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对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教育而开的课。党的各级组织，通过党课定期向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党性、党纪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党课是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必修课，是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的重要方面，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辛亥革命党课讲稿4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辛亥革命党课讲稿4篇
第1篇: 辛亥革命党课讲稿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
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
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
第2篇: 辛亥革命党课讲稿
辛亥革命的失败，也有深刻的原因：封建主义在军事实力、政治经验及社会基础等方面，都大大超过革命派，这是其失败的客观原因；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则是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其具体表现是： 1.革命党人没有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同盟会反满、反君主政体，却放过了主要敌人，因此在清帝退位后，就失去前进的目标。他们不敢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结果革命却被外国资本主义所绞杀。他们只关注建立“共和”政权，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结果让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 2.革命派没有形成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同盟会，从成立时起，思想上就缺乏统一信仰，组织上也不够巩固。这样的政党，不可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3.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他们利用会党、新军，却不发动广大农民，在革命的高潮时期，甚至镇压农民的反封建斗争。 4.革命党人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以推翻旧政府，保卫新政权。他们依靠的是清军士兵和民间秘密反清会党。武昌起义后，各地建立的民军，大部分是由原来的旧军和会党改编而成，领导权也掌握在立宪派和旧官僚手里。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上述弱点，是其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列强的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束缚，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反对封建的革命要求，但他们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异常软弱。他们幻想不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获得民族独立，不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而建立民主政治，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必然失败的命运。
正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以上弱点和错误，辛亥革命注定不能成功。这也说明，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虽然满清覆灭，但同样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旧官僚也同样可以相互勾结，轻易扼杀革命。所以，“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摘要：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不仅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使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走向灭亡，与此同时，民主共和的观点开始深入人心，社会风俗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然而，这次革命却在三个月后以失败告终。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分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阐述这次革命的历史教训。
关键词：辛亥革命 资产阶级 失败
自鸦片战争之后，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便开始陷入内忧外患中，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了中国的每一寸国土，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与此同时，民间的起义力量此起彼伏，先有太平天国，后有辛亥革命，而后者成功地结束了清朝统治，为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然而，仅仅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三个月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极其领导的北洋军便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在政治上，他恢复帝制；在经济上，他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利益；在文化上，他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潮。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的“独立、民主、共和”一去不复返，辛亥革命宣告失败。
