亲和力与感染力：以革命家书为视角的研究

吴 昱

******曾指出：“党员、干部要经常重温党章，重温自己的入党誓言，重温革命烈士的家书……同先辈先烈、先进典型‘对照’，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命，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1)***：《***重要讲话单行本》(2020年合订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页。围绕初心践行与使命担当的要求，******特别强调“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2)***：《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将“史”与“行”融合统一，最终实现党史教育的“立志”与“笃行”目的。换言之，如何有效地提升党史教育的实效性，通过扎实的史料史事提升党史教育的亲和力与感染力，进而推动党史教育效果的深化，是教育活动中具体实践的要求与挑战，从广义而言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需要长期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在进行党史教育的过程中，革命家书是一种同时具备史料价值和教育意义的重要载体。从史料的角度来说，由于书信出自当事人之手，其书写对象为具体的个人、家庭或机构，其内容涉及个人的境遇、心情、旨趣、评价等等，往往是当事人时下最为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故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反映和透露历史的真相。程章灿认为书信的史料价值是“寥寥数行，便抵得千言万语”(3)程章灿：《尺牍书疏历史面目——新世纪以来书札文献整理出版的状况与检讨》，《兰州学刊》2016年第11期。。王成军认为：“书信在立传时的首要作用是其史料价值，书信与日记一样，都具有叙述者因叙述内容的非公开性而率性直言的优长，也就是说，书信是了解传主特定时空中真实生活信息，尤其是揭示传主某一特殊行为背后隐秘心理的最佳资料。从写作的时间性来看，书信有时比日记还要可靠，因为日记叙述者会有事后的修饰，而书信则大多寄给他者保存，传主无法修改了。”(4)王成军：《论书信在传记文学中的作用及其运用策略》，《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书信的本质是为了私下的交流，重视情感的传递与信息的交换，是写信人思想的直接表达，具有一定的私有性与隐秘性。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与政治环境中，其私有性与隐秘性会被有意削弱，则其保存的历史面目便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如鲁迅在《两地书》序言中就曾明确指出：“常听得有人说，书信是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的文章，但我也并不，我无论给谁写信，最初，总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即在这一本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但自然，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5)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这在革命家书的书写与收集中往往更为明显，革命者既需要注重书信的传递方式，更必须留意书信内容的表达，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顺利递送相关的信件内容。

目前，已有相关研究对书信的史料功能、革命家书的运用进行分析与思考。齐世荣认为：“在私人信函中，写信人所谈自己的境遇、思想、心情以及对人对事的看法，往往是在公开的文字中看不到的。”他特别结合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的私人信函，剖析在信件背后的政治纠结与学术分歧(6)齐世荣：《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杨洋指出，“红色书信不仅是革命者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也是鲜活、生动的正规史料”，可以有效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与吸引力(7)杨洋：《红色书信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的运用探析》，《社会科学动态》2020年第10期。。围绕党史教育的现实性与重要意义，在教育过程中深入运用革命家书进行感染影响，是提升党史教育有效性的重要方法与途径。

有关革命家书的整理与出版，笔者目力所及较早的系统作品，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79年底所编《革命烈士书信》，其后于1982年出版了《革命烈士书信续编》并多次重版；
2016年、2018年党建读物出版社都有以《红色家书》为名，编纂革命烈士的书信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家书博物馆及家书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主任张丁编著了《图说红色家书》，收入了自1926年至2002年富有代表性的家书及图片。相关省市与机构也组织编纂各具特点的革命家书集，如山西省出版了《山西革命烈士家书》、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出版的《雨花英烈史料》丛书中，专列《雨花英烈家书》一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如董必武、谢觉哉，也由其后人收集整理出版了家书专集(8)董必武著、董绍壬编选：《董必武家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谢飞编选：《谢觉哉家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需留意的是，董必武与谢觉哉留下的家庭书信，由于早年革命活动未能有效保存相关史料，其留存的书信相对时间较后，侧重于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时间段。。另外还有大量零散的家书史料散落民间，需要进一步系统收集、整理和深入研究(9)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现收藏家书5万余件，并常年向社会征集相关材料，对家书、特别是革命年代的家书保存、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陈寅恪曾在致友人的信件中指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10)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附录，原刊《国学季刊》五卷三号(1935年)，第45—60页。关于这一观点的具体研究，参见桑兵：《解释一词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收入所著《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8—313页。侯旭东认为，这一观点“提示了一种由字/词观察历史的途径”，“开展结合一般使用者、使用场合的关键字词研究，不止是关心演变，亦分析延续，循字见人，由词观史，有望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条可能进路”(11)侯旭东：《字词观史——从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说起》，《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实则从陈寅恪的观点延展，亦可见历史学细微见著、由点至面的有机发展。以革命家书的研究为例，不仅从家书文本上深入体会革命者的初心追求与坚定信仰，而革命家书的获取与保存，本身就是革命进程中可歌可泣的一部分。在运用革命家书进行党史教育时，由家书史料的保存去探究革命史的进程与发展，本身就是党史教育的重要素材与信仰体现。

革命家书的保存与收集，很大程度依赖能否在紧张和恶劣的斗争环境下，将烈士的遗书及时进行保存。从已有的革命家书保存方式来看，大抵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在狱中对革命事业进行经验总结和信仰表露，通过监狱中的斗争与游说，由监狱内的人员觅法将其送出，交地下党组织或通过相关人士转交。如恽代英的家书，是其被捕后打报告给党组织，用暗语报告自己的被捕经过及口供，请求组织按此口供设法营救，但后因被叛徒出卖而暴露身份，最终被国民党杀害(12)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革命烈士书信》(汇编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页。。陈振先烈士的两份遗信，是在狱中写在草纸上，请一位被他争取过来的看守人员送交其母亲收藏，后交党组织(13)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革命烈士书信》(汇编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页。。而***在被捕后，利用敌人让其写“自传”的机会，在狱中写就包括《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在内的十多篇文稿，其中三篇是给党组织的密信。其坚定的革命信仰、不屈的革命意志、高尚的情操和人格魅力，甚至感染了狱中的看守人员和“落难”的国民党高官，最终由他们帮忙将这批文稿传出。《给党中央的信》，经鲁迅送达上海地下党组织。《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稿，在监狱文书高家骏的协助下，被送给上海地下党组织(14)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红色家书——革命烈士书信选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24页。。

二是在临刑前匆忙写就，利用各种方式藏匿送出，最终被发现和留存。如钟士申给哥哥的遗书是在狱中写的，牺牲后家属在烈士的内衣中发现，上面浸满了鲜血。他的家属含泪将遗书收藏在屋檐下的墙缝里，新中国成立后送交党组织(15)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革命烈士书信》(汇编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蒋径开烈士在狱中写给爱人的遗书，写好后藏在棉袄里，由爱人给他送衣服时带出(16)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革命烈士书信》(汇编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96页。。宣灏烈士的遗书，秘密钉在白公馆地板下面，由另一个同志侥幸脱险后取出来的(17)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革命烈士书信》(汇编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187页。。蒋径开烈士在被捕入狱后，于1935年3月18日写下遗书，藏在棉袄衣角夹层里。后由蒋径开的妻子张子乡在拆换棉袄时才发现了遗书的存在(18)恽代英等著：《红色家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62页。。江诗咏烈士被捕后，敌人想用严刑逼他写忏悔书，他却利用敌人送来的笔纸，暗暗给父母和哥哥分别写下一封遗书。在江诗咏牺牲之后，家属为其收殓时，他的母亲从他的腰带中发现了两封家书(19)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红色家书——革命烈士书信选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96页。。这种形式，是留存至今的革命家书较为常见的方式，革命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方设法留下的片言只语，恰恰是当时心路最真实的记录。