究其失败的原因，从主观方面来说，第一，革命纲领具有模糊性，最终导致革命主体的复杂性。以同盟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甚至幻想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见《告各友邦书》）。同时，他们将所有矛头直指满清王朝，而忽略了力量同样强大的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使他们也混入革命阵营。如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竟然推举反对革命黎元洪出任都督，这无异于养虎为患。阳夏之役后，革命党人与黎元洪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逐渐颠倒，后来，黎元洪窃取实权。最终，大权被袁世凯收揽。
其二，此次革命在后期脱离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农民群众。马克思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恰恰忽略了这一点。正如周锡瑞教授所言：“赋予辛亥革命以生命力的思想观念，曾经认为，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政府，20世纪中国的一切弊端痼疾就可以迅速治疗矫正。这种信念曾创造了对于革命几乎是普遍的支持。而在1912-1913年的过程中，对于反满革命和共和政府那种魔术般灵验的信念，开始淡薄起来了。对于农民，革命除了带来一个绅士和官僚更紧密联合、以维护上流阶级利益的新政权外，其余一无所有。”①
其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从革命政党内部来说，成分复杂、派系繁多、矛盾尖锐。如阳夏之役后，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革命中心有东移之势，此后，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在沪宁一带展开。而这使得一些自居“首义之功”的湖北党人大为不满，孙武等人甚至从此屈从黎元洪。而上海方面光复会的章太炎等人早与同盟会交恶，所以也对黎元洪大加赞助。而这两个集团却忽略了共同的敌人——袁世凯。此后，袁世凯得以安全地在一旁坐收渔翁之利。
正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以上弱点和错误，辛亥革命注定不能成功。这也说明，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虽然满清覆灭，但同样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旧官僚也同样可以相互勾结，轻易扼杀革命。所以，“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②
［学生论文］
由鲁迅文章看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民主主义思想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为以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道路。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失败了。鲁迅先生作为作为一代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他用那职业文学家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和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状况，有关文章节选在高中语文课本上的有《药》、《祝福》、《阿Q正传》等，同学们非常熟悉。我们不妨站在历史的角度，分析一下这些文章，从中总结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首先，由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原意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也不能彻底地摧毁封建势力，从而使一部分人投机革命，从内部破坏革命。
如在《祝福》中，首先写祝福的情景，最后总结性地写到“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亦如此。”这段话显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并未发生什么新的变化：阶级关系照旧，风俗习惯依旧，人们的思想意识陈旧。一句话，封建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对农村的统治依旧。再如《阿Q正传》中《不准革命》部分开头就这样写道：“未庄人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但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人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一段内容，淋漓尽致地说明了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地摧毁封建势力，许多人摇身一变，由封建官僚变成了革命的有功之臣。类似的还有，如《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他是地主钱太爷的大儿子，因为留学东洋，回来之后，脑后装起假辫子，手里拿着“哭丧棒”，人们便视他为“假洋鬼子”，一个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混血儿。他依仗着地主阶级的权势和买办阶级的本领，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当辛亥革命的浪潮波及未庄时，他觉得有机可乘，立即见风使舵，投机革命，居然成了未庄第一号“革命人物”。他与“素不相能”的赵秀才沆瀣一气，结成反动联盟，打着“咸与维新”的旗号，到静修庵去打碎了“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随着抢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便算完成了“革命”的大业，俨然成了真正的革命党。后来，又到城里拉关系买来自由党的银桃子（徽章）。于是撒谎吹牛，甚至厚颜无耻地与黎元洪称兄道弟，以“革命元老”自居，借此抬高自己，篡夺革命权利。这些事例，一再暴露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许多人投机革命，由封建的官僚变成了革命的“有功”之臣。这些人混进革命党内部，从内部破坏革命，出卖革命，这注定了革命失败的命运。