三是以其他方式留存革命志向与临别信息，以独特方式激励革命同伴继续努力。如大别山的红军身处在白色恐怖之中，经常吃、住在山缝、石洞里，吴焕先烈士便在大别山的山洞口用粉笔写下一首诗：“深山密林是我房，沙滩石板是我床，尽管敌人逞凶狂，坚决斗争不投降。赤胆忠心为工农，气壮山河志不移，何惧今日艰难苦，坚持斗争定胜利。”表达了自己继续革命、不畏困苦的坚强革命意志(20)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革命烈士书信》(汇编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261—262页。。尽管烈士并无直接的家书存世，却以另种方式留下了激励后人坚持斗争的信念。而1931年初，陈毅安烈士的妻子**强突然接到丈夫的来信，拆开发现是两张白纸，不禁失声痛哭。原来，陈毅安之前和她相约：出战前他会把一封没有写字的信交给战友，如果他牺牲了，就由他战友把这样的信寄给她(21)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红色家书——革命烈士书信选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154页。。这种无声的精神传承，以另一种方式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初心选择与不懈坚持。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革命家书统计来看，革命烈士在牺牲时普遍比较年轻，35岁以下的革命者占大多数。从已版的革命书信中所辑录的资料来看，烈士们在牺牲时的平均年龄为31.8岁，其中年纪最大的60岁(杨杰，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在准备北上参加新中国建设时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年纪最小是年仅15岁的游击队决死队队员朱振汉(1949年在太湖乡战斗牺牲)。在这些现存的书信中，大部分的革命烈士都受过教育，这也使得他们的革命视野、理论储备与信仰追求超越了大多数同龄人，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旧留下家书友札，鼓励后来者继续奋斗。

现存革命家书的不少烈士，多为战斗在基层、直接与群众相联系的革命者，他们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成长，在枪林弹雨中磨练，即使不幸被捕或牺牲，亦无悔选择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奋斗。虽然不少家书篇幅不长，而且许多是在斗争过程中、尤其是惨遭严刑拷打之后匆匆写就。但在片言只语之间，留下的是对革命的忠诚、对战友的勉励和对未来的信心，后来者也在其间，深受革命理想信念的教育与鼓舞。

从目前留存的革命家书来看，其类型大抵可划分为三种：一是在刑场就义前的匆匆书就，二是在平时的谆谆教诲，三是以明信片、照片等为载体的片言只语。囿于写作时的环境、工具与传递方式的限制，革命者的家书往往只能集中于自身的价值传递与后事交代，更可在有限的字数中感知其革命追求与信仰初心。目前已出版的革命家书，大概可归结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警醒自己和家人走上革命道路的初心与信仰不能忘却。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高潮中，不少有志青年在基层组建农会、组织工运，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吴宪猷在1927年写给弟弟的信中，就明确指导他：“你在县里，总要努力的学习革命工作的经验和理论。我们工作，必先要有理论，但须要在革命工作中求得。你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一切均要涤除尽净，方可成一真正的无产阶级者。我们要牺牲自己的利益，为无产积极利益而牺牲、而奋斗。我们时时要莫忘掉了为党服务，无条件的为党服务，接受党的指挥和命令，这是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所应持的态度。”(22)恽代英等著：《红色家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50—51页。贺锦斋于1928年9月7日写给弟弟的信中也殷殷教诲：“我承党殷勤的培养，常哥(指贺龙)多年的教育以至今日。我决心向培养者教育者贡献全部力量，虽赴汤蹈火而不辞，刀锯鼎镬而不惧。前途怎样，不能预知，总之死不足惜也。”(23)贺敬斋于1928年9月在战斗中牺牲，时年32岁。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革命烈士书信》(汇编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2页。

第二，在为信仰而牺牲的前夕表露心迹，坚信共产主义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在遭遇“四·一二”政变后、大量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遭逮捕乃至于被杀害的生死关头，许多共产党员不畏牺牲，留下了他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忠诚担当。1927年6月26日，黄竞西烈士在狱中致信妻子，阐明自己牺牲的意义：“我终觉得死于今比死于昔使人们可觉悟中国是需要继续革命的。”其在致岳舅的信中更是明言：“我为党牺牲，有无上光荣，你们不要为我悲伤。只要念我身后萧条是真为党奋斗的。”(24)恽代英等著：《红色家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8—40页。王器民于1927年6月28日临刑前，在江门监狱写信给妻子高慧根言道：“革命分子如无肯牺牲，革命是没有成功的日子。我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牺牲，我的革命目的达到了。”(25)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红色家书——革命烈士书信选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13—14页。曾写下“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夏明翰烈士，1928年3月20日在武汉牺牲前致信其大姐表明心迹：“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26)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红色家书——革命烈士书信选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189页。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1928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刘愿庵。1930年5月5日，刘愿庵在开会时被叛徒出卖，其与省委秘书长邹敬贤、省委宣传部长陈攸生同时被捕，次日他在狱中写下致妻子的遗书，5月7日三位同志在重庆市内巴县衙门口英勇就义。刘愿庵在遗书中没有过多的顾影自怜，而是坚定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胜利：“我现在是准备踏着我们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一切的努力贡献给了我们的阶级，贡献给了我们的党，我个人的责任算是尽了。”即使身陷囹圄、备受折磨，依然不屈不挠、不畏牺牲：“我今日审了一堂，我勇敢的说话，算是没有丧失一个布尔希(什)维主义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很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一线曙光，我们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虽然即将走向刑场，但他最期盼的，是爱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在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上做“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27)恽代英等著：《红色家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0—24页。。这一份忠诚与担当，正是1935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的***在狱中写下《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所明言的：“我们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毫无所怨，更无所惧，只有两件事，使我们不能释怀：作过某些错误，但经党指出，莫不立刻纠正，我们始终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竭诚的信仰者……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必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全部成功！”(28)***这篇文章，于1935年12月在《救国时报》上刊发。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红色家书——革命烈士书信选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25页。

第三，以自身的思想觉悟，引领家人观念及信仰的转变和树立。革命不是一人一时之事，而是以先行的觉悟典范，转变周遭亲朋好友的政治观念、并由此将革命的信仰觉悟如星星之火般点燃及传播。这种努力，往往从游说父母改变对革命的态度开始。1922年正在比利时留学的聂荣臻致信父母，表露自己“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的志向：“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绝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29)本书编写组编：《红色家书》，党建读物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而俞秀松在1923年1月10日写给父母的信中就明言：“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我不能不首先打倒劳苦群众的仇敌——其实是全中国人的仇敌——便是军阀”，所以他振臂高呼“我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军扫除这般祸国殃民的国妖！”(30)恽代英等著：《红色家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72—73页。即使被捕获救，依然不失初心、坚持革命的革命者们，在面对父母、家人的质疑时坦诚明言与工人、与穷苦大众站在一起的立场。正如李临光在1927年第一次被捕获救后留给母亲的信中写道：“私心自测，人类解放不成，何以家为。我们这次出走后，将重新过我们革命者清苦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不十分安逸，但在精神上却十二万分的快乐。在革命队伍中，我们虽吃粗菜淡饭，但我们觉得这比家中的山珍海味好多吃得多。我们离家后虽得不到你的爱抚，但可以得到千千万万工人们的爱抚与照顾。”(31)恽代英等著：《红色家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36页。

除了尽力劝说长辈接受革命观念外，革命者们还努力引领年轻亲属走上奋斗道路、赓续革命斗争。高文华于1926年写给妹妹的信中便指出：“我们做人不能只管叫自己做一个好人，还要叫个个人变做好人。你若明白解放妇女的意思的，你就知道不明白的要我们明白的人来解放他，就是提醒他。况且我们妇女受压迫决不是一个人的事体，是很多人的事。一个人觉悟了是没有用的，一个人有什么力量来解放自己呢？因此一定要团结起来组织成功团体，于是便发生力量了，我们便可借这力量来推倒一切恶势力，解放自己。这种推倒恶势力的方法，唯一只有宣传革命。”(32)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编：《雨花英烈家书》，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4—35页。冷少农在1931年写给儿子的信中，教导他要珍惜家庭条件的优越，同时要将这份责任落实于服务社会和贫苦大众：“时代的车轮不息的旋转，你生在中产的家庭，得饱食暖衣的读书写字，这种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希望你好好的努力，以期无负于家庭，无负于社会。同时你要时常留心到远的或近的人们，有许多是没有法子读书写字，有些更是没有法解决衣食。你就要想到你读书写字的目的，是要为这一批人求一个适当的解决……一个人除解决自身的问题而外，还须顾及到社会人类，而且个人问题须在解决社会人类整个的问题中去求解决。”(33)恽代英等著：《红色家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57页。这份为国担当的勇气与责任，就如同赵一曼在临刑前留给儿子的信中简朴的语言：“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34)恽代英等著：《红色家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14页。

******在党史教育学习动员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他强调：“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35)***：《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在革命烈士的家信遗书中，无不饱含革命者责无旁贷的使命意识和视死如归的革命担当，是我们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是我们继续前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动力。