其次，资产阶级由于其软弱性和妥协性，始终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斗争，使自己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同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这是革命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一点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也有很多体现。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描写了阿Q这样一个典型的农村人物。他生活在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等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所统治的未庄，生活极为贫苦。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毒害，他因袭着许多封建思想意识，以为“革命党就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深恶痛绝”。在未庄，他经常处于屈辱和失败当中，由于他阶级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低下，由于他对地主阶级和那个黑暗社会的痛恨，所以他有自发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抗争改变自己的现状。例如在辛亥革命波及未庄以后，他凭直觉意识到这一场革命对他这样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是有利的，不禁心向往之。于是决定“投降”革命党，勇敢地喊出“造反”的口号，他对革命的解释：第一是报私仇，第二是拿东西。阿Q的这种革命观，反映了他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反映了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的许多合理的要求，说明他是真心实意地欢迎革命向往革命的。但是，由于他对革命一无所知，由于他所受封建思想毒害极深，所以他的革命要求中夹杂着许多落后的意识和营私利已的思想，甚至达到敌我不分的严重地步，竟然投靠假洋鬼子去寻求参加革命党的阶梯。
阿Q参加革命的的全部过程，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同农民的关系：革命不关心农民，农民不理解革命。像阿Q这样的农民虽有自发革命的要求，也只能以这种自私落后的思想投机革命，这可以看出革命严重脱离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革命之前所造的舆论（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及共和国思想），农民阶级仍是一无所知。因此，在以后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得不到农民阶级的支持，革命的果实被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保存自己实力的地主阶级所窃取。
《药》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夏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明确认识，对革命矢志不渝、毫不动摇。但他的革命主张不为群众所理解；他的革命行动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他的牺牲也没有赢得群众的同情。他讲革命道理人们感到气愤；他挨牢头毒打，人们幸灾乐祸；他说“阿义可怜”，人们说他“疯了”；他被封建王朝杀害，人们“潮一般地”去看热闹；甚至他母亲对他的英勇献身，也不以为荣，反而感到“羞愧”。更可悲的是他为革命所喷洒的热血，竟成了贫农华老栓儿子治病的“良药”。夏瑜的死是悲凉的、寂寞的，从他身上不难看出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的弱点，没有唤起民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鲁迅先生以“药”为主题，具有深刻的含义：愚昧的群众享有的革命者的鲜血，不是医治痛苦的良药；资产阶级脱离群众的革命，不是疗救中国社会的良药。要医疗群众的痛苦，疗救中国社会，必须启发群众觉悟，动员群众起来革命，才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剂良药。
总之，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很不彻底的革命，其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彻底地推翻帝国主义，更不愿更不可能彻底地推翻封建势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不但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革命政权，而且没有根本打碎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也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虽然在他们的纲领中也曾经提出过“平均地权”的主张，但却没有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也不敢以解决土地问题的手段，去唤起民众，组织和吸收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来参加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农村依然如故，封建势力不仅没有受到打击，反而利用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纷纷投机革命，抢夺和把持了各级政权，反过来镇压和屠杀革命者。这必然导致革命的失败
第3篇: 辛亥革命党课讲稿
辛亥革命时期镇江籍革命党人悲剧命运的思考
作者：陶耘
来源：《文教资料》2018年第22期
摘 要： 辛亥革命时期，以赵声为代表的镇江籍革命党人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这一群体成员或英年早逝，或惨遭杀害，或淡出政坛、躬耕乡里。从这一群体的悲剧命运不难看出，革命派内部的分化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 辛亥革命 镇江籍革命党人 悲剧命运
辛亥革命时期在黄花岗起义、光复镇江、攻克南京的战斗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以赵声为代表的镇江籍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之后或英年早逝，或惨遭杀害，或淡出政坛、躬耕乡里，这样的悲剧命运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
一、赵声兄弟英年早逝