文本如何转化为思想的力量，文字如何产生教育的效果，关键在于材料与被教育者之间能否产生“共情”的呼应。换言之，在“共情”的要求下，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提升教育过程中的亲和力、感染力程度和效果，要善于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突出“人”的情感因素，方能真正达到“入脑入心”的目的。从这个目的出发，充分发挥和运用与革命者日常相关的资料进行党史教育，特别是私密性较强、与亲属直接情感相连的革命家书，便成为党史教育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材料。有效运用以革命家书为代表的相关党史材料，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延伸，是党史教育中值得深入探讨的内容。

党史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千万普通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理论的感召下、在“打破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目标激励下不懈努力奋斗的历史。正如******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获得“七一勋章”的29位党员“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36)***：《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6月30日。。在留存家书材料的革命烈士中，有如杨靖宇、***、夏明翰等人民耳熟能详的烈士，但更多的是如邓雅声、何秉彝、钟志申、陈觉、朱振汉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党员。这充分说明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是广大普通党员在中华大地默默耕耘和奉献的结果。而在党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中深入挖掘和广泛运用普通党员的事迹材料，能在感情层面更为凸显教育的亲和力，更能树立起榜样学习的有效性与长效性，在理想信仰层面提升引导效应与示范意义。

党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要打动人心、影响深远，重点要落在真情感染、实情体验。******曾回忆为什么对焦裕禄的事迹一往情深，“就是因为我在上初中一年级时，当时宣传焦裕禄的事迹，我的政治课老师在讲述焦裕禄的事迹时数度哽咽，一度讲不下去了，捂着眼睛抽泣，特别是讲到焦裕禄肝癌最严重时把藤椅给顶破了，我听了很受震撼”。所以******强调：“真信才有真情，真情才能感染人。”(37)***：《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求是》2020年第17期。革命家书作为党史教育的重要材料，其字里行间首先流露的，是革命烈士对革命信仰的忠诚、对中国革命前景的坚信不渝和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如缪忠在其遗书中写道，参加革命“实系是负有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谋幸福及利益之责”，虽然即将为革命而牺牲，“而其党未亡，尚望幼子成人，毋入异党。翻身有期，热血继起，愿子子孙孙尽忠职守，勿忘此嘱”(38)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革命烈士书信》(汇编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215页。。陈三元于1928年九月初七被捕后，在写给母亲的遗书中依然不惧危难、立场坚定：“男不幸惨遭毒手，但是革命的人，不畏死，是男久禀党训的。男之死，是为革命而死，是为被压迫民众奋斗、(争取)自由生活而死，死又何恨？！”(39)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革命烈士书信》(汇编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219页。这些烈士的共同心声，正是***于1935年4月在狱中给全党同志的信中所言：“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你们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我能丢弃一切，惟革命事业，却耿耿于怀，不能丢却！”(40)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革命烈士书信》(汇编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84—85页。在这些真情实感的感染与号召下，才能唤起教育对象的“共情”，才能产生身临其境的真情实感和志向追求，才能触发个人思想中不畏艰巨、勇于奉献的精神，才能巩固一心为公、践行为民的信仰追求。

在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中，同样要深入挖掘和传播以革命家书为代表的、富有亲和力和感染力的教育材料。刘亚猛在其研究意识形态表达和政治修辞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说服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交换(transaction)。修辞者就尽可能多的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与对方‘求同’，为的是换取对方在某一有分歧的关键问题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异’(注意，不是‘存异’)，或者说争取对方在那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认同于自己所持的观点。对受众的‘调适’或‘顺应’从根本上说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一种策略手段。”但与此同时他也留意到，“修辞者并不总是通过取悦、调适、顺应、认同来影响并说动受众，以完成上面提到的修辞的根本任务。他往往还通过对受众施加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来促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态度或观点”(41)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2—113页。。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如何讲、讲什么、如何提升讲述效果，其中实现路径之一，便在以实实在在、平易近人又感人肺腑的材料，以“润物细无声”的亲和方式感染人、教育人，同时也有力塑造中国共产党作为“两个先锋队”的坚实形象。以革命家书为切入点，可以为党史教育的深入开展、更全面地理解“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42)***：《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作出更为全面深入的传播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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