首先，作为黄花岗起义的总指挥，这一群体之中最杰出的代表赵声于1911年5月18日在香港病逝，年仅31岁，令人扼腕叹息。当年与之并肩作战的战友黄兴、胡汉民不禁发出“不获杀国仇而死，乃死于无常之剧痛”[1]的感叹。赵声去世后，赵声之弟赵念伯曾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并与其弟赵光跟随陈炯明的粤军入闽作战，因赵光与闽南靖国军司令宋渊源意见不合，陈炯明命念伯去安溪调停，忽染喉疾，后病逝于赵光行营。戎马一生的赵念伯没有牺牲于沙场，却殒命于不引人重视的小病，无论个中是否另有原因，年仅33岁的赵念伯与其兄赵声同样的悲剧命运不得不让人叹息命运捉人（后赵光也于1929年病逝于镇江，终年三十九岁）。
如果说赵声兄弟的英年早逝让人感叹命运无常的话，那么陶骏保被诱杀于沪军都督府，铸成辛亥革命中的一大冤案，则更令人扼腕叹息。
二、陶骏保惨遭杀害
陶骏保是镇江富商之子，从军自任管带始直至标统、正参谋兼宪兵司令，并任江苏陆军小学总办（即校长）。虽官高禄厚，却矢志救国，光绪二十二年（1906年），与其兄陶逊一同加入同盟会，曾经引导不少新军投身革命。陶骏保在福建武备学堂任教时，和林述庆有师生之谊。后林任镇军都督，即邀陶任镇军参谋长。陶曾是徐绍桢旧属，徐绍桢为调节和林述庆的关系，邀陶任联军参谋长，陶骏保在徐绍桢和林述庆之间曾做过一些协调工作，但明显站在林述庆一边，他曾尽力协助林述庆并积极参加反对徐绍桢的活动，这是陶骏保被杀害的主要原因。徐绍桢“历在各省统兵，手创新军第九镇”[2]。对排满革命有一定的同情，是个比较开明的官僚，但他优柔寡断。林述庆原是徐绍桢的部属，而且是徐培养提拔的，但是在江浙联军组建前，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已相当尖锐。武昌起义后，林述庆曾奔走于沪宁间联系光复事宜，徐绍桢在转向革命过程中的迟疑不决使林述庆非常反感。徐绍桢与林述庆的矛盾和斗争，随着攻宁战役的准备和进展而有所激化，并且更加明朗。徐绍桢出任联军总司令，林不以为然。经柏文蔚劝说：“恐失上海诸君感情，谓当隐忍。”[3]联军司令部在镇江召开过几次军事会议，研究攻宁方略，当议定各军任务时，林述庆与徐绍桢在每次军事会议上经常意见冲突，林述庆公开表示：“江苏都督只要不是徐绍桢，我都同意。”[4]由此可见成见之深。徐和林的矛盾后来发展到势不两立，陶骏保支持林述庆反对徐绍桢的态度很鲜明，特别是林通电要求另举联军总司令时，陶自告奋勇迎接程德全，并署名致电武昌，明确表示要徐绍桢下台，连当副职也不可，这就使徐对他恨之入骨，并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陶对其介入徐和林矛盾中的危险处境是有所察觉的，他在抵达上海时曾对其兄陶逊说：“南京光复，徐、林幸未决裂，我自己从龙潭虎穴中出，可差告无罪”云云。然而，陶骏保没有想到，两天后他还是厄运难逃。1911年12月23日，陶与林走遏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力陈北伐之策，陈邀陶下午到沪军都督府后再议。当天下午，徐会见陈，密谈良久，迨陶抵沪军都督府，被预伏的军士枪杀。林因在旅馆中得到陶马车夫的报告慌忙逃走才幸免于难。陶被杀害，表面上罪魁祸首是陈其美，实质是徐、林矛盾激化的结果。徐绍桢借刀杀人，导致陶骏保冤惨而死。当时上海工部局的外国情报人员从搜集到的情报分析，认为这似乎是一场残酷的谋杀案。陶不死于疆场竟死于同志之手，是陈其美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大错事。而其兄陶逊写《为胞弟璞青辨冤质问沪军都督陈英士书》逐条批驳了当时公布的陶骏保“罪状”，令陈其美无言以对。但陈不失为有勇气的革命家，承认“追悔末由”并为其申请昭雪，浦口讲武学堂监督刘成与省议会议员殷宗渠等29人，公电大总统，请为陶骏保昭雪，参众两院议员王立廷等22人，亦呈请为陶昭雪，后袁世凯下令国务院总理熊希龄“应准此照陆军中将阵亡例给恤，并于有功地方，建立专祠……”[5]至此，这桩革命党人残杀革命党人的冤案，竟然由袁世凯画上句号。后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主谋就是袁世凯，林述庆对此十分激愤，当众拍案为宋鸣不平，表示要回江南召旧部反袁。事为袁所闻，遂命其心腹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于4月8日在将校俱乐部宴请林述庆，林宴罢回家觉畏寒，次日加剧，至山本医院医治，15日深夜在该院去世。林死时七窍流血，浑身皆黑，明显系中毒身亡，时年仅三十有二。在追悼大会上，黄兴书挽联曰：“风雨无情，落花满地惊春梦；江山如故，何日重生此霸才。”[6]表达了革命党人对烈士的崇敬缅怀之情。
第4篇: 辛亥革命党课讲稿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继承革命遗志，告慰先烈忠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他们不畏强权，殊死奋战，终于推翻了清王朝260多年的专制统治，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和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今天，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纪念日。作为新时期的中学生，我们应该倡导辛亥革命先烈的敢为天下先、敢为民生洒热血的精神，将首义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贡献于国家建设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周末或是放假到辛亥革命纪念馆等地去参观游览，切身体会革命烈士的不朽功绩和爱国精神。积极向家人和朋友宣传，让周围的人能与我们一起感受革命精神。我们还要追随辛亥革命先驱者的步伐，继续前行，努力学习，为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只在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抑或干脆崇洋媚外，“哈韩”，“哈日”，忘记历史，忘记过去，又怎么对得起先烈的热血和忠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它也召唤着一辈又一辈的中国人为民主共和的目标而奋斗！同学们也应该谨记这句话，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不断为之奋斗。时间让辛亥革命成为了不朽的历史，多少的忠魂埋骨中华这块火热的大地上。江水浩荡，青山矗立，承前启后，扬帆激行，在前辈伟大革命精神鼓舞与指引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将为祖国的统一富强而更加努力拼搏，奋斗不懈！时代在召唤，征途上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怎能踌躇不行？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就要继承起辛亥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将对祖国的这份责任扛在自己肩上，发挥自身的优点和长处，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繁荣，更昌盛！